2.3.2 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国内研究

林荣日（2000）试图将丹尼森系数的方法同苏联学者们的方法结合起来。他首先根据固定资本存量增长、人力资本存量增长以及其他因素的产出弹性系数，计算出末年和基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归因于教育的理论贡献值及其余量。他假定归因于教育的理论贡献值是由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加上以3/5调整的其他因素的贡献而获得的。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得到归因于教育的实际贡献量及末年与基年的余值。而归因于教育的实际贡献余值，除以末年与基年GDP相比的增量就是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林荣日测算的1982—1995年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为10.6%。

除他之外，还有不少中国学者也在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李洪天（2002）提出了改进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计量模型的设想。安雪慧（2002）研究了各级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她认为教育能够促进劳动力质量的上升。在采用劳动增广型的CD生产函数Y=AK a（EL）β（E表示受教育程度，EL表示有效劳动力）后，她直接给出了各级教育有效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然而事实上，她在考察某层次教育贡献时，忽略了其他层次教育的贡献。

曲桢森（1985）提出“总课时数简化法”，得到各教育层次劳动者一生的工作总小时数，进一步演算得到平均劳动简化系数。他的计算结果是1952—1978年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7%。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假定接受同样时间的各级教育的效果完全一样，结果有可能存在较大误差。靳希斌根据马克思关于少量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简单劳动的理论，则证实中国1952—1978年教育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20.9%。与其分析较为相似的是熊俊顺（1999），他将国民收入认定为社会从业人员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乘积，教育通过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来增加一国国民收入，他的研究表明1985—1995年我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30.7%。

不少学者近年来也运用菲德模型研究中国以及某省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蔡增正（1999）开创性地将国际贸易研究中常用的菲德模型引用到教育研究中来，给予后来学者很大的启发。菲德模型的考察点是将教育部门视为一个产业后，对其他部门所存在的外溢效应以及部门间的效率差异共同决定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袁国敏（1999）在他的研究中表明，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教育投入每增加1元能带来GDP 8.1元的增加。而王文博和刘生元（2001）通过计算分析发现，1990—1999年我国教育投入每增加1元能带来GDP 6.85元的增加。周英章、孙崎岖（1999）则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法得出我国教育每增加1%投入能促进经济增长0.976%。虽然各学者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结果相去甚远，其中有可能是由于计算区间、计算数据的代理、计算方法等差异造成，但经济学者们的努力成果使得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研究向前迈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