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教育与经济增长

2.3.1 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国际研究

人力资本理论在美国经济学界得到许多人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专门研究人力资本以及教育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成果。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60,1990）为了研究和估计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修补和深化了舒尔茨的观点，他把讨论的重心从正式学校教育转移到在职培训。贝克尔以家庭为基础，以时间价值提高和对子女质量需求为核心，运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均衡模型，通过比较私人投资教育的成本与收入以及区分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和私人回报率的问题，对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考察。他认为私人教育回报率远高于其他项目的回报率，而社会回报率则与其他投资回报率相似。

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1962）等人则把研究的角度集中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的关系方面，他主要研究教育政策、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使用了大量的计量模型，试图从历史统计分析中度量增长的各种因素。丹尼森首先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区分了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通过对1948年美国实际年增长率的计算，比较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总量贡献率，其中，教育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计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他把教育程度提高归入人力资本增加的范围，把教育水平提高看做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1/5应归功于教育。

以科斯塔年为代表的俄罗斯教育学家们提出的一些方法与爱德华·丹尼森等有着类似之处，也得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关于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NP模型和LU模型。虽然两个模型均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它们对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相应地，两个模型隐含的政策建议也是不同的。NP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增量从两个途径促进经济增长：①直接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也就是拓展了社会的生产可行性边界；②间接地提高劳动者素质以促进技术传播，也称为技术扩散效应。而LU模型则将人力资本存量作为一种独立的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认为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来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存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虽然人力资本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已成为常识，但是就相关实证研究而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未得到实证结论的一致确认。一方面，一些有着广泛影响的论文（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和亨利·斯皮格尔（Henry Spiegel）,1994；普利彻特（Pritchett），2001）在利用LU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存量是无关的。这和基于微观数据的Mincer方程的估计结果相悖；另外，塞拉·本哈比和亨利·斯皮格尔（1994,2003）又利用NP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是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的，因此，塞拉·本哈比、亨利·斯皮格尔和普利彻特均认为LU模型存在设定谬误。但是，一些学者（坦普（Temple）,1999,2001；克鲁格（Krueger）和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2001）随后证明了塞拉·本哈比和亨利·斯皮格尔（1994）以及普利彻特（2001）的估计结果是不稳定的，由于包括了一些非代表性的样本点以及对人力资本存量估计方法存在错误，导致人力资本存量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格里高利·曼昆等，1992；吉麦尔（Gemmell）,1996；坦普，1999；巴撒尼（Bassanini）和斯科皮塔（Scarpetta），2001）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检验LU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程度不同。埃里克·林达尔（2001）对上述文献做了出色的综述，并指出上述实证结果上的差异大致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②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的关系；③人力资本的间接效应。通过对人力资本度量方法进行修正，可以使人力资本在宏观和微观上的作用趋于一致。

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一部分文献（塞拉·本哈比和亨利·斯皮格尔，1994；罗伯特·巴罗，1995,1997）对NP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增量对经济增长中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罗伯特·巴罗（1995）在估计NP模型的同时还估计了LU模型，但是结果显示LU模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是不显著的，因此，他们认为NP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恩格布雷彻（Engelbrecht,1997,2003）分别检验了NP模型和LU模型是否适用于OECD国家的数据，结果发现NP模型和LU模型均适用于OECD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