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肾

吴正

上

沈局长从她依靠着的长沙发上惊醒时，是伴随着一个短促而剧烈的痉挛动作的，墙上的时钟正指着中午的十二点刚过五分。沪生呢？沪生他就这样走了吗？就像经她手批勾了红笔的那些人名所代表的一具具的肉体一样？她觉得一阵眩晕，接着便是左下腹的一种凝块式的疼痛，她知道：这是肾的部位。

她迷惘如梦的目光突然聚焦在了那条从房间中央天花的四翼吊扇上悬挂下来的蜘蛛网线上，一只年青瘦弱的蜘蛛正沿丝而下。沈局长踉跄着奔过去，将蜘蛛一把握在空心了的手掌中，然后张开。奇怪的是：蜘蛛竟然依在她的手掌中央，不动了。

是他！一定是他！他回来看他的母亲来了——她奇怪，她居然会产生如此联想。

从偌大的局长室的大玻璃窗望出去，是一幅典型的上海深秋的景象：几棵还未掉净黄叶的梧桐树兀立在院子中，有麻雀“叽叽”叫着，在树枝上落下，又起飞。对面一排红砖墙拱形廊的法式老洋房现在正充当“上海市第Ⅹ看守所”，铁栅将昔日洋房的居室厅房间隔成了一小间一小间的结构坚固的牢房，佩戴武装带与手枪的警察不时在走廊中来来回回地走动，一条“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的横幅被凌厉的西北风吹得“啪啪”作响，再之外，便是她工作单位的进口处的门拱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竖牌不分白天黑夜春秋寒暑地站立在那里，曰：上海市ⅩⅩ区公检法革命委员会。

至于铁栅之后的面孔以及表情，她是从没去注意或想像过的。从她局长坐的那张老式柚木转背椅望出去，偶然也能见到冬日阳光里的苍白的面孔或手臂之类一闪而过的镜头，但她厌恶见到这些东西，她对佩枪者们有一种先天性的亲近感，她下意识地把这比喻成是两只拳头间的搏击，她与佩枪者是属同一只，而那些铁栅之后的人们代表另一只。

只是这种感觉在沪生也沦落到被关进铁栅之后去了后，在发生着本能的悄悄的变化。她开始对那些神情铅重的手枪佩戴者们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来，她恐惧总有一天，有一颗致命的子弹会从他们之中某一个佩戴的手枪的枪膛中飞出，去射中那颗自幼就被她抚摸惯了的头颅——她不敢往下想下去，她突然极想从局长室飞跑出去，去取了一串门匙来，打开那些铁栅中的某一扇。她要问他们之中的随便那个谁：你们究竟在想些什么？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你们，你们也有母亲吗？

但她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这是她在沪生事件发生前一直保持着的良好的职业习惯：冷静如冰，坚定如铁。这种职业惯性至今还在发挥着余力。她走到窗前，拉上了厚厚的丝绒帘，她宁愿室内光线暗一些，她也不愿再见到窗外的那些景象了。她扭亮了湖绿罩的双头工作灯，黄光强烈地投射在那些红头文件上，机密与绝密的字样东倒西歪地互相重叠，粗黑沉重的铅印字体在她眼前跳跃，每一页纸件的字里行间都隐藏着——杀机！她如此想，并感到了一种被镇定强压住了的恐怖。

她在一张离台灯光源较远的，打着黄铜泡钉的皮质三人沙发上坐下来，靠沙发边而摆放是一张柚木茶几，之上，半杯早已冰冷了的浓茶被她随手取来喝了一口。

一股清醒灌入胸中，她怔怔的两眼望着对面的那幅被石灰水刷白了的墙壁：一幅上海市街道的详细挂图以及一盘日历恰好撕下到今天这一日：1968年11月7日。之上一条鲜红的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五十一年之前的彼得堡，天气可要比现在冷得多了，但就在这滴水成冰的城市和季节里，在那一晚，阿芙乐巡洋舰向着东宫的一声炮响，便有了苏联，有了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有了老贺十四岁参加革命，有了她十七岁的“马背女英雄”的称号，有了草鞋和灰布军装跨进大上海，有了她俩第一次在南京路的一家照相馆拍摄的双人照，她剪着短发，他戴了顶别着五角星的园顶军帽，她俩都穿着一套带有部队番号的戎装，于是——便有了沪生。

“沪生，你又去哪里啊？——”她记得她大声唤叫他的时间是在今年的盛夏。她俯瞰在二楼阳台的栏杆上，几乎上半个身子都倾斜了出去。楼下花园里的树冠丛中一片热闹的蝉声，年近四十的她仍是相当有风韵，假如平日里她不被她的那套宽大的兰卡其工作上装所完全覆盖了体态曲线的话。该凹的地方凹，该凸的地方凸，一件紧身的体恤衫将她身段的实情透露了出来。而她中年的不施任何粉脂的脸蛋上仍有一种肤质光滑柔嫩的诱惑。

她见到几条白衬衫的猴瘦身影从她家后门的树丛间一闪，便消失了。不知怎么地，她最近一直在为沪生，应该说是为沪生交伴的那伙人，担心。

上海东区这一带的英、法、日式洋房在他们进城之时，十有六七已人去楼空，即使没走的也被陆续迫迁了。军管会的封条一贴，之后便是他们那些人的搬进与入住。司令家住楼上，政委家住楼下，在那时是很普通的事。孩子们从小于是便都玩在了一块儿。有一次，哭了鼻子的沪生突然来到厨房里拉住了她的衣角：“爸爸的官为什么当得那么小——不象海魂他爸？”

她鄂然。“……官大官小不一样是为人民服务，你们的老师难道没这样说过吗？”

但他哭，哭得很冤屈。他说，他受不了他们老那样来嘲笑他，他赢了棋，对方就一定赖帐，还伸出一个小指头来，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说，你算了吧，一个小处长的儿子，就甭来瞎充老大了，行不？

她将沪生的头——就是那颗现刻已被子弹洞穿了的——头，拥入胸前，轻轻地抚摸了又抚摸。那是童年时代的他，伏在她胸前，身高还不到她的肋腋处。她感到一阵难过，歉疚和一种小小的愤怒。

他最瞧不惯住在她家对花园的那个海军司令的儿子了，趾高气扬，跋扈飞扬。到了青春发育期更是长了一脸带脓头的粉刺，遇到漂亮一点的女孩子打对面走来，就会发出“口歐！——口歐！——”的挑逗声，吓得人家赶紧钻弄择道地避开。一直到他的老子那年因“反林（彪）事件”被隔离，之后又从隔离室中逃跑出来投了井，他的气焰才收敛了些。

与这种人打交道，沪生自然不会是对手。他从本质上就有一种老贺的耿直和侠骨，这点知子也莫若母了。

其实，她嫁给老贺也就是在那么一刻钟的时间内，一句互道心思的对白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决没有丁点儿像现代男女间的那种连续剧的剧情。只是他们俩都觉得，而且组织上也认为，大家都到了该成个家，有个革命后代的年龄了，否则老一代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又靠谁来接班？

老贺说，沈菊如同志，就请你嫁给我吧，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而在今后的岁月里，相信我会尽我的一切来待好你的。她点头，仅用眼神来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意愿。她觉得她的表态得体，从内容到形式都合符一种标准。她没过线——她一生从没过线，即使在老贺被捕之后，即使在沪生被枪决了之后。甚至在很久很久之后，那时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她孤独地生活，以她少得可怜的离休工资，她都生活得心安理得。她从来没有，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过线。

她觉得问心无愧，她这一生人都对得起……对得起谁？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她对一切空洞肉麻的言辞都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抵触，哪怕只是自言自语，她也只愿意说，她至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种对得起的最重要的考验一环便是那次有关她终生幸福的默默的点头。当时，她并不是不觉得有某种内容是被强压在心底的。这是个女人的本能，而爱情，尤其是当它突然来到时的心理与生理迸发力毕竟是巨大的，但她自豪自己闯过了这一关。

相爱，这是在婚后的事了。真正的感情从那以后开始培养。

至少，她敬重他。他大她十多岁，但他却有令她仰视的资格，觉悟以及绝对无私的工作责任性和决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革命大度和大节。市里将组织部人事处长这个职位让他去担当时，市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老贺啊，大官尽让别人去抢着当吧，组织上将这个重要的部门交给你去把关，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哪。他默默地点头出一种坚定——就如她对他求婚时的表态。她嫁给了他，而他嫁给了党。

这可能是市委书记没说出的一句潜台词：这个职位重要但也最易得罪人。66年底老贺被隔离的最大罪状便是“整黑材料”，他被定性为刘少奇司令部里的“黑线人物”，否则，他怎么会这么多年以来就储心积虑地去整某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人的材料？

她被获准去探望老贺。他用双手抱住了自己的那颗脑袋，（从前，她没见到过他会有这种举动），我哪会反对毛主席呢？最令他感到痛苦的无非就是这一条罪状。整理材料就是我的工作，任何人的材料我都要整理，整理不为了什么，整理是为了让组织上过目，为了党组织能对自己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彻底的了解。而他，只不过不想知道也不得不知道，不想读到而不得不读到这些材料的第一个人罢了。她让他再想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说，都想了快半年了。她说，那你我都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党——她还能说些什么？

当然，几十年后的今天，她才真相大白，原来将她提前解放出来，三结合进革委会班子的本身就是对她俩夫妻关系的一种离间，一种表现造反派气度的手法。他们要往死里打的是老贺，老贺才是他们的心病。

她成了他们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沪生呢？沪生是另一颗。他们让她上了一条光明之船，而让沪生下地狱，无非都是为了同一目的——她不肯朝这条思路上作回想，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当她银发飘飘地站在虹口公园的碧湖畔依栏眺望时，每触到这个思点，都有一回錐心的痛。接着，接着那种疼痛感便会下移向那个小腹左上方的敏感部位。她不知道，这是一种幻觉呢还是真实的，反正有时她竟然也会痛苦得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且眼前会依依稀稀出一些画面来，这是一种不同场景间的无意识也无次序的剪裁，跨度了时代和空间，也跨度了那条疑幻疑真的界限。

她赶紧离开原站地，她要找寻一些思路分流的目标。

“沈大姐，怎么整个早晨都不见你啊，来，来与我们大家合唱一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少了你的女中音，老年合唱团的音色效果要差不少……”

“老沈，还是到我们的越剧唱班来吧，今天难得老梁当乐师，他到处找你……”。

“沈局长，”她觉得浑身上下都起了一阵轻微的震荡，这个称谓如今已很少有人使用了，“到鲁迅墓前的广场上来跳一圈，三步舞姿数你跳得这最潇洒……”

“沈菊如同志”，一个将银发梳得溜滑的老者在公园的一条幽径上等着她。他藏青呢的中山装略显褪色，但却熨的一丝不苟。他彬彬有礼地站在小径的一边，侧歪着头，平静地唤叫了她一声，等待她的反应。

“嗯……”但她慌乱地躲避开去，不知为了什么，可能，她又想起了老贺。她爱他，即使在过了这么些年头之后。

她爱他，她知道他从来就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对她的呵护表达在一种相对形变了的自我严律和自我要求中。但他却为她偷偷地安排好某种机遇，舒适与安定，而让自己承受远比她大出多少倍的工作与人事压力，任劳任怨，且凡事绝不形之于色。

她看得懂这一切，从一个女人的角度，也从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革命者的角度。她与他的爱情成份中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组织观念。唉，我们这一代人啊，这一代人！过了这么多年后，她常会如此无缘无故地大声向自己发出诸如此类的感慨来。

她从露台回到室内来，就在这个星期日的早上，她难得不用上班，窗外的蝉声仍然鼓噪非常。

这是一间十分宽敞的二楼正间，雕刻着的天花线与考究的柚木护墙板显示着它昔日主人的气派与财富。盥洗室是与房间相通的，三件套的彩色进口洁具，六角形马赛克拼花地台以及雪白光亮的瓷墙砖中间还镶有一条乌黑的瓷砖环带。她走进盥洗室，用已经习惯了的军人的速度完成了一个女人全部的梳洗程序。但她重新从盥洗间中出来时，她已一半恢复了平时的她：剪得平整的齐耳短发被几枝黑烘漆的发夹叉向后去。

她站在洗手间的门口朝房内扫了一眼，感到了一种轻度的陌生感。如此装潢的一间屋内却配合有一套军管会统一发配的家具，包括：一张木桌，四条木凳，一方连油漆都没油一层的粗木写字台带一张硬靠背的椅子以及一张硬木条双人床，上面褥着几条草灰色的军用毯。每件家具上都横刷有一行墨迹：军字——0016或军字——0030，诸如此类。

一个来自革命阵营，一个来自反革命阵营，就如此混合地，不协调地呈现出她的眼前。就像她每天都要骑脚踏车上班去的那一幢洋房之中的那一间房间：由某个革命的敌人留下的那一切的陈设与家具之中，每天，她从事着为着巩固革命政权的残酷的肃反工作。

一个当公安局长的女人，是的，有时，她觉得自己也太不像个女人了。

但她说服自己说：女人也是人，凡人就得有信仰。那时节，偶然往硬板木床上那么一靠，在那片房间装饰的氛围中，上海少奶奶们的那些绵绵的时光与追求也会有霎刻间的复活。而女性的天生温柔也会自然而然地垫褥到那层硬梆梆的木板床之间去，期待着一种模糊的什么。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在一霎之间的情绪的潮伏，就如宗教上的那些执着和奉献者，欲有过无数次的抬头，但终也被无数次地压抑和打击了下去。初入大上海，她也曾暗暗羡慕过她们：动人的身段，莲白的肤质，飘逸的体香，但当她明白到此类追求对她将是永远也不可能时，她只能在工作上发狠劲。她的羡慕和追求形变了，形变成了厌恶和憎恨。那些太多的案件，太多的残酷，太多的你死我活，太多的阶级斗争，令她再度非女人化起来，这是老贺教导她的，这是党教导她的，这是组织教导她的，也是她自己觉悟到的。

但有一样是天生的，且绝难压制，那便是：母性。

身的，她就是在这张硬梆梆的板床上怀上了沪生的。那在十八年前的事了。是他们之间的一些什么才有了沪生，这个革命的后代？当然是那种在各种文艺书籍上称作为“爱情”的东西啦，还有那一连串的动作。她觉得它们像梦，干过了，也就干过了，她说不清也想不清那些床第间的细节。除了生育后代来接革命之班外，她总不能将这些细节重叠细节的一幕幕场景归档属案，或与某个崇高的革命理念挂上钩，对上号。她也不知道阶级觉悟要比她高出好几成的老贺是怎么想的？她从不，他也从不，谈及这类话题，这是他们间谈话的禁区。

但她，却因此拥有了做母亲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一个当母亲的强大的快乐，满足和幸福感。她理解：原来一个从来没有过当母亲经历的女人是枉过了一生的女人。

那一时，那一刻，沪生还没有出事。也就是说：当她在那个星期日的早上将头靠在硬梆梆的床板上，作一些没有连贯意义的沉思之时，她还有机会救到他，从而改变他们全家的命运轨迹。

但出事，就是在那个星期日的夕阳辉煌的黄昏。这是她的一位老同事，另一个小区的公安分局的梁局长打来的电话：“你赶快来一趟吧，事情还不小呢。”

她突然感到一种沉甸甸的疼痛感开始在她左肾的那个部位酝酿、凝聚、膨胀。

她再一次慢慢的张开了自己紧握着的那只空心拳。在幽暗的光线条件下，她见到那只青年的蜘蛛依然静卧在她的掌心中，纹丝不动。她缓缓地站立起身来，从那张打着黄铜泡钉的三人座的皮质沙发上离开，行为飘忽得像个梦游者。她蹑步经过茶几，经过痰盂，经过了一盘高低错落着一座马口帖的暖水壶和若干只白玻璃杯的茶具盘的边上，她的动作寂静无声得似乎生怕会惊醒了一颗谁的正安眠着的灵魂。然后，她来到了她的那张腰圆形的柚木大写字台旁，在那里，她曾十多年如一日地审批过无数份对于某一个个人或家庭意味着霹雳晴天的惨剧性的文件！

她轻轻地打开了一只光洁雪白的瓷器烟灰盅，将她手掌中的蜘蛛放入其中。这是在她整条记忆长廊中似乎从未发生过的事，但这一次发生了：泪，从她的脸颊上滚下来，先暖后凉，最后吹挂成了一滴冰冷、掉在了她的手背上。

冰冷，如枪筒的质感啊。

她，一个女人的生命与枪筒联系在一起是从四明山的游击生涯开始的。她曾抚摸着冰冷的枪筒，将它贴在自己少女的脸蛋上，有一种难言的亲切感。因为，杀敌救穷人解放全中国就靠这么一枝乌洞洞的家伙，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然而，尽管她的枪法很优秀，但她却没有亲手用枪来杀过什么人，除了有一次。

那是在1947年底的浙东根据地的保卫反击战中。她记得，当时她刚从树林子里突围出来，骑在马背上。就这么一个握着驳壳枪的回身动作，一梭子弹便挥手飞扬了出去，一个国民党士兵应声仰面倒下，当时他正提着卡宾枪徒步追赶上来。她出其本人所料地勒住了马缰绳，冒着极大的危险跳了下来。她只想望一望被她射倒的那个士兵的面容。他，只不过二十来岁，单凤眼，长长的鼻颈，苍白深凹的面颊仍在痛苦地抽搐。

从此，这幅生死之间的人生画面便深深地蚀刻在了她的忆版上，无论岁月多么长久地流逝，都不能将它抹去或者淡化。

后来，她才知道：原来这些国民党的士兵也都是无辜的，他们的大都数都是被强拉来的壮丁。他们也都是出身贫苦，就像她和老贺，甚至还是所谓“苦大仇深”的那一类。土改那会儿，她是土改工作队的队副，负责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之后将那一个个被绑赴刑场并执行枪决的人的监刑工作。每次，当她看见那些青壮年的贫协会员都斗志昂扬地扛着三八大盖，押着犯人去刑场时，她都忍不住地会记起那张苍白抽搐的脸来。同一种人，怎么一个成了她的同志，一个又成了她的敌人？

不过，见人仰面倒下的动作仅此一回，那些被枪决的人都一律是黑棉袄，被捆成五花大绑的模样，面朝荒野直挺挺地跪下的。然后，随着一声枪响与一缕青烟，便立即额头朝前倒下了。

再以后，再以后她就来到了大上海，座进了那幢红砖砌成的洋房的那间局长室里。不需要再亲临行刑现场，而只担任圈划被行刑者的名字的任务，而枪杆子以及政权，就这样地与她的生命结合成了一块岩石般的，不可分离的整体。

一直到1968年十一月七日，也就是与电影《列宁在1918》所描述的那个时代与场景相隔了50年之后，那杆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杆子瞄准的对象竟然是她的爱子——有什么出了差错吗？不，这是千准万确的事实！

又一阵左肾部位上的疼痛开始涨潮，她用手抚压住那个身体部位，靠在沙发上。一些影影绰绰的人影在她眼前浮现了，这都是些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朦朦胧胧，迷迷糊糊，而在深度麻醉中的她，很快，便失去了知觉。

当她醒来时，她已躺在华东医院干部病房的一间宽敞明亮的单人室里了，她不知道他们是否替她割去了，还是给她重新装上了一个新肾？或者两者都有，这只是个手术过程而已。老首长，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都前来看望她，他们给她送来了鲜花和祝辞。而她呢，真也没有辜负这些鲜花和祝辞，她的健康和体力都恢复得很快。大家都说，这下可好了，你在战争艰苦年代犯下的顽疾终于给根治了，今后像生产沪生时的那种险象环生的情景永远也不会再发生了——你真该感谢党和组织上对你的关怀啊。

她怀着热泪表示感激，这始终是她灵魂深处的那个最易被打动的情节。但无论如何，她都感到有些不自然：一件异物植入了她的体内。她体内的那只肾究竟源于何处？没人向她提及，她也从不去问人，但凭着她的职业敏感，她大概也能猜出个几分。这种深埋于心底的猜测未必是件好事。她被治好了一个肾病，但她却重添了一个心病。尤其是当她每次将毛笔蘸着朱砂水圈定下那些名字时，添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心跳、口渴甚至轻度的恶心，而这，在之前的她的身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这种生理反应在沪生出事之后更显突出，且逐渐地凝固成了一种在那个手术部位上的迟迟不肯散去的沉痛感。她去见了医生，医生说，一切都很好，很正常麽，这是精神因素——放松点，放松点就没事了。

这种痛感的首次产生就是在她接到了那只电话后。

她往盥洗室去胡乱地取了件外衣来换上就奔下了楼去。黄昏花园里的蝉声叫得更欢了，一抹金色的夕辉正在消散。她匆匆地穿过花园里仍蒸腾着暑气的草地，走进了一条后巷，她平时每天上班用的自行车就停放在那儿。

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黄昏，后巷之中趁早出来纳凉的弄堂居民已提前将竹榻与板凳霸占好了最佳方位。

“沈阿姨，好……”

“老沈，这么晚了，还上哪儿啊？”

“沈局长……”

“沈……”

她径直往前走去，连左右之间的一个回头的动作也不曾作出过。她的目标是停车棚里的那辆26寸的凤凰牌女轻便自行车。然而，当她将手掌习惯地按在了车垫上，用脚踢启了支撑架推出车来时，她感到自己软弱到了几乎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她的心中充满了一种麻乱的预感，这于老贺被带走时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当时，他们之间只是用眼神坚定地互视了一眼：相信组织，一切都会还以清白。

但事情，远比她预感的更糟。

梁局长，那个与她交情甚笃，以前在游击队营地，总是与她配合以胡琴以及越剧唱腔的，素以乐天派著称的她的老战友老搭档，这次也神情凝重地告诉她说：“怕不好办哪，死了人啦！”

她匆匆地看了一遍口录。凶器是从脑壳顶盖上击下去的，当时，两派人马正在上海东区的一个蔬菜集市场“开片”（打群架），海魂是这派的头，对方一派的头头，也就是那个最终的被害人，是一个出身资产的“狗崽子”。

“能不能就在他的出身问题上做做文章？”老梁用眼神试探着地望着她，他一向知道他的这位老战友是个遇事镇定，又极具点子生产能力的人。“是海魂叫了几个人按住了他的手脚，而沪生则用了一把钳工锤往他的头上砸了下去……”

她脸色铁青，一只手紧紧按抚在左肾位上，一只手则向梁局长摊伸了出来：“拘留所的钥匙呢？我想直接见见沪生。”

沪生见到母亲的动作是一头扑进她的怀里——就像他儿时受了委屈一样。“是海魂他叫我砸的，我不肯，但他说：砸！这种狗崽子我们不收拾他，谁来收拾他？再说，你妈现在是三结合进了领导班子的公安局长，不用怕，砸！——”

沈菊如推开了儿子埋在她胸前的头颅：“于是，你就砸了？”

“嗯……”他从没见到母亲的脸色有如此凝重过，17岁了，在母亲面前，他从来就是个任性的小孩，这下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但已经迟了。

她慢吞吞地站起来，她要回去了。“哪我呢？”沪生苍白着脸望着他妈，从他有记忆以来，对他最慈爱最百般迁就的就是他的母亲。但她，摇了摇头。

她同梁局长一块儿走出拘留所的门口，一个武装带佩束得干净利落的军警一个立正动作向他俩敬礼。她左手按住肾位匆匆走过，连还礼，这种最起码的军队礼节动作她都忽视了。她的双眼紧紧盯住的是那个军警腰际间挂着的那把佩枪，有一截被摸得光滑阴亮的枪柄露在枪套之外。第一次，她感到一种由枪而引起的恐怖，在这盛夏的闷热的傍晚，一阵寒栗从她的脊梁骨的底部升起。

就此一次，沪生没想到，甚至连她也没想到，竟成了他们母子俩诀别的一面，待她下一次再见他，他已化成了那只从吊扇上垂挂而下的年青瘦弱的蜘蛛了。

发现蜘蛛已趴在烟灰盅中央不动了那是沈局长从长沙发上惊醒那天之后又一个星期的事了。但她仍不舍得将它扔掉，她每天丧魂落魄地来上班，丧魂落魄地打开了瓷烟盅，丧魂落魄地凝视着日愈形骸骨散的蜘蛛，沉默。一个月过去了，她不舍得丢，二个月过去了，她仍不舍得。其间也常有蚂蚁爬进去当场食用并企图搬运尸骸的事件，但都被她一一掐死了。第三个月来到的时候，当死尸只剩下若干细细的肢爪时，她将它们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带回了家去。

她煞有其事地在她花园的一角，正对着她阳台的位置刨挖了个洞穴将它们埋下，她觉得只有如此做了，她魂不守舍的精神才有了个聚焦点，她才开始逐步恢复了能在名单上圈圈划划的那种力量和勇气。

春天到来的时候，就在她埋下蜘蛛尸骨的位置竟然生长出了一棵石榴树苗来——她问过所有的住客，都说，没人，也没听说过有人，去栽种过。

她欣喜若狂，尽管那时的老贺已在阴湿的地下隔离室里被打断了一条腿，且患有严重的肝炎复发症。为他担心的同时，她仍每天不忘为石榴树苗浇水、锄土、施肥和捉虫。树苗很快就长高长大了，当树杆成长碗口一般粗，每年一到五月就会结蕾，开花和炸开一只只艳果，那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事了。那时她早已离休，头发花白了的她仍然住在那间带盥洗室的二楼，孑然一身，仍是与那些带“军字”编号的家具为伴。她平时的癖好就是坐在二楼的阳台上，与那棵石榴树面面相对。

这是他们母子间的相会与对话。

每天，石榴树只要一见到她，便会在空中摇枝摆叶地朝她问候，向她撒娇，又仿佛在向她说：“我后悔哪，妈！”忽尔，又像在抱怨：“您怎么这么狠心，连看都不来看我一眼，就让我走了呢？妈呀，妈！——”

泪花涌入了她的眼眶里，不是妈不想来再看多你一眼，孩子，假如妈来再见你一次，只是互相更心碎啊。妈是尽了力的，但妈救不了你，相信我，孩子。

别责怪妈了，孩子，为了你，妈付出的是终生孤独的代价！是我错了吗，孩子？错了，但我又究竟错在了哪里呢？或者不应从小培养你的一种仇恨心态？又或者，在四明山那会儿，我就注定会错一世？

你从小就可爱，每天，妈只要一闭上眼就会见到那付你孩童时的模样。胖嘟嘟的，像个面粉捏出来的娃儿。其实，你爸他也喜欢你，你知道吗？只要见到你，他从来严肃，思虑的脸上就会绽放出连他自己也控制不了的笑容来。你爸，你爸他是个好人哪！但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又如何能保护的了你？反正，你们现一刻是父子团聚，一切你可以自己去问他：为什么他会这样那样？为什么他愿这样那样？为什么他的结果于是变成了那样这样？然而，你们却把我单个儿地留在这世间，与你们阴阳相隔啊！

那天，你从松江的寄宿学校回来——妈怎么也忘不了这一幕——束着阔皮带，著者军装，还戴着什么兵团的袖章。你满脸杀气腾腾，说起话来嗓门很大。你又挥舞拳头，又咬牙切齿。想起那会儿，妈就后悔——后悔哪，后悔！怎么搞的？怎么妈就没制止你用皮带去抽打那些无辜的所谓“阶级敌人”？你知道吗？你明白吗？这便是导致你最终用鎯头劈下那后悔莫及一砸的祸根啊。嗨，这是报应哪，报应！

我们这家人，你，你爸和我，无缘无故地仇恨人仇恨了一辈子，但结果呢？——仇恨的种子长不出好果子啊。从枪杆子里长出来的再被枪杆子消灭掉，妈现在懂了，但妈的头发全熬白了呀！

妈老了，妈与硬与软的枪杆子打了一世交道，妈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妈居然也能读懂一些中国的古书，古圣古贤的话其实从来就存在与书中，那时从来也不读，即使读了也拒绝去理解。然而，年龄与孤独能让你生长出一种智慧来。孩子，你毕竟也长大了，只是化为了一棵树而已，一棵每年都要用炸开的果实来重复着一只血淋淋故事的树！

其实，长成一棵树又有什么不好？至少要比我每年都去龙华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处拜祭一下的你爸的那一盒冰冷而坚硬的大理石要强的多，每回他都目光恒一地望着我，这是他在阐述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理论时的惯常的目光。他克己了一生，他忘我了一生，他奉献了一生，他也傻了一生，他的所有遗产除了一个终生的问号外，就只剩下一只绣着荷花的针线包。这是当年监狱方面通知我说他已在隔离审查室里“畏罪自杀”后，我在他已经僵直了的尸体边找到的唯一一件他摆放整齐的物件。其余的东西，他不是撕了、毁了、就是嚼烂了吞到了肚子里去了一一包括那些已写下了的和还没有写下的秘密。

只有我明白你父亲的心思，这是一笔他惦挂了一生的人生债。他没能亲自去完成，但他希望我能代他去完成。于是——于是，他便留下了这只荷包。现在，它与装有你父亲骨灰的硬盒并排放在那只架子上，一硬一软，每次见到它们都会让我生长几许头绪来——茫茫的人海，苍苍的历史，你让我何处去找啊，老贺？

硬的枪杆子与软的人性就这样统一在生前的他的——不，还有你的，我的——身上。我们，就这样地活成了一代人，一家人和一种人。

当然，世道大变那是在你们却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再过了的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让我这个头发已花白了的老婆子来惊异来思悟来独个儿地面对。你现在还可以在风中那么自由自在地摇摆，孩子，但他呢？总是那么沉默，冰冷地凝成一种永恒！这便是我们这一家子啊！彼此的血管中流动着彼此的血液，彼此的灵魂中渗透着彼此的思想，彼此的骨肉中隐含着彼此的成份，唯一除了我体内的那只肾，一件异体，一块外来物，闯进了我们这一片统一和谐的领地。这是一种暗示呢，还是一种注定？人在自己的体内可以拥有他人的一部分，不是出于友爱而是出于仇恨，不是出于捐献而是出于掠夺，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强迫！孩子，你呢？难道你就愿意将父母遗传给你的一部分身体也去与他人作一种非自愿的对流麽——喔，不行了，孩子，妈不能再与你面谈下去了，妈必须回到床上去躺下来，因为——因为妈的肾又在犯痛了……

当她接到那只盼望已久的关键性的电话时，她正在局长办公室的那张巨大的柚木写字台上伏案工作。

湖绿色的台灯打开着，照射在那些印有触目惊心的粗红字的文件上。那时的她已习惯将厚丝绒窗帘拉上，她害怕见到那条正对着她的写字台的大窗之外的拘留所的长廊以及长廊上来回走动的警察。即使在大白天，她都宁愿在幽暗的光线之中打开了台灯来工作。

沪生出事已经三个多月了。

从来不曾如此过，但这一次她照做了，而且颇有点肆无忌惮。她发现自己有点像在疯狂地找寻一件失物，什么党性，什么良心，什么顾虑，什么廉耻，什么组织观念和规定，她都顺手抓来又向身后仍去。她第一次感到了一种不可克服的巨大的焦虑和焦灼感以及一种奇特的，像被子弹从前胸射入时的后仰和从后背射入时的前扑的强大的合成力度。她不知道这种感受来自何处？反正，她从马背上射出的那一枪以及行刑者向犯人扣机的那一枪现在正在她感受的精神屏幕上叠合为一种综合能量，前后夹击地折磨着她那脆弱的母性。

当然，随便点一个什么人的名字，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沪生的命换回来。那年头，要送入阎王府的人的名单在她的手上长长地排成了一串。但这次又怎么相同呢？她一遍又一遍的审视着那些有血有肉的姓名，她也第一次恐怖地想喊叫出来：原来他们也都是一个个地有着一个叫沈如菊的母亲的沪生啊！

但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很快就查清了被害人的家庭背景：这个叫董嘉新的被害人是一个解放前做抽纱生意的资本家的小儿子。资本家本人解放前夕去了香港，上海的那幢住与山阴路祥德路口的偌大的洋房中就住着资本家的小老婆和被害人。

不是刻骨的阶级仇恨又是什么？不，话应该是这样说：除了刻骨的阶级仇恨，还能剩下什么？

于是，一份“张冠李戴”了的“反动日记”便进驻了被害人的清白的档案材料中。反正，对方人也已经死了，这是自始至终她用来自我安慰的一句心理潜台词。在当时，日记中的几句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怨言都可以被无限上纲为“恶毒攻击”，而“恶毒攻击”的最重处罚就是被枪决。这也就是说，就算沪生不把他砸死，他也得跪挺着地由子弹自背部洞穿而死。

但这，毕竟只是事件的牵强附会的一面。

另一个面呢？她必须去找海魂。她跑到那幢爬满了绿藤的房子跟前，第一回地，大声地，用她一个女公安局长亲自的声音高叫着海魂的名字。但，迟迟听不到声息。半响，二楼的一扇窗才掀开了一条缝隙，塞出半侧面孔来：“海魂不在家。”“海魂没回来。”“海魂去了外地。”——这一口山东口音的，是海魂她妈。

一两个星期过去了，始终没能找到海魂。后来，她才转周打听到了，原来海魂去了北京，之后又让他爹的老战友吸收进了部队。要找海魂已经不再可能，除非中央军委下达文件。再说，海魂他爹的隔离自杀案也已逐步演变成了连周总理也都要出面来关心和干涉一下的政治事件，为了一种关系上的平衡与交易，海魂与沪生便分叉为了两条绝然不同层面上的命运轨迹——当然，这故事的后半截都是在事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才添加上去的。

但在当时，她是既惘然又慌乱，既慌乱又恐惧，既恐惧又焦虑，既焦虑又无助，而就在这一刻，那只关键性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电话中的声音向她说，沈菊如同志吗？

噢，是的，首长，是我。她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抽身而起。刚在前几天的电视中还见到穿着军装，戴着帽徽的他在“九大”主席台的那一排的那个侧端起立鼓掌的镜头，现在竟然在电话之中与他通话了。

贺进同志还好吗？……什么？他出了点事？……好吧，我会去关心关心的。只不过，电话那端的声音沉吟了一会，这样吧，我会让秘书小汤来找你的。

电话要挂断的前一刻，她发现一个似乎不像是她自己的声音在向着电话筒说：首长，我个人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喔？

……是这样的，贺沪生，就是老贺与我的那个孩子，他……最近也出了点事，现在关押在第Ⅹ拘留所，我想……

是吗？对方的语气包含了一种明显是夸张了的惊讶。——也让汤秘书一并解决吧。

电话在挂断的一刻似乎有一些唐突。但她还是松下了一口气来，她发现自己将黑胶木的话筒按上机座上的手背有些颤抖。

第二天上午市局有会议要开，这是关于“十一”前加强力度严打一小撮的动员报告。中午，她连饭都来不及吃就骑车赶去了市委机关造反派的隔离室。这是个地下防空洞，潮湿，阴暗，终日不见阳光。老贺躺靠在一张军用帆布床上，床头边放着一张粗木的写字台。一叠报告纸在一盏15支光，终日长亮的灯光之下发出惨白色的反光。

他已不太能动弹了，心脏病，肝炎和风湿病把他折磨得消瘦而且有些迟钝。“老贺”，她在他的床边叽咔作响地坐下来，“沪生的事你知道了吗？他……”

但他却出乎意料地点了点头。

“你是怎么知道的？”她有些诧异。

“汤秘书上午来过。”

“你都说了些什么了？孩子重要——孩子的命重要哪！”

他望着她，无言。消瘦蜡黄的脸面之中唯那双深凹进去的眼睛仍然炯炯发亮。“命？我俩不都是提着自己的命出来革人家的命的？你的党性到哪儿去了？我们互相间的承诺到哪里去了？再说，汤秘书提的要求我做不到，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要求吗？——”

不，她不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要求，她只知道，她是个母亲，她有一个孩子，她与他曾是同一根脐带上剪断下来的两截生命啊！“老贺啊，你就开口求下人吧！……”

“求谁？怎么求？就算我求了，有用吗？”

她散了骨架一样地推车出来，骑在马路的中央。二十六路电车从她身后驶近，连售票员使劲地敲打着铁皮门要她让路的喊声她都听不到。

她推开局长室的门，发现汤秘书已在房间远端的三人长沙发的一侧坐着等候她了。

他笑嘻嘻地站起来与她握手。在这一霎间，她有过希望之光一闪而过的激动。

“别来无恙吗，沈局长？首长让我传达他对你的问候。”

“谢谢，谢谢。”

“嗯……”对方吟哦着，“首长要你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不要太担心了……”

“谢谢首长关心。只是沪生这件事……”

“首长让我替他带来了一件礼物送给你。”对方很敏捷地打断了她的话题，并从随身的一只人造革公文包中抽出了一袋东西来。“毛选第五卷，这可是一件市场上还买不到的稀有宝贝哪——刚出版还不满十日。首长让你好好学习学习。”

汤秘书的笑脸即使是在拉上了窗帘的室内的幽暗光线之中都有一种油亮晃晃的反光。

她已忘了她是怎样接过了厚厚的精装版的毛选，怎样送走了汤秘书。她只记得那回马一枪，那回马一枪，那回马一枪的人生镜头在她眼前重复而又重复地翻阅。她，瘫软进了沙发之中。

现在，当她从这同一张沙发之中惊醒时，时间似乎仍凝固在三个月前的那一天的那一刻。

时钟刚敲过了十二点，她发现了那只年青而纤弱的蜘蛛。

“笃笃”的敲门声传来时，恰好是她将蜘蛛放入白瓷烟缸，然后盖上缸盖的动作完成之后。这是一种用食指关节在粗厚笨重的柚木门上的轻轻敲打，微弱，朦胧，却带着一种你决不能否定这种敲击声存在的绝对的坚定与真实性。

门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配武装皮带的高大个子的警察。

“老方？”

“沈局长……”

他是她的老部下，而她是他的老上级。十多年前，当她从土改工作队调往大上海的公安系统工作时，她也将这位忠厚、可靠、阶级觉悟高的贫农从苏北农村一同带了出来。

他用眼睛死盯着地板上的某一点，而她的眼睛却死盯在那半截佩戴在他腰际间的露在皮带之外的硬凉的枪柄上。

他的声音低沉而微弱，似乎在诉说某一桩事件。但她的耳朵却什么也听不见，她只觉得她所有的痛苦，忍耐、委屈以及爱都沉淀到了左腹下的那个部位上去了。她的眼前又飘飘荡荡起那些白大褂来，那些手术器械的“叮噹”声以及他们之间互相说话时的含含糊糊的嗡嗡声——这是她在被麻醉之后昏迷之前所感受到的最后一幕。

于是，她倒下了，就像十年前那一次在手术台上，她，失去了知觉。

下

当晨阳已变得十分眩目，并渐渐地攀爬过了四平路溧阳路一带高层群落林林总总的楼顶时，沈菊如从公园的大门口走了出来。

她与她的那些晨运的老伙伴们在公园的门口互相挥手道别，顺便也约定明天清晨的矇矇时分再在公园的某片草坪上，某棵雪松下或某座石桥旁再见面的下一个人生循环。

耀眼的阳光铺洒在这片二十世纪临末的大上海的大街与小巷上。每天，她无非都是这么个生活规律：三个来小时的公园晨运结束后，她都会绕过那座竖立在汽车总站迴旋中心的巨大的雪糕筒广告牌，去到美国炸鸡铺对面的那家小面店吃上一碗价廉物美的菜汤面，之后便再次拐到公园门口的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婆子的摊挡前，买二只茶叶蛋三五片卤汁香豆腐干或诸如此类的内容，而假如有情绪的话，她还会在经过集市时买一斤鸡毛菜二两瘦肉，然后便晃荡晃荡着一只塑料袋，回家去。

又回到那条两排杉木树高耸的道路上了，与当年她与老贺进城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她想：整个上海，也许就剩下这么一条了吧？当她在浙东根据地参军、入党，当她在土改工作队的马灯下激昂发言，她真无法知道，原来注定要与她生命陪伴最长期的是这么一条大上海的林荫道。

进弄堂的时候，迎面就碰上了海魂他妈，如今，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一头灰发全变成了银色。

在两边被柏油油漆成簇新的竹篱笆的墙边，她唤住了她。她问她：刚晨运回来哪，老沈？她向她笑着点点头，表示一种认同，然后便侧过身来。然而，她却用眼光拦住了她，并不理会对方的那种仅希望与她擦肩而过的企图。于是，双方只得驻足站定。

老太太有些兴奋，不由分说就要告诉她些什么。她说，海魂现在已搞得很不错了，在洛杉矶做生意。前一段时间又离了婚，最近又娶了个新从北京出去的女孩做老婆。

她表示：嗯，那好，那好。

然而，老太太似乎犹意未尽。她说，出去也快十五年了，海魂打算最近要回来一次，他有个大项目投资在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现在与海魂在美国拍档做生意的都是些以前军方某要人，政界某红人，或者文艺界某名人的孩子，当然还有目前在海外很有名气的大老板们。嗨，也算是对海魂他爹的一种安慰啦，革命革了这么多年，脑袋瓜儿挂在裤腰带上，也算没有白干一场……可怜老贺哪，人是个大好人，只是脾气犟了点，身体也差。熬不过这一关；还有沪生，假如不是当年那件事，恐怕现在不是去了美国，至少也在香港……

但她说，对不起，海魂他妈，我约了人，我还得赶快回去。她飞快地逃离，逃离这位啰啰嗦嗦的老太太，逃离这条春末时节有蔷薇花朵垂挂而下的篱笆甬道，逃离这个当年她就在这儿推出一辆自行车来，然后骑往老梁的那个公安分局的地点。她呼吸急促，她心跳剧烈，一股沉甸甸的疼痛感又开始在她的左腹下方凝聚。

这种疼痛感消散于她跨入花园，面对那棵枝叶摇摆的石榴株的一刹那间。

三十年后的石榴树早已粗大成才，它，是在她目光的日日夜夜的爱抚之中长大的。每年这个季节，它都会开放出满枝满头的复瓣红花，而它们其中的一部分更会结出硕大的果实来，让她摘了去，艳红艳红地先摆在那扇临窗的果盘上观赏一段日子，然后再剥了来吃。当那股甜蜜蜜的石榴汁沁入她的喉咙时，她有一种久枯的心田再度被滋润的感觉。

她在公园里遇见他那是在大半年之前的事了。

深秋的公园黄叶飘落纷纷，在正对着那个文化伟人的铜像的那片大草坪上，十一月底的太阳爬出了房顶，将珍贵的暖意投射在人们的身上。晨运者们开始除下厚厚的外套来，穿着一套套运动裤衫和毛衣的人们在手提录放机的音乐的鼓动下，认真地投足举手地完成每一个练习动作。

就在这时，沈如菊见到了单个儿地，瑟然地坐在草坪远处的一条石凳上的他。

她之所以会立即被他所吸引是因为她总觉得他很像谁。她身不由己地走过去，在他身边的空位上坐下来。

她望着他，笑眯眯的。他将一张苍白得有些惨然的脸转过来望他，眼中游踪过一丝宿世的惊恐。这是在他们俩已十分熟络后他才告诉她的有关他当时的感受，他说，他见到她的第一眼之所以会有这种奇特感觉的缘故或者与她曾经担任过公安局长，这个严厉的职务有关？但想不到，她竟然是个如此善良，温和的老太太！

当他在说这些给她听时，她沉默。但在当时，她是这样问他的：“小弟，你今年几岁了？”

“十七。”

她抓到了一个心脏砰然撞击在胸壁上的感觉。她想她所以会觉得他对她有一种不可抗拒亲切感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年龄：沪生假如活着，今年该多大了？但当年，当年他就是这个年纪啊。

“你身体不好吗？”

“嗯。”他仍有些胆怯，有些回避，有些困惑，有些犹豫。

“什么病？”她尽量将自己扮得和声悦色，她盼望能与他开始一段愉快的交往。

“肾病”。

“噢——是这样。”

之后的每个清晨，她都会满公园地寻找他。每天，只要与他遇见一面，她才会感到安心。她了解到，他患的是肾衰竭，需要一个星期两次到医院去做血透。崔根生，这个男孩的名字难道与贺沪生就没有一点暗通之处吗？自从那次事件之后，寻找生活之中的每一个沪生的影子成了她的一种下意识的生存癖好。

这是个典型的大上海贫民家庭，在东上海的某片穷名昭著的地区占有了一个门牌之下甲乙丙分号中的某一个，并以此来标杆出他们在这个都市之中的生存位置。她有去过他们家一次，所谓“虹沙泾路136弄11号之乙”，只是表示沿着苏州河的一条臭黑的支流两边筑搭起来的一片陋屋曲巷，颓壁、洼地、木板、铁皮、油毛毡和老虎天窗，互相拥挤成了一大堆乌黑黑的生存环境。而“之甲”，“之乙”更表示某座还能拥一个正规门牌号的棚户所衍生出来的二，三级数的鈄庇檐盖，一条门槛，一扇歪歪斜斜的窗户，就围起了一个生活的空间。

她刚进屋的时候，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崔根生在家吗？”她只能这样呼叫。于是，她便见到一头芦花白发急急地赶上前来。后来，她才知道：这是他的老祖母。这间破屋之中，住着他们祖孙三代：他的祖母，他的父亲以及他。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没多久就因为忍受不了贫困生活的压力而离家出走，从此便消失在了这片大上海迷宫一样的版图中。直到他长成十七岁，他都没见过自己的母亲一眼，他是他的祖母一手带大的。

直到她的瞳孔适应了室内的光线条件时，她才看清了在她面前的木凳上放着的一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以及他的白发的祖母正与她面面相对坐着。她与她约莫差不多年纪，所不同的只是岁月与生活的艰辛在对方脸上所刻下的记痕远远深过她自己的。她，胖胖矮矮的一截身材，一张让一切人见了都会说是和蔼慈祥的脸就在她与她的眼神达到对峙状态的刹那间突然产生了一种惊悸式的抽搐。她感觉到了，她也感到对方也正在同一刻感到她感觉到了。她急忙将自己的眼睛避开了那个锋刃面，心中怦怦乱跳。对于她，这么个从事了这么一种职业一生的人来说，这十分罕见，除了在沪生出事的那段时期之中，她会经常不可自控地走神，失态甚至精神崩溃外。就像那一次，她竟然会当着老方的面晕倒，等她在医院的病房中醒来的时候，她只觉得自己头眩得很厉害，而左腹下的那个部位更痛得使她连呼吸都感到困难。我是谁？谁在哪里？她突然觉得这周围的一切都像是一个她从没到过的世界一样的陌生。她用手按住了自己的痛处，挣扎着撑起身来。在室内明亮的光线中一切都在旋转，但她还是能分辨出那一排摆放在长桌上的祝她早日康复的花篮，其中最大最显眼最堂皇的一只便是那位九大委员送的，于是，她苦笑了一下，便又重新躺下，闭起眼睛来。

屋内弥漫着一种类似于煤油、干草、陈年木架以及泥砖们散发出来的混合气息。现在，她的瞳仁已经扩张到了能够辨清屋内一切陈设的程度：一张双人原白木床连木框架，一顶方顶的罗纱蚊帐布局其上。白原木已被屋内常年烹炊的煤烟薰成黝黑，蚊帐也一样，唯新添上去的几块补丁显得特别亮白。木床是围有床架的那一种，有几件形象模糊的饰物挂在书架上。在上床去的间隙处有两块煤渣质的踏脚砖——后来她才知道，这张双人床是祖孙两人睡的，祖母将这个肾病的孩子一直领大到十七岁，再要从十七岁一直带到他可能结束生命的那一天，因为，这种先天性的肾病是永远也治不好的，除非换肾，而十几万换一个肾又决不是他们这么个家庭所能负担得起的。

靠木床而放的是一张折叠式单人帆布床，再过去依次排列着一张缠布条的破藤椅，一方歪斜了腿脚的桌子，四只方凳以及一座五斗橱。五斗橱可以算是这个家庭的唯一一件象样的家具，深褐色的橱面和粗铜质的拉手还有一点微亮的反光。五斗橱的上方端端正正地挂着幅相片，这是这间屋子中的光线的死角，从沈菊如坐的那个方位望过去，像中人容貌的大部分都隐没在黑暗之中。

从进入这间破屋的第一刻起，不知怎么地，她就意识到其间似乎隐藏着些什么奥秘，而且，还可能与她本人有关——是这样吗？是她太敏感了的职业习惯使然，还是她对崔根生，这个十七岁的患肾病的孩子太感兴趣了的缘故？她有过几个念头几种疑问几许惊异同时升起的一刻，但她却将它们一一掐灭，把自己恢复进自若的常态中。

“根生是您的孙儿吧？”她显得笑容可掬。

“是啊，一个好乖好懂事的孩子，可惜从小就缠上了这么个病……”，对方的眼神始终有些闪烁——一种不安定，不安神，不安分的闪烁。

“他在哪一家医院就医？”

“区中心医院。”

“不行，那不行！这种医院的设备太差，医术也太马虎，我可以介绍他进市级医院——明天就去！”

白发祖母只是淡淡地谢了她，并不显得很热心或者感动。她说，你一直是那样地关心他，他回来说过好多次。只不过，我家太穷，我们……

这不打紧，她说。她凑上前去的语调之中除了热心更掺杂着一些近乎与讨好甚至巴结的意味——她不明白自己严肃，高居临下了一生的那份傲气与矜持都搁到哪儿去了？但她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她说，钱这一层好说，反正我也是单身一人，每月的离休工资也花不了多少……

她扭过脸来望她时，她也正好定下眼神来望着她。惊愕。她是他的谁？即使她愿意尽此义务，她也是否有这份权利？

只能换个话题了。

“老家哪里？”沈菊如让脸上重新开放出一朵笑容来。

“浙东”。

“……噢。”

“来上海多少年了？”

“都有五十多年啦，那时，我还不满二十，”说起这段往事，白发祖母的话源似乎多了些，“拖着还不满二岁的根生的父亲——日子艰难哪！现在，你看，一个人老得只差另一只脚也一同踩进棺材里去了……”

“1948年来的上海？”她的思路似乎有些不按说话者的逻辑延伸下去。

“是啊。”她望着她，她也望着她。“根生的祖父呢？”她的提问有些唐突，有些不合初次见面时的礼节，甚至有些迫不及待。

“还不是都因为了他？他被拉去做壮丁的时候，我们只新婚三天。第二年家乡又遇大灾荒，我一个女人家，除了逃荒，还有什么路可以走？”

“噢，原来是这样……”她站起身来，自言自语。

“这样是什么样？”

她没答她，开始向五斗橱的方向走过去。让五斗橱上方的那幅相片一寸寸地从黑暗的阴影里显露出来：丹凤眼，长鼻颈，深凹颊——一张轮廓模糊，五官相当平庸的黑白粗描相片。

“就是他吗？”她的语调突然变得峻切而焦灼，她似乎完全忘记了她刚才要扮演的那个角色所应该采用的台词与台风。她颇有点象个侦查员，在发现线索，在盘问证人，在自我推理。

“他？谁是他？”对方反倒一下子给迷惑住了。

“根生的祖父，你的男人。”倒过来，她说的应该是对方说给她听的话。

“是啊！您是说……？”但她忽然觉得不应该再对她存有顾虑和戒心，这个与她的社会地位相差十分悬殊，而年龄又相当接近的女人对她很亲近。因为只有她才对她过去的一切感兴趣，因为只有她，或者才令她有可能将心灵深处数十年的积怨作出一些倾吐式的减压。

她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温柔来，这是一丝她十八岁的，新婚不足三天的温柔，沈菊如突然觉得她很抚媚，很有魅力，至少曾经很抚媚很有魅力。她感到一种无缘无故的警惕，紧张，一种被挑衅被刺伤以及轻度的妒嫉感。——仿佛这种遥远了时空的抚媚也与她有些关联。

她说，这么多年来，她就回家过一次，这是在解放之后不足二年间的事。她只找到了一座久因无人居住而荒废了的屋。长及半身高的茅草覆盖了它，她还能依稀分辨出草丛中的一排人走过的足迹，她相信，他一定回来找过她，尽管很多乡人都说他已在打仗中被打死了，但她始终不信——她不信从此她的一生中就会没了男人！你也是个女人，而且也是个没有了男人的女人（对不起，请原谅我不拐弯抹角）你应该理解。一个失去了男人保护的女人，尤其是一个青年女人的日子会是怎么样的……

她俩互相对望着，沉默。

每个人，谁还没一点一世都不愿向人公开的人生秘密呢？我的感情决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一种，什么阶级不阶级的，我管不上，我只凭一个女人的直觉。当她眼中的那点儿温柔开始消退时，她又回到了原题上。那会儿，乡下正搞土改，每隔三五天就有斗争会，完了便押人去刑场枪毙。有个乡亲半夜里跑来敲我门，通知我说赶快走，说我男人参加的原来是国民党的军队，再不走就该轮到我家啦。我这才惊恐地回想起来我男人穿了一身军棉衣还回来见过我，我只记得他帽子上的那颗徽章是兰白色的。一共也只让我们见了二个时辰的面，我送他到村前的那口老井前，他说，你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说罢，就匆匆消失在了茫茫的雪地里。

您说，像我男人这么个忠厚老实的种田人，有谁还会去杀了他？但不管怎么说，我已与他失散了整整五十年，她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来，我还是只能回到这条臭水的河边来，总在想像，他或者也就生活在这附近？卖烧饼的，踩三轮的，收旧货的，我都怀疑是他，追上前去一认，总也不是。

我们娘俩，于是，就在这里日熬一日地生活了下来，替人洗衣补袜，拉老虎踏车，敲碎石，抬杠棒，什么活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但所有人都另眼看待我们，社会另眼看待我们，说我们娘俩是“反革命”，是坏人。我搬了三次家，但命里就是逃脱不了这么一条臭水浜，逃脱不了这个“反革命”的恶梦。我挨过斗，我游过街；扫公厕，被管制，什么倒霉事我都挺了过来。现在社会都改革开放了，老实说，我也不用再怕了。你以前就是搞这个工作的，您是专家，您说，我们反了谁家的革命？我们手停口停，即使手不停口也不见得不停，我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了再底层的人了。我没了男人，儿子没了老婆，孙子没了健康，我们还会去反谁家的革命？我们没杀人，没放火，是别人杀了我家的人，怎么反而说我们是坏人？您倒来评评这个道理，沈……局长？

她突然记起了她的这个称谓来，而停顿也圈结在最后的那个硕大的问号上。

一段长长的静场。她明白自己可能说过了头，说过了火，面对一个曾是那么冷峻严酷，而如今又是那么和善友助的国家专政干部，影随了她四十多年，而解除还不到十年的恶梦的种种细节又在回潮又在复活，她变的明显地软弱无力起来，她说对不起，沈局长，请您原谅我乱说一通——

“不，对的，”她站起身来，“根生他祖母，你说的全对。”

她向门口走去，她的已完全适应了室内光线亮度的瞳仁反而感到门外的明亮令她的眼球产生一种微微的刺痛感。但她却不能再在这儿多呆下去了，她要赶紧离开这用一度矮门一扇歪窗所围出来的生活空间。

是的，当她迴避的时候，她热情；而当她热烈起来的时候，她又变得冷漠下去。她说，我明天一早会去公园找根生的，尽快替他安排去市级医院医治。

她说，那真谢谢您了——您怎么好心……

但她连一口水都没喝便走了，白发祖母挽留她坐多一会儿，也没用。她执意要走是因为她认定她已知道了真相，知道了令她产生那些奇怪预感的谜底。但就当她刚一踏离这度门槛时，她忽然觉得还有一些更多的未知遗留在那里，她想，也许都是这样的吧，一间幽暗、古旧、破残的屋子一般都带点儿不安神秘感的。

她就在那个晚春的早晨回到她独居的二楼的住房。手中拎着两只茶叶蛋和三块香豆腐干。

阳光从虚掩着的百叶窗中透进房中来，她索性将它们推成大开，让光线猛一下子地大规模入侵。房间的陈设与她三十年前生活在这里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带编号的木床，方桌，板凳，书柜仍然高低参差地占据了整个房间的主视面，所不同的只是软性物件和饰品摆件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与增添。诸如彩条床单与软縀被面，又如两只羊角的单人沙发以及沙发木柄上铺着的半截白纱臂垫，粗木写字台配上了一块台面玻璃，玻璃之上站立着一盏塑罩台灯。当然，还有那些自八十年代之初就开始进驻上海普遍居民家庭的电器，沈菊如添置的不多：一只单门冰箱，一只二十一寸的国产彩电。前者的实用价值在于能储藏夏日里很易变质的余菜剩饭。后者则是她每晚能靠在床头板上收看新闻联播节目的必需品。

她仍享有局级待遇：一盘红色与一盘黑色的电话机并排放在她的夜柜上。红线是保证她在必要时能及时通往上层通往权利通往无所不能；黑线的功能恰恰相反，是通向亲友通向平民和通向心安理得的。除了晚饭之后与住在同一区的老梁与老方通过电话聊聊天外，她一向很少使用电话，而有了九大委员的那次记忆后，那条通向权利的红线更是自从装好之后就根本没用过一次。

她就这样静止如深潭之水一般地生活着，五斗橱的上方挂着老贺的遗像，每晚，当她收听新闻联播时，就与他面面相对，同时，可以让他也听上一份。沪生的像片在房内是找不到的，她为什么要挂呢？每早，她推开百叶长窗便能见到在晨曦中等着要见她的它了。每晚临睡前，无论风霜雨雪，她都要去到树下站一回儿，摸一摸树杆，就如当沪生还是个孩童时，每晚她都不忘替热睡中的他的被子扯盖好一样。有时，她竟然会萌芽这样一种想法：不一样地长大，成材、开花、结实、一个能动作的人难道就一定要比一棵不能移动的树更好？

但自从认识根生，尤其是从根生家的那间旧屋回来之后，她就老有一种拨一个电话号码出去，然后便能与根生通上一段话的冲动，尽管她知道根生家其实并没装电话。这天上午，就当她推开百叶长窗，迎着上午的阳光将房间与盥洗间都打扫完毕之后，她发现，她的这种冲动已强烈得有点让她难以摆脱。她侧身靠在床头板上，将拉扯得没有一丝褶皱的床罩睡凹出半个人形来，这是她在清理房间的工作完成后小息一回儿时的习惯姿势，从这个角度望出去，她能全视角地望到园中的那棵正在阳光中怒放花朵的石榴树，以及再过去的那座爬满绿藤的洋房。一个工人正攀爬在窗台上干活，白色的窗框架被油漆一新，其中的几扇已换成了铝合金质的，一两部窗式冷气机的尾部探伸在窗户之外。

她说，她就这样地渡过了五十年的人生岁月，从乌丝到雪发，从青春到老迈。但我，我又何尝不是也这样那般地过了五十年的？这同一间房，这同一张床，这同一片景色——除了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还没有这么一棵石榴树之外——不同的是：她的命中是一条臭水浜，而我的，是一方花草锦簇的花园而已。每一个人的时光平面，再贴近，也绝不会相交地，平行地展开去，通过着同一段时间和空间。她以为我是的，我未必真是如此；她绝想不到的，我倒是日日夜夜在忍受。三十年前的那个星期日的上午，她不就是从这阳台上瞥见了沪生从这后花园的树丛间消失的最后一闪身影的？而在那同一天的下午，不就是从这同样一个躺姿中，她跳起身来去接听了老梁打给她的那只从此改变她一生命运与思想轨迹的电话的？

她将目光从花园中收回来，她又有些气喘，一股沉甸甸的痛感又开始向那里汇集。

她赶快撑起身，走下地来。她决意要做些想些什么来让思路从这致命的情结中旋涡出来。是海魂他家在装修，海魂他妈不是说海魂和他的新媳妇日内要回来吗？是的，可能就为了这桩喜事。还有，还有为什么我已有好多天没见着他了？湖边、桥旁以及他最喜爱坐的铜像前的那张长椅上，他身体好吗？他会有什么事吗？她望着那两架电话机，向它们走过去，她提起了话筒，但这一次竟是那架红色的。

她再次见到他是在一个星期之后。

他还是坐在那张墨绿的长椅上，两眼望着在阳光之中闪闪发亮的草地，出神。见她向他走来忙站起了身来。

“你怎么啦——”

“住院了”。他的眼睛随即望向了地上。他一向言语不多，他是个讷言的孩子。而且，他更很少有用眼神望着人的时候，尤其是望着她。是十七岁的敏感告诉他，眼神会向人透漏很多你希望保密的内容呢，还是他孤单自卑惯了，自信已离他太远太远了呢？她想起了沪生那天从松江寄宿学校回家来向她诉说揪斗场面时的一幕，一样的十七岁的他，眸子里闪动着的是过气了的自负自傲和自尊。

一股深刻的感情从她久已干枯了的母性的心中涌出，有怜悯有悲哀也有内疚与渴望。

“医生怎么说？”她望着他苍白的，冷汗淋漓的面孔。

“要换肾。”

没有惊讶，只有：“有那么严重吗？”她问。

“否则，……”她望着他朝下望的眼睑之中渐渐地红涌了起来。他转过脸来，很罕见地用目光直视着她，仿佛要向她索取些什么，“我的生命才刚开始——我不想死啊！”

她不由自主地从长椅上坐靠过去，搂住他，就像当年搂住了受冤受惊的沪生一样。她觉得他全身都在抽搐，他想哭一场，想大哭一场，然而，他只是想无声地哭。

“会有办法的，孩子。”她喃喃地说，“重要的是自己要坚强，要有战胜病魔的信心。”

“不，”他的脸埋在她的胸前，发出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信心就不了我，只有钱，或者权，能就我。”

“什么？”她一把推开了他。

“……”他惊惶地望着她，望着这位曾担任过公安局长职务，如今又像一位慈母般待他的女人，有某种记忆在他望着她的眼神的背后蠢蠢欲动。

“什么——你说什么？”她再问一遍。

“我是说……说，有钱人或者可以……可以换一个肾……”他断断续续地又停了下来。一阵晨风吹过来，带着一股草地上的青葱气息，而伟人的铜像就座落在或者还能偷听到他们谈话内容的不远的背后，它深邃的目光恒一地望向远方；阳光在它古铜色的背肩上反射出一种光亮来。

“说下去，”她突然变得和颜悦色起来，“你说下去——噢？”

“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如今下岗工人卖肾出来，每只三十万……”

“嗯。”她的眼中掠过一抹不能算惊奇的惊奇，不能算感慨的感慨，不能算理解的理解，不能算无奈的无奈。“我会替你想办法的，孩子，我一定替你想办法。”

“沈婆婆，不，沈局长——你有这个权吗？”

她知道，在这一无希望的海上，一线，哪怕只是虚幻的生存希望，对他都是太重要了。她说，有，我有。

公园大碧湖的转弯处形成了一个环抱状，漂亮的岸线弧度圆滑地展开去，令此一带的湖面显得特别开阔。而岸平面又特低，每逢春潮秋雨水涨之时，湖面上的泊泊浪涟便会溢过岸线越涌上来，使岸边的狰狰怪石都半截沉浸到清澈的湖水之中去。

这一带都是附近大中学院学子们习课的好场所，除了那片碧波荡漾的湖面和可供人小憩的岸石群之外，更因为这里还有一长排沿湖岸线而栽种的高大英挺的杉木树，它们翠绿浓密的树盖拨向天际，同时也向湖面与石群投下了一大片朦胧而凉快的阴影，使这一带成为了全公园最可人的景观之一。

沈菊如沿着湖岸线自湖水环弯的远景之中走来。

她提早离开了那块突出在湖面上的半岛形的平台建筑。那里有亭檐遮顶，也有石栏杆，石凳石台以及马赛克的拼案地面十分平滑。一般，黑发人群很少来这里逗留，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里成了白头人们的专利场所。他们在这里打拳、聊天，然后牵手拥肩地跳着社交舞、健身舞；或在树干的叉丫上挂一大幅抄写的歌谱，和着一只手风琴的伴奏，一圈人围唱着各式各样五、六十年代的老歌。悠扬的歌声加上宽阔的湖面，使那歌声的效果格外动人。《让我们荡起双浆》、《敖包相会》、《在那遥远的地方》、或者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曲到动情处，令岸边与桥上的游人都会身不由己地驻足，向着那一片花白了头发的歌者群眺望。

就在那么个清澈透明的初夏的早晨，沈菊如悄悄地离开了那方半岛形的平台和她的歌伴们，沿着弯曲的湖岸线走去了。

两旁的柳树垂着浓密的绿阴，早生的蝉儿躲在树叶丛间发出“吱——”的叫声。花坛中的蝴蝶花开放正茂，一股醒神的绿色植物们所散发出来的清香混合着湖水的略带腥味的气息漂浮在空中。前方的一条石凳上，一个老者欠了欠身，然后便满脸笑容地站了起来。他，明显褪色的藏青呢中山装熨得一丝不苟，白袜净鞋，花白了的灰发溜光地朝后脑勺梳去。

她一改平时见了他就躲避的习惯，这次是迎着他走过去的。她说，你好，一个人在这儿吗？

等你啊，他笑呵呵地说，就知道你会循着这条道走过来。

她在他身旁的那半边空位上坐了下来，开始望着粼粼的湖面出神。前几天的同一个早晨，她的亲戚——一个很亲很亲，亲的几乎近似于母子或祖孙关系——的含糊然而却是十分坚定的名义将根生送进了某家著名的市级医院的干部病房。

是市政府的老干部安置办为她作出的安排。当然啦，对于一个自从离休后就从未提出过任何私人请求的局级干部，这么个小小的要求理当满足。

阳光从落地的宽大的铝趟门中射入来，铺满了一室。雪白的床单，雪白的枕套，雪白的分隔挂帘，根生躺在舒服的病床上，望着正坐在他对面单人沙发中的沈婆婆，目光之中充满了感激与希望。

沈菊如回望他的目光，同样也是充满了满足感的。她第一次寻回了那种早已在二十多年前丢失了的感觉，她想，他就在她的对面，他正望着自己，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事。

而根生的祖母并不在场。

“我去通知你祖母，”沈菊如突然站起身来说，“让她也来看看你现在住的环境，她会很高兴的。”

“不……先不要，沈婆婆，”根生的说话有些吞吐，“你……你先坐一会儿。”

“有事吗？”她用眼睛望着他的眼睛，“你在这儿先歇上两天，治疗方案待我同医生商量后再定。”她认为他在担心的其实也正是她自己一直在担心的：她理解自己的满足只是暂时的，是否能与他永久地面面相对下去，她至今还缺乏胆量就这一问题去向主治医生一探谜底。

但根生却在他随身带来的挎包中掏呀掏地掏出了一只彩绣的针线荷包来。沈菊如正准备向房门口走去的脚步一下子冻结住了。“沈婆婆，您待我这么好，我却没有什么能送给您。这只针线包虽不值钱，但却藏着一只感人的故事。她是奶奶最心爱的一样物件，她将它给了我，我再将它转送给您。”

她接过赠品时的手忍不住有些颤抖。这是一只与老贺骨灰盒并列而放的那只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的针线袋，不同的只是它们的颜色，老贺的那只是绿色，而这只是红色——这是一对鸳鸯袋。

她在沙发中重新坐了下来。感人故事？她笑眯眯地向他表示，除了喜欢这件礼物外，她更想听那只故事。

根生说，说起来，那还算是奶奶五十年前的一段风流史呢，只是知道这秘密的除了奶奶本人，就剩下我了。她从没见到笑容有在他苍白的脸上展开过的一刻，这会儿她见到了，且还伴有一小片激动腼腆的红晕。奶奶说给他听这只故事是在他十六岁生日的那个晚上。那晚，没有月亮，只有星光，整个大上海似乎都很安静，只有苏州河水啪着堤岸的响声。奶奶说：“那时的我，也大不了现在的你几岁……”

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已很混乱，人心惶惶。奶奶带着父亲逃荒逃难到了上海。在另一条苏州河支流的岸边，他们挨挤着重重叠叠的棚户住下，在这些衣衫褴褛的人群间，他们只求日能两餐夜能一宿地活下去。白天，奶奶背着还不满二岁的父亲提了一根棍棒去替人但行李，晚上，则替码头工人补袜、洗衣、煮炊。一天，一个码头工人领着一位高大的陌生男人突然来到我家。他说，警备司令部正追捕他，他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啊，嫂子，也只有你能救到他，因为你家没有男人……

于是，陌生男子便在我家住了下来，并以我爷爷的名义避过了宪兵的追捕。在这弯曲似迷宫的大上海棚户区，其实，多一个少一个人根本不会有谁去留意，陌生男人没几天后就匆匆走了，然而，对于年青时代的奶奶，这却是她一生都会刻骨铭心的几天。奶奶说，她这一生曾与三个男人睡过一床，一个是爷爷，仅三夜，一个是那位陌生男子，仅一夜；一个便是已成了年的根生。自从根生懂事，他便对那只挂在床沿架上的针线袋有了记忆，每晚临睡前，奶奶总会向它望上一眼，叹口气，说，这是缘呢还是命？说完便再望上一眼五斗柜上方的那幅相片。

是啊，这是奶奶的命吗？他一直相信爷爷没死，他去乡下找过我们；她甚至也相信那个陌生男人也都生活在上海，而且他也不会不去我们以前居住过的棚户区寻找过。然而，一切都没有结果。现在奶奶老了，这一切她也不再去想它了，她说，她的生命中只留下了我，这么个她一手领大的命根子，但偏偏，我又得了这个病……

沈菊如说，对了，关于你的病案，我真还没去找医生商量过。她说着便站起身来，打断了他的叙述。一下子，根生的眼中放射出希望的光芒来，直刺得她的心坎一阵阵的灼痛。他是在用目光向她焦急地询问：您有权吗？沈婆婆，您有这个权吗？

因为至少，他知道她不会有那份钱。

她尽量把自己的神态与声音放平静，放得若无其事。安心睡觉，孩子，你看，这么好的地方，安心地睡一觉，啊？——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根生的表情明显地缓和了下去。当她向门口再度走去，拉开了门把手后，她回过身来，她的嘴唇有些颤抖，但她却尽量让眼睛保持笑意：谢谢你的礼物，根生，也谢谢你的感人故事。

沈菊如把目光从粼粼的湖面上收回来。“你说什么？”她问。

“我是说，你很迷人——老了还是这么迷人，更不用说年轻的时候了。”

“是吗？”她的荡漾在淡淡笑意中的脸又向湖面转了回去。

“我还说，我们现在都老了，但我们俩都有过相同的青年时代，相同的理想，相同的痛苦，相同的受骗感觉和经历。我只希望老了我们能生活在一起；我只希望——希望你不要拒绝我，沈菊如同志。”

她望着他，第一次这样认真，这样地有过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间隔的。但她终于还是摇了摇头，立起身来，走了。

再次见到海魂是在她去到那幢爬满绿藤的洋房的窗底下怎么唤也唤不出来的二十五年之后。

就是那次她从公园回来，在那个篱笆的弄口，她遇见了一身名牌西装，皮鞋鏳亮，容光焕发且明显发福了的他。他叫她：沈阿姨，您老的身体还那么壮健啊。他们互相点了点头，笑了笑，便站定了。他的新太太挽着他的手臂，飘飘然的薄质连衣裙的上端露出一截玉颈，下截露出两枝粉腿。她嗲丝丝的把头靠在海魂的肩上，有意无意地让秀发云鬓遮挡去了她的半边面孔。沈阿姨啊，就是那位我常向你提起的我们的邻居沈阿姨呢？他说。沈阿姨，她柔柔地唤了一声，随即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正抱在怀中的那头穿着一袭胸衫的长毛狗身上。

但沈菊如自言自语的心理独白是说给老贺听的：你看看，你！究竟谁是你的阶级兄弟？是根生和他的祖母呢，还是你的那些久经战火洗礼的战友们及其后代？

想见的人离开了也就离开了，不想见的人偏偏又一次次地再见。第三次见到海魂就在当晚的电视节目中。那天的新闻联播后有一节财经记者专访。专访是在一家浦东投资者的家中进行的。

这是一位来自香港的银发苍苍的老者。他说，他的生命大致可以分为三段两截，而中间都以四十这个数字为截切点的。八十年前他出生在上海，四十年前他离开上海，四十年后他又回来上海。之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每年至少都要回来一、二次。而每次，他都对上海的高速发展既惊奇又欣喜，既高兴又感慨。他说，以前在上海是做抽纱生意的，四八年底带着一百根条子到了香港。现在他老了，他还要回归到上海来，并带回了万倍于当时一百根条子价值的资金来投资上海的浦东。他说，他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本来这些都是上海给他的么，一百根条子，他拿到香港去赚了钱，现在他再将它们拿回来，造福上海的子孙们。

他投资的那幢大厦位于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的尖端部位。为了向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表达敬意，为了向他即将来临的九十大寿献礼，他决定将大厦定位在九十层的高度上。这是中国之最，这是亚洲之最，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之一，这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掌舵人的高瞻远瞩的气概。

一切都很动人动情也很动听。他说，这幢大厦的名字之所以叫嘉新大厦，其中实在是藏有一段心酸往事的……

摄影镜头于是便向后退去，退去，再退去。画面上出现了那幢位于山阴路祥德路口的英式洋房，而海魂就是在这幢洋房的花园里接受记者采访的。

他们一家三口，一夫一妻一狗仍然像今天早上那个模样，只是长毛狗放到了草地上。在四处一圈蹦跑之后，很可爱地冲着镜头“汪汪”了两声，逗来了摄影人员一阵趣笑。

沈菊如故意走下床去，把电视机的声响调高了一倍，她为了让自己的记忆听清楚。也为了让墙上的老贺听清楚。

电视摄影机前的海魂保持着一种良好大商家的矜持风度。他说，今次董先生与我们在洛杉矶方面的公司合作回浦东来发展这个“巨无霸”式的房屋项目，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的层面都是极具意义的。这既是中美合作也是沪港合作，董先生提供了资金，我们则提供了咨询、评估、中介、后勤等多项服务。

他说，董先生是一位十分爱国的老人，尽管上海给他烙上的是一处最痛苦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但那都是发生在极左年代的事啦，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向前看——对了，向前看！登上这即将建成的上海之最，中国之最，亚洲之最，我们不向前看，还干吗？至于董先生个人的身世与传奇，包括他的那个最痛苦的记忆在内都是足以拍一部电视连续剧的题材，假如董先生愿意，同时也信得我这个后辈的话，这就在我们完成了这个项目之后，让我来全权操办便是了……

“啪！——”她关上了电视机的开关。

她左手捂着下腹，她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两天，她的老毛病常犯，虽她知道自我医治方法是去到那棵石榴树下站一站，摸一摸，一切都会开始平静下来。但如要更长效及根本一点的话，她最好立即去到根生的那间病房与他面面相对。

医生仍坚持说，根生必须要换肾，否则生命可虞。但肾呢？钱呢？权呢？她同医生说，把她的左肾给他吧，反正，这也是别人捐给她的；反正，这么些年来，她也一直犯痛；反正……但医生说，沈局长，你疯啦？割了你的肾，你还能活吗？再说，肾又不是什么工业产品，能一换再换的。一个他人的肾能在你的体内相安无事几十年，已是你的一天之福了，还说要换给别人——你疯了吗，沈局长？！

可能，这些天来，她真有些精神不正常。那天，从根生病房里出来，她就立即赶去了龙华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处，专程去看望了老贺一次，并顺便将那只针线包替他送了去。让那两只针线袋一红一绿地并排在老贺的骨灰盒旁，她才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她对着老贺的遗像说，你要我做的事，我已经做到了。

而现刻，她的行为更古怪。这么晚了，她竟然还去盥洗室梳洗干净，而且还特地从箱底翻出了那件她在三十年前常在上班时穿的卡其两用衫，穿上。一切都仿若在那些无数个雨灰或晴朗的早晨，她又要去到那间红砖老式洋房的局长室去上班一样。然后，然后她站到了月色如水的花园里，抚摩着那棵石榴树站了好一会。这份庄严与认真简直可以与她在五十年前的在那盏跳动的油灯下对着镰斧交叉的党旗宣誓之时相比拟。

但她，终也没做什么。她只是缓慢而孤独的推开了花园的后门走出来，进入到那条被皓洁的月光照成了一片惨白的篱笆巷弄里。弄内空无一人，远远的，只有一辆自行车靠放在篱笆上，一切恍如一局舞台布景。

她走过去，扶起车来。车已很旧，且无上锁。这是一部二三十年前的旧式的26寸女车，车头上的凤凰商标仍清晰可辨。在这物质生活高速发展与泛滥的年头，旧车的抛弃就如老人的被淘汰一样迅速而无情。但车还是好使的，她试了试，只是刹车性能差了些。她一个踢腿，撩起了撑脚架，推出了车来。

她将去何处？她又有何处可去？或者她的眼前目标就是那家医院的那间病房里的那张病床；而她的全部目的只是让她突然的出现可以带给可能已经睡着了的根生一个意外的惊喜而已。

一辆额头上亮着灯光的的士从空旷的街上飞驰而过。恰好来到这条篱笆的弄口。随着对街行人的一声尖叫以及车辆轮胎与地面之间的一段高速的摩擦声，她刚骑出弄口的自行车便与的士的车头“嘭！”地撞上了。一个男人惊慌失措地推开了司机门奔了出来。

旧车已给压扁，她仰面倒卧在车的边上，一滩殷血正从她的耳边流淌出来。应该，她也有过面颊痛苦抽搐的一刻，但现在的她却显得很平静，也很安详，就像熟睡了一般地面对着缀满了繁星的，上海深蓝的夜空。

2001年7月9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