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区域发展研究

一 区域发展研究的背景

1．经济

2012年，新兴国家GDP总值占全球GDP的半数以上，标志着世界已经进入双引擎时代。但也要看到，西方发达经济体在经历了几年经济危机的衰退后，经济普遍呈现回暖迹象，但由于各国实际情况不同，经济增速也快慢不齐。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经过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特别是南非、巴西等国，经济已经开始陷入低迷。

目前国际经济全球进化趋势显著，多边贸易体制日趋成熟，全球贸易额迅猛增长，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最活跃的因素。为了迎接和应对新形势下的经济挑战，区域经济体合作不断发展。这些区域通过合作最终形成区域性经济组织，可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维护彼此利益，实现共同发展。已知的区域合作形式包括自贸区、关税同盟、共同大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一体化等。[14]

但世界经济形势仍不乐观。首先是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对经济复苏造成巨大障碍。其不但会减少需求、抑制经济，还会造成国内政局不稳。而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也会冲击国际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产生更多不确定因素，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新兴经济体国家已经出现的经济下滑现象，表明其自身有深层次的矛盾被激化出来，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不仅会减缓经济发展的步伐，而且会产生难以预测的危机。

2．政治

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国家间相互联系与依赖日益紧密。全球政治受全球经济影响，在国内与国际的界限日益模糊的情况下，逐渐出现国内政治问题国际化、国际政治问题国内化的局面。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核扩散等全球问题，这些问题的缓解和解绝不是一个国家可以胜任的，而是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齐心努力。因而，当今世界对各国提出了新的要求：彼此之间放下分歧，克服种族、宗教、地域差别，从地球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重新认识和构建世界政治，以应对全球危机。

经济全球化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上强调效率优先，因而它在20世纪末期至今遭到反全球化运动的冲击，并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民族分离主义者采用更为极端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给相关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破坏，这些政治运动在不断地考验着相关国家政府的政治智慧。而合作总是与竞争并存。一方面全球化的进程要求各国政府或组织求同存异，在金融、能源、环境、恐怖主义、犯罪、粮食与食品、军事、难民等问题上展开更为积极的合作以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占据更为耀眼的位置；另一方面，由竞争导致的冲突与战争也不断加剧，这些冲突具有明显的多方参与、多区域联动效应。[15]

当今世界国际政治民主化趋势明显，呈现多元世界的格局。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民主因素表明世界上中小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热情与愿望，它们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地位后，也希望获得与之相称的政治地位。例如北欧高福利国家挪威，就通过多种方式参与了世界多个地区的和平进程。

3．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化，在呈现多样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更为激烈的碰撞与冲突。这些不同的文化，代表了不同的国家、民族、利益集团所推崇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各个区域文化上的差异，实质上是人们内心世界自我意识与外界社会发生联系时的体现。文化上的冲突，会比经济上的冲突对全球发展产生更为巨大的破坏力。

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文化全球化，将世界联系起来，并在一定的文化价值领域使全球认识趋同，这种趋同既是各个国家之间彼此达成的共识与妥协，也是在一定时间内潜移默化、同化作用的结果。在多边干涉理论中，国际社会有权对个别国家破坏全球秩序的行为进行惩罚。因而，考虑到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一般国家都会将国家主权划分为核心主权与边缘主权，后者在与国际社会相冲突时用于让渡给国际社会，这种妥协可以使一个国家或区域更快更好地融入主流世界。

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往往需要漫长的过程，特别是涉及宗教与民族问题。由于彼此之间存在敌视或者不信任，这些矛盾往往不可调和，即使通过努力实现了一体化进程，也仍然表现出脆弱性的特点。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其优势资源推行普世价值观，但欠发达国家则由于经济地位和民族自尊不自主地抗拒这种思想观的传播，严重的甚至导致战争发生。而另一个与之相反的后果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流行与时尚的传播不但改变了大众文化传统，而且使大众产生错误解读。炫耀财富以彰显身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与行为规范，破坏和阻碍了本土文化的延续与传播。[16]

4．技术

目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期，各个国家的经济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持续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转型成为各国政府实现经济复苏的突破口。新技术的出现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新产业的出现，就成为不同经济体国家摆脱危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途径。

受到全球化浪潮冲击，科学技术活动的主题、领域和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科学技术活动的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学技术活动的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科学技术活动的策划、流程、制度建设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趋同。科学技术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科技人员流动的规模与频次呈现迅速增加的态势；利益集团的科技活动加速发展，兼并与被兼并成为主流；区域间的科技活动不断深入。而科学技术全球化除了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功不可没。更加开放的信息渠道、更加对称的信息内容使人们和社会之间变得更紧密。而全球性的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促使科技活动向规模化、复杂化演变，这些都要求各利益集团、各区域经济体积极展开合作，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17]

今后世界的科技发展将体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从“位空间”到“流空间”的转变，即从依赖自然资源的地理限制向“人力流、物质流、资本流、信息流、知识流”等“五大流”的转变；知识（包括信息）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物质增长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知识将会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历史地位；智力资源的全球开发得到高度重视，国际化的研发活动将成为主要科技活动形式；利益集团和区域间博弈将从“零和博弈”向“非零和博弈”转变，技术集聚和扩散使双方各取所需，在合作中形成互补关系；从机械模式到社会模式，全球化使管理模式从以往的垂直分工的机械模式转变为现代化的水平分工的社会模式。[18]

可以说，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在全球化的今天，都被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彼此交互，并以爆炸的方式迅速变大，任何一个个人、利益集团、区域经济体都不可能利用自身力量始终在竞争中胜出，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合作和分享。

二 区域发展研究的特征

1．区域发展规律

区域分异是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同的区域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差异，这是现象是不同的地域格局在资源、政策、人文等方面的分布不均造成的。区域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在正确认识和全面识别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的基础上，研究区域分异的形成机理、过程，找到区域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创造与区域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握区域发展规律，找到区域发展的共性问题，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消除区域分异。

目前已有学者对区域发展的逻辑进行了分析与总结。有学者认为驱动区域发展的有三个决定性因素：第一比较优势、第二比较优势和第三比较优势。第一比较优势是指区域自身禀赋要素，第二比较优势又称为人为比较优势，是指政策因素；第三比较优势又称为内生比较优势，是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区域由未发展阶段进入开始发展阶段时，通过第一比较优势与历史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驱动区域进入开始发展阶段；当第一比较优势不具备使区域进入开始发展阶段的能力时（区域缺少自然禀赋或区域缺少偶然因素触发），第二比较优势驱动区域由未发展阶段进入开始发展阶段。当区域在开始发展阶段经达到较高发展水平时，第一比较优势已经失去驱动作用，第二比较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为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第三比较优势进行驱动。

还有学者认为，驱动区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第一自然优势与第二自然优势。第一自然优势是指包括了地貌、气候和物产等的自然因素。第二自然优势是指区域中无法用“第一自然优势”来解释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异质现象。区域的第一自然优势在区域发展初期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区域自然资源开始时决定了初始聚居状态。区域的第二自然优势在区域发展的后期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第二自然优势会形成集聚结构。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哪种观点，都强调在区域发展初始阶段，区域本身的属性起到关键作用；而随后的发展阶段，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起到决定性作用。本书认为区域发展的开始阶段，需要历史偶然要素与自身资源要素的共同作用进行驱动，其中自身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非自然资源（区域政策），并会保持一定的惯性作用；当区域发展需要做出突破时，需要外部性要素进行驱动（本书指技术创新），这些外部性要素既可以是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也可以是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合作能力；当区域发展实现突破后，仍然需要历史偶然要素和自身资源要素的驱动以保持区域发展的惯性；随后形成周期性变化。

2．研究方法

区域发展问题是一个跨学科、多目标的复杂系统问题，其中展示了各种人文现象与自然现象，既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环境学、地理学等，又包括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学、政治学等，其发展的规律和驱动机制既包括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也包括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其形成的过程与条件也极其复杂，相关要素众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极其繁杂，各个要素在区域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也有所不同。可以说，区域发展的研究是一个永远年轻的课题。

由于区域发展研究是一门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因而其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决定了其作为交叉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困难性，这需要使用合适的方法加以研究。根据中国科学院区域发展领域战略研究组的研究，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选用，它们分别是因素法和区域法。

因素法就是将区域系统中的各个因素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各个因素自身属性的分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找到蕴含在区域系统及其子系统中的时空演变规律。目前，采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多将目标聚集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自然环境的作用，包括发展状态的评价、发展目标选择。如关于资源合理利用、减灾防灾、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二是强调人类活动的作用，包括土地利用结构、能源利用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等。当然这一方法由于更加注重局部问题，往往难以从整体看待区域系统的复杂性。

区域法是将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更多地研究整体和综合问题，进而找到蕴含在区域系统及其子系统中的时空演变规律。目前，采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多将目标聚集在对区域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方面，例如对高原或沙漠区域的发展研究逐渐扩展到水土流失、环境保护、经济与发展政策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工作研究的往往是区域综合问题，自然与人文并重，研究的视角也围绕着可持续发展不停转换。使用这一方法的难点在于从整体看待区域发展系统需要考虑过多的影响因素，其真实性、有效性难以保证。

三 我国区域发展的布局

1．我国区域发展的趋势

（1）经济状况

2015年，世界经济小幅增长，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我国的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发展，全年GDP增长6.9%，达到10.39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继续在世界排名第二，距离美国（16.2亿美元）差一个德国（3.4万亿美元）加一个英国（2.5万亿美元）。人均GDP（购买力平价计算）8000美元，达到美国（56000美元）的七分之一。根据预测，在国际、国内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化的前提下，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走低，但可以保持中高速发展（即5%～6%的增速），直至2020年，中国GDP将达到17万亿美元规模，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均GDP（购买力平价计算）15000美元左右，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16000美元），达到美国的约四分之一。在2020年后我国经济将进入稳定期，在此期间，中国的GDP总量将赶上并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2030年中国人均GDP（购买力平价计算）21000美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000美元），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富裕阶层人数超过4000万，占世界的7%左右。其后中国经济步入衰退期（即低增长期），到2050年，我国GDP总量将突破105万亿美元大关，超过美国二分之一（美国为71万亿美元左右），占全球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人均GDP（购买力平价计算）将达到48000美元左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000美元），达到美国的一半左右，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三分之二左右，富裕阶层人数占世界的21%左右。届时人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从目前消费能力仅为美国的14%提高到50%左右。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19]

根据中科院区域发展领导战略研究组的预测，未来中国产业结构会发生大的变化，2020年以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缓慢下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持续上升。传统消费增长缓慢，体验式消费（如文化、影视、旅游、养老等）将成为主流。而消费行为和模式的改变将导致区域的特点和功能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区域竞争优势的改变。[20]

（2）人口与城镇化状况

根据国际通用的划分标准，当该国不满十四岁的人口低于总人口的18%时，该国被称为“严重少子化”（“少子化”一词来源于日本，即儿童越来越少。日本学者预测，到3011年5月日本将没有儿童）。我国目前如果按此标准，则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当本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时，该国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目前如果按此标准，一半以上城市都属于老龄化城市。虽然由于人口惯性我国人口还在持续增长，但考虑到政策因素（“计划生育”国策）和生活习惯、百姓认知，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将很快来临（根据联合国在《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中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国人口增长率所做的预测，2026年我国将进入“负增长”时代），届时中国总人口将以空前的速度萎缩，随之而产生的发展风险不容忽视。例如由此导致的社会创新能力下降和社会信息流动减缓，进而造成发展减缓或停滞。劳动力的减少则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养老保险缴纳人数降低而领取者增加造成社会经济结构失衡；劳动力减少造成供需双方同时减少，经济丧失活力，GDP总额持续性下降等。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受人口规模影响较大，而国内各个区域正经历“移民潮”时期。人口迁出地多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迁入地多为东部沿海城市。据统计，我国东部地区人口稠密，在占国土面积46%的地区，人口密度高达200人/平方公里，甚至稠密地区人口密度超过1000人/平方公里；西北部地区人口稀少，在占国土面积54%的地区，人口密度只有10人/平方公里，甚至有些偏远地区百公里荒无人烟。“移民潮”造成的频繁人口流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消失，其趋势会保持逐渐走高，这为城镇化率的提高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建设先后经历了缓慢发展期、加速发展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阶段，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大关，预计未来将以0.7%～1%的增速发展，2030年达到城镇化率65%，随后增速变缓，在2050年我国“移民潮”达到高峰时，城镇人口超过11亿人，城镇化率超过73%。[21]

（3）资源、环境与生态状况

中国的资源短缺现象已经存在多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展和资源的冲突与矛盾将日益突出。2015年常规天然气产量为1350亿立方米，页岩气产量为13亿立方米，预计到2020年，常规天然气产量将达2100亿立方米，页岩气产量将达300亿立方米，考虑到中国经济放缓，需求萎缩，我国对资源的需求会有一定回落，但中国资源消费大国的地位不会因此改变。对于液体黄金石油，预计2020年我国对外依存度在50%左右，2030年我国对外依存度在80%左右，形势极为严峻。

2014年，我国农业用水3924亿立方米，工业用水1420亿立方米，生活用水770亿立方米，生态用水106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四分之一，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缺水现象且浪费严重。预计2030年，全国缺水4000亿～4500亿立方米，2050年全国缺水6000亿～7000亿立方米。

我国既是粮食产量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2014年我国粮食产量6亿吨，进口总量近1亿吨。粮食产后损失率超过8%，远远高于发达国家3%的水平，甚至比发展中国家的5%还高。预计未来由于气候原因气温上升和光照增加，我国粮食主产区华北将从目前的“二年三熟”变为“一年两熟”，其结果是东北地区未来水稻单产潜力和播种面积都会显著增加，到2030年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的总产量分别增加9%、4%和13%，到2050年，我国粮食生产将年增产1.6亿吨。

2015年我国森林面积2.08亿公顷，排世界第5位，森林覆盖率21.63%，森林蓄积量151.37亿立方米，排世界第6位。但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蓄积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预计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将提高到23.04%，森林蓄积量增加到165亿立方米以上。到2050年，比2020年净增森林面积47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

除稀土、钨、钼等少数传统优势矿产之外，我国主要矿产资源几乎都存在全面对外依存现象，其中铁矿石、铜等大宗矿产的对外依赖度比例甚至超过了50%。大部分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仅能维持15年左右，要想支撑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只能逐年加大进口额度。预计未来我国大宗矿产资源需求还会缓慢增长，并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高点。随后资源需求增速放缓，但仍将在高位运行，矿产资源的需求缺口仍然十分巨大。[22][24]

虽然我国的领土面积排在世界第三，但土地资源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我国的水土以每年50亿吨的速度流失，占世界全部流失量的十二分之一，其中所蕴含的氮、钾、磷等有机元素也随之一起流失。我国土地污染也较为严重，2014年受工业污染的土地就达到750万公顷。土地沙漠化面积不断加大，自20世纪80年代后以每年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预计到2030年，中国耕地总面积将减少到124.7万平方公里，园地总面积减少到10万平方公里，林地总面积增加到253万平方公里，牧草地增加到276万平方公里。[23]

我国大陆海岸线总长度超过1.8万公里，管辖海域近3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陆地面积的1/3，沿海滩涂和浅海资源、港址资源、海岛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油气资源、滨海砂矿资源、深海矿产资源、海水化学资源、滨海旅游资源、海洋能资源等资源都十分丰富。根据预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海洋经济每年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海洋生产总值将占GDP的12%, 2030年将超过15%。2030年之后，中国海洋经济将进入成熟期[25][26]。

（4）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状况

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有了较大进步。2014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为502005亿元，增长15.7%。而同期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额（不含电力）为86669亿元，增长21.5%，远远高于投资领域平均增速。其中，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工程干线全长1432公里，年均调水量95亿立方米，沿线20个大中城市及100多个县（市）直接从中受益。同时铁路建设表现亮丽，2014年全年铁路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088亿元，投资规模仅次于2010年，创历史第二高；新开工铁路项目66个，新建铁路投产里程共计8427公里，创历史新高，铁路营业总里程突破11.2万公里（其中新建高速铁路投产里程5491公里，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超过1.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预计到2020年高铁营业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新建改建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约3万公里。到2030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将达16万亿美元（约合105.6万亿元），投资额为目前的2倍。未来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将加快，网络状的基础设施系统将逐步形成，届时基础设施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将不会因为基础设施短缺或落后而削弱，便捷的全国区域间互联将会大大降低区域之间的交流成本，使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目前，我国的信息化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截止到2015年3月，长途光缆线路长度约93万公里，光纤接入到户/办公室（FTTH/O）端口达到1.86亿个，全国93.5%的行政村开通宽带，建成移动通信基站达353.9万个，固定电话、固定宽带、移动电话、互联网网民数分别达到2.5亿、2亿、12.9亿、6.5亿，其中4G用户超过1.6亿。一批互联网和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在国际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前10强中中国占4家，全球前30强中中国占8家。农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电子政务成为行政管理创新和改进公共服务的主要工具。网络文化产业发展迅猛，超过70%的义务教育学校接入互联网、30%的学校开通了网络学习空间。国家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主权领土完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目前处于工业社会中期，预计到2050年，我国全面进入信息社会，即人类社会从“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时代进入以“别人为中心、服务大众、激发生产力”为特征的DT（Data Technology）时代，并走向“从万物互联扩展到万物思考”的RT（Robot Technology）时代[27][28][29]。

2．我国区域发展的战略

区域的本质属性是区域分异，考虑到我国历史原因造成的长期存在的东、西地区差异和南、北地区差异，我国当前的区域发展战略仍然主要以消除或降低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均衡协调发展为主。

（1）经济状况

目前世界经济环境存在众多不稳定因素，其中金融市场动荡、地区冲突升级、大宗商品价格下挫等都使国际经济复苏艰难；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国内目前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这些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条件下，我国经济面临的形势严峻而复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经济处于探底过程中。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没有改变，政府仍将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并将在2020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适当增速，尽快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看，中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考虑到中国当前人均GDP水平已经超越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且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灵活性，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而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提出对经济的“双中高”要求，即只有保持中高速增长，才能为转方式、调结构留下空间，为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好的条件；只有迈向中高端水平，才能既扩大需求又创造供给，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实际上“双中高”是一体两面，彼此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而实现“双中高”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之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及整个发展过程当中。通过创新平台为大、中、小企业的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提供便利，帮助企业转变思维模式、变革经营方式，在提升效率的同时获得满意的效益，以此促进传统产业的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30]。

（2）人口与城镇化状况

目前，中国的人口格局正发生重大转变，主要体现在：人口总量逐渐从正增长向负增长转变，中国正形成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人口结构发生转变，适龄劳动力进一步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城乡结构发生转变，社会正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因而，政府制定和调整当前的人口战略是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31]

我国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已经实施了三十五年，在此期间，该政策的实施对限制人口过度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更多受到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而与计划生育政策关系不大。2013年，我国开始调整生育政策，鼓励单独夫妇生育二胎。但由于生活品质提高、生活压力过大等现实问题，我国公民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因而单独二胎政策并不显著。有鉴于此，不少学者呼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先试行二胎政策，进而为全面放开做好准备，也有其考量。2016年1月1日，我国全面实行二胎政策，符合政策生育的父母还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等相关福利。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的“人口红利”，一直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并逐渐消失。而通过质量优势可以弥补甚至抵消数量优势，例如通过提高人口素质的举措将“人口红利”变为“人才红利”，产业结构也随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不但是科学的，而且是健康的。农村人口流动问题则需要根据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综合考虑。[32]

根据以往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都按照农村——中小城市——大城市——城市圈的规律发展，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大城市圈将逐渐形成。但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目前我国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考虑到我国国情，在城镇化实际发展过程中仍将存在一些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城镇化建设就很难健康发展。

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提出一个核心、两个城镇化率、三件主要工作、四项战略任务、五大目标、六项改革措施。其中，一个核心是指“以人为本”，即解决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和提供公共服务问题；两个城镇化率是指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于城镇化质量不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远小于城镇化率）；三件主要工作是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工作、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工作以及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四项战略任务是指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布局形态优化、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五大目标是指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和文化传承；六项改革措施是指完善城乡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深化资金运用改革、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防灾减灾赈灾能力、健全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和建立保险创新机制。[33]

可以说，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足够的资源去支撑。特别是中国经济处于“稳增长、调结构”阶段，给城镇化进程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概括起来讲，中国的城镇化规划仍着眼于“增长极”，发挥东北老工业基地基础雄厚的特点，加大改革力度，力争实现投入少、见效快的效果；通过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建立横向与纵向的经济联系；实施“一带一路”，支持西南地区发展，打造珠江—西江经济带；立足于两岸发展，大力发展海西经济区；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建设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通过国际区域合作带动国内区域发展，使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34]

（3）资源、环境与生态状况

目前，整个地球都存在严重的能源短缺和环境危机问题，而我国的情况尤为严重。我国既是一个资源大国也是一个资源小国，我国的领土面积决定了在资源获取和资源种类上具有天然优势，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我国的自然资源已经远远不能支撑经济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严重，对外依赖性已经越来越高，这一状态持续下去，在2030年后，生态与环境资源将处于受保护和可控制状态。

可行的办法是对外尽量购买未来中国短缺的自然资源，并对国内自然资源进行开采与使用的合理规划；对内积极寻找可替代能源并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避免和减少浪费。这些都需要中国转变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开始提倡和鼓励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外两类资源；加强与其他国家经济贸易往来，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调配稀缺或紧缺资源，实现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并控制全球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在全球资源市场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凭借自身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展开全方位“资源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资源供给体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具有长远战略眼光，对未来关系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资源积极开展战略储备计划，以抵御可能发生的不确定风险（这些战略储备计划至少应该包括水资源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粮食战略储备、主要矿产战略储备等）。同时，中国政府努力宣扬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提高全民节约意识；建立资源安全预警预警机制，根据各类资源的属性与特点及所处地位将预警分级，并制定相应措施以提高资源的安全性；增加国内资源供给能力，鼓励并引导符合我国资源规划的商业性资源勘查活动；鼓励发展新技术、新能源、新工艺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积极寻求开发新能源来代替不可再生资源，或者实现不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强调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立法机构制定并逐步完善一系列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201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9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2009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09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9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09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09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年修正）等等，政府也先后发布实施了20多项配套法规和规章，以规范我国资源市场行为。[34][35]

（4）基础设施与信息化建设状况

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关乎国计民生，在目前普遍存在公共产品短缺和公共服务薄弱等问题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2013年9月）和《国家新型城镇化（2014—2020）》白皮书，提出了整体规划，明确了优先发展供水、供电、供热、电力、通信、公共交通、物流配送、防灾避险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强调在城镇化进程中，保障农村人口权利，改建一亿人口居住的城中村和城镇棚户区。[36]

2013年9月6日，国务院以国发〔2013〕 36号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部署。意见指出要围绕改善民生、保障城市安全、投资拉动效应明显的重点领域，加快城市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重点领域包括：城市供水、污水、雨水、燃气、供热、通信等各类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城市排水防涝防洪设施建设，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电网建设，生态园林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已经制定和出台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优惠政策，以此解决财政投入不足等问题；完善相关立法及管理机制，确保相关政策落到实处；重视农村污水及垃圾处理问题，健全和完善农村环境设施建设；重视道路建设解决百姓出行难、路网结构不合理、养护维修资金不足等问题；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推广和实施农村清洁能源和民居改造工程，降低环境污染；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国家引导、企业投资、群众受益的最终目标。

目前我国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谋划，积极实施以三网融合为目标的“宽带中国”战略，借助“城市百兆光纤工程”和“农村宽带普及计划”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均衡覆盖与互联互通，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信息化需求。随着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我国互联网+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为互联网+创造条件。随后国务院、国家部委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以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其中，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做好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商务部颁布了首个落实“互联网+”的专项行动计划——《“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以此推动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创新服务民生方式，释放消费潜力；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能源互联网+行动计划大纲》和12个支撑课题，明确了我国能源互联网发展思路和重点任务。今后中国的信息化建设道路可以概括为：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走出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工作重点放在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推行电子政务、建设先进网络文化、推进社会信息化、完善综合信息基础建设、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建设国家安全信息保障体系、提高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方面。[37][38]

可以看出，我国今后的发展战略仍将着眼于加大中西部经济发展支持力度，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速度。在考虑中西部区域差异的前提下，实施政策倾斜，加大对中西部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通过技术扩散和合作开发等方式使中西部地区资源互补，逐渐减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同时充分利用本地优势，优先发展特色产业，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实施不同的区域分工策略，避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最终实现各个区域共同合理、可持续发展。[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