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什么大屠杀不能被经验为非亲历者的创伤？

1945年4月，也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刚开始在美国被大量报道的时候，它并不被称为“大屠杀”。在媒体的爆炸式报道中，刚刚发现的纳粹集中营被归入“暴行”（atrocities）。它尽管残酷、恶心、奇特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仍然与其他野蛮行为同归为一类，都被视作不自然的病态心理（ill mind）的自然结果。“暴行”是一个特别联系于战争的能指，它可以指所有战争造成的伤害。美国媒体把在集中营的发现称为“暴行”，意味着纳粹大屠杀一开始被当作了一般战争暴行。更有甚者，在1945年4月3日美国步兵首次发现集中营之前，关于集中营的很多报道还遭到普遍质疑。比如早于美国人的发现三个月（准确时间是1945年1月27日），苏联就发布了在波兰的集中营发现。但美国人难以相信这个发现，因为它和他们在20世纪的经验太隔膜以至于失去了可信性。直到1945年4月3日美国媒体发布美军自己的集中营发现，早先一些的报道才被追溯为“事实”。

而且，即使集中营的发现被承认为事实，即使纳粹暴行被普遍指认为代表了极度的非正义，但对于非亲历的听阅人（读者/观众）而言，却没有成为他们自己的创伤经验。这是为什么？亚历山大认为，这是更为紧要的问题。

正是在这里，文化建构的作用显示了出来。因为听阅人要把那些非亲历的事件体验为创伤（英文为traumatized，直译“创伤化”，意为感受到创伤），并予以心理认同，必须通过特定的符号操作把大屠杀的创伤普遍化。这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也是叙述的过程。但是在集中营刚刚发现的时候，美国媒体对犹太人受害者的叙述恰恰与此背道而驰。这个时候的美国媒体采取的是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和特殊化叙事。前者是指：刚刚在集中营发现的犹太人被叙述和再现为另类，他们似乎是来自火星或地狱的“外族人”，他们没有被人格化（personalized），也就是说，没有被视作具体的个体人，而是被再现为“大众”（mass），甚至傻乎乎、臭烘烘的脏东西（mess）。这使得受害者的创伤难以引起美国听阅人的强烈认同。特殊化则是把受害者视作一群具有历史和种族特殊性的群体（与“我/我们”不同），把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mass murders）联系于特定的历史冲突和种族冲突，受害者是犹太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人类”。与犹太人相比，美国人的同情和认同感更多也更容易给予那些情况好一些的德国受难者或波兰受难者，“他们看上去好像更正常，更像人一些。”（中文200，英文28）英美两国官员对犹太人难民显得不耐烦，即使是移民名额的分配也是德国人最多，犹太人最少。

要想超越特殊化和去人格化这两种符号和叙述方式，使犹太人的遭遇得到非亲历者的认同，必须经过相反的符号建构，这就是亚历山大反复强调的符号扩展（symbolic extension）。只有通过符号扩展，“大屠杀”所代表的恶才能超越特殊性，获得普遍性。大屠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恶？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埃利·威瑟尔（Elie Wiesel）认为，这是一种本体论的恶。但在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看来，这个本体论的恶是通过编码被叙述和建构出来的。如果没有特定的编码过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发现本身只是一堆数字，而不会自己把自己呈现为“恶”。一种暴行要变成本体论的恶，首先而且最终必须依赖于编码或表征。“依赖于表征的性质，一个创伤性的事件可能被表征为本体论的恶，或者，它的邪恶性也可能被表征为偶然的（contingent）和相对的，是可以克服的。”（中文29，英文201）亚历山大甚至认为，即使是“恶”（evil）这个范畴也是建构的而非自然存在的，是文化和符号运作的结果。“一个创伤性的事件要获得恶的性质，是一个变成恶的问题。这是一个创伤如何被认识、被编码的问题。”（中文29，英文202）

那么，这样的建构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首先是所谓物质“基础”，也就是对于符号生产的控制权。这是一个最唯物、最世俗意义上的文化权力问题：谁有权来讲述故事？很长一段时间内，纳粹对媒体的控制使得人们无法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表达（frame，准确的意思应该是把对象纳入一种叙事框架）犹太人大屠杀。而当盟军结束集中营屠杀的时候，是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控制了媒介权力，支配了对大屠杀的编码。可以说，如果盟军没有赢得战争，“大屠杀”（Holocaust）就永远不会被建构出来。比如，如果是苏联而不是盟军“解放了”大多数的集中营（不只是欧洲东部地区），那么，在集中营的发现也不可能通过类似的方式得到表征。“正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符号生产的工具不是被控制在一个凯旋的战后纳粹政权或凯旋的共产主义政权（指苏联，引注）手中，这些大规模屠杀（mass killing）才得以被称为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并被编码为邪恶。”（中文30，英文203）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朴素但深刻的唯物主义观点。

其次是对大屠杀的评估。即使当符号生产的工具逐渐被“我们这一边”控制，即使纳粹的“邪恶”被公认，这也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接下来的问题是评估（weighting）：邪恶到何种程度？对邪恶的性质与程度的测定会在随后的归责、惩罚、治疗、未来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谁负责？谁是牺牲者？创伤行为的直接和长久的后果是什么？亚历山大说：“这就意味着，即使在盟军的军事力量胜利之后，即使集中营在物质上被发现之后，见到和发现的东西之性质仍然需要得到编码、评估和叙述。”（中文版31，英文版204）而且这个复杂的文化建构必须立即完成，因为历史并不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