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步叙事及其缺陷

在二战胜利后，大屠杀的叙事权当然已经不成问题，美国不仅已是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文化上也如此。问题在于如何对大屠杀进行编码和叙述。

编码和叙述的过程也就是归类（typified）的过程。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发现一个东西的时候，不管这个东西如何新奇，如何离奇古怪，它也常常被归入人类的语言、表达法与叙事模式中已有的范畴或类别，被解释为已经知道的某种东西，或某种现有范畴的一个例子。这样一来，极度陌生的东西也就变得不那么陌生了。这就是说，在对集中营的发现进行编码、权重和叙述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些范畴、解释框架和叙事模式，对大屠杀的符号建构具有极度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创伤事件的最初看法，还是随着历史变化出现的后来看法，文化结构和解释框架都是关键性的。

大屠杀被报道后，人们能够找到的现成的也是占主流地位的叙事模式，就是进步叙事。所谓“进步叙事”，是指在叙述纳粹主义的时候“给出了一个救赎的诺言，激发出一系列带来希望和信心的行动”。（中文36，英文209）因此它是一种结束—光明叙事。它宣称纳粹主义已被击败并将从世界上消灭，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在新时代也终将被克服。亚历山大指出，这个叙事框架的进步性和乐观主义“依赖于将纳粹主义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从而防止这个绝对恶的表征泛化，并防止它的文化力量以任何方法、方式、形式与善的力量相提并论。”（中文36，英文209）也就是说，进步叙事强调大屠杀之类邪恶的特殊性、偶然性和短暂性，这就使得关于它的表征不能被普遍化。在这个叙事中，纳粹主义只与特定历史事件、特定的组织者、特定的政党及其“疯子”领袖相关。正因为它是特殊的，因此也就是短暂的和偶然的，是一个“过渡性的创伤”（中文36，英文209）。“这样，这个精神创伤就能够而且必将通过一场正义的战争和一段明智而宽容的和平去除。战争所要求的大量人员牺牲也是在这个进步叙事的框架下，根据它所承诺的弥补来测量和判断的。数以百万计人的牺牲能够被弥补，他们神圣灵魂的社会弥补不是通过以眼泪来悼念他们的死去来实现，而是通过消灭造成他们的死亡的纳粹病规划建立一个再也不会有纳粹出现的未来而实现的。”（中文36，英文209）

亚历山大指出，在进步叙事框架中揭露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杀戮，把纳粹叙述为非人道的绝对恶，在1942年、1943年间非常流行，屡见不鲜。但同时，对于非犹太人的听阅人而言，犹太人的苦难只不过作为一个例子证实了“绝对恶”这个范畴，纳粹大屠杀的独一无二的、反常的性质没有了。“犹太人受害者所经历的这场非同寻常的创伤，却被由他人构成的观众（audience of others）经验为对一个范畴（即非人道的绝对恶，引注）的证实。正因为如此，而且通过这种方式，集体谋杀新闻的民主派观众所经验的是与创伤受害者的距离而不是认同。（新闻对于谋杀行为的）揭露在某种悖论的意义上产生了将不正常的东西正常化的效果。”（中文37，英文210）由于这种归类导致的“正常化”，震惊感没有出现。奥斯维辛被纳入进步叙事，在这种叙事中，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被建构为“犹太人大屠杀”（原文：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Holocaust into the“Holocaust”，后一个Holocaust被加引号，目的是强调这次犹太人大屠杀的独一无二性，参见英文版第210页）。作为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独特事件，被当作了一般化的战争故事，作为特殊的集中营而不是一般死亡营的奥斯维辛，也没有得到特别重视。这种去特殊化处理是进步叙事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这样的叙事中，人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集体谋杀本身的特殊性。“某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恶绝对没有被昭示或发现。”（中文37，英文211）“犹太人在他们遭到灭绝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创伤只是作为纳粹的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中的一个被加以表征。”（中文36～37，英文211）

进步叙事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与恶、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进步角色与反动角色被划分得泾渭分明。反面人物和恶的代表就是纳粹，而正面人物或进步角色的代表则是美国人，他们是拯救者。“他们进入集中营的事迹不仅被描述成对这种可怕暴行的发现，还被刻画为一个漫长而同时广为人知的 ‘解放’行动序列中的一个最终场景，对这个场景的刻画充满了乌托邦的改良期望。”（中文38，英文211）这是一个发现（犹太人）的过程，也是一个解放和拯救（犹太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