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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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今天中国的“住房问题”本文主旨是介绍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一项调查问卷和主要在此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分析报告《1990年代以来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此报告的全文见《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 期)附送的特刊。本文虽以笔者个人署名,却有很多文字取自该报告由笔者执笔的绪言和结论部分,因此,特别感谢上述调查和报告的其他四位作者:罗小茗(问卷的主要设计和报告的第二章、第三章之第1~3 节和第四章之第1、2、4 节的执笔)、郭春林(报告第一章的执笔)、朱善杰(报告第三章之第4 节的执笔)和高明(报告第四章之第3节的执笔)。当然,本文具体展开的分析,一定有很多并不体现笔者与上述四位执笔者的共识,其中的不当之处,由笔者个人负责。本文与上述调查和报告,同属于上海市教委的重大创新项目“今日都市青年的 ‘居家生活’: 1990年代以来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分析”(12ZS090)的阶段性成果。

王晓明王晓明,上海大学中文系/文化研究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30年间,“住房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后果的一大聚集点。与此同时,对中国社会再生产机制中的三个子系统的认识,以“城市式居家”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系统,明显不及以“维稳”为首要目标的国家政治系统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系统。而以“城市式居家”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系统,既构成新的社会制度/结构之有效运行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暴露这个运行可能难以为继的一个最醒目的领域。在“城市式居家生活”的形成和扩展过程中,都市青年堪称最具风向标意义的群体。今天的都市青年,有两种明显不同,但并行不悖的“消费理性”:一种是以自己的实际需求、经济能力和与之配合的“通行价格”为标准展开的消费行为;另一种则主要以宏观风尚为导向,包括主流价值观、政治和经济大势、支配性的生活方式、不同层面和场域的集体氛围等,二者合力形成一种弹性很大的“心理价位感”,楼市便是凸显这一消费的最醒目之处。在两种消费理性的背后,是两种范围更大的精神状态:有时候,在有些事情上,能够清楚把握,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知道该怎么做;另外的时候,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又很茫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看见别人忽然“跑”起来,就不由自主跟着跑……对于都市青年而言,“家”和“居家生活”是一个帮助他们整理自己的——至少大部分——生活经验、建构人生意义的主要场所,但单面内缩的“个人”,却愈益成为居家生活的主角。都市青年的实际感受和他们对这感受的主观理解之间,存在多样的差异。这些差异中极大的部分,密布于更为基础的感觉及其自我体会的层面,在受制于直接的政治经济因素影响的同时,也深系于今日中国人的心智结构的变异。“城市式居家生活”正是中国社会和身心矛盾的一大箭垛,并有极大的可能成为这些矛盾扩展和爆发的“尾闾”。

关键词 住房问题;城市式居家;日常生活系统;文化研究

30年了,“住房”依然是今天举国关注的大问题。想想也怪,这30年,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只要规模比村庄大一点的,几乎都添造了大批住房,搞得到处都是密集的住宅楼宇。譬如上海,2014年底,已有住宅的总面积,平摊到每一个户籍人口,是35平方米,即便算上将近1000万的非户籍人口,人均也有18平方米,不算少了。此处数据见上海市统计局《2014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尽管如此,住房作为一个“问题”,却不见缩小,反而越长越大。不但上海如此,全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如此;不但大中城市如此,越来越多的小城市——甚至小镇——也都如此了。1980年,中央领导人就指示建造“商品房”, 2015年,中央领导人还在筹划“去库存”,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住房问题”不简单。

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描述这个“不简单”。

比如,当年邓小平提议由政府组织建造“商品房”,要求城市居民掏钱购买,其初衷——至少初衷之一——虽在解决城市里的住房困难,可一旦全国规模的地产市场重建了,住房产权制度推广了,行政权力和市场交易结合了,事情的性质就明显改变了,涉及的范围迅速超出“政府如何让市民有房可住”的边界,往四面八方扩展:政治规则的转变、经济秩序的调整、城市空间的重组,直至社会阶层结构的再造。

再比如,1980年代晚期开始,在各种社会状况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快速膨胀的“中国特色”经济形态、包括对西式现代化的崇拜在内的新的社会风尚、对1950~1970年代的生活贫困的记忆,以及重视房产的传统意识。的联合教育下,不到十年吧,城市青年普遍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人生成功的第一标志,就是买一处让人称羡的住宅。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膨胀,数亿农民进城打工,这个新观念迅速深入乡村人心,在城里买一处让家乡人称羡的住宅,成为多数二代农民工的奋斗目标。可是,与这人生价值观念的普遍转变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城市房价持续飙升,在其他社会因素这主要是指食品、交通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一般价格的持续升高(从政府公布的数据看,物价升高的幅度并不总是很大)、税负(包括“五险一金”)的居高不下,以及在主流风尚裹挟下形成的年轻人的生活理想的“虚胖”(例如许多年轻夫妇初次购房时,就不满足于小户型或者样式老旧的公寓)。的配合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也无论有没有大学文凭——苦恼地发现:照这个样子下去,再怎么省吃俭用,也买不起一套房……“住房问题”竟然成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如此强烈的蛊惑性和破坏力,至少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还比如,随着两大社会趋势的日益交会,一个是人民币的印发数额持续膨胀,一个是中国人的生活与外币资本的关联越来越多,住宅的投资和保值价值迅速被开发出来,屡屡在大小不等的范围内形成所谓“恐慌性购房”的波动。照理说,生活必需品是不能像黄金、股票一样,被完全当作投资对象,全部推入市场的,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住宅恰恰因其是生活必需品,获得了比大多数非住宅建筑更可靠的投资价值:世道再怎么变,人也得找地方住!“住房问题”的门洞因此大开,许多过去不被视为“居住”要素的事项:股市、汇率、税制、GDP、政治前景……现在都被揽入其中了。

单是需要住房的人明显比住房多这一点,并不能令“住房”成为“问题”,只有社会或政府重视这个供需矛盾,采取明显的行动去解决它,“住房问题”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看,今日中国的“住房问题”,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因为“文革”式的政治状况被广泛唾弃,主流政治意识明显改变,城市里早已存在的住房短缺,才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随之展开的政策调整和行政—经济措施,也不只是出于解决住房供需失衡这一个考虑,而是包含了多面的其他意图。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意图:一是通过重建房地产市场,为政府(不仅是中央政府)筹集发展经济所急需的资金;二是通过发展建筑业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邓小平在《关于建筑业和住房问题的谈话》(1980)中对此有清楚的说明。

这么来看,其后30年间,“住房问题”逐步成为社会变迁及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后果的一大聚焦点,并且日益壮大,是不足为怪的。它本就不是出自住房短缺这一单一的因素,自然不会随着大批新住宅的出现而同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最近10多年,越来越多出自非房地产学科的分析视线会投射到“住房问题”上来,连我这样本来是做文学研究、看见数据就发懵的人,都皱着眉头来讨论房地产广告和住房问题,也就十分自然了。虽然在某些场合,依然需要竖一个单维的分析框架,对“住房问题”做技术性的分析,但总体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个以实用的技术性分析可以把握的对象。人文和非实用的社会科学的开阔视野,从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心理、国际交往和城乡关系等多种角度展开探讨,这些视野和探讨的持续的互动——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可能比较充分地理解,什么是今天中国的“住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