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住房问题”的，这个角度大体出自如下的社会判断。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国内国际的一系列重大事项，促动中国内地的“后社会主义”巨变，以明显加速度的方式展开。不到20年，一个前所未见的社会制度/结构基本成形，开始有力地牵引中国内地的社会再生产。

可以将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结构大致分为三个子系统，它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致力于中国人的再生产：一是以“维稳”为首要目标的国家政治系统，它竭力引导人成为头脑灵活、顺应现实的公民；二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系统，它相当有效地将人塑造为合乎市场需要的劳动力和兴致勃勃的消费者；三是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系统，它向人提供生存的基本意义，减轻其从前两个系统所承受的精神和生理压抑。

2000年代初以来，这三个子系统的配合渐趋默契，对中国人的合力塑造也日益深刻。中国内地虽然深陷各种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和失衡，日益全面地遭遇来自“外部”的压力和阻力，却依然大体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结构的有效运转，特别是其子系统之间的互相配合，显然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日益重要，全球——不仅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日益聚焦于中国的新社会制度/结构，及其子系统之间的运作关系。但到目前为止，研究界对上述第三个子系统——以“城市式居家”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系统的认识，明显不如对另外两个子系统的认识充分。这个缺失不补上，无论是对新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内在肌理，还是对中国社会再生产机制的运行状况，都很难获得有效的整体把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城市式居家”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系统，既构成新的社会制度/结构之有效运行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暴露这个运行难以为继的一个可能是最醒目的领域。假定GDP导向的经济增长仍能以减速的方式继续一段时间，分配机制的严重倾斜就会成为社会矛盾的呈现焦点：人们越是习惯于从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日常消费中体验人生的意义，这些年社会和生态方面日益触目的消费困境，就越会尖锐地暴露上述意义的虚幻。对一个从小就被各方面——父母、教师、电视节目、手机信息——教育得深信只有进城才有人生的农村青年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城市房价的天文数字，更剧烈得令人绝望？

这就是为什么会形成文化研究的视角，为什么要从这个视角来看“住房问题”了：现行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已经将“城市式居家”生活设置成让人安心的主要领域，乃至支配性文化的第一产区。你要了解今日中国的支配性文化和人民的安心状况，就自然该选“居家”生活为考察的首要地点，而如前所述，这生活的第一事项，正是“住房”。

篇幅所限，无法进一步交代上述判断的依据，笔者只粗略地说一下什么是本文所说的“城市式居家生活”。

最近20年来，中国人的大部分生活内容：求学就业、休闲、医疗、养生，更不要说恋爱、交友和一般衣食住行了，经由现实规则（经济制度、执法模式、主流媒体/学校教育等）和主观认知这两个层面的交互作用，越来越以“居家”为中心而组织起来。

可以这么来概括“居家”的主要含义：一是都市的，公寓、轿车、“中产”式的消费能力和趣味，追随时尚的休闲和娱乐习性，诸如此类；二是非公共的，不仅远离公共政治，也尽量屏蔽对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的感受的干扰；三是以积极消费为媒介的，把新物件买回家，生活才有新鲜感；四是空间上是扩散的，去购物中心吃喝玩乐，在饭店包厢里聚会亲朋，赴东京的三越百货公司扫货，乃至去赌场寻求刺激，都是“居家”的一部分。

因此，笔者以“城市式”总命名这个“居家”。即便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去乡村寻居所、买老宅，通常也要瓷砖、空调，大拆大装，依然是比照都市里的公寓样式和居家趣味。

这样的“居家”正日益普遍地充当今日中国人孜孜奋斗的终极目标。做习题、选专业、找工作、谋官职、拼命赚钱、贪赃枉法…… 你问这么做是为什么，大概十之有九，给出的答案逃不出“城市式居家”的范围。

这当然绝非都出于自主的选择。经济制度（如房地产市场）、城市扩张、媒体（从纸面到网络）运作、政治记忆…… 所有这些都合起来，威逼利诱，把人往“城市式居家”的方向赶。

唯其如此，“城市式居家”才有组织中国人生活的这么大力量。也唯其如此，这样的组织过程才会普遍发生于城市，也越来越广泛地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不但构成支配性意识形态/文化得以形成和扩散的关键因素，也促就城市生活的主流模式对乡村世界的深刻重构。

最近20年间，在上述社会和城市变化的过程中，类似上海这样的东部大城市，具有明显的带头作用；与此相应，在“城市式居家生活”的形成和扩展过程中，都市青年堪称最具风向标意义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