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萨满教是精神治疗的技术

把萨满教作为精神治疗技术是西方现代萨满教提出的。西方现代萨满教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发生了反正统文化运动。所谓反正统文化运动是指当时美国社会的一切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以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

这个运动的参与者认为，美国是一个被惯例和陈规所充斥的世界，它已经成为压制人的个性、迫害个人自由生活的陈规陋习的总和，只有逃离这个社会、摆脱与现实社会和现实文化模式的种种联系，才能使个人和美国社会免于走进死胡同。为了有效地反抗这个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极端丰裕但人的精神受到控制的社会，他们提出“回到史前”的口号，希望在史前时期寻找精神力量。他们特别欣赏“无为而治”，认为只有无为而治的简朴社会，简单生活，才能保证公民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因此，他们从生活做起，掀起“生活的革命”，来反抗主流的、精英的、技术的、物质的社会。他们抱怨：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生活在富裕的西方梦想失败的语境中，没有持续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生活在攫取的社会，人们尊崇的是怎样拿得更多，怎样让自己富裕。这与许多土著社会是相反的，那里的人们尊崇的是如何付出、如何奉献。我们在头脑中总是说：“存在的不多，而且从来就不多，我必须在这些东西被抢完之前抓住它。”比较而言，在一个典型的土著社会里，人们在头脑中会说“地球提供物产，每年它都必须再生、更新，只有这样所有的人才能在一生都会分享到它的资源”。

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向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发起挑战、反思和批判。这些人看到，技术和科学的胜利并不与精神的、情感的和内在道德的发展同步。人们看到的是：个人责任的大量丧失，个人自我价值感觉也在丢失。他们指出，人类被看作一种工具，必须被教导该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信仰。所以我们与我们的自然本能对立，在外在世界的影响下丢失了自己。

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广泛，在与非西方传统的联系、沟通中，西方人对非西方文化传统兴趣浓烈，特别对非西方的医疗和精神实践方面（比如对印度教瑜伽和道教冥想修炼）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人们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意识的可塑性，这种经验具有相当高的人类价值，它超越了文化和时代。也是在这种潮流中人们又开始重新尊重自然之子——土著民族、非西方民族，以及他们的文化。

在对非西方精神潜能经验的追求和研究中，人们进行了历史的观察，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宗教都已进入医疗和意识变化领域。意识变化是实践性的，萨满教的入迷、印度教的瑜伽、道教的冥想、佛教的禅定，都能够进入有益的意识状态，这种状态包括深度的集注、平静和平衡，而这种意识传统最早可能来自萨满教。萨满教和其他宗教传统中有同样的东西，但也有区别。比如在内在观察的类型和意识变化状态方面的区别，萨满教是人们追求的精神技术之一，但却是最直接和最基础的。萨满教是经验性的，它提供与神灵世界的直接接触，那些缺少萨满教传统的当代人，希望到土著人那里找到回到古代萨满传统的道路。

美国的宗教变革也发生在这个时期，社会学家们把它叫作“新宗教运动”。新宗教运动名目繁多，其界定模糊不清。它可以指世界主要宗教或主要教堂中分离出的教义有别的诸多教派现象，也指一时的精神风尚和狂热；既包括各种各样的人类潜能运动，也包括复兴的神秘主义传统，如占星术、秘术、占卜、苏菲主义及巫术，还有一些强调禁欲主义及极端政治的团体和群居组织。他们采取的方法如“交朋友”、“格式塔觉醒训练”、“超觉静坐”、“瑜伽”、“心理治疗”、生物反馈、思想控制等。其参与者一般周末训练，或某一晚上训练，他们注重思想过程和身体体验，不作判断和评价，以得到完整的意识体验及注意物的完整图画，让自己与宇宙合一或认识到真正的自我或超然存在、宇宙意识及大我或空无。

提倡超常的直接体验是新宗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参与者认为，唯科学技术主义统治着各领域，这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它压抑着人性。它既让人们满足，又让人们在它面前束手就擒。于是，吸毒纵欲、在文化中寻根、在神话巫术中寻找重新肯定人的因素、在新宗教运动中找回自我，这些构成一种特有的反理性文化并成为攻击和误解现代西方文明和理性的摧毁性力量，人们感到现代西方文明处于崩溃之中。

新宗教多是拼盘式的信仰与实践，共享的观念十分有限，它们从不同文化中汲取灵感，在神启知识、行为、道德、生活规则方面，对信仰者没有太多的指导。这些宗教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对教义解释的随意性和实用性大；信众人数不固定；人们可随意选择适合自己的宗教。在宗教影响力减弱而世俗机构取代许多宗教职能的今天，在世界走向多元化的现代，宗教更多地表现为个人私事或主观情感。宗教领域出现的新势力预示了宗教领域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如多种文化的繁荣摈弃了教派或教堂式宗教形式，在以个人为中心的基础上吸收青年人，它们关心的症结是真实的自我和对超自然物的强烈体验及提高生活质量的实际方法。新宗教运动体现了当今社会宗教的多元化、小型化倾向。受到反主流文化影响，新宗教被卷入无所不在的消费漩涡。即：在商品社会里，宗教商品化了。人们在“精神超级市场”上选择自己需要的精神商品。人们若有某种精神需要，就会有相应的宗教产生。新宗教运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消费品。

在这个新时代，西方人燃烧了在非西方宗教中追求的经验类型和意识状态的热情。西方人不但欣赏精神世界和医疗世界中的非西方传统，也强烈地希望分享这样的实践。萨满教作为回归自然与获得宗教体验的技术由此被再发现与再利用。在这个潮流中，其核心成分是人类自我的变形，在其中自我意识或者认同超人，或者去与文化甚至宇宙的各个方面沟通。

（一）寻找神圣的蘑菇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自加利福尼亚开始的反文化运动与对毒品的探索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新的、时尚的萨满教，这种潮流开始于小群体，后传播到主流社会。其中主要的事件是对神圣蘑菇的再发现。

在宗教仪式上使用致幻药草来帮助萨满到达通神体验的历史悠久。这些药草（包括药草制成品）中赫赫有名的包括所谓的“神圣蘑菇”（scared mushroom）、佩奥特（peyote）仙人掌、卡皮木、曼陀罗、曼德拉草、天仙子、死滕水、刺槐种子粉和一些具有致幻性的烟草等。学者们推测史前人已经开始使用致幻药草沟通神灵以求获得神启。

所谓的“神圣蘑菇”其实应该是毒蝇蕈（学名为蛤蟆菌，英文名为Amanita muscaria）和墨西哥裸盖菇（Psiloeybin）等有致幻效果的蘑菇的统称。这些蘑菇中含有裸盖菇素、脱磷酸裸盖菇素、鹅膏蕈氨酸、蝇蕈醇和毒蕈碱等精神活性成分。当人们服用这些蘑菇或者提取物后，人就会进入一种长时间的麻痹状态，此时伴随有睡眠、幻觉、谵妄和肌肉痉挛情况发生；麻痹状态缓解之后会出现行为的兴奋，同时伴有幻视、幻听等。它们主要生长在西伯利亚、美洲部分地区，所以文献中关于在宗教仪式中使用致幻蘑菇的资料多来源于这些地方。

由于致幻药草一直被视为宗教仪式中的“神圣之物”，它们的采集、使用方法、效果都是萨满这些仪式专家才能知晓的隐秘知识，所以长期以来外界对它们的情况并不清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参加了俄罗斯—美国杰瑟普北太平洋联合探险（Jes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1897-1902）的乔克尔森（Jochelson）和波格拉斯（Bogoras）在后来的著作中报告了西伯利亚北部土著人对飞伞菌的使用情况。西伯利亚飞伞菌的学术名称叫作毒蝇伞（Amanita muscaria），为这个蘑菇进行学术命名的是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内乌斯（Carl Linnaeus）。他是现代植物学的建立者，为了区分这个蘑菇，他使用了拉丁词musca，意思是“飞行”。他解释，人们经常劈开毒蝇伞把它与牛奶混合在一起去杀苍蝇。最大的毒蝇伞能达到9英寸，这种毒菌经常在松木、桦木和北欧、北美的森林枝杈中生长。从这种蘑菇中提取的迷幻成分包括鹅膏蕈氨酸（ibotenic acid）和生物碱蝇蕈醇（alkaloid muscimole）。第二种化合物能渗透到人类的肾脏。这就是为什么食用蘑菇者的小便里含有致幻剂的原因。当晒干这些蘑菇，鹅膏蕈氨酸就会转变成生物碱蝇蕈醇。这可能是楚科奇人（Chukchi）和其他西伯利亚北部的土著人喜欢干蘑菇的原因。

在西伯利亚楚科奇土著人中间，人们认为，是蘑菇精灵把人带到下界。通常，毒蝇伞精灵呈现给土著人的是不断增强的快速行动能力和巨大的力量，可使人劈石裂木。人吃完之后通常是睡着了，然后开始看到、听到支配性的声音，精灵出现了，人直接与他交谈。在醒过来后，人们觉得充满活力并振奋，有时甚至开始转圈、跳跃、跳舞，非常活跃。由于蘑菇中毒也改变了中毒者看物体的形状，这个物体可能会缩小也可能增大。楚科奇人认为，尽管它有神奇效果，但只有较弱的萨满才需要飞伞菌，强大的萨满并不需要。

1908年，俄国民族志学家伊里奇·乔基尔森（Ilich Jochelson）出版的《克人》一书中描写了当地萨满在降神仪式之前服用致幻物蘑菇的情况。之后，威廉姆·邓肯·斯特朗（William Duncan Strong）等人发现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卡伊塔人将曼德拉草看作一种“圣物”，在男孩子的青春期过渡仪式上使用它，并且在仪式过程中当地人还要以一种特殊的，只有萨满才能听懂的“海洋腔”为生活在海底的神灵唱赞歌。

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罗伯特·维拉耐尔（Robert J. Weitlaner）和植物学家理查德·伊万·舒尔茨（Richard Evans Schultes）在墨西哥东南的瓦哈卡州马萨特克印第安人中找到了用于宗教仪式目的的致幻蘑菇，并且受到邀请观看他们的夜间“神圣蘑菇”仪式。“二战”爆发后，舒尔茨奉美国政府之命在亚马逊河流域研究橡胶的生产、加工，在此过程中，他注意到哥伦比亚地区土著居民有在宗教仪式上使用死藤水沟通神灵和治疗疾病的习俗，成为较早向西方学界报道致幻蘑菇的学者。之后，人类学家拉·伯尔·韦斯特（La Berre Weston）和阿伯勒·大卫（Aberle David）则分别注意到基奥瓦印第安人和纳瓦霍人的佩约特仙人掌崇拜。一些墨西哥印第安人和美国土著基督教派成员至今仍然会在宗教仪式上食用这种致幻仙人掌籽和花球制成的粉末状“圣药”，目的是治疗精神、身体方面的疾病。其他的植物如卡皮木和曼陀罗、曼德拉草、天仙子等茄科植物，也因含有大量的致幻性生物碱成分常被用于通神体验或宗教治疗仪式中。

卡皮木是生长在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种缠藤类植物，它含有哈尔明碱、骆驼蓬碱、脱四氢哈尔明碱和其他致幻的生物碱。当地一些印第安人经常通过特殊的仪式采集这些藤蔓，然后加水以熬煮，称为“死藤水”。为了增加幻觉的效果，他们常常会加入其他有致幻作用的植物。据迈克·哈纳等人的介绍，当地不仅仅是萨满在为被施了魔法的病人寻找病源时借助死藤水来看见超自然世界，一些普通男子也为了下面的原因饮用死藤水，如：希望得到神灵的帮助、拥有超自然力量、可以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和灵界的敌人斗争、在仪式中陪护萨满。喝完死藤水之后，大部分印第安人的幻觉内容和发生幻觉的频率有高度的相似性。幻觉中经常出现下列主题：有色彩鲜亮的巨蛇、美洲豹和豹猫、死藤水神灵和其他神灵、正在倒下的树、满是短吻鳄和蟒蛇的湖泊、村庄、商人和货物、花园等。所有的幻境都在快速移动，出现的事物都是扭曲变形的。

20世纪上半叶之前，并非只有人类学学者在孤独地探索致幻物，生物学、药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也在致幻物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世纪末约翰·罗利·布瑞格（John Raleigh Briggs）第一个把墨西哥佩约特仙人掌介绍给西方人，之后卡尔· 索菲斯·拉姆霍尔兹（Carl Sofus Lumholtz）等人还对它的药性、原住民使用的方法进行了考察。1924年，毒理学家、医学史专家路易斯·莱温（Louis Lewin）出版了《致幻剂》一书，书中研究了墨西哥仙人掌、鸦片、大麻、飞伞菌、天仙子、烟草、曼陀罗等植物。这本书在西方致幻物的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上述人物没有一个人亲自尝试过这些致幻物。

20世纪40年代一对白人夫妇——美国银行家戈登·沃森（Gordon Wasson）和他的俄国妻子成为第一批有据可考亲自尝试这些致幻药草的西方来客。20世纪40年代戈登·沃森开始到墨西哥瓦哈卡州（Oaxaca）印第安人那里寻找“神圣的蘑菇”。那里的印第安人吸食可以致幻的蘑菇（裸盖菇，psilocvbes）进而将自己带入昏迷，这样他们获得了幻觉，并把幻觉作为指南。那里的类似萨满的部落精神医生被称作“库兰德罗”（curandero），这些精神医生利用蘑菇作为诊断工具，由于摄入了蘑菇，进入昏迷状态，由此开启了去往精灵世界的大门。他们相信神圣的蘑菇利用他们的身体作为传输体去说明疾病和不幸的原因，或指导如何解决问题。根据他们的万物有灵论，这个植物有自己的灵魂，能够劝告、引导，或直接与人谈话。通常吃了蘑菇（裸盖菇，psilocybe）的人约30分钟后开始收到蘑菇引起的幻觉，持续5～6个小时。戈登·沃森参加了当时的仪式，仪式上的女萨满吞食蘑菇后，准备进入昏迷。在进入变化状态时，女萨满开始跳舞、吟唱。戈登·沃森也吃了蘑菇，他以强烈的意志抵制这种真菌对他产生的影响，最终不得不向神圣蘑菇的意志认输。他也进入了一个意识改变状态，并见到各种事物。他描述：首先看到的是几何图案，色彩丰富，有些像纺织而成的装饰品或毯子。后来图案变成建筑结构，有柱廊、横匾、富丽堂皇的平台，还有色彩斑斓的石头、金子、玛瑙、黑檀，这些都相当和谐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气势磅礴，超越了人类的视线能力，景观无量。

这次神奇的经历引发了他对“神圣蘑菇”的极大兴趣，此后的几年间他一直致力于对它的研究，出版了《苏摩：不朽的神圣蘑菇》一书。在书中，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假说，即这种使人产生幻觉的“神圣蘑菇”就是古代印第安人崇拜的神灵苏摩（soma）的化身。同时，他将自己尝试“神圣蘑菇”的体验写成了《寻找魔菇》一文，发表在美国当时的流行大众刊物《生活》上。他记载了“蘑菇女王”玛利亚的巫术仪式。这篇文章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有学者指出这篇文章也可以为现代聚众吸毒的状况提供参照。文章使许多精神变化的寻求者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土著墨西哥或更远的南美地区。很快，这篇文章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撼效应，引发了现代西方人对“神圣蘑菇”的崇拜。一些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史、心理学、生物学研究者也被这篇文章吸引，开始步其后尘对致幻物及它的生存文化进行考察。人类学学者是当时对萨满文化和致幻物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支学术力量。彼得·福斯特、迈克·哈纳等人都亲自尝试了这些致幻物（具体内容可见哈纳的《萨满教与致幻物》、福斯特的《致幻物与文化》）。

沃森比较在西伯利亚、美洲和其他地区仪式中蘑菇的使用，确信迷幻真菌在古代和现代原始部落的精神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他后来的两部探讨神圣蘑菇的著作，把蘑菇的致幻作用当作宗教启示的来源。他认为古代仪式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在蘑菇作用之下古代人能直接沟通神圣，不需要祭司和想象，那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信仰。他深信宗教或萨满教起源于使用致幻蘑菇的仪式，通过人们的精神改变，打通进入人类黎明时期神奇的精神世界。神圣魔菇实际上允许任何人看到“比我们冷静的双眼看到的更清楚的那个超越我们生命地平线之上的景观，进入存在的其他层面，甚至像印第安人所说的，去和神在一起”。

沃森在西方大众的意识观念中种下了前往异国寻找异国情调的致幻剂的种子，在20世纪60年代，热衷使用裸盖菇（psilocybe）的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那个年代，由于相信古代植物致幻剂能提升人类精神，社会上开始形成小规模的“迷幻学术研究”小组。人们根据各种民族志和其他类作品中不断讨论的致幻剂（仙人掌、牵牛花、蘑菇、烟草及其他）对萨满的精神作用，把萨满教与植物致幻剂的仪式使用联系起来，不仅提出有关萨满教的新颖理解，也引起了公众对萨满教的兴趣。

20世纪中叶前后，在实验室，人工合成致幻剂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1943年，在山道士药物化学公司工作的阿尔伯特·霍夫曼博士合成了一种有强烈效应的精神性药物——LSD。据霍夫曼的自体实验报告，LSD的药效首先是使人们熟悉的外部景观产生剧烈的变形和位移；之后是心灵深处自我知觉的变异，就仿佛“有一个魔鬼侵入了我，已经占据了我的身体、思维和灵魂。我跳起来，喊叫着，想要从它那儿解救我自己，可是又倒下，无助地躺在沙发上。这个魔鬼嘲弄般战胜了我的意愿，我被要发疯的恐惧紧紧扼住。我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当这些感觉消退之后，脑海中出现的是“不寻常的颜色和形状的变幻，万花筒样奇妙的影像在我面前迸发、交替、变异，在圆圈和螺旋中张开，然后关合，在彩色的喷泉中爆发，在不断的变化中重新组合和混杂。特别奇妙的是，每一个听觉都会转变成视觉，每一种声音都产生出栩栩如生的变化的形象，并有其自身一贯的形状和颜色”。霍夫曼的自体实验证明LSD对人类意识有着强烈的精神效应，一方面会导致人的意识状态和对内外世界的体验产生剧烈的变化；另一方面，受试者可以感知到日常现实世界和“像日常现实世界一样逼真的”LSD迷幻世界共存的状态。

当沃森《寻找魔菇》一文发表之后，很多西方人纷纷前往墨西哥等地寻找“神圣蘑菇”，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蒂莫西·莱瑞（Timothy Leary）就是一个朝圣者。1962年莱瑞在墨西哥的一名萨满那里购买到“神圣蘑菇”，在食用之后，进入一种神秘的入迷宗教体验中。从此，这位年轻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师开始致力于致幻药物的效应实验和推广。他认为致幻物可以改变人的意识，甚至可以制造一种新的宗教。

以哈佛大学为基地，他成立了致幻剂体验中心，并召集一批人参与到他的实验中，探讨服用后的幻觉感受。这批人中有哈佛大学的学生和老师，也有一些文学界的名流（如阿尔道斯·赫胥黎、艾伦·金斯堡等）。莱瑞的这一行为引起学校当局和社会上的广泛不满。很快，美国官方就将他列为当时“美国的头号危险人物”。尽管如此，莱瑞仍一意孤行地、执拗地鼓吹迷幻药物对打开人类意识潜能的好处，鼓励人们积极体验它。后来，因为大量使用、分发LSD及鼓吹它的效应，哈佛大学宣称莱瑞“俨然已经成为一个邪教头目”而解除其教职。离开了学术圈子之后，他更加肆无忌惮地鼓吹LSD的精神效应，称他在这种迷幻品中体验到了印度的瑜伽、佛教的轮回观和萨满教的真谛。被开除教职、脱离正统学术圈子等异质性使莱瑞成为一个青年嬉皮士心目中叛逆英雄，他们将其追捧为“反文化教父”。据美国《新闻周报》报道：1969年，美国57所大学中有31.5%的学生沾染过LSD等致幻物。致幻物成为他们暂时反抗、逃避苦闷现实，寻找理想世界的工具。在他们看来，“致幻剂至少可以被称作一种文化的解毒剂：它像一支情感洗涤剂，帮助人们冲洗掉现实生活中的虚假与伪善，穿破当代美国社会这个活地狱，看到正统文化一直设法破坏的美丽景色……毒品与寻求真正的人类生存密切相关”。

在20世纪60年代，大批民众涌向瓦哈卡，寻找女萨满和裸盖菇——著名巫术蘑菇。其中一些人只是为了有机会摄入裸盖菇，看看蘑菇幻觉，别无其他。也有追求治疗目的的人。西方朝圣人群来到这个部落，很快糟蹋了土著植物，裸盖菇因此找到了通往墨西哥农贸市场的道路，在那里人们公开把它提供给旅游贸易。到了20世纪70年代女萨满玛丽亚的居住地成了蘑菇圣地。

（二）萨满意识状态研究

由神圣蘑菇引起的幻觉革命使人们把一切已知或未知的草药致幻剂当作宗教的发生器，人们开始提出，人类的祖先通过它们的神奇效果在思想里种下了魔鬼和神的观念，从而产生了早期宗教。致幻剂的使用研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萨满是神经病人的看法，相反认为，萨满是健全的、活跃的、出色的、有创造性的。

20世纪60年代，超个人心理学兴起，它是一个试图将世界精神传统的智慧特别是东方精神性智慧融汇到现代心理学中的一个学派。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超个人心理学理论，指出人类还有一项“超越性需求”，也可以称为精神性需要（或者称灵性需要）或超越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人类的最高需求。在马斯洛看来，致幻物特别是LSD和神圣蘑菇提取物能够满足人们灵性需求下的个人高峰体验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超个人心理学是“迷幻革命”下的产儿，几乎所有的超个人心理学者都受到了致幻物的影响，或对致幻物影响下的意识状态的变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致幻物作用下的意识改变状态是超个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

1962年美国加州埃萨林治疗法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 in California）建立，马斯洛是重要的资助人之一，这是最早的人类自我实现或人类潜能运动中心。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许多学者和精神寻求者来到这个研究所，希望全面探讨人性，帮助人们发展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潜力。萨满教在这里被列为体验课程的一部分，此外还有戏剧疗法、瑜伽和其他亚洲精神技术。197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超个人心理学研究所成立，它从超个人视角研究非西方精神实践和世界上的神秘技术。萨满与毒品也成为研究的专题。研究显示，在毒品一类麻醉药物的刺激下，大脑对一些刺激反应松弛，其中的生物反应、情感状态，以及这些情况同仪式的关系都引起专家的注意。

一些研究者认为，在精神层面上致幻剂确实可以打开精神体验之门，研究者将这种体验总结为四种：第一，存在一些中间水平的经验，诸如对气味和能量场的微妙知觉，与其他存在形式的沟通，包括与动物、植物甚至地球本身的沟通；第二，灵魂的体验，如感受到灵魂的光、爱、欢乐、力量和宁静，伴随着与终极存在的充分交流；第三，非个人（impersonal）维度的体验，意识自由漫游于广阔无垠的内在空间；第四，被描述为是最美妙的宇宙意识体验。

早期民族志学者指出癫痫与萨满教之间存在一种偶然的但却重要的联系。萨满仪式中的发作的严重性和持续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它涉及大脑的大部分颞叶，结果出现明显的意识变化状态。在这个时候癫痫者可能瞪人、停止不动，说出和正常时刻不一样的语言，或不由自主地移动身体的某个部分。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这种发作可能超过颞叶到大脑的其他部分，导致显著的物理效应，包括肌肉痉挛、口吐泡沫、躯干或四肢僵直、小便失禁、肌紧张丧失、呕吐甚至呼吸阻塞。发作者可能由于肌肉衰竭倒在地上，疼痛或胡乱地扭曲、痛苦地呼叫，身体变得僵硬和懒惰。这些特点在民族志中都有描述，它导致学者提出那些被观察者记录的昏迷就是影响大脑颞叶的癫痫发作。

心理学家麦克·文克尔曼（Michael Winkelman）一直在探索萨满昏迷问题，试图在大脑中寻找它的起源和机制。他提出，丘脑下部既控制交感神经系统（在觉醒状态时工作）又控制副交感神经系统（在放松和睡觉时工作）。通过瞬时发送化学信息到肾上腺髓质，丘脑下部可以放松肌肉，放缓心率和呼吸，在睡眠状态中保护身体的能量。根据文克尔曼，萨满降神会上萨满的身体衰竭可以看作副交感神经突然完全支配的例证，这种情况的改变只能在丘脑下部交感神经系统逐渐回到统治状态时才能慢慢地恢复。

根据人类进化的看法，丘脑下部属于大脑最古老的部分，控制愤怒、敌意或高兴等肌肉反应，大脑年轻的部分，特别是颞叶——能够对上述状况进行调整。每个颞叶有两个小核心——海马，它在边缘系统中起核心作用，负责记忆和空间导航。在试验中人们已经发现，某些刺激能够迫使海马把信息传到丘脑下部，引起副交感神经的统治。这些强迫的中介包括许多典型的刺激因素，如在萨满教降神会上的有节奏的音乐、禁食、粗暴的动作行为、刻板的动作、疼痛、冥想和各种致幻药物等。

至关重要的是，一旦第一次发生副交感神经系统塌落，在将来，大脑对它的抵抗就降低，所以萨满能训练自己的大脑不费力地进入昏迷状态，几乎能自动地呼应确定的仪式行为，通过像唱歌、跳舞或敲鼓，萨满能够控制昏迷状态的开端和结束。因此萨满教的昏迷被不断发现是由于人类大脑的这种倾向的重复发生造成的。意识变化状态能在受到伤害、精疲力竭、饥饿、摄取致幻剂、释放生物电等情况下自然引发。萨满教为这样的经验提供了重要的调节机制。

在萨满心理学流行以后，西方人关于萨满疾病的看法有了重要转变。理查德·诺尔（Richard Noll）提出，至少在五个关键的地方萨满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第一，精神分裂症患者经验的意识变化状态作为非志愿事件，损害和妨碍正常生活，不会有导向活动的目标。萨满为了特殊的目的，像治疗、占卜或与精灵世界沟通，知道如何在正常的和意识变化状态之间按照意愿行动。第二，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减低幻觉倾向，而萨满经验主要是积极的幻觉沟通。第三，精神分裂症患者无力区别意识变化状态、区别正常和妄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世界混乱而无序，极易偏执和迷惑。相反萨满的世界被划分成高秩序化和清晰化的世界——日常的正常领域、高级的超自然的精灵世界。后者只能通过特殊的仪式，通过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接触。作为有价值的媒介，萨满由此获得自我肯定和让人信任的结果。第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经验有明显的不良适应状况，造成对正常功能和关系的损害；而萨满的经验有明确的适应性：他们使用社群十分欣赏的有价值的高度技巧。第五，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表现为垂头丧气的情绪，成为脱离群体的压抑的人；相反，萨满不仅展现了高度的个人影响，还高度适应其他人特别是患者和周围支持他的人的需要和感觉。从诺尔的观点看，过去民族志学者时常乱用心理学术语，像神经症和精神分裂症，极大地扭曲了萨满的状态、生涯和社会身份。

诺尔提出，萨满教培育的昏迷传统，不仅是它的心理特征，而且对于获得和分享幻觉也是有价值的。精神想象的培育是萨满教培育的主要目标，可能是昏迷经验的主要目标。诺尔确定，土著社会中存在萨满培训，其间萨满讲述自己的幻觉以及获得幻觉的一系列步骤。在萨满学习的初始，新萨满向老萨满或者更有经验的萨满报告自己的昏迷经验。这些人帮助新手将这些幻觉与传统想象协调。培训者帮助新人经历幻觉磨炼，发展幻觉领域。他们强调幻觉描述，在对幻觉的不断讲述中，特别注重幻觉细节和印象描述，以增强逼真性，并把这些与已经建立的传统幻觉相互联系。同时他们对那些不与传统相关的幻觉不会过分在意。培训者也指导新人回忆幻觉，以便他们能根据意愿向外传讲过去的幻觉。这些幻觉后来成为萨满自己所描述的精神世界的库存，可以随时向社群提供它所需要的东西。通过听萨满的叙述，社群转过来形成看待超自然世界的习惯，通过特殊萨满仪式重演并记住这个神圣世界。

与萨满心理研究并举的还有针对萨满医疗的研究，对萨满教的仪式与萨满医疗效果的评断，往往含有医学和心理学的理性思考。信仰与精神健康的关系、信仰在治疗中的作用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学、医学人类学、精神医学、心理咨询等领域十分关注的主题。从目前积累的大多数研究结果看，多半研究者认为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治疗。就像N. Z．墨菲（N. Z. Murphy）指出的那样：宗教体验之所以优于一般体验，是因为超自然力量的参与和宗教文化的熏陶，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并给参与者带来愉悦的享受。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宗教能够促使信仰者产生一种类似于吗啡的物质，在这种物质的效应下人们会感到愉悦、身心放松，疼痛感也会减轻，从而开启信仰者的自我治疗机制。

（三）西方现代萨满教

西方现代萨满教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它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7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代运动兴起，卡洛斯·卡斯塔尼达、迈克·哈纳等人开始向西方人传授他们发明的萨满教，他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加入进来。在短短几十年间，西方现代萨满教发展迅速，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感慨道：“60年代中期之前，萨满教只是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但是现在，旅行社以萨满之旅招揽生意，另类治疗师到处广告他的萨满咨询疗法。同时，走进任何一家大型书店，全是关于萨满、萨满教、萨满实践的书籍。”

196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了人类学专业学生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硕士学位论文，取名为《唐望的教诲：亚基人的智慧之路》（简称《唐望的教诲》）（The Teaching of Don Juan: A Yaqui Way of Knowledge）。书中讲述了作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攻读硕士时，出于田野调查的需要，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来自墨西哥索诺拉地区的亚基族巫师唐望，并成为其门徒，在其引导下开始认识、尝试印第安的致幻药草——麦斯卡灵佩约特、曼陀罗魔鬼草、致幻蘑菇等物，并经历种种幻觉体验。令出版社意外的是这本书面世后很快在西方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且成为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当年销量高达30万册。之后，作者又乘胜追击出版了《解离的真实》《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等书。卡斯塔尼达带来了萨满文化的研究热潮。一些人类学研究者被卡斯塔尼达的体验报告深深吸引，他们纷纷步其后尘走进印第安部落。如芭芭拉·梅耶霍夫与彼得·福斯特一起到墨西哥乔维印第安人部落朝圣，在当地萨满的引导下食用佩约特仙人掌后经历了“萨满旅行”。保罗·斯托利走进尼日尔，在那里跟随桑海族萨满学习，著有《在巫术的笼罩下：在尼日尔桑海做门徒的回忆》。约翰·希区柯克在尼泊尔成为当地萨满Sakrante的门徒，他声称自己看见了Sakrante从病人身上吸出来的魔箭。人类学者琼·哈利法克斯（Joan Halifax）等人收集了美洲、西伯利亚、非洲等地区的萨满及信徒的宗教体验，将其合集出版，书名为《萨满之声：关于幻觉的故事》。这本书扩展了西方人的视野，带人们“目睹”世界范围萨满的宗教经历。以至于1978年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不得不感慨道：“美国人类学充满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宗教狂热症和加利福尼亚邪教观，一群研究萨满教、巫术和‘超自然现象’的‘专家’操纵了人类学年会，用‘实证方法做研究的好文章’一再受到排斥。”

随着卡斯塔尼达之唐望的影响，西方一批白人开始创建工作室教授人们实践萨满教。他们有的出身于学界，也有的来自流行文化圈子，其中有卡斯塔尼达、迈克·哈纳、琳·安德鲁斯、阿贝托·维洛多等人。

卡斯塔尼达唤起了西方社会对萨满文化的浓厚兴趣，但是他开始开门收徒较晚。20世纪90年代，弗洛琳达·唐纳与卡斯塔尼达、卡罗尔·提格（Carol Tiggs）和泰莎·阿贝拉（Taisha Abelar）一起创办了无极萨满工作室，并在其中担当灵性指导师。她的《女巫之梦：治疗者的知识之路》、《进入梦境：巫师世界启蒙》被作为无极工作室的指导用书。前者主要讲述作者跟随南美萨满学习治疗之术的经历，后者则与卡斯塔尼达作品中的女巫相呼应，讲述了巫术世界中的女性战士的训练法则。现在，无极萨满工作室已在欧洲多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西班牙、保加利亚）设有其分部。无极工作室的培训主要围绕扩展个体意识而展开。具体而言，有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唐望世系的先知们发明的身体姿态、身体运动和呼吸训练，通过培训达到聚集能量、调节能量场域的效果，因为足够能量是打开意识世界的基础条件。第二，再现练习或者跟踪练习，即在身体和呼吸的调节下复现个人生命中的关键性场景。第三，打开无限意识，唤醒生命中的其他形式（如鲸鱼、蝴蝶、狼等），和它们互动或从它们的视角来看世界。第四，梦的实践：在人体的清醒和睡眠两种状态下打开和看见永恒之门的技巧，从而开启自己的巫术旅程。

心理学家拉森·史蒂芬在《萨满之门》一书中，讲述了自己的幻觉体验，并且提出可以将古老的萨满改变意识技术用于治疗西方社会的异化和人们的精神困惑，使人们的生活更有意义。1989年，他建立斯通山治疗咨询中心（Stone Mountain Counseling），主要进行心理健康服务。阿贝托·维洛多（Alberto Villoldo）也是将萨满教用于治疗的重要人物。他著有《治疗状况：走进灵性治疗和萨满教的世界》、《四风：一个萨满在亚马逊流域的冒险》、《印加巫师的智慧洞见》、《印加灵魂复元疗法》、《四风之舞》、《日之岛》（Island of the Sun）等书。80年代，当萨满实践培训机构在西方兴起后，维洛多建立“四风社会”萨满工作室，这些书都成为该工作室的培训手册。

20世纪70年代末，人类学者、萨满教研究专家迈克·哈纳在数十年研究的基础上，创建了核心萨满教（core shamanism）。核心萨满教主要以工作室的形式传授，是目前西方现代萨满教中影响和规模最大的一支。目前，核心萨满教除了在美国拥有本部之外，它还传播到拉丁美洲、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荷兰等地。在一些国家，核心萨满教与当地本土文化相结合，对当地传统萨满教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迈克·哈纳（Michael Harner）出生于美国华盛顿，1957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学院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任教，从事传统萨满教文化研究。《致幻药与萨满教》是他的一篇代表作。居住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上游的印第安人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还在完全天然状态下服用致幻物的族群, 1956年，哈纳前往那里。他首先到达的是希瓦罗人居住地，遗憾的是他没有得到印第安人的信任，只是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记录了迷幻水natema的制作材料、制作过程和当地人服用这种药饮后产生的幻象。1960年，哈纳接受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邀请，一同前往秘鲁科尼堡印第安人（Conibo Indians）居住的乌卡亚利河流域调查当地的文化。当地人非常友好，但是一旦谈及超自然神灵等问题，他们就缄口不语。直到1961年的一天，一位土著长者（Tomas）告诉他若要想了解当地的信仰就必须先喝下萨满用死藤树枝熬制的圣水——灵魂之酒（soul wine）。在好奇和惊恐的双重心理下，哈纳饮用了这种植物致幻水。后来在《萨满之路》一书中他回忆自己服用致幻物的感官变化：开始的时候，他看到了光线由弱变强、变得鲜亮，之后耳边响起了潺潺的泉水声，再后来他看到了很多古埃及壁画上蓝色的鸟头人身神兽、听到了缥缈的仙乐并且体验到灵魂脱离躯体的感受。死藤水幻觉体验使哈纳深刻地意识到这些致幻植物有可能是萨满教和萨满体验的物质基础和源头。

当哈纳在北美一些印第安部落看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温顿人（wintun）和波莫人（pomo）、华盛顿的海岸赛利希人（coast salish）和南部达科他州的拉科塔人（lakota）时，他注意到这些印第安萨满并没有使用死藤水、卡皮木、裸盖菇等致幻物质，仪式上的鼓点、音乐、自我调息和禁食等方式都可以帮助萨满达到“旅行”状态。他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声音单调的打击性器物是萨满借助的主要工具（如北美萨满的鼓，澳洲萨满的手杖，东南亚地区萨满的铜锣、手镯、脚镯），烟草、仙人掌等只是附带的使用或者根本不使用。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走过了“迷幻的时代”，新时代运动兴起。新时代运动吸收东方与西方许多古老的精神与宗教传统，积极奉行者非常注重通过个人修习在“心灵”和“精神”层面的探索。在这一背景下哈纳开始了击鼓实验。实验的结果表明用同一种频率（每分钟205～220次）平稳有力地敲击鼓面约10分钟就会达到和使用致幻物质体验类似的效果。这表明鼓声和致幻物只不过是通往同一精神领域的不同途径。

要修习核心萨满教，需要一些基本的工具，它们分别是萨满鼓（或拨浪鼓）、鼓槌、遮眼器或者一份刻录了鼓声的磁带。核心萨满教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到“他界旅行”、力量复原、索魂等。到“他界旅行”之前，实践者需要调整个人状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心态上要轻松、平和，饮食上要尽量少食或者不食，酒精绝对是禁止的，环境上要找黑暗的房间，然后脱掉鞋子、放松衣带、平躺在垫子上。做好上述准备工作之后，闭上双眼，用遮眼器或一只手挡住任何可能的光线。同时，旁边最好有帮助修习者敲击萨满鼓的助手。

接下来，实践者要做的是要打开自己的记忆阀门，在其中搜寻可以使自己进入的通道并将它视觉化。一旦进入这个通道，需提醒助手有力、快速、保持同一音频（每分钟205～220次）地敲击鼓面，保持这一过程10分钟左右，这样实践者就进入了萨满意识状态。10分钟过后，助手应该重重地敲击萨满鼓，目的是提醒“旅行”的人返回。等实践者完全恢复到普通意识常态后，他应该描述和记录下“旅行”中看到的具体情景。

在哈纳看来，萨满意识状态（shamanic state of consciousness，缩写为SSC）是指一种意识改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萨满可以获得知识、信息、洞晓秘密。哈纳认为它与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的“非常态现实”（nonordinary reality）、罗伯特·罗维（Rorbert Lowie）的“现实的非凡展示”（extraordinary manifestations of reality）两者的含义相似，但这一术语区别于含义模糊的“昏迷（trance）”“入迷（ecstasy）”等术语；与之相对的是普通意识状态（ordinary state of consciousness，缩写为OSC）。哈纳指出真正的萨满可以自由穿梭于两种状态中，法力高强者还可以在萨满状态下看到、听到、感觉到和体验到非同寻常的景象。

在核心萨满教实践中，保护精灵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是人与自然灵性关系的体现。保护精灵充当着修习者的精神向导，可以起到保护、引导和治疗的作用；同时，它们也是修习者人格、深层自我的体现。保护精灵主要是灵兽（power animal），但也可能是其他灵性物（如植物）。灵兽会以鸟、虎、鹰、熊、鹿、龙等形式出现。要想拥有自己的灵兽，首先要做的是呼唤它的到来，然后通过赞美它、歌咏它或为它舞蹈等方式，促使它自愿留下来成为修习者的保护神。在核心萨满观念里，每个人都有一个或多个灵兽，它代表了个人健康、能量、法力。但是，很多人根本就对此一无所知或者由于疾病、灾难等原因失去了它们，更糟糕的是他们竟然不知道可以通过某种途径重新拥有它们。在哈纳看来，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灵兽，就会出现下列症状：生病、能量的丢失和心智发生变化、失去自信等。想要重新找回病人的灵兽，修习者首先应该拥有一首或多首属于自己的圣歌（a power song），在圣歌、鼓声的帮助下进入萨满意识状态；然后借助自己灵兽的力量进入下界（要想到达下界，萨满术修习者首先应该找到一个入口，它可能是一个通道，也可能是洞口、泉眼、沼泽地等），搜寻病人的灵兽（一般多次出现在萨满修习者面前的动物就是丢失的灵兽）；等找到了它，将它带回来重新放置到病人的身体中，病人就会康复。

自20世纪70年代起，哈纳就通过工作室的方式对西方人进行萨满术培训。1980年，他集合自己多年亲身试验和教学实践的成果出版了《萨满之路》一书，此书成为核心萨满教工作室的指导手册。哈纳称自己的这套萨满实践方法为“核心萨满教”。其实所谓核心就是去除传统萨满教的文化生长背景、发生的社会因素，只是抽取其中核心的技术成分将之重新整合到西方社会中。在《萨满之路》开篇，哈纳就旗帜鲜明地写道：“本书的目的是帮助西方人从古老的萨满教那里获得有用的知识，以便作为现代医学的补充……通过本书中提到的方法修习，你就会体验到萨满的神奇力量；你可以用这种神奇的力量自我治疗也可以帮助他人”。核心萨满教是神圣名义下的个人心灵治愈术。

我们看到，现代萨满教与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嬉皮士运动混合，这种运动想借用外来的、原始的文化反对自己社会的现代化，特别追求以神秘的昏迷技术或使用麻醉药回归一个人起初的本性，因此对那些描述使用致幻剂的萨满教民族志非常赞美和迷恋。在这个潮流中，一些学者的著作不再作为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为大众提供萨满教实践的知识读物，他们成为西方萨满世界流行的推动者。正是在上面提到的背景下，西方人在萨满教与精神实践联系上的兴趣日益增长，一时之间有关奥秘、灵感一类的书籍蜂拥而至。一些学术著作或文学书目中记载的巫术宗教案例常常被当成精神训练课本。比如卡斯塔尼达的著作直接影响了新萨满的培训，人们希望通过参加基础学习，发展自己的潜力，以便到精神世界旅行。

综观西方现代萨满教，它们的基本信仰是世界。不仅是物质的世界，也是精神的世界。动物、植物、矿物等所有事情中都有精灵，所以我们必须尊敬和关心所有的环境。宇宙是相互关联的、和谐的，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建立与地球和谐共处的模式，以防止地球毁灭。

现代萨满教十分明确要把萨满教付诸实践，萨满教被看作实用性的知识、形象的知识、宗教性的知识，用于一种精神治疗过程，一种良好精神的培养，一种艺术创造的鼓励。一时间参加萨满培训成为西方最新潮、最深奥的时尚。萨满教由被研究、被检验的对象，变成被推崇、被经验的现象。

现代萨满教主要是被当作一种促进个人发展的方法，萨满作为能够直接接触精灵甚至掌握精灵的人，有脱离一切制度化关系的自由。在这个价值上，萨满教的概念是宽泛的，它和其他宗教中类似的方法没有什么区别，哪里出现对佛教冥想、对印度教瑜伽感兴趣的人，萨满教就跟到哪里。萨满教价值的现代适应性渐趋广泛，进而成为时尚。

现代萨满教是一种经过西方人自己选择的信仰和行为，它依据传统实践和信仰再造出来。以往的萨满教属于宗教、社会和文化的领域；在现代萨满教时尚中这种语境消失了，它属于个人性的、心理性的或艺术性的状态参照。标准化或经典化的萨满培训取代了文化系统中作为文化仪式专家的萨满。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现代萨满教不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萨满教，它是对萨满教传统剩余部分的重建，是所有传统部分整合的结果。西方人并非想把他们自己和土著的文化仪式联系起来，他们是在其中提取最理想的、普遍性的东西和那些吸引人的东西，创造一种理想的萨满教。他们把萨满教转化为一种完全的个人实践，去分享这种古代智慧。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种萨满教传统的进化。

西方人的萨满教培训属于当代流行的个人新宗教运动的一部分，通过综合各种信仰，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发现的，他们创造了自己的信仰和实践系统。维持这种信仰的有各种培训工作室、研究中心和媒体、网络、报纸、杂志的宣传、联络。在培训课程中，学习者要去掌握来自传统社会的萨满习惯（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习惯）。教师是来自土著社会新的萨满教实践者以及有人类学背景的人，他们经常提供培训课程。培训课程包括自我治疗的引导，获得幻觉经验以及进行艺术创造活动。培训萨满的书目很多，除了介绍如何实践，还说明如何检验和评价这些实践。在这个领域并非讨论传统的萨满教，而是说明新发展的萨满教。它超越了作为学术研究的萨满教界限。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轻视萨满教。它作为低等的、落后的、精神病态的文化类型，已经走到消失的边缘。现在西方人的新萨满教把这种萨满教进行了根本的扭转，萨满教被当作真正自然哲学的表达，对现代社会特别有用。起初的转成基础的，野蛮的转成生态的，巫术转成神秘主义，权宜的转成艺术的。以前人们认为，萨满教存在于小规模的、边缘性的保存有古老生活方式的社会，现在它扩大到当代西方社会和西方化的社会，萨满教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全人类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