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舆论舆情的演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舆论形态在短短60多年间出现多种形态，它们以时间维度为主线，遵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大背景，有进步、有停滞、有倒退，在某些时间段舆论甚至成为政治事件的附庸和工具。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舆论观、媒体舆论观逐渐步入正轨，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本节大致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舆论形态分为三个时期，逐一考察。

一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内已经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个别领导者因威信提高，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以及压制批评意见的情况，刊发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一文。全文1800余字，这是我国新闻史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布的第一个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专门文件。该文从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高度，提倡“下对上”的公开批评，认为报刊舆论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并对报刊批评报道提出了明确要求，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刊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52]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第一个高潮。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9年至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舆论监督类稿件超过4万篇。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对于舆论监督的方式和内容的设定。从文件内容来看，当时对舆论的不同态势是允许甚至支持的。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认为报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衡量报纸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重申了报刊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但是，这种相对宽松的舆论氛围，是建立在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基础上。实际上，当时我党执掌的新政权刚刚建立，巩固新生的政权是最为重要的大事。所以，这个时期引导舆论的大众传媒主要还是承担着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功能。报刊的政治导向功能远大于舆论监督的功能。毛泽东同志多次撰文提及报刊的舆论导向功能，早在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便提出报纸是“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53]1957年7月，毛泽东又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54]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55]这些讲话充分揭示出当时报纸舆论的本质。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告诫全党：“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在此次会议以后，阶级斗争再次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中心话语。“文革”时期，新闻媒介成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新闻舆论沦为阶级斗争的宣传利器，充当了“大鸣大放”的马前卒。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舆论形态演变过程中，这段时间的舆论形态属典型的反例。“从舆论监督的话语演变和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看，十年‘文革’是舆论监督的一个‘断裂’时期。”[56]新闻媒体成为政治批判运动的工具，党内党外已无批评与自我批评可言，也不可能放开新闻媒体实施舆论监督。

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话语，以阶级阵线为区分舆论的界线，是当时的普遍逻辑。领袖的观点甚至片言只语都可以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舆论，大众传媒大张旗鼓不失时机地进行宣传，公众不假思索地奉领袖话语为经典。领袖的言论经由大众传媒和人际传播的渠道，由此而成为众口一词式的舆论。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生成的舆论，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制造舆论采用了发动和开展政治运动的方式。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对一些划成敌对分子的群体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批判和斗争，利用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的舆论力量加以口诛笔伐，甚至人身攻击。绝对意义地掌握舆论的话语权，不给被批判者以申辩的机会，剥夺了他们表达意见的正当权利。

经由大众传媒传播最高领袖的一系列言论，由强势新闻舆论，逐渐形成影响广泛的社会公众舆论。自1967年，每逢元旦和重大时日，“两报一刊”的社论直接传达党的“最高司令部”的“最新指示”，成为全国舆论的最高纲领。大众传媒对这些话语进行大规模的轮番报道，社会公众根据媒体报道无限放大领袖话语的绝对性和权威性，导致当时的舆论形态严重畸形。同时“四人帮”通过各种舆论渠道，进行各种所谓的批判，控制媒体，为其所用，肆意操纵舆论。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凭借政治强权，操纵大众传媒传播其所需的、旨在篡党夺权的舆论。对这种专制反动的舆论控制手法，公众一直没有放弃抵制，从某种意义上说，1976年发生的大规模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公众群起抵制“四人帮”操纵舆论的大规模行动，是民间社会舆情的大爆发。

自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前，大众传媒舆论因传媒报刊发展的停滞不前而陷入沉寂。很长一段时间，大众传媒蜕变成了掌控者手中的舆论工具、专政工具，用来对付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此时期，社论、短评、编者按语运用的频率最高，在阶级斗争思想引领下的媒体舆论对社会进程起到了一种逆推作用。党报社论的政治宣传力、社会动员力最强。官方舆论与媒体舆论相一致，共同钳制民间舆论。官方舆论、媒体舆论与民间舆论相背离，使民意得不到充分、真实的表达。然而，“客观地考量，这段时期的新闻舆论在为社会结构的改造、奠定符合国家政权的国民政治心态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57]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后，我国历经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变革，从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主和法制建设步入了正轨。舆论形态和舆论运行状况也逐步趋于正常化。广播电视媒体逐步兴起，与纸质媒介一起成为新闻舆论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大众媒体逐渐获得一定传播自主权，传播媒介的多元化，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以及图像和声音的同步传播，都改变着我国信息传播的状态。大众媒体的兴起，使得舆论形态常常通过新闻舆论监督体现出来。

改革开放初期最有影响力的重大舆论监督事件，当属“渤海2号”翻沉事故中新闻媒体营造的相关舆论。1979年11月25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同时在第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消息，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也作了详细的介绍。消息发布后，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对这一事件的探讨中，其中若干有代表性的意见又经报纸和电台加以刊载、广播，传播到群众中去，迅速形成了舆论高潮。舆论在大众媒介的引导下，不仅声势越来越大，而且理性色彩也越来越浓。8月25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这不仅充分表现了舆论对于国家施政的积极影响作用，而且反过来又成为大众媒介进一步引导舆论的依据。这以后，各新闻单位立即大量报道了国务院的决定在各条战线上引起的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深刻的教训》和《尊重科学、尊重群众、搞好生产》的社论。这对于流行多年的极左思想来说，树立了崭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为清除当时的极左遗毒，端正各级干部的领导作风发挥了积极作用。198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指出：“各地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对不正之风，要坚持进行批评斗争，要反对的是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抵制或另搞一套，阳奉阴违这样一种不正之风……”[58]对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如何正确开展批评做了相对详细的规定。

然而，“舆论监督”的概念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才正式提出。报告指出：“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宣传工具，增进对政务与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类不正之风做斗争。”[59]这次大会确立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对于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和推进舆论监督功不可没，它是公众舆论体现正确导向和自觉意识的重要途径，这也证明当时党和政府努力从体制和机制上确保导向正确的舆论占据主导地位。这次大会，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监督”的概念，且界定了“舆论监督”的内涵和所指，报告认为“舆论监督”不仅应当包括一般的负面新闻和负面人物的批评报道，还应该包括对党政事务相关活动的监督和报道，特别是对社会重大变动、重大事件的报道。十三大以后，舆论监督成为我国社会监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媒体舆论监督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高潮。从十三大到十八大，“舆论监督”连续六届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可见中国政府对大众监督的重视，新闻舆论监督成为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手段的延伸。媒体在进行新闻舆论引导时应该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发挥后者的特殊舆论引导作用。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批评报道。

显然，宽松的政治氛围对舆论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上述舆论形态的显著转变是基于政治民主之上。此外，80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运行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是政治民主的因素继续对舆论形态发挥影响作用；另一方面是市场因素的介入使得舆论工作包括舆论引导的难度遽然增加。

我党于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这种开放的相对自主的经济运行模式导致我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逐步发生变化，使我国社会的舆论形态也随之巨变，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已不仅是代表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喉舌，而且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诉求共同建构出来的复合体，媒体由单一的舆论工具转变为身兼舆论工具和经营主体双重身份的复合体。在服从政治领导的同时，作为经营主体也要遵循市场规律，“既然是经营主体，那就必然在经济利益方面有所追求，这种对于经济利益考虑所作出的行为，会对社会舆论形态和舆论格局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60]经营主体的确立，使大众媒体的舆论监督出现多元复杂的局面。一些主导舆论监督品牌应运而生，这个阶段电视的影响力特别突出，中央电视台1994年创办的“焦点访谈”和1996年诞生的“新闻调查”栏目，在政府和民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焦点访谈”还因长期关注舆论监督类话题而被称为“焦青天”。

此外，舆论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也是促进我国舆论舆情发展的重要原因。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传播学及相关的信息理论引入我国，传播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被译成中文广为传播，各新闻院校也开始关注传播学相关知识的传授。“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沟”“两级传播”等传播学基础理论成为我国信息传播分析解读过程中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框架。它们使新闻界更加重视信息传播过程，重视媒体受众在传播中的意义，为舆论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和理论基础。

三 21世纪以来舆论的发展和网络舆论的兴盛

21世纪以来，我国的舆论形态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从国际局势来看，随着全球一体化以及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人员互动更加密切，而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信息传播呈现全球一体化的趋向。地球上任何区间的事件经过大众传媒密集传播到其他地区，使公众舆论的形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势态。我国的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的关联度日增，前者受后者的影响十分明显。发出中国声音和争取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称的话语权，成为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重要目标。

从国内环境看，21世纪以来，我国的GDP快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之同步的社会转型，催生了工业化国家在转型期间遇到的诸多问题，如腐败蔓延、地区发展失衡、民族问题频发、道德制衡和道德力量缺失等。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社会向现代化的社会过渡，大量贪污腐败现象随之出现，如何制约绝对权力，遏制腐败，更加需要媒体的舆论监督。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表示“支持新闻媒体正确开展舆论监督”。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重视和支持新闻媒体正确开展舆论监督……新闻媒体要坚持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和建设性监督，遵守职业道德，把握正确导向，注重社会效果。”

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发展，传播技术革命正促成一种新形态的信息传播方式。新媒体对信息和观念的传播发生了深度影响。在新媒体环境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不再仅仅依靠大众传媒，社会公众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话语权，借助网络等新媒体自主设置公共议题，并迅速形成公众舆论，一定程度改变了由政府完全掌控的信息传播格局。”[61]据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人，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6.18%，较2012年底提升3.7%，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人，较2012年底增加800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81.0%。我国网民数量已处于高位，网民增长和普及率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而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发源地，网络新媒体正成为舆论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62]

同时，在网络环境中，公众获得了比现实环境中更大的话语权，表达意见相对更为自由、方便。网络舆情已成为社会舆情的重要构成，大多数社会舆情都会通过网络平台表现出来。借助于网络问政、网络舆论监督，某些复杂尖锐的社会问题得到关注并最终解决。2010年6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表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的监督作用，要求各级政府及时调查解决网络平台反映的问题，积极向公众反馈处理结果。互联网大大拓展了舆论监督的空间。网络以其公开、透明、快捷、影响面广的特点，使之越来越成为反腐败的新平台。不断壮大的民间网络监督队伍，使网络成为网民表达反腐败诉求的重要渠道。同时网络也成为纪检监察部门获取线索的重要途径。中纪委、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中央纪检监察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均开设了网站举报平台。2008年8月，国内首个网络反腐文件《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出台，该文件由湖南省株洲市纪委监察发布，要求利用网络平台，听取网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接受、处理和反馈网民的信访举报及有关损害经济发展环境方面的投诉等。

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既有民间自发的网络反腐行动，也有政府利用网络的特点，开展网络举报等电子政务。网络反腐作为民间反腐的一种进化手段，有监督力度大、信息整合快等优点。网络新兴技术，解决了传统举报耗时长、资费高、隐蔽性差等问题。近年来，绝大多数有影响的反腐败舆论监督事件都是由网络发端，最终取得实质性进展。十几年来，网络反腐事件层出不穷，如2001年广西南丹县特大透水事故，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处以死刑。2008年，江西新余、浙江温州、广东肇庆三起公款旅游“出国门”，一大批官员被查办。2009年相继曝光的昆明晋宁县看守所服刑人员“躲猫猫”身亡事件；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罗彩霞”事件；重庆高考生篡改民族身份骗取加分事件，等等。这些事件使一大批官员被事后问责。微博兴盛后，网络反腐更是日渐兴盛。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31亿人，较2012年底增长了2216万人，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达到56.0%。微博成为网络反腐的主力军。微博反腐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监督力量，在微博平台上甚至出现了职业的反腐人、反腐团体。微博反腐成员有的以人名、行业或反腐地域命名，如“反腐联盟杜春艳”“反腐民兵崔利占”“地产反腐”“医药反腐”“福州反腐反贪”等，有的以反腐组织的形式命名，如“反腐三剑客”“反腐老干部”“反腐倡廉青年”“反腐联盟”等。

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同步，网络媒体发展到今天，逐渐改变了对资讯的理解和门户单一的表现形态。网络媒体已经不再是纸质媒体的网络版，它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闻生产模式，并将自己定位为主流媒体。代表性的有搜狐新闻中心2013年10月的改版，这次改版重新诠释了对资讯的理解，传统的海量取胜的观念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将是现代资讯所具有的新速度、新角度、新高度、新深度、新态度、新逻辑。主流门户网站凭借网络技术的优势，对新闻生产、信息传播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运转模式。它改变了门户的单一的表现形态。音频、视频、图文将综合使用在新闻产品中。而将门户的新闻产品与移动终端打通，则使搜狐新闻最终实现全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的逐步升级，彰显了多元媒体时代它谋求主角地位的雄心。因此，在具体的新闻工作和舆论引导过程中，必须十分重视网络的“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的作用，致力于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媒体建设，以形成舆论引导的新格局。

本章小结：舆论的道德力量是社会契约的重要类型，它对社会行为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中华民族从漫长的初民时代开始，逐渐发展形成独有特色的舆论环境，从原始社会开始，氏族部落成员开始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这一舆论表达模式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历史发展。奴隶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个人的主要社会关系的社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造就了奴隶制社会舆论的形成，决定了奴隶社会舆论活动的基本特点。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根据传统礼教编制了主流社会舆论，同时采取各种方式来压制、阻碍、引导舆论的产生和流传。”[63]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的保护，舆论批判运动总是遭遇各种势力的镇压。在动荡不定的现代政治环境中，中国现代舆论前行的步伐极为艰难，舆论压制的事件常有发生。一方面认为公共舆论是政府行为非常重要的补充和监督。另一方面认为当公共舆论没有反映理性建构的价值时，应该被政府严格地规训在一定范围之内。[64]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不同利益群体不断形成。这种利益的多元性形式表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就是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舆论的存在。从目前我国情况来看，官员腐败、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等问题逐渐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成为社会舆情集中的场域。而网络往往起到了放大舆论热点、引爆公共事件的作用。由网民设置的议程遂成为媒体议程、进而成为政府议程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网络环境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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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汉语字典篡委员会：《古代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7，第991页。

[2]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篡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5856～5857页。

[3]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三国志魏志，卷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卷三十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刘昫：《旧唐书》卷一七七，列传第一二七，中华书局，1975。

[6] 《全唐诗》第十一册，卷七四八，中华书局，1960，第8522页。

[7] 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局：《舆情信息汇集分析机制研究》，学习出版社，2006，第1页。

[8] 徐向红：《现代舆论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第81页。

[9]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管子，卷十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0]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吕氏春秋，卷二十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1]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绎史，卷十二部，杂家类，杂学之属，鬻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2] 《左传·襄公十四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

[13]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书类，尚书注疏，卷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4]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管子，卷十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 《史记》卷四《周本纪》中提及：天子纳言，有：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等。

[16]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前汉书，卷二十四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7] 何宁生：《先秦的公众舆论监督论略》，《西域研究》2004年第1期。

[18]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史记，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9]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史记，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0]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诗类，诗补传，卷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1]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绎史，卷八十七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2] 朱蕾燕：《中国古代言谏制度之研究》，《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6期。

[23]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集说，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4] 王海、何洪亮：《中国古代舆情的历史考察——从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说起》，《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25] 程少华：《中国古代舆论监督历史探源》（上），《新闻研究导刊》2011年第4期。

[26]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旧唐书，卷四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7]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以方汉奇为代表的新闻史学家认为我国最早的报纸产生在唐朝，并以现存的唐代报纸“敦煌进奏院状”为证。本文采纳这一观点，见方汉奇著《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一章《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事业》），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28] 程少华：《中国古代舆论监督历史探源》（下），《新闻研究导刊》2011年第5期。

[29] 周俊玲、王强：《浅议我国古代行政监督制度》，《华夏文化》2001年第2期。

[30]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元史，卷一百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1]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第21页。

[32]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明史，卷七十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3] 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第203～204页。

[34]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5]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转引自程少华《中国古代舆论监督历史探源》（下），《新闻研究导刊》2011年第5期。

[36] 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460页。

[37] 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第594页。

[38] 西方传教士及教会创办的中外文报刊，1879年创刊于上海，初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主编李杖，后更名为《格致益闻汇报》《圣教杂志》。

[39] 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此文原为《饮冰室自由书》之一则，载于《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40] 钟明善：《于右任民主革命思想寻绎——纪念于右任诞辰130周年》，《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41] 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89，第127页。

[42] 见赖光临先生的1989年版《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第129页，“五个艰困时期”分别指民党失败时期、筹备帝制时期、安福专政时期、奉直争雄时期和张宗昌恐怖时期。

[43] 王颖吉：《论五四时期舆论研究的现代转型》，《当代传播》2009年第4期。

[44] 唐小兵：《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自我理解》，《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74页。

[45] 时事评论：《悲舆论》（上），《东北文化》1930年第139期，第6页。转引自倪琳《近代中国舆论思想演迁》，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第79页。

[46]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57页。

[47] 任毕明：《战时新闻学》，汉口光明书局，1938，第18页。

[48] 任毕明：《战时新闻学》，汉口光明书局，1938，第8页。

[49] 王颖吉：《中国现代舆论学历史谱系的重建——一个专业化现代学术研究领域的形成史素描（1919～1949）》，《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50] 熊剑英：《民主舆论的中立和独立：我们有权利中立》，《自由导报周刊》1945年第4期，第8页。

[51] 刘毅：《网络舆情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44页。

[52] 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

[53]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第113页。

[5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444页。

[55] 毛泽东：《毛泽东文稿》第10册，人民出版社，1996，第194页。

[56] 徐晓波：《舆论监督在国家政治话语中的演变与意义建构》，《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总第37期）。

[57] 曾丽红：《新中国报纸新闻评论角色和功能的嬗变》，《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6期。

[58] 转引自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第370页。

[59]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1月25日。

[60] 丁柏铨：《对新中国建立以来舆论形态的历史考察》，《当代传播》2011年第1期。

[61] 何溢诚：《论具有中国特色舆论场之构建》，《新闻大学》2013年第3期。

[62] 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9zgshxs/content_17100922.htm，2009-01-13。

[63] 骆正林：《中国古代社会舆论活动的主要类型和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7期。

[64] 唐小兵：《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自我理解》，《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