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毋庸讳言，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历史上，各个民族走过的历史路径是有着显见区别的，不同民族在历史的某些时刻做出相悖选择的情形是时有发生的，民族彼此之间的不愉快也并不罕见。其实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差异，来自不同方向、有着不同欲求、处在不同发展层面的古代民族，源于不可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势必会出现一系列强凌弱、大欺小、野蛮冲击文明的现象。很自然地，这叫曾经处在不同历史位置上的人们共同体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是非观和记忆库。不难想象的是，不但葆有文献记载的民族长期留存着他们解说历史的一套“说辞”，即便是那些没有文字文献可供依傍的民族，也在其口承文化中留存着自己解说历史的“说辞”。这些各自的“说辞”，相当充分地反映在各民族的书面文学及口头文学中间，使我们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后代，即便是生活在当下，亦时常难以完全走出它们的制约。

不过，既然要编写中华多民族统一的文学史，就不能再固守于一己民族传统的是非观、价值观，而需要超越国内某一特定民族的“本位”立场。我们今天既然已经拥有了并且大家都已然服膺于中华民族的“国族”称号，从前曾经拘囿我们思维的那些不无偏颇的单一民族的文化意识，便是有必要加以调试和修正的。无论出身于大民族的还是小民族的文化人，都该走出本民族固有的圈子，打造起与“中华民族成员”这一光荣称号相匹配的宏阔文化眼光。也许有人会感到，就此完全“捐弃前嫌”，在心理上难以完成，因为“民族历史传统”早已给了我们每个人太多太深的文化烙印。但是，我们总该想到，自己的身体毕竟已经迈进了崭新的21世纪，所持有的思维与精神，难道就不能对有违科学的传统加以超越吗？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远大追求的文化人们，难道不应当以现代的民族观念为胸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