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让人民富起来的中国改革

“小平您好”——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面带微笑，看着参加国庆游行的学生们打着写着这四个字的横幅走过天安门广场。那一年，邓小平80岁，大学生们的年龄都是20岁左右。

这个游行亮点的主角是北京大学的四位大学生。参加游行前，他们聚在一起商量怎样才能充分表达大学生对党、对祖国的感情。他们觉得喊口号、挥舞花束远远不够，因此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一条横幅来表达心意。

写什么标语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有人说写“教育要改革”，有人说写“改革要加速”……所有人都觉得这些标语虽好，但不能充分地表达大家的心愿。谈着谈着，焦点逐渐集中到了小平同志身上。一开始有人说写“万岁”，但这个提议很快被否决了，理由是有个人崇拜的色彩。经过反复琢磨，他们决定写“小平您好”。

经过金水桥时，这四位大学生高高地举起了横幅。游行队伍一下子沸腾了，大家面向天安门城楼欢呼跳跃。

“小平您好”，人民用最朴实的话语表达了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爱戴以及对党领导的改革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次革命是一次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的社会变革，是由多种发展动力形成的合力推动的。在多种发展动力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关键的因素。恩格斯认为，历史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这里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改革的各种动力形成总的合力？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凝聚人民的意志形成历史合力，才发动并推动了改革。

（一）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

人的行为受思想、意识支配。要进行社会革命，首先就要进行思想革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都以哲学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前提。中国改革也由哲学革命开辟了道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哲学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来自苏联。要改革，就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提出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应当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当时有的人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它“实际上提倡怀疑一切，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的时候，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公开支持讨论，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批评了一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抛弃、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的做法。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一次哲学革命，也是一次全国范围的思想革命。它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大家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准确理解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这次哲学革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题思想确立的前提，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前提。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告诉我们，马克思没讲的，列宁没做的，毛泽东没有指示的，我们也可以思考，可以说，可以做。

（二）从农村到城市，党领导了中国改革

万事开头难。中国改革的方式和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里没有的，是前人没有实践过的，没有任何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和吸取。我们党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从农村开始推动了改革，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但改革的过程非常曲折，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电视剧《十八个手印》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都生动地再现了改革的艰难过程。在《十八个手印》中，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位村民在青黄不接、吃不上饭的情况下，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实行“大包干”的协议书上按下了血红的手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向国家交了粮食，但凤阳县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的改革效果明显，扎根农村的北京知青夏建红还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农村问题研讨会。夏建红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大包干”的经验和成果，但现场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一些人说梨园公社的一部分人先买了摩托车是不公平的表现，是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做法，但邓小平、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支持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在排除了一些政治干扰后，1982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肯定了“双包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此后，土地承包制得以在全国推广，土地的承包期也不断延长。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确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法律地位。我们党以农村改革为起点，将改革推向全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三中全会的主题勾勒出了党领导我们进行改革的脉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农村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从周其仁教授写的《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一文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党和国家支持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推动改革不断深化。

20世纪80年代初，安徽芜湖的个体户年广久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这也使得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年广久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将自家的小作坊发展成了一家年营业额达720万元、有100多名工人的“大工厂”。年广久成功了，但“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等说法也传播开来。如何定夺小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当时邓小平的指示非常明确，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历史经验证明，“动”这种做法的效果不佳，所以邓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不能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三）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我们先将目光聚焦在《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上。1975年的一天晚上，陕北高原的双水村召开“资产阶级倾向批判大会”。批判的对象是孙少平的姐夫王满银，因为他“投机倒把”，竟然私自到市场上买卖东西。而批判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是孙少平的叔叔孙玉亭，他是积极的革命者。虽然穷，但孙玉亭觉得自己穷得“光荣”，因为自己是在干社会主义。究竟是谁在干社会主义？是穷得“光荣”的孙玉亭，还是想改善生活的王满银？

1978年1月，邓小平在同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谈农村和城市政策问题时说：“我还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 ”

从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历时六十多年。其间，苏联、中国及东欧国家虽然都在建设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大家并没有真正搞懂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有些人任意切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当作政治工具；有些人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有些人只从生产关系出发认识社会主义，追求“一大二公”。人们普遍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理所当然的，但它导致了等级制度、特权阶层的形成，逐渐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以致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降下了社会主义旗帜，东欧国家也纷纷改旗易帜。鉴于这些情况，美国学者福山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是“历史的终结”。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把私有观念、市场经济、富裕生活、贫富差别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而把公有观念、计划经济、生活贫穷、绝对贫穷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

“文革”后，我们党开始反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观点，深入到体制中挖掘问题的根源。1978年9月，邓小平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视察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并发表了“北方谈话”，他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通过对“文革”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让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在思考改革的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他在会见几内亚时任总统艾哈迈德·赛古·杜尔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还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在改革实践和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中，邓小平的论述逐渐使我们党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成熟思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使我们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政治问题有了深刻理解。

（四）“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动情地说。这句话表达了邓小平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彰显了我们党坚守改革的人民立场。

在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的观念和争论。如有人认为个体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因此我们应该消灭它；有人坚持，私营经济存在剥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所以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有人判断中国改革是实用主义的，而不管方向是什么；有人认为我们建设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有人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坚持自由化、私有化的发展方向，等等。这些争论涉及的就是改革“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我们在改革中不断澄清了涉及改革性质、方向的混乱观念，将改革推向深入。

关于改革的性质，一些人认为，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分田到户，就是走私有化道路；个体经济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东西。这些观点阻碍了改革共识的形成，导致大胆吃螃蟹的人心里不踏实，跃跃欲试的又担心被扣上“政治帽子”，受到阶级打击。彷徨、观望、徘徊、退缩成为改革后的普遍表现形态。同时，社会上也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对此，邓小平有准确的判断，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邓小平在1992年1—2月间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南方谈话”，阐明了改革开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他说：我们判断改革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告诉我们，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立场。不要担心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会使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只有愿景式、原则性的表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又走向了失败，因此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就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划出一块地方进行试验，总结经验后再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打破“大锅饭”、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一国两制等政策都是按照这样的逻辑确定下来的。在改革过程中，尽管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但我们党不断总结经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谁想变也变不了。一变就人心不安了，就会影响政策的贯彻。他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看”, “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但我们的原则和做法是不动摇，坚定改革方向，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尽管我们进行改革的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方式也是探索性的，但我们的改革目标始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而我们最大的国情就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的基本判断是，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三大还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党的十三大确立的改革目标及“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在40年的改革历程中，始终是我们党设计改革路线和改革方式时遵循的基本准则。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向着中国目标继续推进了改革。改革的成就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实例反映出来。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期间乘坐新干线，亲自体验了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他深有感触地对随行人员说：“这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中国一直在跑，在快速地跑。40年过去了，日本新干线的时速仍维持在250公里，而中国自己开发的高铁时速已经达到了350公里，高铁里程突破了2.2万公里，运营总里程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而西方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远远不是这样的。著名学者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他曾和德国的两位老妇人一起从柏林乘飞机来北京。一路上，她们不停地问他，在北京的机场能不能换外汇，有没有出租车，旅馆是否容易找，但飞机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她们脸上的表情只能用“震惊”两个字来形容。柏林机场的现有配套设施仍相当落后，甚至比不上中国多数省会城市的机场。柏林已经斥资34亿美元建设新机场而且新机场在2014年之前就动工了，但是各种常年不断的官司和政府财政赤字延误了工期，导致新机场至今仍未建成。

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发表文章《中美这七年》。他指出：“当我坐在鸟巢的座位上欣赏闭幕式上数千名中国舞蹈演员、鼓手、歌手等演出时，我不由得回想起过去七年中美两国的不同经历：中国一直在忙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而我们则忙着对付基地组织；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及公园，而我们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人侦察机……差异已经开始显现。”在文章的最后，他感叹：“我很不情愿地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