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政府对市场干预

难怪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才被人接受。八年之后，它才首度在国会中被引用。第一个引用这本书的是下议院中权力最大的成员——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他后来承认，其实从没有真正阅读过这本书）。直到1800年，该书才得到充分的认可。那时该书已经出了9个英文版本，而且销售到了欧洲和北美。让人想不到的是，被亚当·斯密痛斥为“邪恶贪婪”“既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类统治者”的新兴资产阶级，成为该书的拥护者。这些批评都可以被忽视，因为亚当·斯密的研究重点就是：让市场自行其是。

亚当·斯密的本意，与他的拥护者利用他的话所推论出的意思并不相同。正如我们所言，亚当·斯密并不拥护任何一个阶级，只忠于他的体系。他坚信市场有能力引导体系获得最大限度地回报。这就是其整个经济哲学的根源。只要让市场这个美妙的社会机器自行其是，它就会照顾社会之所需，而演进的规律将发生作用，让社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亚当·斯密既不反对劳方，也不反对资方。若要说他有什么偏见，那么他比较偏爱的是消费者。“消费乃是一切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亚当·斯密如是说，并且进一步指责那些让生产者的利益凌驾于消费大众利益之上的体系。

但是新兴工业家，却在亚当·斯密对于自由市场的歌颂中，找到他们所需的理论依据，来阻碍政府改善当时可憎的工作环境的初步尝试。因为亚当·斯密无疑主张自由放任。对亚当·斯密来说，政府挥霍无度、不负责任、不事生产，自然是愈小愈好。然而，亚当·斯密未必反对——诚如他过世后赞赏他的人所说的——为增进全民福祉的政府作为。比方说，他对于从事大量生产的劳工其单调工作的后果，有如下的看法：“人类大部分的理解力，都是在工作中形成的。一辈子只操作几个简单动作的人……往往变得极端愚昧而无知。”他还预言，劳工会趋于堕落，“除非政府努力预防此事”。

亚当·斯密没有反对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他还特别强调，在一个自然自由的社会中，政府必须做三件事：第一，政府应该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社会的“暴力侵略”，这并不意外；第二，它应该为所有人民提供一个“严格的司法机构”；第三，政府有义务“设立并维护公共设施，以及那些对一个伟大社会来说，能提供最大好处的公共事业”，但这些事务“在本质上，其利润不得足以偿付任何个人或一小群人为此所做的开销”。

用今天的语言来说，亚当·斯密明确承认，政府对于私人部门无力执行的项目进行投资是有用的。他举出了道路和教育这两个例子。从那时起，这个概念的范围便大幅地扩张，这点无须多言。防洪、环保、科学研究等项目，都有人想到。但是这个观念本身，就和许多其他的观念一样，潜藏在亚当·斯密根本的愿景中。

亚当·斯密真正反对的，是政府对市场机能的干预。他反对限制进口、奖励出口，反对使产业免于竞争的法律，反对政府将金钱投注于非生产性的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府活动都有碍于市场机能的正常运作。后来的知识分子，为了政府的社会福利法律是否会弱化或强化市场体系而苦恼。亚当·斯密无须面对此一问题。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政府除了救济贫民外，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社会福利的法律。那时政府明目张胆地与统治阶级结盟，而政府内部最大的纷争，在于究竟应该让地主还是产业阶级得到最大的利益。当时的显贵人士完全没想过，劳工阶级应否拥有对经济事务的发言权。

亚当·斯密体系的大敌不是政府本身，而是任何形式的垄断。亚当·斯密说：“同业之人很少碰面，但是他们之间的对话，总是以妨害公共利益的阴谋，或是如何抬高售价作结。”这种行径的问题，不是在道德层面——毕竟那只是人类自利本性的必然后果而已。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妨碍了市场运作的流动。当然，亚当·斯密是对的。假如市场运作确定能够以最低的可能价格，生产最大量的商品，那么对于市场的任何干预都会减损社会福利。假如像亚当·斯密的时代一样，英格兰的帽商在哪里都不能雇用两个以上的学徒，或者谢菲尔德的刀具商不能雇用一个以上的学徒，市场体系就不可能产生充分效益。假如像亚当·斯密的时代一样，不准乞丐离开家乡到外地找工作，市场就无法将劳工吸引到需要劳工的地方。假如像亚当·斯密的时代一样，大公司获准垄断对外贸易，大众就无法充分享受到廉价外国产品的好处。

因此，亚当·斯密说，所有这些障碍都必须扫除。市场要能够自由地寻找自身价格、薪资、利润与生产的自然水平。对于市场的任何干预，都只会牺牲国家真正的财富。但是连要求清洗工厂，或不让童工操作机器的法律，都可能被解释成妨碍市场的自由运作。人们大量引用《国富论》来反对最初的人道法规。所以，警告18世纪贪得无厌的工业界人士“往往会借由蒙蔽甚至欺压大众而获利”的人，不公平地被扭曲成是他们的经济守护神。即使在今天，不了解亚当·斯密真正哲学的人，往往误以为他是保守的经济学家。其实他对商人动机的公开敌意，比大多数当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更高。

18世纪的人相信，理性与秩序终将战胜独断与混乱。就某种意义来说，亚当·斯密的愿景，是这种信念的证明。亚当·斯密说，不要试着为善。善事会以自私自利之心的副产品的面目自然出现。这多像一个哲学家！他将这样的信念，放到巨大的社会机器中，并且论证自私的本能有助于社会道德！亚当·斯密对他哲学信念的后果坚信不疑。他极力主张，让诉讼当事人而非政府来支付法官的薪水，而法官们的自利心就会使他们加速审理案件。他不看好被称为合股公司的新兴商业组织，因为这种不具人性的机构缺乏足够的自利心，来从事复杂艰巨的工作。即使对于像废除奴隶制度这种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亚当·斯密也用他自己的词汇来辩护：最好废除奴隶制度，因为如此或许将使得奴隶变得更便宜。

由此，复杂而又不合理的世界，就被化约为某种合理的结构。其中的人们就像铁粉一样，被磁力吸引到有利可图的一端，而远离亏损的一端。这个伟大体系之所以能够运作，不是因为人们有心为之，而是因为自利心和竞争让事物井井有条。人们所能做的，至多就是帮助这个自然的社会磁铁独立运作，扫除一切有碍此社会物理原则自由运作的事物，不要错误地试图逃出此一藩篱。

尽管亚当·斯密的世界充满18世纪的风味：相信理性、自然法则，以及人类行为与反应的机械式链锁，但是它还有更温暖的价值。别忘了，此一体系中最大的预期受惠者乃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在日常生活的哲学中，消费者第一次登上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