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利与竞争之间的互动

整体而言，他的理论中有哪些存留至今呢？

不是伟大的演进体制。我们将会看到，后来的大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大幅更动。但是，不要只把亚当·斯密的世界，当成他想企及其无法理解之运作规律的初步尝试。亚当·斯密是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亲见50年后市场体系受到许多企业的威胁，或是社会发展扰乱他的资本累积律和人口律。当亚当·斯密在世写作时，可能被称作“商业周期”的现象尚未出现。他所描述的世界确实存在，而他对那个世界的系统化论述，则是对其扩张倾向的精彩分析。

然而亚当·斯密的概念必然有所疏漏。虽然他看见了社会的演进，却没有看见一场革命——工业革命。亚当·斯密并没有在丑恶的工厂体系中，在尝试性的公司形式商业组织中，或在熟练工人组织自保团体的脆弱尝试中，看见一种新颖而且具有破坏性的强大社会力量出现。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体系预设了18世纪的英国将永远不会改变，而只会在数量方面有所增长：更多人口、更多商品、更多财富，但是其本质仍然不变。他描述的是一个静态社群的动态，这个社群会成长，但永远不会成熟。

虽说这个演进的体系已经被大幅修改，但是将市场伟大的全貌勾勒出来，仍然是一项重要成就。亚当·斯密当然没有“发现”市场；其他人也早已点出自利与竞争之间的互动，能够提供社会所需的物品。但是亚当·斯密是第一个理解到这样的概念所需之行动的完整哲学；他是第一个以广泛且系统化的方式，阐述这整个结构的人；他是让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理解到市场如何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人，也是第一个以其所理解的为依据，打造社会秩序大厦的人。后来的经济学家将会润饰亚当·斯密对于市场的描述，探究后来浮现的严重缺陷。然而亚当·斯密对于这个世界所提供之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活力的描述，没有一个人比得上。

对于亚当·斯密渊博的见识，我们只能表示钦佩。唯有在18世纪，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无所不包、立论稳当、严苛而又深刻的鸿篇巨制。的确，《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及亚当·斯密其他的一些文章显示出，他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他是一位想出了包含人类动机、历史阶段以及经济机制，以之表述出伟大自然造化（亚当·斯密这样称呼它）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就这个观点而言，《国富论》不仅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杰作，它是人类历程本身之宏伟概念的一部分。

更有甚者，《国富论》深刻的观察总是让我们感到惊讶。亚当·斯密写道：“对于大多数有钱人来说，财富所带来的主要乐趣，就在于炫耀。在他们眼中，唯有秀出只有他们自己才有足够财力拥有的事物，方能充分发挥财富的效用。”他比凡勃伦早了150年预见此事。亚当·斯密写道：“假如大英帝国的任何省份，无法对于支持整个帝国作出贡献，那么大不列颠就不该支付费用，在战时防卫这些省份，或在平时支援其军民机构，或努力协调自身对未来的观点和设计，以配合这些实际上很平庸的省份。”这时，他是超越自身时代的政治家。

或许不会再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能像亚当·斯密一样充分掌握自身的时代。当然，也不曾有过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像他那样稳重、平和，深入地批评却又不带仇恨，乐观却又不流于空想。他固然也拥有那个时代的信念，事实上他出力去镕铸那些信念。那是一个人道主义与理性的时代。但是当这两者都可能为最残暴的目的所扭曲时，亚当·斯密却绝不自大、决不妥协，也不为既得利益者辩护。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这个世界的辛苦奔忙，究竟是为了什么？贪婪、野心，追求财富、权势与卓越，其目的是什么？”《国富论》提供了答案：所有对于财富与荣誉的巧取豪夺，都有助于百姓的福祉，终能得到正当的理由。

亚当·斯密在晚年极受尊重。柏克到爱丁堡去看他；他在曾经任职的格拉斯哥大学被选为名誉校长；他眼见《国富论》被译为丹麦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只有牛津大学忽视他，始终不愿意颁给他荣誉学位。有一次，当时的首相小皮特与阿丁顿、威伯福斯和威廉·格伦维尔会晤，也邀请亚当·斯密与会。当这位年长的哲学家步入房间时，所有的人都起立致敬。他说：“诸位先生，请坐。”小皮特回答：“不。我们要等您入座后才坐下，因为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1790年时，亚当·斯密过世，享年67岁。奇怪的是，他的谢世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或许人们正忙着担心法国大革命，以及它可能对英国造成的影响。他葬在坎农格特教堂墓园。不起眼的墓碑上写着，《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很难想出比这更隽永的墓志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