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
霸占中国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侵略扩张政策的关键步骤，早从甲午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就竭力在东北进行各种分裂活动，特别是驻扎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更是积极主张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直接出兵占领东北。1927年初田中内阁上台后，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台《对华政策纲领》，内中指出：“万一动乱涉及满蒙，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和权益有遭受侵害之虞时，不管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卫——要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之思想准备。”可见，日本已经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入侵中国东北。尤其是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采取对日不合作姿态，日本军国主义预感到其在东北的权益受到了威胁，于是加紧了策划“满蒙独立”的步伐。打头阵的就是驻扎东北的关东军，紧锣密鼓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准备工作。其他在东北的日本人也纷纷蠢动起来，协助日本军部、政府和关东军故意寻衅滋事、制造侵略舆论，策划侵略活动。东北的上空战云密布，危机四伏。
一 关东军参谋旅行侦察
日本关东军为了侵占中国东北，从1929年至1931年的3年间组织了三次所谓的“参谋旅行”，即以组织参谋军官旅行为名，到东北各重要军事要地进行军事侦察，了解预定作战区域的地形，制定武装侵占东北的军事计划。
1929年7月3日至12日，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率领部分参谋进行“北满参谋旅行”，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在哈尔滨附近进行攻防作战的问题。7月4日，石原莞尔在长春作了题为《对现代战争的观察》的演讲，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的提案，并委托佐久间亮三大尉进行具体研究。次年9月，据此整理成《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研究》，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将满蒙“置于我们的势力之下，用以获得长期对外作战的资源以及其他方面牢固的根据地”；第二，“扶植我之势力……促使帝国国民向满蒙发展，打开帝国在食粮问题和思想问题等方面的困窘局面”；第三，“在占领地施行善政，确保治安，以及开发产业交通”。
石原自称此次长春之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在由长春到哈尔滨的途中，他又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在于解决满蒙问题案》。此方案首先断定“即便从历史关系上考察，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民族的，还不如说是属于日本民族的”，指出“满蒙问题的解决，只有由日本领有该地，方能完全达成”。在满洲里他对《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作了补充说明，其中谈到：“在满蒙的日本人应从事企业经营和脑力劳动，朝鲜人应从事水稻的种植，中国人应从事小商业和体力劳动”，对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也做了初步的设想。此外，石原莞尔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洮南等地还进行了军事地形侦察和渡江作战研究。
1929年10月关东军组织了“南满辽西参谋旅行”，仍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这次“旅行”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等。他们在“沈阳城攻击要领”及“弓长岭夜袭”的研究已有成案后，遂开始进行新民屯渡河、向锦州方向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的研究。
1931年7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率领部分关东军参谋再次赴“北满旅行”，其主要目的是研究对苏作战的有关问题。他们从旅顺出发，途经郑家屯、洮南、昂昂溪、伊力克得、海拉尔抵达满洲里，最后途经哈尔滨返回旅顺。此次考察了北满的全部地形，至此，关东军武装占领准备已大致完成。
二 九一八事变前奏——“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
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的准备就绪以后，遂寻机发动侵略战争，为此其不断挑动事端和纠纷，1931年六七月间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借口。
万宝山镇位于长春以北30多公里处，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还是一个仅有92户人家、1100多人的小集镇。1931年4月，居住在长春满铁附属地的郝永德在长春头道沟私立了长农稻田公司。郝永德无正当职业，但是与日本人往来密切。不久他就在万宝山租到生熟地500垧（旱田），租期为10年。在租地契约上明确约定：“此契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准，仍作无效。”郝永德未履行上报县政府手续，就将租到的土地转租给了李升薰等9名朝鲜人。其实李升薰等人是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以兴办水田农场的名义招募来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盗买租种取得对中国土地的占有权。
李升薰等人率领180多名朝鲜侨民在日本人的支使下，决定将租种的500垧旱田改为水田，为此，他们计划将距离此地50多里的伊通河水引过来进行灌溉。4月18日，朝鲜侨民们开始动工，随即遭到了万宝山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伊通河是长春一带农民夏季运输的重要通道，在河上垒坝截流阻断了水上交通，严重地影响了周围民众的生活；挖引水沟侵占了中国农民的土地，而且还可能淹没附近的土地。于是当地的农民屡次阻拦朝鲜侨民挖沟，双方发生了冲突。5月末吉林省政府“以朝侨未经我当局许可，擅入该地农村，有背公约，令县府派员协同县公安警察前往劝阻，并令朝侨出境”。可是，在日本人的胁迫下，朝侨未敢撤退。7月1日，300多名当地农民手持锹镐填平了部分引水沟，“日警放枪，实施射击，凡三十八弹。农民登即跳入壕沟，群情愤慨万分，各欲夺取枪支对抗”。事件发生以后，日本驻长春领事决定继续派兵，威胁中方，采取“最后手段”，并且提出了以下要求：一、赔偿朝鲜人损失；二、赔偿朝鲜人当年的生活费；三、准许这批朝鲜人自由居住；四、正式允许种稻。中方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双方展开了外交交涉。日本政府狡辩，声称“1915年《日中条约》是有效的，朝鲜人是‘日本国民’，有权在万宝山自由居住，商租土地”。7月9日，日本首相若槻在民政党大会上叫嚣：“中国处理措施如有非法不当之处，为保卫国家的生存，一定不要怕任何牺牲，勇敢奋起，国民不可放松这种准备。”
此间，日本帝国主义还利用万案在朝鲜境内煽动制造了排华惨剧，指使不明真相的朝鲜人大肆烧抢华侨的店铺，残杀华人。7月10日，中国驻汉城总领事报告：“仁川、平壤及各处先后暴动，华员死伤损失甚多，踵至平壤者五千二百人最苦；余在汉城、仁川、镇南浦、元山领事馆已达万人，急待救援。”至7月末，仅平壤一地即死亡华侨126人，损失财产达二百五六十万元。万案发生以后，在中国境内，特别是东北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日情绪高涨，成为日本侵略东北的借口之一。
“中村大尉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为武装侵略东北制造借口而挑起的又一个事件。中村震太郎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中尉（死后晋升大尉）, 1931年6月他乔装为东京农学会的会员，带领在昂昂溪开旅馆的日本退役军人井杉延太郎及雇用的其他两名随从，以考察东北土地、农业为名流窜到兴安岭索伦一带从事间谍活动。6月25日，驻扎赉特王府南鄂公庙的东北军兴安屯垦军第三团的士兵发现了四名可疑的外地人。经审问获悉他们是日本陆军的军事情报人员，并从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搜查出军用地图、测绘仪器和记载着兴安屯垦军兵力、枪炮口径、军官姓名、驻屯地点、营房状况、当地居民人数及民族构成等情况的侦察笔记。团长关玉衡召开全团官佐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此事，大家认为中村的间谍行为危害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如果将他们交给上级处理，日方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将其索回，于是决定秘密处决四人，将罪证材料直接送往驻北京的张学良处。由于中村未按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关东军便命令奉天、哈尔滨的特务机关进行寻找。8月初，关东军决定实行所谓的武力搜查，在四平街集结了两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和装载这些部队的装甲列车。8月18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大尉事件”的调查报告，隐讳了中村大尉在东北进行间谍活动的真相，胡说中村携带鸦片和海洛因被兴安区的土匪所杀害，从而引起了日本法西斯右翼团体对东北采取武力占领的喧哗。8月24日，日本陆军省就此事件的处理做出了决定：如果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中村的事实或不能满足日方的要求，则有必要对中国东北的洮南、索伦地区施行保护性占领等。关东军认为，中村事件为向满铁附属地以外地区出兵提供了绝好机会，它进而可以作为在柳条沟行使武力的前提。日本侵略势力利用“中村大尉事件”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昭然若揭。
三 紧锣密鼓地筹划侵略战争
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历年都要对世界形势做出判断，并形成文件。根据这个文件作战部再制订日军的作战计划。1930年，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形成的《1931年度形势判断》，以“满蒙问题”作为形势判断的中心，制定了占领东北的三种方案，即建立亲日政权、建立新国家、武装占领东北。
可是，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不想等待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已经初步筹划在9月下旬发动占领东北的军事行动，其核心人物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在他们周围还聚集着法西斯少壮派分子，这些人听从板垣和石原的安排调遣，分工明确，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准备工作。
板垣和石原等人认为，他们侵占东北的军事行动必须获得日本军部的支持，否则会重蹈“皇姑屯事件”覆辙。为此，他们积极与军部沟通，协调行动计划，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侵华势力，共同筹划侵略东北。桥本欣五郎曾经对板垣表示：“国内政变和资金方面由我负责。”不久，桥本派遣河本大作将关东军发动柳条湖事变所需要的5万日元（相当于战后3000万日元）经费送到了沈阳。
1931年8月1日，日本军部为了满足解决“满蒙问题”的需要，做出了一项重大的人员调整，由第十师团长本庄繁接替被板垣指责为对“满蒙问题”漠不关心的菱刈隆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通晓中国事务，曾经担任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对东北地区极为熟悉。同时还任命原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中国居住18年之久，是有名的“中国通”。日本军部在此时将两位精通中国事务的高级军官派到东北任职，很显然是为侵略东北做准备。
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以后，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及外务省的首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会谈。8月20日他到达了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大连。9月7日至18日，他在石原等人的陪同下逐次巡视了大石桥、鞍山、连山关、沈阳、铁岭、公主岭、长春、辽阳等地的日本驻军，并多次观看了各地日军的军事演习。9月18日上午，本庄繁在辽阳的第二师团司令部就这次巡视部队向多门师团长作了最后评语，其中谈到“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偷安。当万一事端发生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绝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由此可见，本庄繁的巡视其实就是九一八事变前对关东军实力的考察，也是一次真正的战前动员。
为了配合关东军进攻沈阳城，日本军部费尽心思地为其从国内调运来了两座威力强大的24厘米榴弹炮。它们被安放在沈阳日军守备队院中，炮口直接对准了北大营和飞机场。此外，关东军还从日本国内调运来了军用飞机30余架、各种野炮20余门及其他大批军火，以便战争之用。
为了使关东军的武装侵略顺利实现，取得在东北的日本人和驻朝鲜的日军支持和协助也是非常重要的。“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是在东北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组织，与关东军沆瀣一气。1931年6月，“满洲青年联盟”组成游说团在日本国内各地各界大肆鼓动侵占东北，宣扬对“满洲”采取强硬措施，以武力解决所谓的“满蒙问题”。满铁理事辻河信二在满铁、鲜铁和参谋本部联合召开的交通运输联络会议上公然主张拟订非常时期的交通计划，暗示关东军的侵略计划迫在眉睫。后来的事实证明，事变发生后满铁果然总动员，为关东军提供运输手段和技术力量、通讯设备，还提供“附属地”的房舍作为兵营基地，组织自卫队协助日军作战等。驻朝鲜日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始终与关东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支持关东军侵占东北，为此，在九一八事变前曾三次赴旅顺与板垣和石原等人谋划，并且使上任不久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慷慨允诺战事发生后出兵东北。
四 九一八事变爆发
关东军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计划于9月28日炮轰沈阳东北军北大营，迅速占领沈阳城。然而在9月中旬，消息被泄露出去，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关注。日本政府和军部派遣建川美次赶赴东北劝阻关东军。而获悉此消息的陆军中佐桥本欣五郎于9月15日一天之内给板垣征四郎发了三封电报：“消息已走漏，必须坚决行动”。板垣收到电报以后，召集部分军官商议，决定赶在建川美次传达命令之前动手，最后确定提前到18日发动侵略活动。为此，板垣急忙前往沈阳，部署具体的行动。
关东军经过缜密的考虑选择爆破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这里距离北大营仅有六七百米，便于事后栽赃于东北军。按照日军安排，由今田新太郎主持炸毁铁路，决定在18日晚10时快车通过前爆破。“在炸毁铁路的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报告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这时待在爆破地点以北4公里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进攻北大营。”
北大营是东北军第七旅的军营，距沈阳城仅七八华里，四周筑有土围墙，占地面积广阔，驻有六一九、六二〇、六二一三个团的官兵。9月18日夜晚10时20分左右，北大营西边传来了一声巨响，震醒了睡梦中的第七旅官兵。关东军开始攻击北大营了。东北军军官请示在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却只得到了“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的命令。19日清晨5时许关东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据统计，此役日军死亡2人，受伤者22人；中国军人牺牲400人左右。
关东军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也派兵向沈阳城发起了攻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命令守城的军警不许抵抗，日军所向无阻，顺利地占领了重要的政府部门和工商业机构。至19日中午12时许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其后，日军掠夺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其中飞机262架、各种炮3091门、坦克26辆、各种枪支12万余支。
9月19日关东军发布了所谓的“安民告示”，颠倒黑白，反诬是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破坏南满铁路的正常运行，日军的侵略行为纯属是自卫等。
与此同时，日军对南满铁路沿线其他的城市进行武装攻击，从19日起迅速占领了安东、凤凰城、营口、大石桥、本溪、抚顺、瓦房店、辽阳、鞍山、铁岭、海城、四平街、公主岭等地。
五 东北沦陷
1．侵占长春和吉林
长春位于东北的中部，是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的交汇点，扼守吉林省城的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关东军在制订侵占东北的军事计划时，将其作为重要的军事据点。日军向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以后不久，驻守长春的日军就获悉了消息，开始蠢蠢欲动。
此时，驻守于长春的中国守军约有5200余人，其中在南岭的南大营驻有官兵约4000多人，长春城内驻有300名官兵，在宽城子驻有650名官兵。这些地方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目标，可是在“不抵抗命令”的影响下，官兵虽有抗击，最终还是使长春陷入日军的魔爪。
吉林市位于长春以西，是吉林省的省垣，政治中心。日军占领长春以后，吉林市就成为其扩大侵略的目标。此时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在锦州奔丧，省内军政大权暂时由省政府代主席、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掌握。熙洽是满族人，清朝贵族的后人，时刻梦想着复辟清朝统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认为实现其愿望机会来临了。当日军由长春进攻吉林时，欣喜若狂，暗中做好了迎接日军的准备。首先，他派遣其心腹与日军接洽投降事宜；其次，他以执行不抵抗命令为由，将吉林市的中国守军调派出城外。9月21日上午10时，日军第二师团以装甲车为先导由长春向吉林进发，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吉林城。随后日军占领了邮电、交通、军警等重要的机关，掠夺了官银号的大量库银和军械厂的枪支弹药，解除了中国警察的武装。
由于关东军不断扩大侵略范围，占领辽宁的日军随之北犯吉林，辽宁军事占领力量顿感空虚，于是他们请求驻守朝鲜的日军越境援助。柳条湖衅起以后，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立即从驻平壤的第六飞行联队调派战斗机、侦察机各1个中队增援关东军，并且还组成了以嘉村达次郎为旅团长的第三十九混成旅团。21日下午，嘉村混成旅断然经铁路进入安东，公然违反了日本军队必须经由天皇调遣的“统帅令”，按照日本的军法规定，违反者应处以死刑。但事后，日本军部却以“事后追认”的形式承认了朝鲜军越界入侵中国东北的“合法”。
2．进攻齐齐哈尔和哈尔滨，黑龙江省沦陷
日本在长春以北的北满地区实力比较弱，没有驻军，加上黑龙江省及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省特区与苏联接壤，而苏联在这些地方拥有很多利益，因此日军的侵略图谋还是有所顾忌。此时，镇守洮南的张海鹏利欲熏心，妄图趁混乱之际占有黑龙江。日军向他提供大量的枪支弹药，极力鼓动他进攻齐齐哈尔。10月15日，张海鹏派遣部队北上进攻齐齐哈尔，日军派铁甲车和飞机为其助战。黑龙江省防军嫩江桥守军当即予以坚决的反击，击溃了张海鹏的军队，并且炸毁了嫩江铁路桥。而后关东军便以保护日本权益为名要求派兵修桥，被黑龙江省政府拒绝。于是就向中方发出通牒，要求于11月3日前必须修复铁路桥，否则日军以实力掩护自行修复。
10月10日，张学良任命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长官。10月20日，马占山在齐齐哈尔举行了就职典礼，22日发表了《抵抗宣言》，随即从各地调集部队，加强嫩江桥的防守力量，严阵以待，坚决履行“守土”的职责。
10月30日，关东军从长春、吉林等地调遣部队组成了嫩江支队，开赴黑龙江。11月4日中午，日军百余名官兵开始渡江，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反击，江桥抗战爆发。中国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击退了日军多次的进攻，使日军遭到了重创，仅5日一天就打死打伤日军数百人，张海鹏的伪军也死伤700多人。日本向马占山施加压力，无理要求其辞职，遭到了马占山的严词拒绝。江桥抗战得到全国各界的支持，纷纷捐钱捐物慰劳黑龙江的守军。
从12日开始，日军派来了大批的增援部队，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开始大规模地向黑龙江省守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中国守军在无增援部队、装备差的情况下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伤亡累累。战斗持续到18日马占山指挥部队按照预先计划向海伦转移。19日，日军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占领了齐齐哈尔。
哈尔滨是东北北部的重镇，东省特区的所在地，也是苏联势力的大本营。这种特殊社会环境使日军中央机关对出兵哈尔滨颇有顾虑。它们担心苏联反对关东军的出兵行动，最终决定对东省特区最高长官张景惠进行引诱拉拢，使其听命于关东军的指挥，为日本效力。
九一八事变时，张景惠恰在沈阳逗留。板垣征四郎与他会面，直接要求其为日军侵占哈尔滨出力，并许诺其高官厚禄，当时就应允支援其枪支3000支，子弹数十万发。
张景惠回到哈尔滨后，立即用日军资助的枪械建立起了听命于他的警备队。随后又成立所谓的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亲自担任会长，并以避免与日军冲突为名，将哈尔滨市内的驻军全部调出，以警备队维持市内的治安。
1932年初，关东军组成了以汉奸于琛澂为首的伪军，命令其以“剿匪”为名北上消灭抗日武装。可是这支伪军不堪一击，很快被打败。这些抗日武装向哈尔滨进军，占领了哈尔滨部分地区。关东军恼羞成怒，亲自上阵。1月31日，日军与抗日队伍遭遇，激战于双城堡，双方死伤惨重。随后8000多名抗日将士与日军第二师团主力部队血战3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抵抗不支，撤离哈尔滨市。2月5日，日军占领了哈尔滨。
3．侵占锦州
锦州位于辽西走廊的要冲，是著名的交通和军事重镇。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移设锦州，由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主席，负责处理军政要务。因此，关东军将其视为眼中钉，欲尽快铲除之。
北宁铁路具有英国资本背景，英国人直接参与管理，因此在辽西地区纠结着复杂的国际关系。但是关东军仍然要铤而走险，于10月8日调集飞机对锦州东北临时政权驻地锦州交通大学、中国兵营、张作相公馆等地投掷炸弹80余枚，炸死炸伤中国军民30余人。
日军对锦州的轰炸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10月24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限期撤兵的决议。
与此同时，关东军指使被其豢养多年的凌印清搜罗土匪组织起所谓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并为其提供枪支弹药和金钱，让这些土匪在辽西一带打家劫舍，制造动乱，进行种种破坏和颠覆活动。10月底辽宁省政府果断地派人将凌印清及日军顾问抓获枪毙。不久，日军又拉拢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也被驻锦州的部队剿灭。就这样，日本人利用汉奸制造混乱占领锦州的计划破产。
12月初，日军占领了齐齐哈尔，大规模向锦州进攻的条件更加成熟。15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以“讨匪”为名进攻锦州，并调集了4万装备精良的部队，气焰十分嚣张，准备与中国军队在锦州进行决战。
此时，在锦州附近部署的东北军有3万人左右，但是这些部队粮饷弹药短缺。从21日起，日军分三路开始向辽西地区发起了总攻。东北军与义勇军奋勇应敌，激战多日，死伤无数。日军也有伤亡。29日东北军开始向关内撤退。1932年1月2日全部撤退完毕，3日日军占领了锦州。
六 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仅用半年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三省。白山黑水如此迅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守土有责的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其有恃无恐地肆意吞并东北。
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多次公开声明东北对外交涉权归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迫切要求解决的所谓“满蒙悬案”问题也全部上缴到中央，东北地方当局从中协助。“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发生后，面对关东军磨刀霍霍的侵略气势，东北军政首脑中有人主张“一旦日本以武力行动时，东北人应为正义而战”。张学良多次派人赶赴南京向蒋介石及政府请示应对关东军日趋激烈的武力挑衅行为。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在致张学良的“铣电”中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蒋介石正乘船赴江西“剿共”。闻讯后匆忙赶回南京。21日召开会议讨论对日方略。在会上蒋介石主张“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从中可见，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是指望国联主持公道，以公理战胜强权。为此，严令中国军队和人民“保持镇静”，也就是对日军侵略不抵抗。10月13日国民政府在驳复日本抗议书中再次表明不抵抗政策，指出：“中国政府自事变最初发生以来，仍不作任何对敌之行为，虽日本军队之挑衅举动，日渐激烈，蔓延甚广，但仍竭力所能，严格命令各军队，对于日本军队继续之进逼，不作任何形式之抵抗。”
张学良坚决贯彻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9月6日在致电荣臻时指示道：“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松懈了东北军政官员的意志，在关东军紧锣密鼓地准备侵略东北之际，仍然不做对敌斗争的部署，张学良住在北平协和医院调养身体，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正在北平的剧院里观看梅兰芳的演出，代理张学良主政东北的张作相在锦州老家为其父大肆办理丧事，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逗留于北平，将黑龙江省政事委托给其子万国宾，辽宁省军署参谋长荣臻正在为其父大办寿筵，驻守于沈阳的东北军主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的岗位上。当关东军向沈阳北大营进攻时，在营内执勤的军官向荣臻请示，荣臻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强硬地将东北军将士们的抵抗斗志和热情压制下去，导致东北大部分地区迅速被关东军占领。客观地看，当时虽然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大部分被调集入关，留存于东北的大多是素质比较差的省防军，但是从人数上比较是占优势的，驻守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当有20万人之多（包括各地的省防军），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并且集中于满铁沿线。起初进攻北大营也是带有试探性质，当确认东北军束手不抵抗之后，才放胆大肆进攻。如果东北军奋起抵抗，日军也不能异乎寻常地顺利占领东北。可以说，不抵抗政策是迅速断送东北的主要推手，忠实地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张学良被世人讥讽为“不抵抗将军”。
东北是以张学良为首的军政集团的故乡，此时他们拥兵近20万驻守于华北，执行不抵抗政策，坐视东北失陷，其根本原因，第一，张学良认为抵抗日本侵略必须举全国之力，区区东北绝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对手。他主政东北以后冲破重重阻力归附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以统一的中国对付日本的侵略，因此，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在东北军重要的军事会议上，他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是义不容辞的”。正是这种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导致张学良在行动上一切听命于中央，唯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是从。不仅如此，为了实现全国共同抗日，他于1934年游历欧洲回国以后，竭力鼓吹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呼吁全国维护蒋介石的统治，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支持军事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出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企图消灭共产党，实现所谓的国家统一，共同抗日。第二，幻想以国际联盟的力量约束日本的侵略。张学良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英美法等国的力量占有主导地位，日本的势力还不足以与其抗衡，因此指望国联出面干涉日本的侵略行动，重演日俄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的旧梦。9月19日，张学良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在北平的委员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幹、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开会，咨询对于东北的外交意见。与会人士认为，“国联绝不愿日本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华盛顿九国公约）成为废纸”，所以“吁请国际联盟迫使日本撤兵”。随后又邀请在北平的知名人士和东北高级官员磋商日本侵占东北问题，结果仍然是“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上述意见和建议更加增强了张学良依赖国联迫使日军撤兵的思想。在日军准备进攻锦州的时刻，张学良曾经对代理辽宁省主席米春霖的代表说：“现在国际联盟震惊，不许日本胡来，要制裁它”，而且在英国外交人员明确表示“国联无实力，不能强制处理这次中日事件”的情况下，继续相信国民政府驻日公使汪荣宝的“日政府因美国态度强硬，已奏准停止进攻锦州”的谎言。事实证明，日本侵略者根本不理会国联的撤兵决议，并且于1933年初退出了国联。第三，张学良存在着保存实力的思想。张学良出身于军阀家庭，身经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深知没有军事实力，就没有安身立命的根本。他的部下王化一在1931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汉公表示‘不为瓦全’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所谓“玉碎”，就是指全国抗战而言，东北军即使全部牺牲也在所不惜；瓦碎指东北单独抗战，结果只能是丢了东北，又损失了东北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32年1月2日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下之时，拥有3万之众的东北军悄悄地撤离了。张学良未改初衷，没有全国的合力抗日，单凭东北军他是不肯做此一拼的”。5年之后，张学良在西安对刘鼎也说：“九一八事变，日寇进攻，夺取东北，蒋介石电告我‘勿扩大事态’，我能违抗蒋的命令单独抵抗么？不，不能不听从他……孤军作战，我小敌强，无非是徒然牺牲。”
七 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规模较大的国际组织，拥有69个成员国，中国为创建国之一，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英、法、意、日、德五国为行政院常任理事。中国为非常任理事国。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国家在中国拥有很大的利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主持公道，迫使日本撤兵。于是9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会议，提出“首先提交国际联盟与1928年非战公约签字国，‘以求公理之战胜’”。23日，张学良的代表万福麟来到南京请求蒋介石尽快与日本交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认为：“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由此可见，蒋介石依赖国联解决日本侵略东北的意图非常明晰。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第二次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兵。26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称：“深望国联理事会决议案能早日实行，并盼国际联盟继续努力，务使目的能够达到。吾国国民自当刻意忍耐，恪守法律，以助正义公道之成功。”
然而日本并不理会国联的决议，一意孤行。9月30日，国联通过了决议，要求日本撤兵，日本置之不理，并于10月8日公然出动飞机轰炸辽宁省临时政府所在地锦州。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再次开会，要求日本于11月16日前从东北撤兵。10月下旬日本开始向嫩江派兵，为进攻黑龙江做准备。11月4日向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的军队发起猛攻，19日占领了黑龙江省省城齐齐哈尔，然后日军挥兵南下，威胁锦州和关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屡次拒不执行国联撤兵的决议，并且无理狡辩，声称中国抵制日货破坏了开罗非战公约，日军的侵略行动是自卫。1931年12月10日国联决定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赴事发地进行调查。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为英国的李顿爵士，委员为美国的麦考易将军（曾经担任菲律宾副总督）、法国的克劳德将军（曾经担任驻越南军司令官）、德国的希尼博士（曾经担任德属东非洲总督）、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曾经担任驻南美国家的公使）。中国前外交部长顾维钧和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为调查团陪查员。此外还有聘请的各国专家及工作人员，全团人数超过50人。调查团2月3日从日内瓦出发，先到美日等国访问，3月14日抵达了上海，然后赴南京访问国民政府及在其他地区考察，4月22日才到了沈阳。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占领了锦州，推翻了辽宁省临时政府，扶植拼凑起了伪满洲国政权，将东北彻底变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调查团在伪满境内的活动完全被日本所控制，在沈阳会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及汉奸臧式毅等人。在长春会见了伪满执政溥仪及郑孝胥、赵欣伯等伪满汉奸要员。这些人按照事先日本侵略者的安排发言，声称伪满是根据东北民众的意愿建立起来的政权，是“独立”的国家。然而仍有一些不惧日本淫威的中国人冒死向调查团递交了日本侵略东北的真实材料、照片、请愿书、信件等，揭露了日本侵占东北的罪行，使调查团真切地了解了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真相，认识到伪满政权是日本卵翼下的傀儡。10月2日《国联调查报告书》正式公之于世，10余万字的报告书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九一八事变的真实情况，指出：“九一八事变由炸坏满铁线而招致的损失是轻微的，‘仅仅据此便采取军事行动，其正当性是不充分的，而同夜上述日本军的军事行动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措施’”；“满洲国的成立是由于‘日本军队的存在及日本文武官吏的活动，不能认为是由于纯真和自发的独立运动而出现的’”。基于此，国联要求日本撤兵，将东北划归“国际共管”。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并且在国联冗长的辩论争议中进一步扩大其侵略范围，于1933年3月4日占领了热河，进而侵占了长城上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最终形成了伪满殖民地版图。3月2日日本政府通告国联正式退出，同时日本天皇发布了退出国联诏书。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企望国联主持公道，逼迫日本撤兵的愿望彻底破灭。国际联盟对日本做出的撤兵和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决定形同废纸，被日本丢弃。
八 九一八事变对东北社会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沈阳柳条湖的爆炸声昭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武力占领中国东北，也标志着东北社会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这种社会性质的巨变必然给东北社会带来强烈的冲击和激荡。
第一，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东北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民族仇恨激发起东北各界民众反抗斗争，抗日怒潮席卷白山黑水。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率先揭竿而起，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斗争。其中力量比较强，影响比较大的有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多人，建立起了辽宁省政府。他们活跃于辽宁腹地，攻打城市，破坏铁路，甚至直接威胁到沈阳，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统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不得不调集重兵亲自指挥镇压，进行“讨伐”。在吉林地区有李杜、丁超、冯占海、王德林等领导吉林自卫军和中国国民救国军。他们高举抗日的义旗，战斗在“北满”地区，曾经攻占宁安、绥芬河，收复榆树、五常等地，并试图反攻哈尔滨，威震敌胆。在黑龙江，1932年4月马占山在黑河重新举起抗日的大旗，率领部众驰骋于黑土地，曾经攻击到哈尔滨市郊，后转战于海伦、拜泉、通北、克山等地，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32年9月27日，驻守于海拉尔、满洲里一带的苏炳文率部抗日，建立起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其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他们纷纷参军参战。救国军与马占山领导的部队曾经计划攻取齐齐哈尔，但是由于日军增兵而未达到目的。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侵略，延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仅1932年一年，“义勇军袭击辽、吉两省的重要城市的次数达30次以上，其中袭击沈阳的次数为11次，袭击长春6次，并焚毁沈阳和哈尔滨两地的飞机场”。更重要的是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抗争意识，激励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及义勇军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统一的指挥和严明的纪律，加之失去国家、政府背景的支援，最终失败了。此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坚持抗日，成为抗日联军的基础力量之一。
因九一八事变，东北部分民众被迫流亡于关内，主要集中于平津地区。他们满怀痛失家园的悲愤，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斗争。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车向忱等在北平奉天会馆发起成立了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400多人成为会员。该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宣传队在平、津、沪等地宣传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和义勇军的英勇壮举；组织请愿团赶赴上海和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放弃不抵抗政策，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派遣车向忱、黄宇宙、宋黎等大批政工人员秘密出关，赴东北各地与义勇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影响大，波及的范围广，激发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为抗日救国做出了贡献。
第二，九一八事变阻断了东北经济的近代化进程，将其拖入殖民地的深渊。如前所述，东北在张氏父子执政期间，近代工矿、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外贸出口连年出超，成为国内近代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穷凶极恶的侵略，很多工商企业纷纷关门歇市，市场一片萧条。沈阳原有15000多家工商业户，截止到1931年底，仅有7000多家开业，而且是每日晚开店，早闭店，处于“半荒铺”状态。伴随着日军武装侵略的铁蹄，其对东北经济展开大肆掠夺。满铁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攫取了东北的铁路路权。随后日本霸占了东北的海关、电信等重要经济部门，垄断税收，吞并东北原有的金融机构，独霸货币发行权，强占工矿企业等。这些行业中的中国民族资本被吞噬，使东北民族经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改变了东北经济的发展方向。此后整个东北经济被纳入日本统制经济的轨道，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在农村，由于战乱大量土地荒芜，农民流离失所，成为难民。1931年东北耕地面积为1373.3万公顷，1932年减少为1266.4万公顷，1934年再减少为1189.7万公顷。据调查，1934年伪奉天、安东、吉林三省即有难民118万多人，其中舒兰县的难民占全县人口的70%。
第三，蓬勃发展的东北的教育事业遭到摧残。如前所述，东北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共有小学13000余所，小学生80余万人；中学330所，学生26000余人。事变后，由于社会动荡，中小学一度关闭。迄至1933年5月，仅有7928所中小学开课，5352所学校仍然关闭，尤其是小学40%停办。事变前，东北有各种大专院校30余所，其中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等最为著名，在国内颇有影响力。事变后，其教学设施被破坏，大量图书遭到劫掠，不复存在，损失惨重。吉林大学亦遭破坏，“教授多南人，亦相与俱去，学生亦因之四散”。东北大学被迫迁到北平复课，但是其规模、教学环境和水准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日本推行“治安第一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致使东北教育停滞，甚至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