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伪满洲国出笼，东北沦为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解决所谓的“满蒙问题”，即将东北从中国割裂出去，彻底摆脱中国政府的统治。可是如何对觊觎已久的这个地域进行统治，在日本内部产生了分歧。面对国际舆论的谴责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最后决定采取表面上由中国人进行统治，实权由日本人操纵的统治方式。为此，尽快在东北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确保其殖民统治顺利进行成为关东军的重要使命。

一 “满洲国”方案的出笼

关东军占领沈阳以后，面临着如何处理混乱局面问题。为此，9月19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片仓衷、建川美次等人集聚讨论采取何种方式统辖东北。其实，板垣等人早已有了初步的主张，那就是将东北吞并为日本领土，由日本人直接统治。但是建川美次不同意这个方案，他主张“消灭现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召集土肥原、板垣、石原等人再次商讨占领东北的统治方案。板垣等人坚持己见，土肥原提出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五族共和国”的方案。经过各方面权衡，最后决定综合建川和土肥原的意见，制定出《满蒙问题解决策略方案》，其核心意图是“在我国（日本）的支援下，以东北四省和蒙古为版图，建立以宣统帝为首脑的中国政府；国防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管理，交通通信等主要产业亦由日本帝国管理；首脑及日本帝国在国防外交上所需经费由新政权承担；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启用下列人员为镇守使——熙洽（吉林地区）、张海鹏（洮索地区）、汤玉麟（热河地区）、于芷山（东边道地区）、张景惠（哈尔滨地区）”。这个略显粗糙的方案确定了日本统治东北的基本模式，以后出笼的方案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化和延展。

当时不仅关东军积极谋划所谓“新国家”，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侵华团体也纷纷从其立场出发，制定出“建国方案”。有鉴于此，10月1日，关东军任命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松木侠为其国际法顾问，具体负责整理方案。21日，他向关东军提交了综合各方意见纂就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它的基调就是“建设一个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领土的满蒙新国家，它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一管理，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日本人）手中”。随后他又根据关东军的指示进行修改，于11月17日又炮制出了《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方案大纲》由序言、满蒙独立政权说之谬误、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结束语等四部分构成，其中第三部分，即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为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满蒙自由国的纲领、机构、“建国”步骤、与日本的关系等。首先，彻底割裂东北与中国的传统关系，使其摆脱中华民国的统辖，具体地说摆脱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政权的统治是最根本的要领。其次，强调“独立国”由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东省特别区、蒙古自治领组成。再由上述六个省区组成联省自治形式的中央政府，然后逐渐扩大中央政府的权限，统一军权、司法权及税收权，缩小地方权力。第三，采取君主立宪政体，标榜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第四，“独立国”的国防由日本军队负责，铁路、航空必须纳入日本的管辖范围。由日本人组成顾问府，负责审批缔结条约、公布重要法令等，对“自由国”各方面进行指导和监督，进而掌控重要部门的权力。事实证明，伪满洲国基本上就是按照《方案大纲》架构起来的，其殖民地特征昭然若揭。

关东军占领锦州以后，张学良的东北临时政权被推翻，炮制“新国家”的时机日益成熟。1932年1月4日本庄繁召集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石原、片仓和顾问驹井德三、松木侠等人研究拟定了更为具体的“建国方案”，其要点为：逐渐建立中央集权制的中央政府，首脑采用大总统一类的合适的名称，避免出现复辟的倾向，由现在各省的省长等人担任各地的行政长官；“新政府”成立的时间大体定为2月下旬至3月中旬；国都定为长春；中央政府内部设立参议府，按照满一、汉三、蒙一、日三的比例设置参议，日本的各种要求通过它传达给“新政府”；疆域为东北四省及内蒙古地区；作为“独立政权”从中国中央政府主权下脱离，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国防军由日本军队充任。随后板垣带着这个方案回到了东京与陆军省等沟通。在东京期间，板垣受到了天皇的破格召见，赞赏了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动。13日，板垣又携带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共同炮制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返回东北。这个要纲的主要内容是：（一）“满蒙当前由中国本土分离，形成为一独立政府支配之地域，并逐渐诱导使之成为帝国之保护国”；（二）日本人以顾问的形式直接参加到政权机构中，加强日本对满蒙地区的统治；（三）“满蒙国家”的国防交由日本军队负责，为此，日本在东北的驻军需要达到3个师团；（四）恢复和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应以该地地方政权和“新国家”为谈判对象。该要纲确立了在东北建立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新国家”的方针，充分肯定了关东军统治满蒙的方案，决定了东北从此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命运。

二 制造脱离中国的“独立运动”

关东军策划东北地区“独立”的阴谋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其网罗汉奸、亲日军阀从事分裂活动的把戏早就开始了，并且根据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扩大“独立运动”的范围，最终将整个东北变成了殖民地。

在奉天省，关东军炸毁柳条湖附近铁路的第三天，即9月20日，关东军就按照占领满蒙的计划，迫不及待地任命土肥原贤二为沈阳市长，组成了以日本人为主的市政机构。次日，土肥原等人举行了“奉天城市政成立会”，逼迫原沈阳市长李德新辞职并办理移交手续。日本关东军明目张胆地对沈阳实行军政，违背和破坏了国际公约，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日本政府和陆军省认为关东军亲自上阵，实行军政，未免太露骨了，直接影响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且与酝酿中的统治模式相冲突，要求关东军躲到幕后操纵傀儡活动。于是关东军被迫于10月20日撤销了土肥原的职务，拉出了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接替伪奉天市长。

按照关东军的计划，东北应该尽快地摆脱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宣布“独立”。为此，9月24日关东军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拉出了袁金铠、阚朝玺、于冲汉等所谓东北政界头面人物组织起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袁金铠为委员长，于冲汉、阚朝玺任副委员长，丁鉴中、孙祖昌、张成箕、金梁等人充任委员。25日，这个伪组织向本庄繁司令官递交了“请愿书”，请求关东军“维护秩序”，不要撤兵。9月26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又将它改称为“辽宁地方自治维持会”，暂代省政府的职能，协助关东军筹备和恢复政府机构。关东军安排日本人充当“维持会”的顾问，以加强对其控制。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被任命为主席顾问。此外，关东军还指使阚朝玺、赵欣伯等汉奸、失意政客建立起了“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案讨论会”等伪组织，大造东北“独立”的舆论。9月28日上述三个伪组织沆瀣一气，共同发表了所谓的“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张学良东北政权。

关东军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伪组织并未如其所愿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影响力较小，政令几乎不出沈阳，袁金铠任命的一些伪县长由于各地方秩序混乱也不能到任视事。金井等日本顾问对政事一窍不通，每天在维持会里和大小汉奸胡吹乱侃，大摆宴席，闹得乌烟瘴气。关东军对此非常不满意，于是命令赵欣伯去说服原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出面重新组织伪省政府，诱迫各县归顺。臧式毅毕业于日本陆军东京振武学校，深受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赏识，获得重用。1930年就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他恰在沈阳主政。9月19日关东军将他软禁起来，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12月的一天，赵欣伯衔关东军之命前来劝降，对其进行威逼利诱，最终使臧式毅表示投降之意，同意出任伪奉天省省长。随后，臧式毅与板垣征四郎晤面，签署了一个卖国文件，其主要内容为：“要我（臧式毅）参加东三省政权组织，充任官吏；日本军队驻在东三省内；国防由日本军队担任；东三省分担日本驻军军费；东三省境内铁道由日本经营、使用。”

12月15日下午，赵欣伯带领武装警察来到了袁金铠办公的省署，强行解散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伪维持会。次日，臧式毅在拜访完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以后，径直来到了伪省署，在日本人的监督下，召集各厅、科长以上人员开会，正式就任伪奉天省长。金井章次依然成为伪省政府的首席顾问，实权仍然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臧式毅仅仅是日本人操纵的一个傀儡。16日，臧式毅通电声称，不承认在锦州设立的张学良政府，驻锦州的东北军应该服从伪奉天省政府的命令，否则，决加“讨伐”。

关东军网罗汉奸建立起来的所谓“地方维持会”行政力量远远控制不到县级政权，直接影响到日本对东北的进一步侵略和统治的基础。关东军决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专门推进“地方自治”政权的建设，于是“自治指导部”产生了，本庄繁特意指派铁杆汉奸于冲汉为部长。于冲汉通晓日语，年轻时曾在日本留学，日俄战争时期充当日本间谍，为日军收集情报，受到了日本的嘉奖。此后在奉系军阀政权中担任要职，是张作霖与日本勾结的重要媒介，在东北政界以亲日派著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他身患重病，在辽阳老家调养。当关东军需要他效力时，他欣然受命，担任了伪“辽宁地方自治维持会”副会长，极力鼓动袁金铠“独立”。11月初，关东军特派伪奉天市卫生课长守田福松赴辽阳探望于冲汉，直接邀请他出面为日本服务。于冲汉毫不犹豫地跟随福田来到奉天，面晤本庄繁司令官，直接阐述了“保境安民”的八条政见，其核心思想就是东北要摆脱张学良及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新国家”，由日本军队负责“新国家”的国防安全。他的政见与关东军统治方案一拍即合，从而进一步获得了日本的信任，决定由其出任“自治指导部”部长。

早在1931年10月中旬，关东军就指使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成员及其他的侵华分子筹建“奉天自治指导部”。这个以日本人为主导力量的伪组织表面上鼓吹在各县实行“善政主义”，建立“互敬互爱”的社会，实际上就是要攫夺县级地方政权，建立完全听命于关东军的县级组织。11月10日，伪奉天自治指导部正式登场，于冲汉作为部长发表了致辞，叫嚣“自治指导部”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以自治的名义，操纵地方政权”。

伪奉天自治指导部建立以后，立即向各县发布了通告，明确规定其在各县设立“自治指导委员会”和“自治执行委员会”。前者作为县“自治”的指导监督机关，后者是县“自治”的执行机关。日本人被安排到各县就任“自治指导委员会”的委员长，负责监督该组织及指导各县施政。县里的一切权力掌握在其手中，未经其许可，任何事情不能办理。“自治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由汉奸充任，完全受日本人的支配。

伪自治指导部内部设置总务、调查、指导、联络等四个部门，完全由日本人担任头目，主要是总务课长结城清太郎、联络部长笠木良明、调查科长中西敏宪、指导科长牧野克己。此外，为了培训“自治”指导员和伪县政权的骨干，还设立了“自治训练所”，首任所长由中野虎逸担任，以后继任者为于静远。“自治指导部”最初仅有20多名日本人，汉奸10余人，后来发展到234人，骨干分子195人，其中90%为日本人，平均年龄33岁。

伪自治指导部成立伊始，就着手向各地派遣所谓的指导员，抢夺地方政权。11月下旬，第一批人员被派遣到满铁沿线的7个县。紧接着，12月第二批人员被派往凤城、梨树、盖县、辽阳、复县、海城、洮南、营口、岫岩、新民、庄河等县。1931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以后，又向辽西10多个县派去了第三批指导员。至1932年3月5日，共向奉天36个县派去了近百名指导员，每个县多则三四人，少则一二人。应该指出的是，伪自治指导部的活动外围基本上限制在奉天省境内，在吉、黑两省遭到抵制。甚至在伪满洲国建立以后，关东军也是借助于水灾向吉、黑两省的部分县派驻了指导员。

当初关东军建立伪自治指导部也只是将其作为篡夺地方政权的临时组织。伪满政权建立以后，其主要成员都被安排到伪政府各部门中担任重要职务，被派遣到各县的指导员也被改任为副县长。其自身组织完成了将中国东北变为日本殖民地的罪恶任务，于1932年3月15日宣布解散。

就整个奉天省来说，在其东部还有镇守使于芷山手握重兵盘踞于山城镇一带。九一八事变后，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一方面借机大肆扩张军队，一方面派人分别与张学良、关东军联系。关东军也将其作为拉拢利诱的重点对象。10月初，河本大作以视察西安煤矿为名，来到山城镇，要求于芷山派兵保护他的安全。于芷山如其所愿，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他去煤矿，从此，于芷山与河本大作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10月16日，他发表了“独立”宣言，公开投降日本，被关东军任命为伪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司令。1932年3月，伪满政权将伪军系统改变为五个警备军，于芷山被任命为伪奉天省警备军司令。

在吉林省。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在吉林省执掌大权的熙洽是彻头彻尾的亲日分子，也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其最大的政治心愿就是恢复清朝的统治，为此将复辟的希望寄托于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关东军占领长春以后，他立即将在省城的吉林军队调出，于9月21日礼迎日军第二师团进城，使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吉林市。此后，关东军直截了当地指示熙洽将旧省政府、副司令长官公署一律撤销，建立起“吉林长官公署”，由其本人担任长官。9月28日，熙洽召集省议会、商务会及各厅的负责人开会，发表声明，宣称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张学良脱离关系，吉林省“为独立行政区域”。

伪吉林长官公署成立以后，根据关东军的意旨，撤换了大批张作相时期任用的官吏，换上了愿意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大小汉奸，其中郭恩霖为伪军政厅长、孙其昌为伪民政厅长、潘鹗年为伪秘书长、荣厚为伪财政厅长、富春田为伪建设厅长、马德恩为伪实业厅长、王世选为伪教育厅长、王之佑为伪警务处长、张燕卿为伪长春市政筹备处长等。

为了使伪吉林长官公署听命于日本的指令，掌控其实权，关东军向其重要部门派驻了顾问，其中军事顾问为大迫通贞、滨田有一、三桥政明，伪民政厅顾问花田孙平、伪财政厅顾问宇山兵士、伪实业厅顾问饭泽重一、伪教育厅顾问桥口勇九郎。

伪吉林长官公署建立以后，熙洽以伪长官的名义向全省44个县发出训令，宣告“吉林长官公署”成立，由他出任“长官”执掌军政大权，指示各县以后必须听从他的命令，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可是实际上只有吉林市附近的各县及延边一带的县份，约有不足20个县慑于日本的淫威，接受了熙洽的命令，其余各地采取观望态度。

以熙洽为首的伪吉林长官公署是在东北成立最早的伪地方政权，是关东军一手策划扶植起来的。它的“独立”行为促使其他地区纷纷效仿，加快了日本将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步伐。

在黑龙江省。黑龙江地区的形势比奉、吉两省复杂，国内外各种势力交错其中，因此其“独立”之路更为曲折。相对于南满来说，日本在这里的势力比较弱，没有驻军，加之苏联力量的存在，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因此，驱使汉奸为其侵略开路成为一条捷径。当时哈尔滨虽然不归属于黑龙江省统辖，可是地处北满中心，历来与黑龙江省关系密切。张景惠在沈阳被关东军收买以后，立即返回哈尔滨，建立起了伪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宣称“所有一切政务及维持治安事宜统由本会主持办理，担负一切责任”，并且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建立起了警察队，直接归其掌握调遣，成为日本安插在黑龙江地区的“马前卒”。鉴于当时哈尔滨聚集着众多的抗日力量，张景惠不敢公开投降，但是对于各种抗日活动进行阻挠、抵制和破坏，尤其是对黑龙江省的军政官员进行拉拢利诱，动摇了他们的抗日的意志。

马占山在江桥抗战后，率领黑龙江军队和省政府撤退到了海伦，继续履行抗日政府的职能。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以后，临时拉出了劣绅李维周组织起了黑龙江省维持会。但是由于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省政府依然发挥作用，维持会处于名存实亡状态。关东军积极策动张景惠出面收拾黑龙江省的局面，可是张景惠顾虑自己实力不济，经费匮乏，无法独撑黑龙江省政权，于是利用与马占山过去的上下级老关系，极力拉拢利诱马占山与其共同控制黑龙江省。

马占山率领黑龙江省守军进行的“江桥抗战”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国人民视其为民族英雄，奠定了他在黑龙江省及整个东北地区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马占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存在成为关东军侵占整个东北的心腹之患。如何彻底摧毁这股抗日力量是摆在关东军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东北进入了寒冷的冬季，在江桥之战中，不耐严寒的日军官兵因冻伤大量减员，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再者，日军正在集中兵力摧毁张学良的锦州政权，暂时无力调兵围剿马占山的部队。如果张学良的部队与马占山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将增强关东军消灭东北抗日力量的难度，直接影响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建立。此外，国际联盟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东北实地考察日军侵占详情。关东军决定必须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建立起伪政权，以既成事实迫使国际社会承认其侵略东北的合法性。综合以上因素，关东军决定在以武力威慑马占山的同时，下大力气利诱其尽快缴械投降，从而稳定黑龙江及东北的局势。

在马占山主动撤出齐齐哈尔转战海伦以后，关东军始终通过张景惠、赵仲仁、韩云阶等人与其联系，极力怀柔劝诱他归降关东军，但是马占山表面敷衍，暗中整军备战。12月7日，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嘱托驹井德三带领记者等10余人突然来到海伦，强烈要求会晤马占山。马占山与下属商议后决定接见板垣等人。在会谈中，板垣提出马占山率领的军队放弃对日军的抵抗；由张景惠出任省长，马占山任省军事长官；将黑龙江省内的铁路、森林、矿山等权益转让给日本等。马占山未置可否。12月11日，马占山应张景惠之邀亲率部下数人赴呼兰与其会晤。由于双方会谈是在严密状态下进行的，其内容众说纷纭。此后，马占山虽与张景惠等人有联系，可是仍然拒绝投降。关东军在万般无奈之下，决定推举张景惠为黑龙江“省长”，强行推进东北的“独立”进程。1932年1月1日，张景惠效仿辽、吉两省的办法，发表了黑龙江省“独立宣言”，宣告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解散伪地方维持会，组织伪省政府，在哈尔滨就任黑龙江“省长”。7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就职，可是他深知自己在黑龙江省身单力孤，所以指定劣绅吉祥为代理“省长”，日本人村田慤德为最高顾问，当晚即返回哈尔滨。

1932年1月初，张学良的锦州政权被日军彻底摧毁，东北军撤到了关内。马占山感到孤悬塞外，势单力薄，无所依凭，加之关东军军事上步步紧逼，使其抗日的信心发生了动摇。1月6日，他与驹井德三、村田慤德等人在呼兰松浦镇会晤，同意与张景惠合作建立东北政权，并且拥戴溥仪为首领。随后他应允派伪国防筹备处参谋长王静修、伪民政厅长刘廷选、伪警务处长窦联芳赴齐齐哈尔辅佐吉祥。1月中旬马占山的部队进入齐齐哈尔，以示合作，其本人出任黑龙江省伪警备司令。

三 扶植溥仪为伪政权首领

关东军在制造九一八事变后，就谋划将在天津寓居的清朝逊帝溥仪拉出来充当未来伪政权首领。在1931年9月22日通过的《满蒙问题解决策略方案》中明确指出：“在我国（日本）支持下包括东北四省及内蒙古地区树立以宣统帝为首之中国政权，以作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此前，建川美次在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会谈时也提出：“应击溃东北现政权，建议以宣统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之政权为上策。”日本侵略者为何钟情于溥仪为“新国家”的元首呢？第一，东北是清朝政权的发源地，满族的故乡，溥仪在这里会受到“三千万民众的景仰”；第二，家族世属满洲系统；第三，不同张学良政权、南京国民政府联系；第四，能够同日本合作。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溥仪多年来在天津被日本人所豢养，憎恨现政权，想复辟清朝统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溥仪密切关注东北事态的变化，派遣周围的遗老遗少四处打探消息，并且驱使刘骧业、佟济煦赴东北打探关东军的消息，联系那里的遗老遗少。佟济煦带回来的“东北民众盼望溥仪龙归故里”的讯息，刺激着溥仪跃跃欲试的野心。与此同时，板垣征四郎将清朝遗老罗振玉从旅顺电召到沈阳，直截了当地表明关东军欲将溥仪拥立为伪政权的首领，吩咐罗振玉赶赴天津说服溥仪。罗振玉激动不已，先跑到吉林，串通熙洽给溥仪劝进信。然后他伙同日本人上角利一来到了天津，在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晤见了溥仪，极力劝说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

拥立溥仪为伪政权的首领是关东军策划在东北推行殖民统治的重要环节，为此，特意派遣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赶赴天津执行将溥仪弄到东北的“特殊任务”。1931年10月15日，土肥原卸去了奉天市长的职务来到了天津。可是，以外相币原喜重郎为首的日本外务机关坚决反对利用溥仪，认为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有损于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影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于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受命出面制止土肥原的行动，并警告溥仪“谨慎从事，不要离开天津”。日本驻屯天津的部队首脑却与外务机关针锋相对，积极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动员溥仪尽快去东北。11月3日夜里，土肥原亲临静园劝诱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蒙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为了迎合溥仪复辟清朝政权的强烈意愿，土肥原欺骗他说，“新国家”是大清帝国，一切国政由其自己做主。

土肥原诱骗溥仪到东北的活动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希望以优厚的经济条件制止溥仪倒向日本，为其提供出国留洋或在其他地区定居（东北除外）的经费。日本外务当局警告溥仪不要轻举妄动。溥仪周围的亲信也是意见不一，跟随他多年的旧臣，如陈宝琛、胡嗣瑗等也阻止其赴东北。关东军对此极为恼怒，决定采取极端手段促使溥仪尽快离开天津。一天，溥仪正在静园休息，突然有人给他送来一筐水果，里面藏有两颗炸弹；然后又有人给溥仪打电话、写信，恐吓他尽早离开天津，否则性命难保。受到惊吓的溥仪连忙应允随同日本人出逃东北。

土肥原看到溥仪俯首就范以后，计划策动天津的中国地痞流氓暴动，乘市面局势混乱之机将溥仪胁诱到东北。整个逃走过程如下。11月8日晚上在土肥原的指使下，汉奸张璧、李际春等人组织起了2000多人的便衣队，从日本租借地冲出来企图占领华界里的电报局、电话局，遭到了早有准备的中国军队的阻击，顿时枪声四起。日本军队立即宣布日租界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联系。在一片混乱的掩护下，溥仪的贴身随从将他偷偷藏进一辆敞篷汽车的后厢里悄悄地离开了静园，汽车按照预先计划将他送到了一家日本饭店。在那里溥仪换上了日本军装，又乘坐日军司令部的汽车来到了英租界的一个码头，与郑孝胥父子会合后，在10多名日本人的保护下，乘汽船偷渡海河，到达了大沽口，然后换乘日本商轮“淡路号”, 13日抵达了营口的满铁码头。在这里迎接他的是板垣征四郎的代表甘粕正彦。甘粕按照关东军的命令将溥仪一行人安排到了汤岗子对翠阁温泉旅馆，禁止他们与外人接触。后来因为这里易遭辽南义勇军的袭击，乃于18日又将他们转送到旅顺大和旅馆。此前关东军就已经向关东州长官、总领事馆、满铁等方面发出了通告，“禁止（溥仪）一切政治活动，断绝与外部的交通，严加保护”。

土肥原将溥仪胁诱到东北使关东军进一步掌握了建立伪政权的政治筹码，日本国内军政各派力量在既定事实面前逐渐接受了关东军制定的殖民统治模式。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遵照币原的指示，对溥仪的去向也采取了“听其自然”的态度。然而此时东北的形势还非常不稳定，马占山领导的中国军队正在与关东军进行殊死的搏杀，张学良的锦州政权也在辽西地区支持东北义勇军与日军进行战斗。关东军无暇顾及溥仪，暂时作为“政治奇货”将其隐藏在旅顺。不久，关东军通过川岛芳子将婉容也胁诱到东北，与溥仪共同生活在软禁状态。

四 伪满洲国粉墨登场

关东军占领锦州以后，开始加快了构建“新国家”的步伐。如前所述，1932年1月13日板垣征四郎带着日本政府和军部确定的炮制伪满政权的大政方针回到了东北。随后关东军紧锣密鼓地围绕着所谓的“建国”展开新的侵略程序。

从1月15日至26日，关东军邀请日本国内的知名学者召开了一系列的有关币制、金融、关税、税制、产业、专卖、法制等方面的研讨会，为如何实施殖民统治政策出谋划策。在此期间，即1月22日，在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里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参加人员有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石原、松井、竹下、和知、片仓以及土肥原、花谷等，主要是讨论松木侠起草的伪国“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条例”及交换备忘录等。1月27日板垣拟定了《满蒙自由国建设顺序纲要》，对伪满“建国”做出了具体的安排，其主要步骤是：第一，由奉吉黑三省“省长”组成伪中央政务委员会，从事筹备工作，由张景惠出任“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为“委员”，熙洽为“干事长”；第二，由伪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明确宣布与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第三，伪政务委员会随时召开会议，讨论并决意伪国家的“国号”、“国旗”、“宣言”、“官制”、“人员配备”和“首都”等问题；第四，推举伪国大总统，建立伪满中央政府；第五，热河及内蒙古需要派遣代表参与必要的决议事项，以便使这些地区尽快同伪满国家合并。为此，从2月10日起，关东军连续召开10次幕僚会议来贯彻上述“建国”纲要。

关东军在积极动员日本各界力量参与建立伪满国家的同时，指挥操纵各地汉奸加紧筹建伪满国家的活动，尤其是2月5日，关东军占领哈尔滨以后，加紧了对马占山的怀柔，使他被迫归顺，从而为伪国政府的建立清除了最大的障碍。2月12日，板垣亲赴吉黑邀请两省“省长”到奉天开会。对于建立“新国家”，臧式毅和马占山主张“联省自治”，熙洽心仪复辟清朝帝制。2月14日熙洽率领吉林众人抵达了奉天，16日马占山带领随从乘坐飞机也抵达了奉天，随后臧式毅、张景惠、熙洽、马占山等人拜会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当天晚上臧、张、熙、马所谓的“东北四巨头”聚集于奉天大和旅馆，召开了第一次“建国会议”，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及关东军方面的板垣、土肥原、驹井德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持续到17日凌晨3点，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会长，臧、熙、马，汤玉麟及哲里木盟的齐王（齐默特色木贝勒）、呼伦贝尔盟的凌升为委员。17日下午，宣布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建立，关东军将其打扮成东北最高的行政机关，指令其对即将建立的“新国家”的“政体”、 “国体”、“元首”、“宣言”等诸多问题提出初步的意见。18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发表了所谓的“独立宣言”，宣布同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完全“独立”。随后根据关东军的安排，各省长返回驻地筹备“建国”，指派代表继续在奉天讨论“国名”、“国体”、“国号”、“国都”、“国旗”等问题，其中关东军始终掌握会议讨论的基调，“板垣每提出一问题，则由皮包内拿出他写好的原案，先叫我们（代表）讨论，结果还是他的原案通过”。在此基础上，2月25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新国家组织大纲》，规定“新国家国名”为“满洲国”，“新国家元首”称“执政”，“国旗”为五色旗，“年号”为“大同”，“国都”设在长春。

被关东军软禁在大连的溥仪远离喧嚣的“建国”氛围，他忐忑不安地思虑着复辟清朝政权的前景。2月23日，板垣奉关东军司令官之命突然来到了大连，就“建立满洲新国家”问题与溥仪进行了3个小时的晤谈。板垣将关东军建立“新国家”的主张和盘向溥仪端出，明确指出这个“国家”不是“大清帝国”，而是由满、汉、蒙、日、朝五族组成的“新国家”，它的元首是“执政”，“国都”设在长春。一心沉醉于皇帝梦中的溥仪表示决不放弃皇帝身份而出任“执政”，双方会谈不欢而散。次日，板垣将溥仪的心腹郑孝胥、罗振玉等人召集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溥仪转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在关东军的威逼下，溥仪决定暂且放弃帝制的要求，以一年为限就任“执政”。

为了掩盖在关东军刺刀下建立起来的“新国家”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他们千方百计地为其涂脂抹粉，烙印上“民意”的色彩，以此蒙骗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1932年1月中旬，本庄繁就指示于冲汉在“新国家”建立之前，动员组织“自治指导部”的人员在各地行动起来，促进“建国运动”。为此，于冲汉决定在“自治指导部”内部专门组织了一个“特别宣传委员会”利用报纸、电台制造“建国”声势，并且还印制了大量的传单、宣传画发放到各地，制造“建国”的热烈氛围。随着“新国家”建立的时间迫近，“自治指导部”按照关东军的指示，从2月15日起，每5天为一期，分三期开展“建国运动”。第一期在各县团体中进行；第二期各县召开大会或联合会，做出决议，通过宣言，选出参加省市大会的代表；第三期筹备和召开全东北大会，组织团体请愿。29日奉天市和吉林市分别举行了所谓的“新国家成立庆祝游行大会”，各种人员混迹其中故意制造热烈气氛，使“建国”的“民意”活动达到了高潮。

在各方面准备就绪以后，3月1日大汉奸张景惠发表了由关东军和满铁人员操刀的所谓的《满洲国建国宣言》，再次宣布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建立“满洲国”，胡说“新国家”顺天安民，体现“民意”。而后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将“建国”推向了高潮，奉天的冯涵清、吉林的张燕卿、黑龙江的赵仲仁、内蒙古的苏宝麟、呼伦贝尔的凌升、东省特区的葆康作为“迎驾使”赴大连恭迎溥仪来“国都新京”就任“执政”。溥仪假意“婉辞”。3月3日，请驾团扩大到32人再次赶赴旅顺，“代表三千万民众的意愿，请溥仪出山”，溥仪扭捏地答复充任“执政”。5日张景惠等10人赶赴旅顺，演出了第三次“恳请”溥仪出山的丑剧。次日溥仪在郑孝胥、罗振玉及甘粕正彦、工藤忠等人的监护下，乘车来到了汤岗子对翠阁温泉旅馆，与坂垣、片仓等关东军参谋面晤，最后决定“新国家”的人事安排，并让溥仪在出卖东北主权的文件上签字。3月8日，溥仪在张景惠、熙洽、甘粕正彦、工藤忠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抵达了长春，在车站受到了被关东军纠集起来的迎驾队伍的欢迎。

3月9日下午15时，在关东军一手操纵下，于陈旧的前吉长道尹衙门举行了“满洲国”“建国”及伪执政溥仪的就职仪式。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郑孝胥、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罗振玉、张海鹏、赵欣伯以及蒙古王公贵福、凌升、齐默特色木贝勒等人及清朝遗老胡思瑗、陈寿增等人参加了仪式。溥仪身着西式大礼服接受了张景惠和臧式毅两人奉献上的伪“国玺”和伪“执政印”。郑孝胥代读了“执政宣言”，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读溥仪的答词。伪满“建国”仪式15项程序只用了25分钟就草草地收场了，成为名副其实的“走过场”。

10日，溥仪根据关东军事先拟定好的名单，签字任命了伪满洲国重要官吏，即郑孝胥为伪国务总理，臧式毅为伪民政部总长兼任奉天省省长，熙洽为伪财政部总长兼任伪吉林省省长，马占山为伪军政部总长兼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张燕卿为伪实业部总长，谢介石为伪外交部总长，丁鉴修为伪交通部总长，冯涵清为伪司法部总长，赵欣伯为伪立法院院长，于冲汉为伪监察院院长，张景惠为伪参议府议长，林棨为伪最高法院院长，李槃为伪最高检察厅厅长。至此，伪满洲国——这个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怪胎在日本关东军刺刀下诞生了，中国东北正式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五 东北沦为殖民地的卖身契——《日满议定书》及其附件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政权，是名副其实的日本殖民地。可是为了免受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干涉，平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还是将其粉饰为“独立”国家。1932年9月15日日本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与伪国务总理郑孝胥缔结了承认条约，即《日满议定书》。这项条约由正本、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通信和3个附件构成，最终确定了伪满洲国的殖民地性质。

1932年3月6日溥仪在汤岗子温泉向关东军司令官的代表板垣征四郎提交了一份署名盖章的秘密书简，这是溥仪出任“执政”的卖身契，也是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的秘密条约。5月10日本庄繁书面答复无疑义。其主要内容是：“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其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三、敝国对于贵国之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即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委诸贵司令官之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亦依两国建议，以增减之；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开各项之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个秘密条约首先将其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固定化了；其次，攫取了铁路等经济命脉；再次就是公然允许日本人充当伪满洲国的官吏，从而使其垄断了伪满各级政权，达到了彻底统治东北的企图。可以说，这个秘密条约奠定了《日满议定书》的主基调，揭示了伪满政权的傀儡性和伪满洲国的殖民地性质。

根据溥仪和本庄繁签署的秘密条约，8月7日、9月7日，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了《关于满洲国政府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等的管理及线路的修建管理协约》《关于设立航空会社的决定》和《关于确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协定》。这3个文件作为《日满议定书》的附件将东北的水陆空的交通大权及各种矿藏资源交付日本，使日本“合法”地掌握了伪满的一切经济命脉。

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伪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为：“一、满洲国将来满日两国未另订约款之前，在满洲国领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既存之日中两方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担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

《日满议定书》的两项条文作为正式的条约文本在伪满《政府公报》上公布，附件及其密约内容由于赤裸裸地体现了日本对伪满的殖民统治和掠夺，一直秘而不宣，不敢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