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

一 皇姑屯事件：张学良“易帜”

辛亥革命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成为东北地区的统治者。他们不甘于偏安东北，企图控制中央政权，统治整个中国，为此四次出兵关内，参与军阀混战，最终于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组成了以张作霖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的“安国军政府”。它是北洋军阀最后一个反动政权，同样难逃覆灭的命运。

1928年2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重新整合国民党各派力量的基础上决定进行“二次北伐”。这次北伐的主要目标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伐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大败奉军。当北伐军进入济南时，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次出兵山东，并于5月3日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枪杀北伐军官兵及济南市民数千人，企图阻扰北伐。为了避免与日军作战，北伐军绕过济南，于5月中旬逼近京津地区。张作霖的北京政权岌岌可危。

日本帝国主义唯恐北伐军与奉军作战波及东北，直接影响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田中内阁连日开会，商讨对策。5月16日，内阁会议决定了《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18日向蒋张双方发出了警告，声称：“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为此，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命令日军向奉天集结，并做好了向锦州派驻的准备。可是日本政府内部，尤其是田中义一首相对出兵锦州，解除奉军武装犹豫不决，最终使关东军出兵锦州的计划受挫。5月20日前后，5万多战败的奉军从关内撤回，后续部队还在陆续返回东北。

关东军丧失了出兵锦州的机会以后，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决定派遣参谋竹下义晴赶赴北京除掉张作霖，但是被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阻止。其实河本早就有除掉张作霖、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想法。在得到村冈司令官的同意后，他会同关东军的参谋们制订计划，实地考察，最后决定于皇姑屯以东约1000米的奉山线与满铁线的交汇处埋藏炸药，炸毁张作霖乘坐的火车。

奉军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节节溃败，尽管张作霖不情愿退出北京，为此还与日本签署了出卖东北铁路权益的密约，寻求日本的支持。然而面对败局已定的形势，张作霖深感无力扭转，被迫做出撤回奉天的决定。5月30日，他召集奉军将领会议，下达了总撤退令，并与北洋元老王士珍商定了临时维持北京治安办法。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火车离京，其专车共22节。列车到达山海关车站时，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上车迎接。6月4日清晨5时23分，当列车驶抵皇姑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的陆桥时，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引爆事先埋藏的炸药。顷刻间张作霖所在的车厢被炸毁，其本人被炸成重伤，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死去。同车的吴俊升当场被炸死。

为了掩盖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恶行，河本等人伪造现场，嫁祸于国民革命军，后因知情人逃跑而败露。此时，奉天城内群龙无首，张学良还在关内指挥奉军撤退，局势骤然紧张。留守奉天的镇威上将军公署参谋长臧式毅和奉天省长刘尚清等人为了稳定时局和人心，决定对张作霖的死“秘不发丧”，对外只称其病重，从而粉碎了关东军利用张作霖之死所造成的混乱出兵占领东北的阴谋，加深了东北当局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皇姑屯事件使奉系军阀首领迅速地完成了新老交替，东北从此进入了张学良执政时代。6月19日张学良在奉天就任代理奉天军务督办，7月3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正式主政东北。

张学良秉政东北时年仅27岁，国仇家恨系于一身。父亲张作霖的下场使他认识到仅凭东北现有的力量难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吞并态势，因此，他抓紧时机，谋求与国民政府谈判谋求和平统一。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发出通电，郑重声明：“学良爱乡爱国，不甘人后，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停止军事行动。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已经和平接管京、津地区，加之不久以前新疆杨增新宣布归附国民政府，全国只有东北尚处于其统辖之外，并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拥有“特殊利益”，国民政府北伐军不敢轻举妄动，担心重演“济南惨案”。因此，争取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政当局和平易帜，归附国民政府成为蒋介石完成北伐大业，统一中国的首选。

尽管张学良和蒋介石都有南北统一之强烈意愿，并派出代表进行磋商谈判。可是，国内外各种势力掣肘东北易帜。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坚决反对东北易帜，屡次威胁张学良，如果不听从日本的劝阻，不惜诉诸武力解决。正如张学良在7月24日致电蒋介石所谈到的：“数日前探知田中意旨，如我方不听劝告，即用武力。”8月4日，日本派曾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男爵以吊唁张作霖为名亲赴奉天阻挠张学良易帜。他公然叫嚣：“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就是被指为干涉内政，也在所不辞。”其次，东北军政当局内部对易帜也存在着分歧。跟随张作霖起家的奉系老派人物，如张作相、袁金铠、万福麟等人主张保境安民，不参与关内的事情。第三，易帜是各方利益的再分配。起初蒋介石与张学良双方提出的统一条件并未被对方接受，蒋介石企图借易帜之机把国民党的势力直接插入东北，掌握东北政治的主导权，而张学良要求极力保持东北政治的相对独立性，东北人掌握东北军政大权。

从6月至12月，中奉日三方围绕着东北和平易帜的问题，即蒋介石、张学良及日本进行了频繁激烈的交涉，易帜的时间一再拖延，最初准备7月易帜，后又拖延到双十节。11月后，日本在美英等国及国内反对派的压力下，默认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不致再起干涉”，蒋介石也在权衡各方利益后做出了让步，基本上应允了张学良提出的条件。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翟文选、常荫槐发表联名通电，表示“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将北洋政府时期的五色旗换成中华民国政府的青天白日旗。3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为奉、吉、黑、热省政府主席。与此同时，经过南京国民政府核准，原东北保安委员会改组为东北政务委员会。1929年1月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公推张学良为主席。

张学良在历史关键时期高举统一的大旗，毅然宣布东北政权归附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权，成为统一的国民政府下的地方政府，实现了中国的统一。探究其历史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东北易帜是内政问题，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和平和统一，正如张学良所说：“南北统一，人心所向。”其次，东北易帜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野心，挫败了日本霸占东北的企图；第三、东北易帜消除了东北与关内的隔阂，进一步唤起了东北民众对近代国家的认同感，促进了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与全国各地的交流和融合，从而使东北社会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二 东北近代经济的调整与发展

从东北易帜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中国实现“大一统”的背景下，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权放弃张作霖时代的战争政策，致力于东北的产业开发、民族经济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东北的经济文化建设各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也赢得了一个相对和谐宽松的区域环境，推动了东北近代化进程向前迈进。

1．扶植民族资本，致力东北的基础建设

日俄战争以后，东北成为沙俄和日本的势力范围，他们依靠所把持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将侵略的触角延伸到东北的各地，肆意践踏中国的主权，掠夺东北的宝藏。为此，日本逼迫张作霖继续允许其在东北修建铁路，以达到完全掌控东北的目的。从1921年至1931年张氏父子统治东北的11年间利用民族资本和技术修建的铁路营业总里程为1845.67公里，其中张学良主政时期修建的铁路营业里程为860.56公里，占总里程的46.62%，占东北铁路总里程的25%。从1930年开始，东北交通委员会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制订了新的铁路网计划，主要是延长东西两干线，增修热河至北平的南干线，三大干线间以支线结成铁路网。三大干线铁路要新修2254公里，支线铁路要新修4070公里，合计6324公里，超过了当时东北铁路的总长度，计划20年内完成。可惜的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这一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当时东北对外贸易输出途径被日苏两国垄断，尤其是日本利用其垄断的大连和营口港钳制东北的进出口贸易。为此，东北地方当局于1930年与荷兰签订借款合同修建葫芦岛商港，作为东北对外贸易的出入口。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已经完成了1/3的工程量。

无论是修筑铁路，还是建设商港，在抵制日本掠夺东北经济的同时，促进了东北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拓宽了东北商品的市场，加速了东北商品流通，为东北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2．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民用经济

东北易帜以后，政治社会环境稳定，张学良摒弃张作霖时代穷兵黩武的政策，裁减军队，压缩军事工业，利用军工企业先进技术推动民用经济，促使东北工业发展结构更为合理。东三省兵工厂是东北最大的重工业综合企业，张学良主政以后，压缩它的生产规模，把节省的大量资金投入民品生产，他指定兵工厂筹建民生工厂，制造农业机械、铁路客车和货车，为东北铁路组装和修理机车。据统计，东北兵工厂附属的民生工厂为东北铁路组装和修理客货车400多辆。辽宁迫击炮厂利用其技术先进的优势，聘请美国技师，调集东北300名汽车修理工于1929年8月制造出了功率为65马力、载重量1.8吨的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1931年6月又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载重4000磅越野汽车——民生牌汽车。创出一条军工转向民用、发展民族工业的路子，初步扭转了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奠定了东北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

在东北地方当局大力扶植近代经济政策的鼓励下，轻工业如制粉、榨油、棉纺、陶瓷、酿酒、火柴、皮革、造纸、木材加工等相应地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以大豆为原料的榨油业一直是东北民族工业的主导产业。1928～1930年仅哈尔滨的民营榨油厂就增加了仅百家，资本投入累计达到1500万哈大洋，拥有榨油机4200多台。东北的制粉业也在与日俄企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不断发展壮大。据1929年统计，东北有面粉厂293家，哈尔滨成为与上海并称的中国两大面粉业中心。创办于20年代初的奉天纺纱厂最初资本为450万元，其纺织设备订购于美国，工人为500多人。1928年改为辽宁纺织厂，1930年扩大生产规模，从美国又购置了13.4万美元的生产设备，工人总数达到了2000多人，成为东北最大的纺织企业。始建于1923年的奉天肇新窑业公司，在1929年又增资扩产，1930年获得了免税5年的优惠，从而打破了日本陶瓷企业在东北的垄断。

工业各部门的齐头并进带动了电力工业的发展。1912年时奉天电灯厂装机容量为1500千瓦，1931年增加到9900千瓦。1930年辽宁省政府又在沈阳新建了一座发电所，装机容量为5000千瓦。从1922年至1927年，东北每年有3～6个民族资本的电厂投入使用。到1930年东北有民族资本的电厂49家，其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的19%。

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证实，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握民族的命运，汲取先进文明，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外敌入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大大提前一步。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东北沦陷期间所谓的“建设”和“开发”离不开东北工业化的基础，这是不容置疑的。

3．整顿金融和财税

20世纪初期，东北就出现了具有近代性质的金融机构，如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广信公司及交通银行分行、大清银行分行。民国时期又设立了奉天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等。这些金融机构得到奉系军阀政权庇护和强力支持，拥有货币发行权，其发行的奉票、官帖、哈大洋券等货币成为东北的主要流通货币。但由于奉系军阀的穷兵黩武，滥发纸币，造成纸币严重贬值，物价飞涨，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立即着手金融改革。他的金融改革主旨是走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他一边派人到英美学习西方金融制度、业务，一边着手解决金融混乱的问题。

1929年5月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在沈阳成立辽宁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发行现大洋兑换券1400万元，以七成现金和三成有价证券为准备金，其发行后充分兑现，信用颇著。同年12月，张学良主持召开了东北财经会议，各省财政厅长，东三省官银号的总会办，边业银行的副总裁、总稽核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稳定奉票，规定奉票50元奉大洋和60元奉小洋可兑换现洋1元，由东三省官银号充分作汇，凡省库之征收机关所有课赋捐税及一切收入应收现大洋者，一律按定价使用奉票。再者，为了维护纸币作为信用货币的信用，决定以东三省官银号的动产和不动产及发行的辽宁省卷烟统税库券3000万元为发行大洋兑换券的准备金，增发大洋兑换券。至1930年10月，总共发行大洋兑换券3209万元，超过了奉票的发行数量，其信用度较高。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受到辽宁省货币改革的影响，以新的“哈大洋”为本位货币。币制的改革为东北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奠定了通货基础。

东北易帜以后，在财政上奉行开源节流的政策。首先大量裁减军队，压缩军工生产，减少了军事支出。军费每个月可节省200万元，军工厂的经费也由2000万元削减为200万元。其次，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以大豆三品为代表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26～1931年，东北的贸易总额相当于中国本部贸易总额的30%，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唯一出超的地区。至1929年底，辽宁省的收支基本相抵，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税收略有盈余。

对东北的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更加符合东北地区近代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进行税制改革，决定取消实行半个世纪之久的厘金制度。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抵制，取消厘金一再拖延。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裁撤厘金。但是仍有地方政府拒不执行。东北地方当局比较配合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早在1930年10月张学良就公开表示：“关于撤除苛捐杂税等事，唯中央之命是从。”1931年元旦，张学良为裁撤北方七省厘金通电全国，指出：“厘金为恶税之尤，直接重国民之负担，间接阻工商业之发展……中央毅然裁厘，允为国家远大之计，全国官吏，亟应一体切实遵行。北方各省虽夙无厘金之名，凡性质类似厘金之通过税，均所应裁。业经通令，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河北、察哈尔、山西七省，自本日起，一律停征。”裁厘后，东北三省每年减少收入1000多万元。

奉系军阀统治东北20多年，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础，把持着东北的经济命脉，控制着商品流通的重要环节，主要的工商企业、金融机构也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张学良主政以后，立即调整了政治经济政策，稳定了社会局势，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推动近代经济全面发展，增强了东北经济的凝聚力和与全国经济的交流融合，也促使东北社会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一步融合。

三 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1．大力兴办各层次学校，发展近代教育事业

奉系军阀统治东北以后，比较重视教育，整顿私塾，开办各种学校。张学良继承了其父辈重视教育的传统，并且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唯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而尤以中小学为青年入德之基”。与其父辈相比较，他本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因此更注重以近代教育模式来筹办基础教育，以培养掌握近代科技知识的人才。

1927年张学良在海城创办了新民小学。1929年1月颁发了《创办新民小学规程》，开始在辽宁省境内大规模地创建新民小学。该校由张学良亲任校长，统一建筑校舍图式，统一考核。学校教学设施完备，教室宽敞明亮，图书馆藏书丰富，科学实验室设备先进，体育设施完备。师资力量雄厚，教师必须具备资格，教学经验丰富，并且要有爱国敬业的精神。学校在进行优质教学的同时，尤为注重国耻教育，向学生们灌输爱国主义和反抗外国侵略的思想。为此，新民小学在各地备受欢迎，人们竞相将孩童送入接受教育。迄至1930年，新民学校已经发展到32所。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为了向东北军队输送有文化的中下级军官，张学良创办了同泽中学。这所学校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最初由张学良亲任董事长，聘用的校长和教师均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热心于教育事业，具有爱国思想，品行端正，为教书育人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学校校舍是崭新的，拥有教学楼、办公楼、礼堂、体育场馆、图书室、阅览室、特殊教室、仪器室、寝室、教师新村等现代化设施。其他各种设施也非常完善，如实验用品、标本、挂图、体育设施、显微镜、钢琴、英文打字机等一应俱全。

学校注重学生自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成立了各种社团组织，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丰富学习生活，将他们培养成为建设近代国家的栋梁之材。

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大办近代教育的举动直接促进了整个东北基础教育的发展，东北地方政府也大力扶植教育事业。1926年东北三省有小学11679所，1929年增加到12781所。1929年东北中学达到了163所，其中辽宁省中学数量跃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东省。

大学教育是培养社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早在1923年，张作霖接受有识之士建议，决定在东北创建一所综合性大学——东北大学，培养东北所需的各方面人才。张学良主政以后，亲任东北大学校长，并且捐赠150万元扩建校舍。该校分6个学院，即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其办学宗旨是：“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为此，学校不惜重金聘请国内著名学者专家教授任教。著名学者章士钊、梁思成、林徽因、黄侃、梁漱溟、冯祖荀、陈雪屏、曹靖华等都曾经在东北大学教书。当时学校有2000多名学生，教授就有200多位，跻身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

冯庸大学也是当时东北著名的大学。它是由奉天航空司令冯庸个人于1927年捐资创建的。与东北大学相比，它的规模要小一些，教学设施也不甚完备，学科设置偏重于理工，但是办学的理念不守旧，也是着重于培养新型的经济建设人才。学校管理严格规范，教学质量高，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

吉林大学是1929年秋天由吉林省政府筹资兴办的。吉林省长张作相亲任校长。此时，吉林自来水厂和吉海铁路施工进入高潮，吉林省财政异常紧张，但是吉林地方当局面对社会强烈的吁请，最终决定在吉林创建综合性大学，以逐渐改变吉林文化落后的局面。根据当时社会亟须专业人才的实际情况，成立了文法、理工两个学院，设置了教育、法律、土木、矿业等专业。学制灵活，学期长短结合。次年，学校第一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走出校门，服务于社会。校舍因陋就简，先利用省法专旧校舍。1930年6月吉林省长张作相亲自为吉林大学勘选了新校址，决定在城西关建新校。不久新校舍正式进入施工阶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学校正处于建设高潮。

2．重视平民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

近代以来，东北的移民数量日益增加，但是以贫苦的劳动大众为主，他们中文盲居多，甚至有些人不认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货币。20世纪20年代初期，部分有识之士呼吁开展平民教育，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素质。1922年奉天基督教总干事阎宝航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创办了贫儿学校，专门招收贫苦的失学儿童。以后，奉军军长郭松龄也创办了一所贫儿学校。1925年夏著名的平民教育家车向忱在奉天创办了平民学校。它的办学资金主要是通过募捐或个人垫付的方式筹集，学校免费为学生发放课本、铅笔、纸张等，教授给他们简单的文字和生活常识。同时平民学校通过演讲、演滑稽剧等形式在社会上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如破除迷信、痛斥偷盗、吸烟片、扎吗啡、赌博等，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受到了各界群众的欢迎。1928年9月车向忱等人又组织学生成立了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深入农村乡间动员农民上夜校，读书识字，宣传学习文化的益处，并且号召大家讲究卫生，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等。不久，他们在沈阳附近的农村建立了农民夜校。

经过几年的辛苦努力，平民教育取得较大的成果。1928年9月23日，车向忱等人在沈阳创立了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表了《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指出：“平民教育为今日教育之首”，“为当今势不容缓之急务”，要使受教育的人“有劳动者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张学良认为平民教育活动非常必要，值得大力推广，决定将平民教育促进会改为辽宁国民简易教育协进会，为官民合办的团体，亲自担任名誉会长，并且捐款5000元作为活动基金。

在东北地方当局的支持下，平民教育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省城内的各个小学、中学、福音堂、慈善机构、监狱、军队、工厂等都设立了简易学校。同时利用学生暑期放假回家的机会，在全省四十多个县广泛地建立了简易学校。据1929年7月统计，辽宁省共办起城市简易学校41所，男女学生1700多人，农村简易学校200多所，男女学生7000多人。

综上所述，张学良执政以后，东北各种形式、各个层次的教育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它一方面使东北的教育更加完善，逐渐与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接轨，为培养具有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的人才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传播了先进的文化知识，为东北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注入了现代科技和人文的元素；再者，使东北民众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对于逐渐扭转愚昧粗鲁的社会习俗起到了示范作用。

四 收复国权运动

20世纪2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政治干涉和经济侵略逐渐加深，东北民众的反日运动日渐兴起、高涨。1922年10月旅大地区的民众集会，要求政府按期收回旅大租借地。1898年3月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旅大租期为25年，至1923年旅大租借地应该交还给中国。可是日本却以非法的、未经中国人民承认的“二十一条”为依据，拒不交还。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和收回旅大租借地的提案，但是由于日本的无理反对和阻挠而被拒绝，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旅大人民率先采取各种斗争方式反抗日本的统治。他们的举动得到了东北各地群众的积极响应，学生工人纷纷上街游行，全国各地的群众也纷纷支持收回旅大运动。各地就此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一直持续到1923年8月，极大地唤醒了民族意识。

1927年4月，日本未经东北当局的允许企图在奉天省临江县设立领事馆，遭到了临江民众的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并未就此停止设领活动，反而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威胁。这一举动激怒了东北各界民众，他们纷纷组织成立了“国民外交后援会”开展各种活动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奉天、吉林、齐齐哈尔、丹东等地爆发了数万人参加的反日游行。

张学良主政东北以后，在“收回国权”号召下，以各种形式反对日本的侵略。首先，他与日本政府就铁路等问题进行艰苦的交涉谈判，以外交权利归属中央为由，拒不承认其父张作霖与日本签订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同时责成东北当局自修铁路，从东西两方面包围满铁。其次，他颁布了一系列抵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如在满铁沿线设立“税卡”，限制和抵制日货；颁布法令，禁止日本人任意租房租地，禁止房屋土地出卖给日本人，取缔日本人在东北内地旅行的护照等。张学良及其东北地方当局抵制日本侵略和渗透的态度增强了东北人民反日斗争的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成立起各类对日交涉组织，积极支持政府为争取民族权益展开的对日交涉，诸如：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1929年6月，日本军警强行拆除北宁铁路北陵支线，东北地方当局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交涉，遭到了日方无理的拒绝和蛮横的威胁。一些爱国人士获此消息极为愤怒。他们认为“这一事件是日本官民一体侵略东北的象征”，东北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抵制侵略，捍卫主权。7月11日，奉天基督教总干事阎宝航、省教育会长王化一、总商会会长金恩祺及爱国人士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等人发起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的宗旨是“向民众号召，为外交后盾，誓死反抗，坚持到底。至希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并督促政府严重交涉”，同时以“国民外交之方法，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协会推举阎宝航、金恩祺、苏士达为执委会主席。协会内设立了总务部、组织部、国货部、宣传部、经济部、交际部、纠察部等。不久，各地分会先后建立起来，到九一八事变以前达到了46处之多。

国民外交协会建立以后，发动群众，调查日本的侵略罪行，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协助东北地方当局开展对日外交活动。协会曾经参与调查“日人惨杀张玉堂案”“日军包围公安局案”“马蓬沟建筑兵营案”等，其中以调查万宝山案最为卓著。1931年7月日本挑起万宝山事件后，肆意歪曲事实真相，极力挑动朝鲜民众仇视华人，导致朝鲜发生了排华暴动，居住在朝鲜的华侨死伤多人。外交协会获此消息后，随即派人陪同记者赶赴万宝山调查，另外又派人调查取证。11日，卢广绩和王化一举行了新闻招待会，详细报告了万宝山事件的真相，发表了《告日韩民众书》。会后又派人携金4万元赴朝鲜慰问受害华侨。从朝鲜回来以后，他们撰写并出版了揭示万宝山事件真相的《朝鲜记》。铁岭事件发生以后，协会发表了《为驻铁岭日本宪兵队包围县署俘虏中国公安队逼杀大队长宣言》，提出惩办日本肇事者、抚恤中国伤亡官吏、取消日本军警驻屯中国领土、收回南满铁路、收回旅大租借地、抵制日货、对日绝交等要求。并且致电张学良及辽宁省政府，建议“向日方严重交涉，取消南满铁路驻兵，惩办祸首，要求日本赔偿损失，并向我国道歉，及保证以后永不发生此种事件”。

协会为了宣传国民外交思想，创办了《国民外交周刊》。聘请名人学者撰写文章，介绍外交理论、国民外交常识以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唤醒民众的反日意识。周刊面向国内外赠送。

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1929年8月阎宝航、张希尧等人发起组织的爱国反日群众团体。会址设立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内，由车向忱、黄宇宙负责具体的工作。他们的口号是：“唤醒一个是一个，唤醒一人是一人”。在主要街口设立阅报牌，号召民众拒绝阅读日本的报纸，张贴标语、宣传画等宣传反日爱国思想。其会员大多是教职员和东北大学及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经常到茶馆、剧院、学校、监狱、福音堂等处演讲，宣传抵制满铁会社经济侵略等内容。1930年上半年，仅在茶馆的听众即达到2万多人。此外还发行了《常识》半月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各种侵略阴谋和罪行。不仅如此，促进会还把提倡国货作为工作的重点，带领大中学生收集数十种国货，利用星期日在青年会大礼堂或小河沿的亭子上、平民学校、街道、茶馆进行展出宣传。另外利用学生寒暑假期组成国货商品销售团到各城镇乡村宣传，积极扩大国货的影响力，抵制日货。其活动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不断向东北地方当局提出“抗议”。

辽宁省拒毒联合会。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麻痹东北民众的反日爱国意志和精神，极力纵容日本“浪人”在满铁沿线各大车站向东北民众兜售鸦片、海洛因等毒品，致使许多中国人精神委靡、体质虚弱、穷困潦倒、卖儿卖女。1929年6月，阎宝航、车向忱等人联合辽宁省各法团成立“拒毒联合会”。他们化装成烟民进入日本站（沈阳南站）、十间房一带日本“浪人”开设的大烟馆、吗啡馆调查，然后根据收集来的材料编写成宣传材料和剧目，并且聘请专业人员制成漫画和标语在沈阳的主要街口张贴。同时还通过话剧、快报、演讲等形式向各界群众宣传吸毒对国家民族的危害。他们还提议将5月9日定为“拒毒日”和“禁烟日”。1930年5月，在辽宁省邮政局意大利籍邮务长巴立地的配合下，联合会与其他群众团体一举缴获日本人由德国汉堡贩进东北的价值百余万的海洛因381包、鸦片400箱，并且在小河沿当众彻底销毁。

1929年秋，阎宝航被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中国代表团筹备主任。在筹备会议期间，他从张学良处得到了日本侵华秘密文件“田中奏折”。经张学良同意，阎宝航决定把这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公之于众。10月28日会议开幕，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满蒙问题”。阎宝航将“田中奏折”的英译本分发给与会的各国代表，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面目。尽管当今学界“一般认为奏折是伪造的，但在开头写着‘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人认为，它确实反映了日本的外交政策”。更重要的是，东北民间对日交涉组织的活跃，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唤起了千百万民众的民族觉悟，凝聚起了东北社会各阶层对东北现政权的认同，“也提高了对中央国民政府的认同”。这也是不久以后，东北民众自发组织起抗日义勇军，冲上抗日斗争第一线的社会民众基础。

五 国民党在东北确立合法地位

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就在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城市逐渐建立起来，并且领导学生、工人等各界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奉系军阀统治的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遭到了奉系军阀政权的残酷镇压，一些国民党党员被捕，关进监狱。

东北易帜以后，东北政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国民党也由地下秘密的非法组织变为公开合法的执政党。东北地方当局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国民党人。

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权归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就表示他们对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认同。南京国民政府是国民党领导下的一党执政的政府，东北地方政权也必然认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因此，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开展正常的政治活动亦成为正常的诉求。

围绕着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存在着许多分歧。这些分歧归根结底就是由哪一方面控制国民党在东北的领导权。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借在东北建党之机，加强对东北的渗透和控制，逐渐削弱东北地方势力，实现真正的统一。与此相反，张学良谋求国民党在东北的领导权，使东北的政权完全操控在自己的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东北军政集团在国民政府中的独立性。由此，造成了国民党组织在东北筹建过程中颇多的周折。

当初蒋介石在与张学良进行易帜谈判时，张学良就以“奉方人民未经训练”为由，提出“暂缓党部组织，先派员赴南见习，再行举办”。蒋介石为了实现早日统一，毫不犹豫地应允了张学良的要求。然而，易帜刚刚实现，1929年1月3日，即东北易帜后的第五天，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周震麟、北平政治分会秘书长王用宾等到沈阳，与张学良接洽组建国民党的问题。随后，国民党中央任命沈鸿烈、何成浚、何应钦、方本仁、宁梦岩、王用宾、黄一欧、张宗海、周震麟等人为东北党务指导委员，指示即日着手进行。此后国民党中央不断派人或致电指示建党。6月，又派20多人来到沈阳在中央饭店设立起了临时办公处，从事建党工作。对于蒋介石急切催办建党，张学良采取百般拖延策略，寻找一切理由阻挠建党。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在与上海《新闻报》顾执中谈话时指出：“惟因共党时时将黑白混淆，故对党务，不得不慎重从事。且目下党纪太坏，每有人利用党的活动，以压迫小民……拟开办党务学校，切实从事训练党务，使东北民众成为真正国民党党员。”以后，由于蒋桂战争和中东路事件爆发，“暂将东北党务中止进行，以免乱徒乘隙摇动，危及治安”。

为了掌握东北国民党的领导权，蒋介石打出了“民办”党务的旗号，以阻止东北地方当局执掌国民党的领导权。1929年1月26日，南京国民党电示东北当局：“施行党治为国民政府采取之救国方针，在此方针下办党者，可以兼官，但组党初决计不可由现任官吏办党。”因为“以官吏组党为党义所无”，而应“由纯粹平民组织之”。以后，方本仁在《盛京日报》上表示：“组党之事关系治国根本大计……党系负有指导官吏性质的，故办党最好不出官吏之手，以昭慎重。”与此相反，张学良竭力主张由东北地方当局筹组国民党，向南京提出“各级党部由官来组织之”，“由地方文武官长兼任指委”，并且在东北易帜之初明令由原省议会组织省党部，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拒绝。南京国民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四省各设一个党务指导委员会，指导各地建党工作。在整个东北再设立一个东北党务总机关。由于在人员安排方面存在分歧，双方争持不下，拖延了两年多。最后，南京国民党做出妥协让步，在基本上满足了张学良建党要求的情况下，1931年3月，东北四省一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最终建立起来。张学良、朱光沐、彭济群、邢士廉、康明震、汤国桢、李绍沅为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张作相、熙洽、韩介生、林常胜、石九龄、顾耕野、陈士赢为吉林省党务委员；万福麟、王秉均、王宪章、吕醒夫、吴焕章、杨梦周、潘景武为黑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汤玉麟、李元箸、于明洲、谭文彬、张骧涛、卞宗孟、盖允恭为热河省党务指导委员；张景惠、徐箴、周天放、臧启芳、邹尚友为哈尔滨党务特派员。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张景惠分任辽、吉、黑、热、哈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军政当局的主要头目最终掌握了东北国民党的领导权。

国民党在东北取得了合法地位，其组织建设也逐渐在东北各地展开。这其中的政治意义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是对国民党中央而言，在政治上东北与国民党的联系更进一步，国民党的影响日益扩大，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增强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二是对东北而言，东北军政集团的势力延伸到国民党组织内，为其增添了新的东北元素，从此，东北的军政官员可以名正言顺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巩固了东北易帜后国家统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