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特色与超级结构主义

李克强在2015年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双引擎”概念：“用好政府和市场这 ‘两只手’，形成 ‘双引擎’。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笔者非常认同李总理对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新解释，这与笔者提出的“超级结构主义”基本一致。“超级结构主义”是在新结构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核心观点有四个。

（1）对于绝大多数部门，进行完全市场化：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行财税体制改革，破除软约束对市场化的干预，推进PPP模式，进行价格市场化，以小微企业为抓手，创造完善的市场化竞争环境，货币政策为主要宏观调控方式，减少财政政策对市场的干扰。

（2）对于国家比较优势和市场失灵部门，采用政府主导。国家主导公共服务业基本上是市场共识，但是国家比较优势部门如何确定，一方面需要建立在已有的工业水平基础上，另一方面需要对比其他竞争国家确认具有相对优势。从李克强达沃斯论坛讲话看，高铁、核电、航空、电信等已经明确为国家比较优势行业，如何真正实现“走出去”是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3）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采用结构性的发展战略。尽管全国必须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可以实现区域化。典型代表是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不同，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较为发达，产业升级和服务业将成为发展重点，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存在不足，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4）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中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强调在总量约束的情况下，改变资金的一次分配，实现对特定部门的支持。根据“次优理论”，非市场化的扭曲可以通过类似的非市场化手段来处理，以实现考虑非市场化部门存在约束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中国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非市场化因素，这些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缓解非市场化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困扰是过渡期的重要措施。

超级结构主义，与新、旧结构主义和欧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均有显著的区别。新、旧结构主义均强调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货币政策处于从属地位，同时仅具有总量政策的含义；超级结构主义则认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应当重构，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于不同部门采用不同的主导模式，此外对市场的调控应当以货币政策为主，减少财政政策对市场的干扰，同时货币政策以及其他配套措施具有结构性特征。超级结构主义在货币政策方面与欧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差异在于，欧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在流动性陷阱背景下实施的，其短端利率已经接近于0，结构性政策是总量型货币宽松政策的配合和补充；超级结构主义的货币政策则是在总量政策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采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下面重点讨论超级结构主义在央行转型以及货币政策方面的特点，包括货币政策框架发生变化，央行货币政策目标内涵调整，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出现，结构性货币政策成为“新常态”，监管等配套措施得到加强。具体而言：

（1）央行的最终目标中，增长、通胀和就业均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其中，经济增长不仅是总量的概念，而是要求促进“三农”、小微、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相关领域的发展；通胀则开始逐步向核心CPI转型，国家统计局从2013年开始公布核心CPI以及不包括鲜菜和鲜果的CPI，并将后者的数据回溯至2005年，或许将为通胀调控提供新的“锚”；就业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并与增长关系有所弱化，这与服务业占比提高密不可分。

图2-1 中国目前存在三组CPI指数

（2）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多种结构性工具，如定向降准、定向降息、定向再贴现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定向货币政策工具通过控制资金的一次流向，改变资金分配结构，从而对结构调整产生影响，在货币政策工具一章中将展开论述。

（3）传导机制出现新变化，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开始具有价格含义，央行开始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过渡。过去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是通过外汇占款被动投放为主，在结售汇制度下相当于央行直接投放基础货币给居民或企业，不具有向商业银行传递价格信号的意义。新型工具则是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具有价格信号，从而为价格调控提供途径。未来将形成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常备借贷便利操作利率、抵押补充贷款利率等多种政策利率共同作用的价格型调控体系。

（4）总量约束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中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与欧美结构性货币政策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存在总量约束。欧美实行全面货币宽松的原因是，房地产泡沫彻底破裂，通胀维持低位甚至进入通缩，银行的风险偏好急剧降低，大量资金堆积在银行间市场，欧央行甚至不得不采用负利率政策逼迫银行将资金从存在央行转向投放贷款，货币乘数降至历史最低。中国的情况与欧美有很大区别，首先，中国房地产只是进入均衡区间而非泡沫破裂，在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若央行超发货币，房价重新上涨风险存在；其次，历史经验表明央行大放水之后必然出现高通胀，中国目前的低通胀来之不易；再次，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仍然较高，2012～2013年非标准化债券资产（“非标”）泛滥，2014年票据类非标仍然有较大的市场；最后，中国的货币乘数持续增加，2014年6月已经接近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决定了央行不能实施总量宽松政策。在总量约束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中国独有的货币政策模式，调控难度较总量宽松下的结构性货币宽松政策更大。

结构性货币政策针对结构性市场失灵，但与传统的产业政策存在差异。中国的市场失灵与新、旧结构主义提出的市场失灵并不相同，中国存在的不仅是自由市场失灵，而且是自由市场条件不具备。中国由于存在刚性兑付、软约束和泡沫，银行贷款对于国企的偏好远高于中小企业，从发债主体看，国有企业占比远远超过民营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市场化资源配置受到阻碍。这一市场失灵与完全市场化条件下的市场失灵并不相同，政府应当促进市场发挥作用，而非取而代之。具体而言，一方面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弥补市场对于小微、“三农”的厌恶过度，另一方面从国务院整体层面推进市场化程度，扫清市场发挥作用的障碍。国家的整体转型思路是鼓励创新、服务业和消费，是驱动力层面的变化。

（5）监管等货币政策配套措施实施，融合宏观审慎框架的基本思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成为各主要国家央行应对金融系统风险的共同选择。尽管中国并未爆发系统性风险，但是中国对此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强。宏观审慎的核心是应对市场失灵导致的金融系统风险提高，包括金融机构过度期限错配加杠杆、忽视流动性管理、风险偏好过高等。2013年的“钱荒”以及下半年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利率飙升，与监管缺位有密切的联系，监管的加强成为2014年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结构性货币政策下，加强监管是货币政策得到有效执行的基本条件。2014年监管强化和鼓励性政策的重点都是同一领域——农商行、农合社等农村金融机构，一方面严格限制这些机构的资金流向（《关于加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投资业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金业务监管的通知》），另一方面给予其低成本资金鼓励对“三农”、小微进行信贷支持。结构性监管政策和结构性货币政策，是超级结构主义特征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