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安边将吏责重如山
1933年，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1934年，国民政府“谋恢复中藏原有关系起见，先从感情联络、藏事调查入手，特派（黄）慕松入藏致祭，并追封。”这看似普通的使命，却有着极不普通的含义，也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它与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和西藏地方局势有关。
从国际上看，英国和俄国等列强觊觎中国的西藏地方由来已久，英国更直接在1888年和1903～1904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使中国的西藏边疆危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辛亥革命后，一向反对英国入侵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英国控制下的印度，一笑泯恩仇，化敌为友，开始幻想着依靠英国的支持获得西藏自主。踌躇满志的英印政府则积极策划西藏独立阴谋，一手策划和操控的“西姆拉会议”（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将中国藏区划分为“内藏”“外藏”，并坚持要求中国政府许诺“外藏”（西藏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会谈虽然最后破裂，但是其阴魂一直笼罩在中印之间，也影响到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英国政府借此不断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甚至卖武器给西藏地方鼓励他们打内战，却在暗地里私相授受，将中国藏南9万平方公里土地非法划归英属。整个民国时期，英印政府一直阻挠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改善关系，不断挑起是非，破坏中国的统一。1930～1932年间的青藏战争和川藏战争，以及1930年的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方冲突背后，都有英印政府操控的身影。黄慕松一行入藏，势必遭遇来自英国方面的暗中发力和掣肘。
从西藏地方来看，自辛亥革命川军入藏发生激烈冲突以来，与中央关系始终处在非正常状态，一度依靠英国、幻想自立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1913年藏历水牛年1月8日发表《西藏全体僧俗大众今后取舍条例》（即《水牛年文告》），驱赶在藏川军，阻隔内地与西藏联系。但是，在与英国人的“亲密”合作中，他不断感受到的是被欺骗和被愚弄，强大起来的亲英势力甚至直接威胁到他的权威和地位，这使他有所觉醒。他对1930年前来拉萨的国民政府使者刘曼卿所说的：“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反映了他内心重新恢复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渴望。但是，亲英势力还在西藏地方上层拥有代表，自主力量也蠢蠢欲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让西藏地方何去何从充满不确定的因素。
黄慕松受命担当重任，也是多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黄慕松本人良好的个人品质和政治抱负。老师评价他具有独自创造性，性格诚实。他自称：“我向来所抱宗旨，律己则以廉洁励情操，处事则以和平求进步。”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职业军人，却在其政治遗言中宣称：“以现在吾国政治而言，当力求实际的统一，生产建设为救国的唯一出路。”其次，他是一个有国际视野、知识渊博的学者型官员，善于研究问题，有能力应对多种复杂的问题。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却因国运衰颓，列强入侵，深深牵涉到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中。黄慕松不仅多次东渡日本学习，还远赴英国留学，并在德法两国考察，历时两年。回国后，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并兼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具有应对涉藏外交复杂难题的能力。1929年8月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首次完成全国军事测量任务，被誉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专业知识超群。再次，黄慕松精通军事，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三度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军事理论实践经验丰富。英国武装入侵西藏、尼藏冲突、青藏和川藏冲突等，都是尖锐的军事问题，不谙熟军事显然无法担负重任。何况西藏地方渴望中央政府特使能够解决康藏纠纷呢。此外，黄慕松熟悉边疆事务。1913年黄慕松曾任国防考察委员，赴蒙古、新疆实地考察。1933年4月，特任新疆宣慰使，处理新疆事变。同年底任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长，熟悉边疆事务。黄慕松还笃信佛教，这为他在西藏与极具影响力的宗教界上层沟通联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黄慕松克服了地理上的千难万险顺利抵达拉萨，又积极应对西藏地方复杂的政治局势，顺利完成了致祭和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任务，还在西藏建立了联络机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前身），取得了难能可贵的丰硕成果。他用心撰写的《使藏报告书》和《使藏纪程》，成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反思西藏治理的重要资料。
黄慕松使藏的卓越事迹值得研究，那些历代志向崇高、才识过人、清廉刚正、责任如山的安边将吏的事迹都值得发扬光大。
崔保新先生的《西藏1934——黄慕松奉使西藏实录》一书就是要探究黄慕松及其一行入藏事迹，在拜读全书之后，我觉得作者的努力是成功的。
求实认真的态度是作者取得如此成绩的重要因素。为了撰写该书，作者查阅了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台湾地区台中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和政治大学图书馆等处有关黄慕松入藏的资料，还驱车沿川藏线追随黄慕松当年的踪迹，实地调查访问，用心用力。
资料丰富是该书的又一特征。作者的叙述和立论，都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引证的基础上，言之有据。同时，资料的选择也颇具匠心，读来令人信服。
十分可贵的是，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人物活动的概括，乃至关节点的把握和细微处的捕捉，表现出较强的能力，既是作者熟读史料的结果，也是敏锐洞悉问题能力的集中表现。
作者书名虽云《西藏1934——黄慕松奉使西藏实录》，全书却以民国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为背景，对相关事件、制度、人物等，穷其源流，梳理来龙去脉，极大满足了一般读者的求知欲望，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知识性。书中图文并茂，附注附表，形象生动，也解决了普通读者阅读中遇到的诸多困难。
作者是顺着黄慕松这个人物把关注点从新疆引到西藏的，阅读此书，字里行间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关注边疆地区的家国情怀。
这部书中难免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想，这恰恰是作者不断努力和完善的方向和动力，我期待着作者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我和作者素昧平生，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牵线让我们得以相识，他邀请我写序，我却之不恭，就写了上述感受，聊作序。
2015年2月23日（农历大年初五）于北京
（张云，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西藏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以来多次作为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独立出版藏学著作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