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因为研究民国时期的新疆问题，始知悉黄慕松斯人。1933年春夏之交，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省主席兼督办金树仁被逐，黄慕松以中央大员身份宣慰新疆。民国史论著几乎持同一观点：在与盛世才争夺权力的较量中，黄氏表现软弱，几乎丧命，铩羽而归。

常识告诉我们，历史并非黑白分明那么单纯，其复杂性往往超出后人的想象。以人生的一次失败沉浮而盖棺定论，既缺乏哲思，又以偏概全。

再次与黄氏相遇，是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料室。许是因为黄氏曾任过广东省主席，此馆有关黄氏的资料较为丰富。一张60余年前微微发黄的黑白照片，乃黄氏1934年奉命使藏途中，身着喇嘛服，正襟端坐，神态凝定安详，两眼炯炯有神，似乎窥破了人间真相，超然于世。内心震慑之下，笔者即展开丰富的联想：黄氏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参谋本部次长、陆军大学校长、陆军中将，身着喇嘛服，是作秀？留念？还是嬉戏？细读史料，黄氏竟身着此服，为追随于途的藏民摩顶祈福。藏民视其为大活佛，黄氏似乎当仁不让。如此做派、气度、自信，超出了常人的经验范围。用世俗眼光观之，如此破格的行为，不仅在国民党内绝无仅有，而且在共产党内必为党纪所重惩。这算是民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吧！

黄慕松使藏是大历史中的大事件，中外史家莫敢忽视。以黄氏使藏祭祀、册封十三世达赖为起点，在拉萨设立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为成果，继而在中央政府监督主持下，依循清制完成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寻找、认定，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等仪式，其政治影响力延至今日。黄氏当时作为中央派遣大员，肩负着宣誓恢复国家对西藏主权的重大政治使命。

有幸的是，黄氏为后世留下了数十万字的藏事原始记录，有日记、电报、报告书、照片、谈话、论文、专著，遂成为藏事研究、佐证国家主权的第一手史料。

笔者曾在林芝得书三部，西藏档案馆编辑的西藏历史文物画册《见证》、《林芝地区志》、100多位进藏解放军将校撰写的《解放西藏史》，均有黄氏使藏的记录。文物见证了黄氏使藏的真实存在，志书实录并评价了黄氏的功绩，共产党的将军们亦没有因其是国民党大员而否定其使藏安边的勋业。

藏区归来，即飞北京。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藏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继续追寻黄氏的踪迹，不虚此行。不日再赴台湾寻觅黄氏资料，在台湾台中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等四大图书馆，所到之处，无一落空。

翻阅有关国外近现代西藏政治史译著，检阅美国、英国、英印解密档案，黄慕松使藏依然是绕不过亦不应绕过的历史事件与人物。

以上事实证明，1934～2014年的80年间，后人对黄慕松使藏的论述从未间断。但不无遗憾的是，由于缺乏黄氏一生的全纪录文本，我们对黄氏其人仍知之甚少。

譬如，黄氏环球游学，贯通中西，以军事训练和研究见长，被誉为民国四大军事家之一，为何不统率三军，成为一代名将？黄氏追求国家的实际统一，为何主张在和平中求进步？

又如，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国民党内，黄氏为何能超然于外，屡屡肩负国家重任——宣慰新疆、专使西藏、主持蒙藏委员会、执掌陆军大学，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如何？

复如，1936年“两广事变”后，黄氏卸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旋任广东省主席，他在数月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中持何态度？有何举动？

再如，为何黄氏接任粤政百天后即难以视事，抱病不起，三个月后，遽然辞世，年仅54岁，这与他徒步使藏有何关联？

至于黄氏陵墓的迁变亦是一团乱麻。“文革”期间，黄慕松陵墓前的牌坊、门楼被拆毁，墓碑被砸碎，墓冢被野蛮掘开……如今，1985年重新修复的黄氏陵墓周围，高高的握手楼已将墓地挤压成一座天井，墓前垃圾遍布，污水四溢。悲愤之余，笔者疾笔写道：墓地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活人们的高尚与丑恶，伟大与卑微，良知与歹毒，大公与贪欲。墓地亦可以作为一种人心指数，衡量我们社会的善与恶、法与权、公与私、忠与奸的状况与趋势。

惨不忍睹的一幕，亦令笔者反省再三。我们与其谴责红卫兵的无知，抱怨村民们的无畏，不如奋起做一些工作。惨然现实若能唤醒学者的良知与责任，通过对黄氏的学术研究，还其一个公道，重塑后人敬畏之心，同时架起一座历史通向普罗大众的现实桥梁，以完成一次历史性的补过与改变。

民族危亡的时势造就了黄慕松这位英才，政治在左摇右摆中留下了一块历史空白，正是吾辈的幸运。研究黄氏，犹如一场长途远征。笔者不揣浅陋，倾力而为，犹如黄氏当年跋涉于川藏大道上，既充满风险，亦蕴含着人生的意义。《西藏1934——黄慕松奉使西藏实录》的出版，仅仅是长征的前半程。如同行者心中的目的地，《黄慕松传》的新坐标，已然在笔者心间锁定。

历史是过去的政治。今人对历史的借鉴与诠释，关乎我们的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