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彭燕郊的文化身份与文化抉择

——以书信为中心的讨论

易彬

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远未完成，大量重要的文献资料仍处于零散状态。因为文献资料的拘囿，学界对于彭燕郊的认识存在偏差，彭燕郊与友人间的大量书信是目前化解此一难题的合适途径。借此，可以发见彭燕郊三种主要的文化身份，即胡风派成员、文艺组织者和民间文艺工作者。其中，与众多文艺界人士的通信，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方面所做的大量具体工作，最可见出彭燕郊在新的文化语境之中所做出的文化抉择，显示了彭燕郊借助译介活动来推动当代文艺发展的自觉意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的文献资料建设而言，如何获取更广泛的资料，以达成对于人物的全方位认识，彭燕郊是具有突出的个案意义的。

关键词：晚年彭燕郊 文化身份 文化抉择 书信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家全集或文集、成型的文献资料已大量出现，重要作家研究、文学史研究诸层面的文献资料积累工作已经颇具规模，但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远未完成，大量的重要文献资料仍处于零散状态。因为文献资料的拘囿而造成文学人物——特别是跨越现当代文学阶段的人物认识偏差的情形并不在少数，彭燕郊（1920—2008年）即算得上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

彭燕郊首先是一位诗人。1939年10月，年仅19岁的彭燕郊得到了素未谋面的胡风的特别看重，其诗四首，《冬日》《雪天》《夜歌》《怀厦门》总题为《战斗的江南季节》（诗集），刊载于胡风主编的《七月》第四集第3期的头条位置。胡风在类似于编辑手记的《这一期》中点明了彭燕郊当时的“新四军”身份，也特别强调了年轻的彭燕郊正处于诗情勃发的阶段——“一年来‘发了狂样的’写了近二百首诗，但被发表出来这似乎是第一次。”

彭燕郊在写作初期与胡风的这一相遇对其文学旨趣，特别是人生道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完全可以说，它规约了彭燕郊作为“胡风学生”这一基本形象——当然，细分之下，还是可包括两个基本向度：其一是“七月派”诗人或“七月派”作家群成员；其二是“胡风分子”。现代文学史或思想史关于彭燕郊的讨论即主要着眼于这两个方面。这种认知及具体处理方式基本上是在现代文学的总体语境之中展开的，这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并不能直接移换到对于“当代彭燕郊”的认识。要言之，偏执于“七月派”诗人的身份，晚年彭燕郊艺术创新的冲动与实践往往容易被忽视；而过于强调“胡风”这一精神线索，则往往容易忽视彭燕郊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身份与贡献。如何化解此一难题呢？目前比较合适的途径是彭燕郊与友人间的大量书信，其中少量已面世，能为读者所阅知，更多的则还只是未经整理的手稿。因为时代、政治、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原因，存留下来的绝大部分都是彭燕郊在新时期以来的书信，更为完整的彭燕郊书信史看起来已难以建构，但其中所包含的海量信息，对于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与社会无疑是大有助益的，而彭燕郊本人在此一历史进程之中的文化身份、抉择与贡献无疑也能得到相当程度的厘清。

一

彭燕郊与友人间的书信，目前仅有少量被披露出来，其中以与胡风为中心的居多，他与路翎、胡风、聂绀弩等的书信较早即已随这些人的作品集披露，新近出版的则有《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而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彭燕郊与原“七月派”作家或“胡风分子”之间存有书信往来的，还包括绿原、舒芜、贾植芳、何满子、曾卓、罗飞、罗洛、牛汉、冀汸、朱健、耿庸、孙钿、张禹、木斧等十数位。

这些书信材料显然有助于人们对于彭燕郊作为胡风学生这一文化身份的认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自然是《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其所录为1982年之后彭燕郊与梅志（1914—2004年）之间长达20余年的通信，另有几封彭燕郊与胡风及其女儿张晓风的信，共计117封。这些信的话题自然是多关乎“胡风”，它们出自饱受磨难的历史当事人之手，有着特殊的文献价值，能为认识“胡风”及相关事件打开更大的空间。

彭燕郊作为胡风学生的身份在此确是有着非常充分的体现。如果说在《回忆胡风先生》一类回忆录中，彭燕郊比较偏重于史实的叙述的话，那么，在与梅志的私人通信中，彭燕郊则时时流露着对胡风的尊敬与景仰之情。非常典型的即是1985年6月12日，胡风逝世四天之后，彭燕郊以胡风学生的身份所发出的叩问：“胡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劳绩，他的辉煌成就，铮铮的一生，如今是有定评的了。现在人们就会问一问我们这些胡先生当年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培育出来的学生：你们将怎样学习他，继承他的遗志？”

从书信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梅志与包括彭燕郊在内的众多胡风学生之间处于一种相互激励的状态，为胡风作传、讲述胡风及其影响的故事是他们自己不容推却的历史使命。彭燕郊在信中即多次表达一种严肃而急切的意念，诸如“还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要做的事很多，且须加紧做”，“那是历史给你的任务”，要满足“读者需要”，要“对历史负责”，“先不急于写自己，而应该把胡先生写好……我们应该先把《回忆胡风》写、编、印出来，这是当务之急。”彭燕郊也多次谈及“胡风传”、“聂绀弩传”的写作计划和具体提纲（在当时胡风圈内的人士看来，彭燕郊是“聂绀弩传”的合适人选），彭燕郊本人对于此类文章的写作显然有着更大的抱负——试图从“历史的高度”来书写：

胡先生的一生我以为是一部活的文艺运动史，在他身上呈现的是一个现代世界文学史上只有革命初期的苏联才差可比拟的重大问题或重大现象，即在共产党（作为现实的政治实体）的强大影响或强有力控制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运动应该由谁，采取什么方式进行。说实在的，不是这几年，也不是“胡案”发生前后几年，四十年代初期，特别是中期，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不但在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有，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是个大问题，我只能是想想而已，非我的学力所能深入研讨的。但我以为如离开了这个宏观视点，就写不出胡先生悲壮的一生（同样也涉及到鲁迅先生的一生）。我之所以不敢轻易写，原因就在这里。

彭燕郊对于胡风情感的浓度或真诚度显然是非亲历者所能比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角度来看，彭燕郊关于胡风及聂绀弩的诸多宏大的写作构想仅仅实现了一小部分，重要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回忆胡风先生》外，仅有《他心灵深处有一颗神圣的燧石——悼念胡风老师》《千古文章未尽才——聂绀弩的旧体诗》，以及作为“遗作”发表的长文《我所知道聂绀弩的晚年》等。实际上，《回忆胡风先生》这篇长文仍然只能说是未完成之作，所记仅止于胡风桂林时期的活动。稍后讨论将揭示，这种“未完成性”肇因于历史的要求与个人的实际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二

略略浏览彭燕郊所存书信，其中与胡风及有关的人士的通信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数量更大的是其与包括文学界、翻译界、出版界、民间文艺界和研究界等在内的各类文艺界人士间的通信，如端木蕻良、骆宾基、徐迟、卞之琳、罗念生、罗大冈、沈宝基、魏荒弩、袁可嘉、王佐良、叶汝琏、王道乾、曹辛之、陈敬容、郑敏、唐湜、罗寄一、屠岸、林林、米军、章道菲与黄元（木刻家黄新波的妻子与女儿）、郭茜菲、艾以、石天河、卢季野、涂石、蔡其矫、晏明、公刘、邵燕祥、冯英子、顾蕴璞、吕同六、张英伦、王央乐、葛雷、王守仁、梁启炎、郑民钦、顾子欣、周家树、黄家修、秦海鹰、赵毅衡、柯文溥、郑玲、姚锡佩、姚辛、张铁夫、陈耀球、林贤治、刘湛秋、唐晓渡、张洪波、赵振开、马高明、李之义、柏桦、张曙光、杨远宏、董继平、黎维新、杨德豫、唐荫荪、余开伟、管筱明、骆晓戈、彭浩荡、龚旭东、邱晓崧、贺祥麟、林伦彦、吕剑、邹绛、田仲济、陈子善、李辉、杨益群、陈思和与刘志荣、李振声、张福贵、周良沛、刘扬烈、陈梦熊、黄泽佩、郭洋生、荒林、钟敬文与陈秋子夫妇、王文宝、谷子元、龙清涛、萧园、唐愍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林海音、李魁贤、莫渝、张国治、刘以鬯、高旅（慎之）、罗孚、陈实、马文通等；此外，其与家人、学生及文学爱好者的通信量也是很大的，其中与叶汝琏、葛雷、郭洋生、郑玲、莫渝、马文通等人的通信量都比较大，与陈实和陈耀球的通信更是足可编成两大卷往来书信集。

问题由此而来：何以偏居长沙的彭燕郊与众多文艺界人士会有如此广泛的通信呢？1984年11月9日，彭燕郊给梅志的一封信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我仍在忙一些别人不会去忙的事，我在想办一个译诗丛刊，不像绿原搞的那个，是专门介绍现代，特别是当代的外国诗的，名叫《世界诗坛》。这个丛刊，可以与原兄的《外国诗》相辅而行。本来，拟自己筹资办，已有点眉目，现在，有个出版社愿意出了，可算是好消息……

另外，还想编一套外国文学丛书，专收“格调高”的，同时读者也欢迎的作品，主要是诗、散文、中篇小说。

也想搞个《世界散文》，专门介绍外国古典、近代和现代、当代散文。

我的设想中还有一套《诗学译林》，系统地、全面地介绍希腊、罗马至今的诗论，包括各大诗人和大流派的诗论、诗见。

另外，还想搞个大型理论丛刊《诗学》，每期四五十万字（这样才可以容纳二万字上下的论文），不定期，或许每年出一两期。

还想出一套《中国新诗全集》，像日本中央公论社、新潮社出版的《日本诗歌全集》那样……

总之，我是一个爱“想”的人，不能安静。总想干点什么……

彭燕郊所谈到的是自己在编选（译）方面的诸多构想。按说，彭燕郊不过是一介书生，并非出版界人士，也非任教于著名学府，所掌握的所谓出版资源或文化资本相当之有限，个人经济状况也相当之一般；而且，彭燕郊为1920年生人，新时期之初即已是花甲之年，其身体状况始终不好，长年看病、服药，并曾到北京、广州、四川、桂林等地求医。个人状况如此，驱动他不断工作的动力又是什么呢？“爱‘想’”、“不能安静”、“总想干点什么”一类说法显然太过笼统。彭燕郊在给朋友们的信中有过一些零星说法，更为确切的说法可见于他1989年3月12日致木斧的信：

艺术更新对于我们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首先：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诗的要求；其次，我们身上的旧观念过去已经浪费了我们大部分的大好光阴，我们再不能被它拖住故步自封了。你和我一样，过去漫长的封闭岁月中我们的求知欲是被压抑到最低点的，到最后，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被宣布为“封资修”垃圾，能说我们没有受这个大文化环境，文化气氛的影响吗？改革开放的十年来，有幸的是我自己总算慢慢地睁开眼睛了，知道该看看世界，看看自己的国家，和自己身上有些什么东西了。这样，我就既有奋发、乐观的一面，又有痛苦、反省的一面……这几年我用大部分时间编译介 [绍] 各国现代诗的目的也在于让大家看看到底现代诗是个什么样子，现代诗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从中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人家有什么长处我们有什么短处。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形成我们的自信，应该是一种坚实的自信。能看到的我们的新诗的前途应该是现实的可靠的前途。起哄和胡闹是没有用的，只有甘心于默默无闻，情愿做个默默无闻的埋头苦干的人，才真正能够得到真正的诗。

从彭燕郊本人的这番自述来看，花大量时间精力来做编选（译）、出版工作，其背后是有着重要的文化抱负的：“过去漫长的封闭岁月”压抑了求知欲，桎梏了眼界，新诗的前途在于“艺术更新”，即通过外国现代诗的译介，获得必要的参照系，进而获得一种“坚实的自信”。类似想法，亦可见于彭燕郊为《国际诗坛》创刊号所撰写的《前言》。林贤治将彭燕郊的工作称为“诗人的工作”，称彭燕郊是诗人当中“少有的一位醉心于出版者”，将“出版”行为与“诗人”使命并置，所着眼的正是彭燕郊出版行为的特殊性。

种种资料表明，彭燕郊的文化抉择在新时期之初就已做出。最初的构想即是“出版一套译诗的丛书，要概括‘五四’以来外国主要名诗人的诗和中国的名译”，这就是后来的大型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按照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译文室主管领导、与彭燕郊“相识相交近六十年”的李冰封的回忆，此一构想1980年就已提出，并得到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黎维新的支持，后经夏敬文、杨德豫、唐荫荪等人具体协商，拟定主要书目和译者。彭燕郊则受委托外出组稿，曾专程到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听取施蛰存、梁宗岱、卞之琳等人的意见。彭燕郊此一时期给朋友们的信中，反复提到自己处于“忙乱”状态，主要即是忙于为“诗苑译林”的奔走、筹稿等事务。

前面提到，1984年11月彭燕郊很兴奋地向友人提出了自己的出版构想，各种计划并没有全然实现，但却也是多有成绩的——所列构想前三种基本上都实现了：“译诗丛刊”即先后以《国际诗坛》（漓江出版社）、《现代世界诗坛》（湖南人民出版社）之名出版;“外国文学丛书”则有漓江版“犀牛丛书”;《世界散文》则有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散文译丛”以及花城版“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译诗丛刊”两种均署“彭燕郊主编”，后几种则没有类似字眼，当下的读者对这些译著的操作内情可能会比较陌生。林贤治在回忆花城版“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时即曾特别谈道：“我要他任主编，他非要拉我一起挂名，我不同意，他也就坚辞不受。读者在丛书中所看到的只是一篇序言，其实作序之外，策划选题，联络作者，审阅书稿，他是做了许多琐碎的工作的。”

彭燕郊自1980年即开始筹划诗歌翻译丛书，他奔波于湘、粤、桂等地的出版社，并且积极替朋友们向各地刊物、出版社荐稿。彭燕郊的这样一种身份，按照梅志的说法，可称为“文艺组织者”——时间稍长，朋友们显然也已经习惯于彭燕郊的这种出版联络人的角色。由此，大致可以说，偏居长沙的彭燕郊之所以与文艺界人士有着广泛的通信，非常直接的一个原因即是和20世纪80年代前期以来的“诗苑译林”、“犀牛丛书”、“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和《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等翻译活动的筹稿有关。

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也可一说，即偏居长沙的彭燕郊何以能在新时期之初就能做出此般文化抉择呢？这一问题，涉及彭燕郊的阅读状况、知识积累、艺术视野等方面的情况。按照彭燕郊本人的回忆，其童年乃是“纸墨飘香的童年”，很早即开始买书、邮购图书；到1950年开始定居湖南之后，他的图书购买量也是非常之大的，即便是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的20多年，买书、读书也始终没有间断。他后来曾被媒体评为“长沙十大藏书家”，其书多而杂，显示了非常广博的阅读视野。而从彭燕郊晚年的诗歌写作来看——1979年9月，彭燕郊在《诗刊》发表《画仙人掌》一诗，这是他新时期以来所发表的第一首诗——“不是起于一种高音，如众声喧哗般的‘我归来了’（艾青《归来的歌》）或者独异的‘我一不一相—信’（北岛《回答》）”，而是以“唯美”的笔触去“画仙人掌”：“那些花/都有着我们这些欣赏者给予它的/美的自觉和美的自信/形成那么一种生动的风致/有着那么一颗惹人喜欢的坦裸的小小的心/婴孩般的单纯，少女般的安详/小伙子般的富于幻想而且有些顽皮/不止是逼真/而且要画出那真正的天国的愉快/多么难啊，这些花！”对彭燕郊个人写作而言——也可廓大来说，对新时期文学而言，这是一个有意味的“起点”，“粗略比附一下，如果说‘文革’后文学是从‘真’开始的话，得到普遍赞誉的巴金《随想录》就在于‘讲真话’；那么，彭燕郊的写作是从‘美’开始的”。这样一种对于“美的自觉和美的自信”的追求姿态，也包括后来持续探索的理念（所谓“我不能不探索”，写“不像诗的诗”等）与旺盛的创作力等，均可显示出彭燕郊的诗歌写作与其长期广泛的阅读，与其文化、出版行为（或曰诗学活动）之间具有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彭燕郊在新时期之初即能敏锐地把住时代的精神需求了。

三

彭燕郊与文艺界人士的通信，包含了非常多的历史、文化诸方面的信息，这里择要述之。其与文坛前辈的通信，包括罗念生（1904—1990）、施蛰存（1905—2003）、沈宝基（1908—2002）、罗大冈（1909—1998）、卞之琳（1910—2000）等。其中与施蛰存的通信量是相当大的，被披露出来有27封之多，这是目前除了梅志通信之外，他被披露最多的批信。施、彭二人最初交往的情形暂未有确切资料，但最迟当是在1982年上半年。目前所见施蛰存写给彭燕郊的最后一封信是1999年6月15日，已到了“九五之尊”的施蛰存在信中感慨：老朋友“故世的多，活着的多不出门了。今天想到你，写此信问候。希望兄安好，能复我一信，谈谈近况”。呈文字平淡至极，但仍能看出二人20年交谊的辉光。彭燕郊与施蛰存信中所谈多是读书、写作、编选（译）、出版等方面的内容，与罗念生、沈宝基、罗大冈、卞之琳所谈，亦多是译介、出版方面的事。凡此，既可彰显一批已是耄耋之年的“文化老人”在新时期之后逐渐开化的时代语境之中的精神操守与文化信念，也可借助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行为”而展开“实存分析”，从而更深入地探究其文学行为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关联。

与彭燕郊年龄相仿的通信者有相当一批，如曾被称为“九叶诗派”或“‘中国新诗’派”的王佐良（1916—1995）、陈敬容（1917—1989）、曹辛之（1917—1995）、郑敏（1920—）、唐湜（1920—2005）、罗寄一（1920—2003）、袁可嘉（1921—2008）等。在一些文学史描述当中，“七月派”与“‘中国新诗’派”被认为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两大高峰，但两者当时处于某种对峙状态。新时期以来，这种纠葛也一直存在。但从彭燕郊的角度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亟待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上，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在交流时，基本上并无所谓流派或者门户之见，如袁可嘉就明确表示彼此之间并无所谓“成见”；而更多的话题都是关乎当代文化，特别是中外文化的交流。这些人当中，彭郑敏、袁可嘉的书信都比较多，但同他私谊更好的应是陈敬容和罗寄一——彭燕郊曾撰长文深情回忆陈敬容。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罗寄一（本名江瑞熙）大抵可以称得上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坊间关于此人的资料非常之少，近年来其早期诗歌已被打捞出来，并被放置到穆旦、郑敏、杜运燮等西南联大诗人谱系当中加以考察。即便如此，罗寄一晚年的思想与创作方面的情况仍是基本上处于阙如状态，彭燕郊与罗寄一的较多书信，无疑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此一方面的缺憾。

更年轻一代的通信者当中，李振声（1957—）特别值得一说。李振声与彭燕郊通信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其时，李振声负责编选《梁宗岱批评文集》，两人的交往即缘起于此。对于梁宗岱，彭燕郊有很深的情感，文献资料方面又多有积累。李振声在后来的文字中多次叙及与彭燕郊的交往：彭燕郊不仅寄去了手头上珍藏关于梁宗岱的各种资料，而且，“整个编选过程，我们前后作了不下十数次的书信往来，从大到篇目的敲定，小到现在难以觅见的资料的复印，他对我始终是有求必应。他甚至还自告奋勇，替我致信现居香港的梁思薇女士，征求她对乃父这本诗学文集出版事宜的允肯”。彭燕郊的态度如此之热情、执着，李振声在回信中满怀感慨：彭燕郊对一位后学“编这本文集的悉心关照，并不仅仅只是关乎像我这样一介晚学的事，而是关乎到一宗文化遗产的守护和传承”，这让他“真实地弄懂”了“薪尽火传”这个典故的意义。李振声后来写过多篇关于彭燕郊的文章，对彭燕郊写作的精神向度做了细微的体察，对其写作之中可能存在的“参差”也做了如实的评价。彭燕郊先生逝世之后，李振声曾将彭燕郊的信寄给其家属，有理由相信：这样一批往来书信不仅能见证两代人之间的精神交流，在当代文化史上，亦将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

李振声所谓“薪尽火传”，在林贤治（1948—）看来，即是一种超于“私谊”之上的“使命感”：“我初到广州日报编译室做事，即向他报告工作的性质，并就旧籍重版问题请教于他，数天之后，他便来信给我开具一份几页纸的长长的书单，而且分门别类，附加了不少建议。我知道，这份热忱，包含着他对诗，对文化，对真理和教育的本能的挚爱，不仅仅出于私谊，而且出于他对于社会的一贯的使命感。”廓大一点来看，彭燕郊与郭茜菲（桂林《力报》研究）、陈子善（询问梁宗岱著作出版事宜）、李辉（胡风研究）、杨益群（桂林文化城研究）、陈思和与刘志荣（“潜在写作”研究）、刘扬烈（“七月派”研究）、陈梦熊（辛劳研究）、黄泽佩（严杰人研究）等人通信中就相关话题展开的细致讨论，其效应大致上也可作如是观。

四

20世纪80年代开始筹划，“诗苑译林”丛书、《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犀牛丛书”、“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等陆续出版，彭燕郊所筹划的出版事业可谓成绩斐然并为国内文艺界所瞩目，友人们的信中对此颇多鼓励与激赏。但彭燕郊所遭受的挫折大概也不在少数，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彭燕郊与友人的信中，这方面的话题就一直或隐或现，有的时候情绪表现得还相当强烈。如“诗苑译林”丛书出版方面，他和出版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生罅隙，工作主要由出版社来操弄。对于漓江版“犀牛丛书”，彭燕郊措辞激烈的言论亦不在少数，如1989年4月27日他在给梅志的信中写道：自己为“犀牛丛书”组稿10多部，结果书出来，“竟然没有我‘主编’的字样，却说这套丛书是某某‘倡导’和‘帮助’下编的，稿费也没发全，特别气人的是样书至今半年也不送给我，托人去问，置之不理……× ×对我欺侮，已登峰造极，这笔账当然是要算的，但现在谁又有精神去和这类流氓再打交道！唯一的办法，是设法收回那些稿件，另找出版社，好向热情支持我的朋友有个交代。我就是背着这么个包袱，不能不拼老命走南闯北地奔波。”在1991年1月14日的信中他则谈道：“这两年我也渐渐明白了，想做的事不但做不成，还得受多少肮脏气！书编了，出不成，译者只找我，出版社是虱子多了不痒，不算一回事；我得赔复印费、抄稿费、邮费，还得花费大量时间写信解释，请朋友们原谅。前有‘漓江’，近有‘湖南文艺’，搞得我狼狈不堪。”

彭燕郊这里所谈到的是名分、费用以及辜负文艺界朋友所托等方面的问题，但丛书终究还是出版了多种。在整个过程之中，彭燕郊有操劳、荐稿乃至奔波之苦，但终究是一个筹划者的角色，本人并无须直接负文字之责（写信、提出丛书方案等不在此列）。稍后彭燕郊直接出任主编的一部诗歌辞典却让其陷入长达数年的纠葛之中。

编“词典”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界非常热衷的事务，因“钱途”可观。安徽某出版社所筹划的诗学大辞典显然即是受到此一风气的影响。大辞典拟分“中国卷”、“外国卷”和“理论卷”三大卷，分别请罗洛、彭燕郊和刘湛秋出任主编。彭燕郊被提请，既是由于老朋友张禹、罗洛等“一再介绍”的缘故，想必也是彭燕郊多年来筹划诗歌翻译丛书、丛刊所积累的名望所致。不过，彭燕郊此前已与出版社打了很多交道，起初对此非常之谨慎，从相关书信可以看出，他1987年下半年即接到邀约，但一直到1988年中旬出版社派人到长沙，后又寄来聘书，方才开展工作。

联系到此前彭燕郊本人所谈到的诸多想法，这样一部《外国诗大辞典》无疑是很符合其诗学构想的。彭燕郊也的确是抱着很高的期待，组织了相当一批翻译界人士（设副主编5人，编委34人，工作中心摆在广州外国语学院），他们工作严谨，以图编出一部不同一般的文学辞典的辞典。此一事件也形成了相当一批书信，涉及的人数当有数十人之多——出版社方面有朱守中、刘明达等；工作方面的则有黄建华、陈实、罗寄一、梁启炎、程依荣、李之义、刘瑞洪、钱鸿嘉等。

综合来看，编纂工作大致上是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至1990年上半年初步完工，彭燕郊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多次传达了喜悦之情。但其后，由于扫尾工作迟迟难以结束，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中逐渐多了后悔之意，其中也不乏措辞激烈的言论。直到1992年4月，才由出版社副总编到彭燕郊处取走文稿——最后形成的书稿字数在220万字左右（超出计划40万字），词条在11000条上下，重量则达到50多市斤。

按说历经数年认真而辛苦的工作，出版方又算是非常之重视——多次派人来长沙，最终还进入了编辑流程，有清样寄来（为1994年上半年），并承诺该书已与安徽省政府签了目标责任状，将“限期保质出版”，出版应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但是，当代出版文化显示了它非常诡异的一面：在未给主编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耗费各方人士大量精力的一本书最终居然不了了之。这种诡异，大抵上只能概括为：不是以文化传承为使命，而是受制于市场或领导意志。彭燕郊生前曾与出版社多番交涉，出版社最终只是退还了全书的目录（厚厚一叠），书稿却始终不见踪影。

花较多篇幅对彭燕郊的出版受挫展开讨论，并非要进行所谓“问责”（实际上，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目前所见基本上还只是彭燕郊单方面的材料），而是借此展开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语境之中，其出版行为的复杂境遇：翻译丛书、丛刊的较多出版，使得彭燕郊对于文化及诗歌前途满怀期待，但出版社的意愿变动则往往使他难以招架——历时数年、投注大量心力的《外国诗大辞典》最终未能出版，非常典型地放大了晚年彭燕郊的一大尴尬之处：一介书生，手中并未直接掌握半点出版资源或文化资本，在与出版机构及市场风尚的博弈当中，终难免受挫。这样一种文化挫败，无疑地，也构成了晚年彭燕郊出版事业的重要内容——廓大点说，也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语境的重要内容。

五

1980年，彭燕郊提出筹办大型诗歌翻译丛书的构想，并为之展开了大量工作。不大为文艺界人士注意的是，他在民间文艺界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与钟敬文、陈秋子、王文宝、谷子元、龙清涛、唐愍、萧园等人的通信即显示了彭燕郊作为民间文艺工作者的一面。

彭燕郊对于民间文学始终怀有比较强的兴趣，也做了不少实际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次文代会后，彭燕郊曾短期居留北京和钟敬文先生一起编《光明日报》的《民间文艺》副刊——该副刊是“解放后报纸所办的唯一的一份民间文艺副刊”，对新中国民间文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湖南之后，彭燕郊曾随湖南大学到益阳、溆浦等地参加土改，其间搜集了大量的各地民间文艺资料，后被聘为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即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前身）的编审委员，他编选了《湖南歌谣选》并由该社出版（1954年）。

因为民间文艺方面的经验与成绩，彭燕郊的民间文艺专家的身份其实也是很突出的——比如，他参加第四次湖南省文代会和全国文代会所在组别均是“民间文学”组，而非“文学”组；其工作，除了民间文艺资料搜集等实践层面外，还包括业务管理、刊物编辑、理论探讨、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他曾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南分会副主席，并参与编辑由该会主编的《楚风》多年；曾撰写《谚语和哲学》《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理解和期待》等长篇论文；曾在湘潭大学中文系成立民间文学教研室，并开设“民间文学课程”，还曾与钟敬文先生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培养了一届民间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凡此，均可显现出彭燕郊在民间文艺方面工作的广度。

从彭燕郊所存书信看，钟敬文先生曾多次将其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报》等处的古体诗词寄来（署名“静闻”），并在《喜燕郊北来》一诗中表达了“相期完胜业”的愿望。所谓“胜业”，指的即是“关于民间文学的编集的研究”；也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以及湖南本地的相关讲习班邀请彭燕郊讲授民间文学方面课程；有到峨眉山、咸宁、广州等地参加民间文艺方面会议的记载，如1984年5月底在峨眉山召开的“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等。书信当中也有祁连休（1937—）、叶春生（1939—）等民间文学研究者的记载。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机构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大规模开展《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调查、搜集、整理与编纂工作（简称“三套集成”工作），彭燕郊也曾被湖南省民间文艺研究界委以重任，请他担任其中一套集成的主编，但彭燕郊自觉年事已高，“实不敢担任此种长期性的重任”，最终推却了此一邀约。

从“三套集成”工作的后续发展来看，其历时之长、涉及人员之多、材料搜集范围之广，的确可称之为一桩“长期性的重任”。当然，彭燕郊后来对此也还是有所参与，比如他为湘潭地区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集成资料作序等。但在此后的书信当中，已只能非常零星地看到一些彭燕郊参加民间文艺活动方面的信息，比如他到某民间文学讲习班讲课等；而他长期搜集的民间文艺方面的资料最终只能堆积在书房的角落里，无缘得到进一步的整理。

六

除了上述三种文化身份外，晚年彭燕郊也还有其他一些身份，比如“新四军”身份。彭燕郊与新四军时期战友黄宛年、沈柔坚等人有通信，曾撰写回忆当年新四军经历及战友辛劳、丘东平等人的文章，为《烽火诗情新四军诗选》一书作《序》等。又如，文学爱好者、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形象。湖南本土文艺界乐于视彭燕郊为大师级人物，视其为长沙的文化地标，前往拜访的人相当之多；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慕名前往或写信求教的也不在少数。此外，因为与莫渝、马文通、陈实等人的大量通信，彭燕郊与港台及海外文艺界人士也有较多联系。莫渝（1948—，本名林良雅）在台湾，为笠诗社同仁；马文通在香港，供职于《大公报》，此二人可谓联结彭燕郊与台港地区文艺界的直接纽带——换个角度说，也是促成彭燕郊在台港地区及海外传播的主要人物。莫渝除了书信之外，长期给彭燕郊寄赠《笠》诗刊等资料，而且，因为他的介绍，林海音等人都与彭燕郊有书信往来，商讨梁宗岱译作出版之事。彭燕郊在马文通主编的《大公报》副刊发表了一批作品，施蛰存、罗大冈等也曾通过彭燕郊与马文通等香港文艺界人士建立了联系。

但总体来说，彭燕郊的上述三种文化身份更为突出，更有其话题意义。从实际事务的处理来看，“胡风派”成员、文艺组织者和民间文艺工作者这三种身份，彭燕郊还是有某种主次之分的。比如他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就已逐渐消退，而“胡风派”成员的身份一直在延续——除了撰写一些回忆文章外，2002年，年过80岁的彭燕郊还到上海参加了“纪念胡风诞辰一百周年暨第二届胡风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长篇主题报告《世纪之痛的沉重课题——读鲁贞银的〈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此次会议，除了与梅志及贾植芳等10多位健在的“胡风集团”成员聚首外，还别有一重认识，即因读到张业松的《舒芜的两篇“佚文”》而走出历史的“迷误”。其后他写成《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绀弩与舒芜》以及问答体文章《答客问》，一改此前与舒芜的友人关系，文中对舒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借此对胡风事件展开新的反思。彭燕郊逝世两年后，《答客问》和舒芜女儿方竹以及姚锡佩、叶德浴等人的文章相继见诸《新文学史料》等处，话题再次聚焦于“舒芜评价”这一老问题上，且再次带有某种论争性。以此看来，胡风、“胡风事件”及相关人物在彭燕郊生前始终缠绕着他；而在他身后一段时间之内，其对于舒芜态度的陡然转变也都将是一个话题——这种转变发生在80高龄之后，彭燕郊也许将成为此一事件的一个特殊个案。

在与姚锡佩、叶德浴等人的信中，彭燕郊谈到要写《绀弩和舒芜》，且自认“联系诗、信，及我亲见亲闻来写，当能廓清迷雾”。但是，严格说来，这一写作计划也未能完成，他实际形成的文本基本上是基于个别历史当事人的“谈论体”，是关于历史的单方面证词，而且，“绀弩与舒芜”的篇幅也着实有限——若将此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未完成的关于胡风、聂绀弩等人的写作联系起来，那么，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彭燕郊的胡风学生的身份始终具有一种未完成性：其情感形态有着超常的浓度；而就其观念层面而言，彭燕郊关于胡风及相关人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超乎常人的“历史的高度”，但其所提供的具有反思意味的文本尚不足以“廓清迷雾”。

彭燕郊的情感与热情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未完成性”或有资料、能力、身体等方面的因素，更有可能是“心有旁骛”、忙于他事——如果说，“胡风学生”的身份是历经较长时间淬炼的一种历史事实，关于胡风的诸种写作是一种历史的要求的话，那么，在文化语境不断开化的背景之下，彭燕郊还是有着强烈的个人诉求的。从前面的描述来看，这种个人诉求大致可归结为借助译介活动来推动当代文艺发展的自觉意识，主要即是由“文艺组织者”的身份来呈现。新时期以来，彭燕郊始终乐此不彼地从事着外国文学的译介等方面的“文艺组织活动”，即便是屡受挫折仍投入大量的心力，“拼老命走南闯北地奔波”。梅志在书信之中多次奉劝彭燕郊，以他的才情，应多写东西——写自己的东西，也包括写和“胡风”有关的东西，“文艺组织者”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和时间，对像他这样“能写的人来说是太可惋惜了”。但彭燕郊显然并未听从这样一种善意的提醒，可见彭燕郊在这些方面有着重要的精神寄托和文化抱负。

在《外国诗大辞典》遭受挫折之后，年事已高的彭燕郊在出版组织方面似有所沉寂，但进入21世纪之后，彭燕郊还主编了湖南文艺版“散文译丛”并作《丛书前言》。国内2004年之后陆续出版过一些散文译作，有若干新印的，也有不少是20世纪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所出“散文译丛”的重印本。其后，彭燕郊又为花城版《现代散文诗名著名译》丛书作《总序》。而据林贤治的回忆，2007年底，彭燕郊在信中谈及2008年是拜伦诞辰220周年，“何不趁此纪念一下，借此张煌鲁迅先生《摩罗诗力说》，对目前迷茫中的诗歌界，应该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就其文化效应而言，这些出版或构想，显然已无法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受到读者的热情支持，几乎每隔不到两个月就有一种新书出版，大多数读者都以读到每一种新书为快”——彭燕郊在《丛书前言》中提到的这类情形已不可复现，但还是可以显现出，即便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彭燕郊对当代文艺建设方面仍然抱有期待。

与胡风、梅志等人的通信，非常明显地凸显了彭燕郊作为原“七月派”或“胡风分子”的身份，相关话题显示了彭燕郊作为一名“现代作家”在当代文化语境之中如何展开其历史认知与自我辩诘。与众多文艺界人士的通信，在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的译介、出版方面所做的大量具体工作，则充分显示了彭燕郊在新的文化语境之中所做出的文化抉择，这种借助译介活动来推动当代文艺发展的自觉意识，大大地拓展了彭燕郊的文化身份，有效地凸显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艺建设之中新的、独特的作用。

“诗苑译林”等出版物一经面世即受到文艺界的特别看重。施蛰存当时在给江声（杨德豫）的信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译诗出版物最少，“诗苑译林”出到现在，发表译诗数量已超过1919年至1979年所出译诗总数。我相信你们这一项工作，对现今及未来的中国诗人会有很大的影响，颇有利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彭燕郊先生逝世之后，李冰封在悼念文章中特别呼吁：“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五四”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出版史上的重要史实。而这件事的首创者，乃是一代诗人彭燕郊。”杨德豫则指出：彭燕郊是“诗苑译林”丛书的“‘精神领袖’或‘社外主编’，业绩斐然，功不可没。“诗苑译林”丛书的广大读者，以及更广大的外国诗歌爱好者，都会对彭燕郊教授怀有历久不渝的敬意和谢意。”在当事人看来，世事变迁，彭燕郊费尽心力所操持的“诗苑译林”丛书似有被遮蔽、被遗忘之势，故有必要重申其意义。

结语

在交通不便、现代通讯技术尚不普及的时代，书信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手段，在文献资料的保存方面，书信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种作家全集或文集也往往设有书信卷。孔另境所编选的《现代作家书简》即曾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鲁迅在“序言”中即认为：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这类“非文学类作品”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能“显示文人的全貌”，“知道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彭燕郊是一名非常热情的书信家，其书信数量自然已难以准确估定，但写作量大、接触面广、信息丰富已是毋庸置疑的。对那些出版过书信集或者多卷本作品集的人物而言，如罗念生、施蛰存、卞之琳、罗大冈、梅志、田仲济（1907～2002）、端木蕻良（1912～1996）、徐迟（1914～1996）、贾植芳（1915～2008）、曹辛之、蔡其矫（1918～2007）、绿原（1922～2009）、曾卓（1922～2002）、牛汉（1923～2013）、邵燕祥（1933～）等，致彭燕郊的信均可称为集外佚简，而对于沈宝基、罗寄一、王道乾、叶汝琏等原本资料就比较稀少的人物而言，其与彭燕郊的书信更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特别是跨越现当代文学阶段的人物的文献资料建设而言，如何获取更为广泛的资料，以达成对于人物的全方位认识，彭燕郊在这一方面无疑也具有突出的个案意义。就已有彭燕郊作品集的出版情况来看，成型的作品集有两种，即由彭燕郊本人所审定、在其逝世前后所出版的三卷本《彭燕郊诗文集》和三卷本《彭燕郊纪念文集》。前者按诗歌、散文诗和评论分卷，其中诗歌卷分上、下两册；后者则按诗歌、散文诗和回忆录分卷。撇开版本等问题不论，其所呈现的彭燕郊形象，基本上就是一位经历了风云变幻的时代、有着漫长写作生涯（1938～2008）的写作者形象，读者借此可以获得关于彭燕郊写作的总体印象，而上面以书信为中心所述及的诸种文献资料，则可大大拓展彭燕郊的历史形象，将有助于学界更为深入、全面地认识彭燕郊——特别是当代文化语境之中的彭燕郊，同时，也将能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语境及文化建设的研究打开新的空间。

当然，与那些已经成型的文献资料相比，这里所面临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彭燕郊与友人间的通信，除了前面提到的胡风、梅志、施蛰存、聂绀弩、路翎等人外，仅有与端木蕻良、常任侠、邵燕祥、陈思和与刘志荣、张洪波、余开伟等人的少量书信被披露，学界所知有限；而且，目前绝大部分的彭燕郊去信都还散落在收信人手里，能征集到什么程度，仍然充满了未知数。因此，对于彭燕郊的文化身份及其独特的历史效应的认知也就还有待时日。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