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译诗：承续与拓展
回望百年中国新诗，它不仅一直伴随着翻译，也有赖于翻译。因而我们会看到，一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诗人译诗的历史，梁宗岱、卞之琳、戴望舒、冯至、穆旦、王佐良、袁可嘉、陈敬容、绿原等前辈都是这方面的开创者。这些优秀的诗人翻译家为新诗的变革和建设带来了最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新诗的“现代性”视野和技艺主要就是通过他们建立的；他们创造性的翻译，不仅使译诗本身成为一种艺术，其优秀译作还和他们的创作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正是由于他们，“诗人作为译者”成为一种“现代传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激励作用。
比如说冯至，在我上高中时他早年的抒情诗对我起到了一种唤醒作用，上大学后我第一次读到他翻译的里尔克，则从中受到一次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精神和艺术的洗礼。穆旦对我的影响也主要来自于他的翻译，“文革”末期我们就怀着“犯罪般的颤栗”偷读他翻译的普希金（虽然那时还不知道那就是他的翻译），后来读到他翻译的奥登的《悼念叶芝》，一种带着巨大寒意的伟大诗歌骤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因此我们在今天接过这一传统，也就是对这些前辈的一种回报和致敬。
正如新诗从草创到成熟需要数代诗人的努力，从“五四”前后最初对外国诗的翻译到卞之琳先生所说的“译诗艺术的成年”，也需要经验的积累，甚至需要付出代价。前辈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参照，比如说穆旦，他充分意识到翻译是一种有所损失但又必须有所补偿的艺术，他的“补偿”策略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另外，他的翻译完全不是“信达雅”那一套，他在翻译英国现代诗时不惜打破本土审美习惯，以给我们的语言文化带来刺激，带来新质和异质，这一点也应为我们在今天所坚持。还有王佐良，作为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对“现代敏感”的强调，他对“语言刷新”的关注，以及他在具体翻译时从容有度、高度练达、充满创造性的处理，在今天仍让我深深敬佩。卞先生早年的译文集《西窗集》是我上大学时的启蒙书之一，他晚年对瓦雷里和叶芝的翻译也使我叹为观止；不过，我对他“形神兼备”的译诗原则及方法有所保留，因为我看到这种亦步亦趋刻意追求与原诗音韵节奏形式上的“形似”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翻译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领域，而不只是这一条路。
老一代诗人翻译家有着他们不可取代的贡献，但也有着他们的局限。比如冯至先生，是他确定了“汉语中的里尔克”的音质和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早、中期的里尔克，他没有全力去译里尔克后期的两部伟大作品，因为正如他自己坦言：“读不懂。”另外从整体上看，老一代翻译家受限于他们的时代，在诗歌观、翻译观和翻译方法上也比较陈旧，许多人谈起翻译来仍不脱“信达雅”的窠臼，除了其中的佼佼者，大多数翻译仍过于拘泥于原作。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中规中矩、可圈可点的翻译，但还不是一种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创造力的翻译。当然，“作茧自缚”也是一种翻译的美德，但是我期望有一天我们能咬破那层茧，从而迎来一个更伟大的“化蛹为蝶”的时刻。
至于我和我同时代的一些诗人译者的翻译，则从本雅明、斯坦纳、德里达、鲁迅等文人那里获得过一些理论支持，也受到庞德、策兰、穆旦、王佐良等诗人翻译实践的激励和启示。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不仅要重建“诗人译诗”这个传统，也要尽力为一种新的翻译诗学提供可能，最起码要能够刷新人们对翻译本身、诗歌和语言本身的认知。在一个“信达雅”那一套仍支配着许多人和平庸的翻译比比皆是的环境中，我们也需要一种更富有冲击力的翻译，需要一种能够推进中国诗歌向前探索的翻译，需要一种“为了未来的翻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