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社会阶梯

（一九四三年）

一

社会组织的形式，原是像埃及的金字塔。金字塔顶端，具有高高在上的权力，为社会人追求的目标。社会份子除了极少数例外，恐怕谁都向着这极峰上面，采取各种不同的路线攀登的。这爬上的路线，就是所谓社会阶梯。其功能为社会份子上升的工具，也是阶层解放的武器。它像一个起重机，把低层的社会人可以提到上层去。譬如科举制度，使童生可以变成状元；学校组织能够训练小学生变为大学生；文官制度上的委任官终有任职的希望；军队中的小兵也可以做大元帅的梦。科举、学校、文官、军队，都是社会阶梯极明显的例子。

邵罗金教授（prof. P. A. Sorokin）在他所著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上，举出社会份子上攀之路，大致有六种（军队，宗教，学校，政府与政治组织，职业组织，以及家庭）。可惜邵氏没有指出社会阶梯中主从之分，有难易之别。这里是值得略略加以补充的。

我们说社会阶梯有主从难易的几种特性，这也许是随社会态度不同所引起的。例如西藏及蒙古，直到今日，还是喇嘛的世界。于是宗教制度，能引起社会态度上极大的重视，宗教阶梯也许就成为社会份子争先恐后的主要出路。因为它是社会环境中重要的一部选择机器，支配社会人的力量也许便由此表现得格外显著。攀爬这种阶梯的人物，无疑是最多的；竞争的现象，也会是强烈的。因此理论上说，主要的社会阶梯同时也许是难于攀缘的上通之路。避难趋易，人之常情，走冷门的现象，或许就是这一心理现象的表现。又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是武士的天下：武士道成为社会上的骄子，武士的阶梯也就成为这时的主要出路。目前西洋特别是英美的社会，资本家是最高的统治者。如今拜金主义支配着英美社会上大多数的人。纳粹主义的德国社会，是国社党的舞台，只有通过纳粹党的上爬难关，才有出人头地的希望。上述社会之梯上，不难了解其上攀之难，是可想见的。此外非主要的上通之路，其一帆风顺的飞黄情形，是用不着说了。

在中国，社会上向来“重文轻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社会的士农工商几个阶层，士早就居四民之首。自春秋到目前，中国社会上的领袖是士（当然也有些例外），掌握政治权的也是士。“学优则仕”，一般人都是这种看法，读书人的看法尤其如此。所以士的社会流动，特别在中国社会，占着优越的地位。

社会变迁与社会流动，原是关系颇密的。社会之梯如果发生了故障，失去其选优淘劣的作用，则优秀者就很难攀登到最高上层的。上层如没有优秀人才领导，“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伪组织”的局面下，便是无能者在上，才智之士反死于草野。这不但是社会的大浪费，也是社会组织倒台的先兆。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是如此，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况也是如此，历史上许多的革命，都莫不可推源到优秀人才过于压迫的结果。

二

上文提到社会组织像埃及的金字塔，社会份子有争先恐后向上高爬的通性。社会变迁与社会流动有其密切的关系。士是社会份子之一，在中国，士更有其特殊地位。从士层上分析中国社会，也许是更容易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

中国社会的上层向来是士的地位，统治权便是士权。所以士成为官僚制度的主要根源。“读书人做官”，素来的书生都抱此宏愿。韩非子在《外储篇》说：“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士人起为官僚者，史例甚多，政府的达官要人，几乎完全为书生包办了。中国政府的官职，向来对各阶层公开的，考其原因之一，也许是士的阶层，对于非士之类素不采闭门政策。孔子有“有教无类”的主张，荀子有“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篇》）的议论。换句话说，即不问贫富，皆可依其天资与自身努力，而攀跻于学术上的高峰，加以教育与选举密切相连，白衣及第，即可肩国重任。例如战国时代，苏秦张仪，是布衣卿相的；范雎蔡泽为贫士起家的。这种情形，相沿至今，并无大改变，从今以后，恐怕就难能维持这种局面了。关于这点，留在后面讨论。

在《战国任侠论》上，苏东坡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所谓“学”、“郡县吏”、“九品中正”、“科举”，正是士子的社会出路。科举废后，学校兴起；学校成为今日读书人的上升之路。

自春秋到现在，中国社会都是另眼看待读书的。凡从事实际政治的人，都知道养士不失为一种高明的策略。传统的政治手腕，似乎只讲求士生，而不谈民生，好像士子相安无事，社会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社会上既特别尊重书香人家，这是值得读书人引以为荣的。

三代是中国史书描写郅隆之治的时代，因其传得最美，理想的成分恐怕是多的。“出于学”，本文不加讨论。降及春秋战国，社会情况有一大的变迁，为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春秋之际，孔子最大的抱负本在政治，而他最大的成就却在教育。因为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贵族专利品，师儒是贵族的寄生者。孔子首先提倡“有教无类”，这是学术平民化的造端，也是布衣卿相的引子。至于他率领弟子，周游列国，作政治活动，实为后来战国游说风气的前奏。迄至战国，自墨家和法家兴起后，其无稼穑，无恒生，而以做官或讲学为生活的读书人，即所谓“文学游说之士”者，派别反益纷繁。同时在政权的争夺，强邻的抗拒，或侵略的进行当中，列国的君相，因需人孔急，对于这班游士，礼遇日益隆重。最著名的如在齐宣王的朝廷中，被爵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的游客，一时有七十七人。宣王在临淄稷门外的稷下，“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因此有稷下先生的称号。苏轼曰：“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战国任侠论》）。越王勾践有士子六千人，齐田文、魏无忌、赵胜、黄歇、吕不韦，都有客人三千。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太子月，都收养客人无数。所谓“客”，便是此时上升的跳板。

养客的风气，为好或坏，我们不论。但有一点可以指出，便是它具有一种选择作用，贤能优异之士，有一技之长者，都可以有大露头角的机会。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乃止。既并六国以后，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不任人，以为民可以恃法而治，官吏用不着才学，取能守法者足矣。丞相李斯上言，有云：“今诸生不师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谓请敕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灭……”诏从其议。我们从以上文中，可以点出当时儒生反对始皇的情形。加以当时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更使皇上大怒，因而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埋在咸阳。士子斯时所受的压迫，是可想而知的。贾谊曰：“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儿不言”（《过秦论》）。士子斯时“咸不安其位”，是可想而知的。始皇压迫读书人的手段，所引起的结果，便是自于灭亡。“秦王既没，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秦的速亡，原因当然有很多的，其中恐怕要算没有拿爵禄尽糜天下士为最重要，所以苏轼说：“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此四人均系读书人），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战国任侠论》）。

三

高帝出身微贱，对于儒生，是非常轻慢的。既得天下，任用叔孙通陆贾等人，才知道儒生有益于人主。惠帝时，始除挟书令。文帝时，始购求遗书。武帝元年即位，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名儒董仲舒对策，置五经博士。令郡国各举孝廉一人，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每岁课弟其高下，以辅郎、文学、掌故。优秀者，常因此一举闻名；其不事学而下材者，在这种制度的前面，只能望洋兴叹。遇一艺以上的官吏，得选择辅右职。于是公卿士大夫间，彬彬然多文学之士。如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都以布衣，致位宰相。此外待徙之臣，例如司马迁、司马相如、庄助、朱买臣、东方朔、枚皋、终军等，学问文章，都是一时的健将，观此可与察举、征辟，实在是这时上升的初阶。

本来西汉君主，都已牢笼士子作为治政的百年大计，所有举拔，多利禄之徒。迄至末年，养成许多伪君子，占社会上层的最高地位。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当时选举制度形成的恶果。譬如王莽篡汉，便是借助于这批伪君子的力量的。所以到光武中兴以后，赐博士弟子便有差异的分别了。三公九卿及地方长官，都多以耆儒硕学为标准，根本上改变那时选举所造成的恶劣的士风，是当时的一种设施。赏罚严明，吏治上蒸蒸日上。例如颍川太守郭伋，南阳太守杜诗，渔阳太守张堪，会稽太守第五伦，洛阳令董宣，江陵令刘昆等，都是起自书家。选举制度，仍是前汉孝廉方正的旧习；不过特别注重孝廉。提拔的人才，也是极多的。

中国有国立大学也是在此时创立的，并以政府力量发展地方教育。汉武帝时在京师立大学，于郡国立学校，收容博士弟子达三万余人。同时私塾，也是非常发达的。所以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当非虚语。说到孝廉选举的制度，是在每二十万人以上的区域，每年选出孝廉一名，不足二十万人的地方，每二年选出一名。当时人口最多的要算南阳郡，每年有十二名选额。次是汝南，每年选出十名。所以东汉人才，以汝南、南阳二郡极盛一时了。说到选举的方法，其注重点在实行方面。每年由地方官加以精选，预备政府任用；不由孝廉出身的，无攀政界的资格。故此士子争相砥砺，注重品行，希冀获选。可是过于注重实行的缘故，这中间便发生一种反选择作用。其结果便是有些人士，往往不问学问如何，当选的孝廉，有学问空虚的，有政治经验毫无的。这种弊端，到顺帝时才将它矫正。

顺帝用尚书令左雄的议论，命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在四十以上。并且诸生须通章句，文吏须能践奏，才可以应选。不过有茂才异形的人，也可以例外。因此诸郡守十余人，都坐谬举免黜，只有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中郎。从此以后，牧守畏慄，莫敢轻易选拔。察选清平，所以人才辈出，是势有必至的。后来复用尚书令黄琼议，增孝悌及能从政者分为四科，选拔出来的人才，比往昔要更多了。

东汉二展年间，士子在社会上占有优越的势力。从上所述，是不难想见的。到了末年，朝政昏浊了，国事日非了，加以党锢之狱连相二次；这种情况愈下的局面，其原因当然复杂，主要者之一也许是独行之士，依仁蹈义，舍命不渝的结果。例如毛义的行义，素来见称于乡里的，南阳张奉慕其名，往见，以义守安阳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心贱之，辞去。后义母死，征辟都不至，奉欢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又如薛包，少有至行，安帝闻其名，征拜中郎不就。又如李固杜乔的隐匿，终生不仕。凡此史证，实在不胜枚举。加以党狱两次后，天下名士，几乎诛戮殆尽。郭泰虽好臧否，但是他不为危言核论，所以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其身，是党狱后硕果仅存的一人，可见这时社会情况，真是一个上下颠倒的局面。贤人才子，已经有善良的选举制度，把他们提拔出来了，既被提上以后，而党狱欲完全消除之，实乃社会的大不幸，其灭亡，全然是意中事。所以黄巾贼起，汉皇的伪社会组织，也就随之倾覆了。郭泰曰：“《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耳”，读史至此，抚昔悲今，焉能不废书而欢？

四

三国戎马倥偬，无暇言举，经五胡乱后，弦诵哀息，士子无正当出路，趋向清谈，原是极易养成的事。这时士气消磨，是可想见的。选举的制度，至是也大为改变。其改变的原因，主要者也许是当时社会环境转变的结果。

原来，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情形，有一特殊状态，便是九品中正的局面。因当时无统一的中央政府组织，只有上层下层的门第区别。上文讲过东汉时有地方察举与征辟的制度，是士子进升的阶梯。三国时，因祸乱相继，所以各处地方政府，不能真正行使其选拔的职能，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没有地方政府的存在了。加以在一个兵马战乱的时候，地方与中央“天高皇帝远”的现象，恐怕是越加显巨的。再者地方的名流都在飘避之中，就是有察举与征辟，恐怕也是难于实行，所以不能不更新制度，这是第一个原因。

当时戎马倥偬之际，军人得势，专横跋扈的局面原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选举的事宜全然操纵在军人手中，政府的达官贵人，大部分都是从军队的梯子上爬上来的。魏文帝时，陈群为尚书，因鉴于政府人选的腐败，乃新定用人制度。这制度就是所谓九品中正。认为朝廷用人，须有一比较的官观标准，不宜照旧法专用军人；并且特别规定，不从军队中提拔所谓当时的人才。可见九品中正是当时军人跋扈的一种反映，这是第二个原因。

九品中正形成的原因，当然还有许多，即以上述两者而论，不难见其一斑。考九品中正的来源，可溯及班固的《汉书》上古今人名表。中正的职责，就是按人品分列为九等。当时地方分州与郡。州有牧，郡有守。所以中正也分为大中正与小中正。在州内设大中正，在郡内设小中正。中正的资格有二：为中正者是中央的官吏。可知中正非正式的职位，是兼差，是名誉职。这是一个条件，为中正者须是本州人，这是另一个条件。

中正将人品分为等级，以备朝廷采用。军队上的推选作用是毫无效力了。才德之士可以从这种制度上出人头地。

历史的事实大多如此：天下乱时，名人多集于中央，所以人选较易；大乱息后，这些人倘返回原籍，便少有出身机会了。因此当时很多名流都不返原籍，仍留中央。结果习于荒荡，放言高论，使人知其名，希得中正的垂青，高高在上的安插在提名录上。可是社会的上等份子，老在中央徘徊，不返家乡，这对于地方全然是一种损失，所以又有人创士断之制，使用人之机交于郡太守，这是九品中正的反动，因为九品中正的制度也是有其弊端的。前文说过东汉时的察举，原是选拔孝廉至中央，做郎署的部下，如果朝廷一有空隙，乃派出充任其位。每年考核成绩，三年再定升降。这种权柄握在尚书手中，尚书之上，虽有宰相，但宰相对官吏的选举与升降，仍是无权过问的。尚书再根据成绩考核后，评定士子的职位，也不敢营私舞弊的；因其上有宰相监督。所以这种制度，是很开明的。东汉制度的优良，在于先做本地官者，如果盛治地方，再将其提拔，选至中央，所以中央能因之盛治的。

但是无论什么优良的制度，都有其缺点。察举征辟也不能例外的，已如上述。九品中正也复如此。原来九品中正是根据一州或一郡的公正乡评，作为士子等级的标准。士子欲想飞黄腾达，不能不束身自爱；否则不入流品，终无扬名的一日。例如大文学与大史学家的陈寿，四川人，在中央做官时，母临终嘱曰：死后身葬客地，不返原籍。陈寿依之。结果被人指斥此系非孝行为，降其等级。此后有人见陈寿身旁有嬖女做丸药，又被指斥其行为不端，而降等级。这都是乡评的力量，使陈寿数年不能向上攀登。可见士子的升降完全受九品中正的支配。士子的攀登阶级，如果专在品状上讲虚荣，不在实际上下功夫；不在服务的成绩上定升降标准，仅在名誉上做升降的测验，其结果所致，难免不养成伪君子的风气和社会伪组织状态。

当时还有上品清流下品浊类的局面，这情形有使社会组织骸骨化的趋势，即下层社会的人永远是浊类，上层社会的人永远是清流。所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正是当时的描写。我们试问上品做大官者与下品做大官者，这中间的情形，是否能够相提并论呢？因为有的士子靠着乡评一跃可以高官厚爵，有的士子因乡评不好，终身无出头的机会。这些高位在上的人，有许多既缺乏学问，又缺乏经验，其结果不免有“不贤者在位，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的风气。这是第一层。如果为官之士，品级虽是高的，为了专讲名誉，这些人便不会有才能之官了。社会可以因此腐化，不中不正的局面似乎也可因此造成，这是第二层。在身份条件下，每一个门第都保持其自有的地位，不同品级者不能相互坐谈，不能相互通婚，清浊之别，判若鸿沟，社会上品级间不能互通声气，这样下去的结果，恐怕是中正的流弊，也由此可见了。所以到南北朝时，人材选拔的制度，虽大抵沿袭魏法，但稍有变更了。梁有限年之法，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专司举荐，无复膏粱寒素的隔膜，大抵年满三七，使得人仕，北魏崔亮始立停年格，不向贤愚，断以日月，循资积格，人才消沮，至北齐时，就废除了。士气在此时的消殆，是用不着说的。

五

隋唐至清，出于科举。科举是一种考试制度，国家制定许多科目以为取士的标准，士子就依照这个标准去读书去写文章以备应试。这制度滥觞于隋而完成于唐，后来时时加以修改。大概从唐到宋神宗熙宁以前侧重诗赋，可称为“诗赋取士时代”；熙宁以后到元末，侧重经义，可称为“经义取士时代”；明初到清末，改用八股，可称为“八股取士时代”。

通鉴网目载隋炀帝大业二年始置进士科是专文辞赋士的开端，到了唐朝取士的科目多至十余种，据《唐书·选举志》所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之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传，有史科”，虽然科目多，而行至最久的是进士与明经，其中尤以进士为当时所重。王定保《唐摭言》云：“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士子得进士及第后，荣耀的情形，实在使当时读书人心骨俱酥，《蓬窗续录》记新士举行“曲江宴”的盛况，可以证明。孟郊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人重进士，谓衣骨并香。

科举制度盛行以后，取士重词章，德行方面是早已忽略的，有名的诗人兼画家，醉心科第，不惜请托权贵，暗通关节，而冀一举登科的故事，够足证明“文人无行”的是科举制度下专重词章的结果。

宋朝循唐旧制，有进士明经诸科；常选之外，又有科制，进士考试的标准，犹重诗赋。到了神宗熙宁四年始罢，改以经义取士，王安石曰：“今人材乏，且其学术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能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于是遂罢诗赋，专用经义取士。

宋代经义取士，虽不像唐代帖经那样简单，但学子只务记诵，不讲实学，所以一样流于空泛，王安石有“变秀才为学究”，顾炎武有“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都是感于时而发的。

元代国祚短促，前后仅一百多年，停止科举者五十多年，到仁宗延祐元年继仿宋制行科举并以四书为题，以朱子章句集注为宗，兼以“经义”“经疑”试士。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清代科举，沿明旧制，一直到戊戌变法，才废八股。焦循云：“八股文口气，代其人论说”，是不准发表自己意见的。所以一班举子，除努力读“时文”外，对于历史上的知识可一点都不知道。当时的考生有把贞观认为汉朝年代。八股取士的人才，与此也见一斑了。科举制度的设立，是在打击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的阶级组织，而恢复战国以来两汉布衣卿相的局面。《唐摭言》载，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一句话，真把创立科举制度者的用心很坦白表明了，可是天下英雄才士众多，加以科举限制严格，实际上也许要遗漏许多优秀之士。《百川学海》载《广科举以弥盗》一文有云：“唐宋进士第王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有绝意于功名之途。”这段意思，很为明白，是要使天下的才士都可以藉科举以上升，不致再有王仙芝等以不第秀才愤而作乱。王安石在“一道德”的口号下，提倡经义取士，一面又自作三经义疏，使天下士子在他的义疏中翻筋斗。明代科举的方法，虽愈严密，所谓“八股文”者，名义上是“代圣贤”立言，实际上是使士子弄得没有思想，养成十足的奴隶性。固然这是科举制度的坏处，但我们是不能否认的，它为国家确实提拔出了许多真材，即中等以上者。后因科举取士广泛，亦可得上进之路，管同文曰：“迄至今日而府州县学，间岁所入，少者十余人至二三十余人。盖不待十年，而一县之境称为士者，数百十人矣”（《说士》）。照作者说士篇的意思，“莫若寡取士，裁其额，远其期，使一学不过数十人，则士尊贵”。我们不管士是否要增减，但有一点，就是人才辈众多是很明显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客观标准，这个客观标准就是测验，较之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纯凭主观的意见是要好得多的。有人说：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学校尚未发达就宣告废除了，很为可惜。当青黄不接时，士子无正当出路，从这点看，不无相当道理。

六

清末民初，士子由学校一步一步往上升起，民国以来，学校制度愈加完备。小学，中学而大学，这是士子的阶梯。据教育部的统计，远的且不必论，即以民二十九年度国立大学学生数共计二万人，在二十六年度只有一万二千人。较之明代，已有逊色。据黄佐《南雍志》等书所载明代南京国立大学情形，永乐二年（一四〇四）南京国子监学生多至九千九百七十二人。据继文献通考云：永乐二十一年全国人口为五千二百万人。由此计算，明代盛时大学生与全国人口的比率，仅就《南雍志》而论，已比现在多出三倍有余。考其原因，固然很多，恐怕是今日学校制度趋向贵族化为其主因之一。即以明代而论，明代的大学生，国家莫不以厚礼待之，学生之衣服膳食医药等均由公家供给，假期返里省亲并给路费。大学生果系真实人才，成为国家未来主人，则此殷勤培植的费用，自无所吝惜。今则不然，到大学读书者，多系中上之家，贫苦子弟，无法从这条梯子上来，在社会上取得一个高高的地位。章太炎谓：“今者政府设学教士，而缴学费，则是设肆于国中，而以市道施于来学之士也。学生如买主，而学校如商场，毕业之证书，廉价之券也”。章氏致慨于教育商品化之弊，主张复兴旧制，严定学额，而不取学费，这就是感于时而发的议论。

在欧洲方面，学校原是为贵族设立的。只有贵族才有就学的机会，近百年来，强迫的国民教育始渐发达，但在高等教育方面仍不脱贵族的色彩，入大学几为资产贵族的特有权利，总之在整个十九世纪里，有两种教育制度并行发展。其一是富人贵族的，从私立的预备学校开始，一直到公立学校，中等学校，以迄大学为止。第二是平民教育，她的开始与终止都在公开的初级学校中。前者是培养领袖人才的教育，她的口号是崇高的文化；后者是培养服从性格的教育，她的口号是识字同忠顺。所以德国纳粹主义的教育部常大声疾呼的反对这种教育制度，说是这两种教育制度之间，正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想爬过这道长城，极为困难。一个生于最贫穷阶级的儿童，虽有才能，是否能籍着教育的梯子，一帆风顺地爬上高的位置，得到高的报酬呢？答案必定是否定的。这自然是可能的，而且也有若干人成功了，但总是困难而且例外的（参看E. R. Dodds, Minds in the Making中译本）。

在纳粹主义的德国，是极端反对这两种教育并存的局面；今日俄国的社会主义也是走上这种无阶级制度的。在德国国社党的第十二条党纲写着：“为确保每一个有才能而勤苦的德国人，能受到高等教育，以便担任主要职务起见，政府必须彻底重建我们的整个教育……我们要求贫苦家庭里有智慧的子女，受到教育，不论其阶级同职业，由政府供给学费”。希特勒很得意地指出：“这两个世界中，有一个住着平民的后裔，另一个只有愚蠢贵族同金融臣子的后裔”（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日，《希氏的演讲》，报见E. R. Dodds, Minds in the Making）。在希特勒的世界是没有这两个世界的。希特勒虽然将贵族与平民间的一道教育上万里长城推翻了，可是希特勒重新又建了一道万里长城，这就是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希特勒的学校，照不以门第与金钱但以党为根据，由党来选拔学生，并且只能从党里提拔所谓纳粹人才来。只有党里活动党员的儿子，才有资格进入希特勒学校。他们达到十二岁的时候，先由德意志新国民（希特勒青年团的初级支部）的地方领袖保荐，再由“初级选拔营”和“前后选拔营”一再精细的加以淘汰。他们在两个选拔营里，要受国社主义的测验，最终的选拔，取决于党里的高级人员。在德国的学校里如今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天下，一切的活动均由希特勒的信徒操纵。学生是否对于国社主义与种族哲学，有其心得，也要在最后加以考验。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也要遵照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的法令，把论文提交“保复国社主义文学考核委员会”，请求通过。设使委员会发现文中有非正统的纳粹“政治观念”痕迹，就令其修改，或禁止发表。总之希特勒权力下的青年，就必得在希特勒的路上盲目的流动着：一切非忠实的纳粹党的青年，在这种教育制度前，只有淘汰的死路一条。

上面将希特勒的教育制度说得太多，有越本文的范围。德国教育制度也代表现在世界上一种趋势。我们目前也染上了这一趋势。

目前中国教育制度，除商品化外，似乎尚包含一种殖民地奴隶的心理。以留学考试而论，可以得到说明，中国教育阶梯的最高地位，不在中国，而在外国。一般人都以留学为荣，出国的留学生有“镀金”的形容词，真叫一般士子刮目相看，日夜祷香以偿其愿。留学制度的好坏，不加批评。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养成一般士子奴隶心的发展，留学生归国后，有些便目空一切，好像真是古今中外无所不知了。实在说来，不过是一个制度上的高等奴隶而已。

七

前文将士的阶梯，作了一个史的考察，是非常粗略的。我们的社会向来看重士，所以士的社会阶梯是决定我们社会兴衰的主要力量。根据上文事实，简单做下面的结语：

（一）士的阶梯，在中国社会上已经制度化。第一它从主观的标准，演化到客观的标准。例如从养客，到科举学校便是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能够得到大多数士子的拥护。非凭自己的本领，是不能达到标准的。第二它从无计划的演化到有计划的形式。譬如养客，后来改变成为察举和征辟，再后来有科举与学校，因为形式已经成为固定不移，一般士子便不致有朝三暮四的动摇心。

（二）政权与士权合一的民主化，中国的政权也既是士权，已如上述社会的统治权付托于最优秀的智识份子，这些优秀份子完全由教育制度上产生。凡是人民，向来无分贵贱，均有教育均等的机会。中国教育制度上最可珍贵的一点，即孔子所谓“有教无类”。不问贫富，皆可依其天资与自身的努力，攀登学术的最高峰，更因教育与选举密切相连，白衣及第，即可膺国重任。所以中国传统的社会是注重民主制度的。在十八世纪时，欧洲思想家已经看出这种特点，他们都很羡慕中国，以为中国人民一律平等，无阶级严格的分野，治国之事，都由考试出身的学者任之。政治受教育的支配，全国人民但分智识的高下，而无世袭的文盲贵族特权阶级。

（三）士的阶梯，在中国社会上成为社会兴亡的测验器。战国时是餐客的制度，汉时有察举征辟的制度，魏晋时是九品中正制度，隋唐至清出于科举，科举以后便是今日的学制。这些制度上的演变，都莫不反映出朝代与替的痕迹。秦朝压迫读书人，并无士子升降的制度，结果速亡。

（四）士的阶梯，在中国社会上成了一个社会模型。士的阶梯是什么模型，所造出的士子，也就深刻的带着那模型的色彩。文质彬彬，充分的可说是这种模型的一个方面。王安石的一道德，士子就在这一道德中翻来覆去，都是极好的例子。

（五）士的阶梯，在中国社会上是社会份子精选的机器。中国古来，对于升学试验，极为严格。因中国各级教育的名额，向来都有规定。例如明初定制，州府县学每岁依成绩保送学生，至京师翰林院考试，及格后，方至大学（国学，国子监）读书，故大学生（明初成为监生）是非常尊贵的。以为取得这种资格，非依其身世，而由于其才智与努力，故为莫大荣誉。这也由于士的阶梯是一部精选机器的缘故。

（六）士的阶梯，在中国社会上保存了一脉相传的固有文化。因为取士的标准，都是着重在传统文化的。标新立异，都为这种制度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