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旧石器时代鸵鸟蛋皮串珠与相关民族学资料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学调查与发掘，在出土大量石制品的同时，也发现了丰富的、由各种原料制成的各种类型装饰品，它们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阶段及旧石器晚期。丰富的考古学材料为研究物质文化的发展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复原OIS3阶段的古环境提供了重要材料。例如，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房山龙骨山山顶洞遗址内出土了一批装饰品，包括穿孔兽牙、海蚶壳、青鱼眶上骨、骨管及石珠; 20世纪80年代，在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了穿孔兽牙和蚌壳；河北泥河湾盆地虎头梁遗址出土了一批较为丰富的装饰品，包括穿孔贝壳、鸵鸟蛋壳、鸟的管状骨制成的扁珠及穿孔石珠等；在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出土了一件钻孔石墨佩戴具；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出土了一件有孔石珠；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发现了由鸵鸟蛋皮制成的串珠（见彩图5）。由此可以看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一般会选择兽牙及兽骨、鱼骨、各种贝壳、鸵鸟蛋皮及石头等原料，通过修整、磨制、钻孔、刻划等工序制作各种类型装饰品。在民族学材料里，这些个人装饰品被认为是原始艺术及抽象思维变化最生动、最具体的代表。这些装饰品的生产和佩戴可以解释为人类群体和个人的认同感。这些装饰品可能作为佩戴者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或者与各种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

彩图5 宁夏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出土的鸵鸟蛋皮串珠

个人装饰品中的串珠被定义为体形较小的、可以长期使用的并被钻孔的悬挂物或挂饰。旧石器时代串珠及其他装饰品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行为、思维能力和认知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们也被作为古人类具有象征性行为的重要证据。串珠是直接与其他挂饰相互搭配串起来佩戴在古人类身体上还是悬挂在古人类所穿的兽皮上，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历史时期的民族学材料，串珠无论如何使用，都起着改变或提高佩戴者形象的重要作用，并向外界传达一些信息。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鸵鸟蛋皮串珠主要发现于华北地区。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E. Licent）在内蒙古和宁夏地区进行古生物和考古调查时，于灵武县水洞沟发现了旧石器遗址，编号了5处地点，并对第1地点进行了首次发掘。1960、1963和1980年，我国考古学家又对该地点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和动物化石，其中包含一件用鸵鸟蛋皮制成的带有穿孔的环状装饰品，且边缘略经打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2年4～5月及2003年4月对该地区进行了多次地质和考古调查，新发现近20处地点；并于2003～2005年和2007年对该遗址中的第2、7、8、9及12共5个地点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同时，在第2、7、8地点的文化层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由鸵鸟蛋皮加工而成的环状装饰品，个体很小，多单向钻孔，有的边缘保留琢击或压制的痕迹，有的标本上有赤铁矿粉痕迹（见彩图6）。这些发现为研究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和审美能力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此外，在我国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虎头梁遗址出土了8件鸵鸟蛋皮制成的扁珠，均呈圆形，直径4～6毫米不等，孔径最大的达2毫米，厚度不均，有的扁珠内孔和外缘均光滑，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长期佩戴所致。

彩图6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南非晚期石器时代遗址内发现的一些鸵鸟蛋皮串珠

A．南非开普敦Nora、Shelly、Pottery、Toaster地点；B．南非开普敦北部KN2005/067地点；C．水洞沟遗址

鸵鸟蛋皮串珠的制作及使用在国内外的一些民族学材料和研究中多有涉及，它是由破碎的鸵鸟蛋皮经过修型、钻孔、磨光等程序制成的。鸵鸟蛋最初是为了满足古人类摄取营养的，而后又由于其破碎后的蛋壳较为坚硬致密，个体较大，因此被用来作为容器；而鸵鸟蛋皮串珠的最初制作可能源自古人类有意或无意地造成了鸵鸟蛋的破碎。大的蛋壳碎片直接被制成一些大的装饰品，如挂饰等；而一些相对较小的碎片被加工至较小的尺寸，并储存在鸵鸟蛋壳的容器内。根据一系列民族学材料和南非、纳米比亚等地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鸵鸟蛋皮串珠的特征来看（见彩图6），这种串珠的生产路线主要有两种：生产路线1（pathway 1）为在对毛坯进行修型之前，先进行钻孔；生产路线2（pathway 2）为先将蛋皮毛坯进行修型，大致修成圆形，再进行钻孔及抛光等步骤。在这两种生产路线过程之中及之后，可能会对串珠毛坯进行烘烤及使用矿物质染料进行染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