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用人不疑”
我们时常听到规劝：“不能轻易相信别人”，因为在各种交往中存在一些虚假与欺骗。但是，我们也不能怀疑一切，因为信任是一笔最可贵的财富，花在怀疑和担惊受怕上的成本很高。茫茫人海，能找到一些人值得自己信赖，实在是人生的福分。
同级之间，在没有任何接触之前，应该首先选择去信任对方。即便感到可能被欺骗了，也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先相信这是一个误会，它会慢慢澄清。再退一步，即便事实证明自己真的是被欺骗了，只要性质没那么恶劣，我们还是要给别人改正的机会。
司马迁有句名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能与下级成为知己的领导者，就是了解下级、信任下级，并让下级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人。一句信任的话语，一个鼓励的眼神，都能使下级兴奋，心悦诚服地竭力办好事情。领导者应该尊重下级，充分利用“皮格马利翁效应”，对下级进行信任度培养，让下级一心一意地与你站在同一战壕里，让他们按自己的打算放手去干。
战国初期，中山国的国君荒淫无道。魏文侯派乐羊为大将军，带兵讨伐中山国，一连打了几仗，中山兵大败。魏军长驱直入，将城团团围住。为了争取民心，乐羊对中山国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
中山国君姬窟以为乐羊看在儿子乐舒的面子上，不见得真会攻城。一个月的期限到了，乐舒要求再宽限一个月，乐羊答应了。又过了一个月，乐舒还要求再宽限一个月，乐羊又答应了。这样三次，乐羊也没攻城。原来他是考虑，中山城池坚固，硬攻伤亡太大。
这时，魏国宫廷里议论纷纷：有的说乐舒是中山国的宠臣，乐羊哪里会破国毁子呢？有的甚至说乐羊与中山国暗中有勾结，不然以乐羊的本领哪里会久攻不下呢？若是不把乐羊召回来，恐怕要前功尽弃了。
可魏文侯对乐羊的信任始终不动摇，派人到前线慰问部队，并为乐羊修建新的住宅。又一个月的限期过去了，姬窟仍无献城的表示。于是乐羊下令发动总攻，杀了暴君，安抚了百姓。
乐羊凯旋回国，魏文侯为乐羊庆功，并命人拿来两只箱子。乐羊打开一看，里面都是揭发他围城不攻、要求撤职查办他的奏章。他感慨万千地说：“要不是国君用人不疑，哪会有我今天的成功呢！”
刘秀能知人善任，扬长避短，使用得当，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使将帅能在不违背总的战略企图下见机行事，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马援称他“恢廓大度”“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
朱元璋出身草莽，生于乱世，没有门荫可依、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夺取天下。他执政31年中，励精图治，能力出类拔萃，百姓得以粗安，诚属难得。他晚年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屠杀功臣，获得的评价不高。朱元璋怕别人谈论他身世低微，怕别人轻视他的执政能力。面对多疑、诡谲善变的上司，作为部下是相当困难的。刘基冷眼观世，深知“伴君如伴虎”，于是在朱元璋身边口不言功，避名让爵，不求显达，韬晦自全。
要取得他人的信任，就必须做出让人信任的事情来，换言之，必须付之于行动才能看见效果。一旦产生了猜疑，应主动与对方谈心、交心，沟通思想，消除误会。对别人的不信任，更多的是对自己的猜疑。首先是自己失去了自信，不信任自己的眼力，自己的判断；其次就是自己私心重，以为全天下人都会负我。
在领导干部用人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要友善、真诚，切忌多疑和误判。2017年春晚的相声剧《信任》，呼吁人与人之间多点信任，引人深思。各个地区、各个团队、各个单位毕竟好人占绝大多数，我们在自信的同时也要互信。武则天用人不计门第，不欺无名，不避仇怨。有一次，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写的一首诗里对她有愤恨之情，但并不计较，反而把她召到自己身边，放手使用。
信任别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选择。用人不疑，必须以疑人不用为前提。你不能把一项重任交给未通过“信任度”考验的下属。一旦选准了人，就要信而不疑，大胆使用，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不要疑神疑鬼。如果产生了猜疑，就应主动与对方谈心、交心，沟通思想，消除误会。要用其所长，坦诚相处，多看别人的长处和好处，多理解别人的难处，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包容他人，特别是对于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而一时不被群众理解的人，敢于力排众议而任用。对于需要进一步考察的人，要边用边看，不能一律“挂起来”。
一代名将许世友战功卓著，但也有明显的缺点，性格刚烈、脾气暴躁。他当年试图带人出逃反被毛泽东重用的故事，被演绎得精彩离奇。据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求证，实际情况是：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当时他的确想不通为什么下死力气整张国焘，他认为老张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怎么四方面军还会有8万多人？后来，他在会场上说了自己的这个看法，立刻遭到痛打。林彪、萧华还说要枪毙他，谢富治是老战友了，居然听了林彪的话，把枪拔了出来。
许世友气得大骂：“老子不干了，老子去学梁山好汉，落草为寇去！”就是这句话后来被以讹传讹地演绎为许带兵出逃或者本人出逃。毛泽东知道后，亲自去看许世友，和他谈了3个小时。这个过程许世友始终没有正面说过，他就是说：“主席真有水平，比老张强，我觉得跟着他干，能行，弯子就转过来了。”毛泽东从许世友那里出来，说：“以后，谁也不许再难为世友同志，认识错误都要一个过程。”再以后，许世友被委以重任。
《列子》载，一人丢失了斧子，疑为邻人之子所窃，视其行步、表情、口气都像是偷斧之人。后来到山上挖土，找到了斧子，于是解除了怀疑。又见到邻人之子，则视其动作、态度，处处和往常一样，不像窃斧之人。
魏徵曾论证了君王受蒙蔽的原因。像丢了斧子便疑心邻人的故事那样，单凭主观揣测怀疑臣下，或者像曾母投杼的故事那样，听到谣传便盲目信从。国君受到迷惑，对下面的事听不清也看不明，正气得不到发扬，道德教化受到损害，不正是由于这些缘故吗？（《旧唐书·魏徵传》）
宋朝赵光义素性猜忌多疑。“宋代第一良将”曹彬，只因秉政日久，深得民心，便被罢免了职务。名臣寇准在罢朝归第途中，因为有人迎着马首欢呼“万岁”，也被免除职务。最可笑的是，册立太子之后，京师之人欢喜雀跃，说：“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听闻，异常恼火，立即找来参与策立太子的寇准问道：“五洲四海都归心于太子，那将置朕于何地？”连亲生儿子也要怀疑、忌妒。
用人不疑，必须以疑人不用为前提。你不能把一项重任交给未通过“信任度”考验的下属。用人之大忌，是不信任但还要重用，而且没有制约机制和信任上限，一厢情愿的希望该人能因为重用而主动的增加自己的信任度，这样做的风险很大。
领导者心胸小、容不得人，是很危险的。明朝的崇祯皇帝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励精图治，革弊立新，一直想挽救大明的社稷，但最终落得个亡国自缢的可悲下场。究其原因，除了“大势已倾，积习难挽”之外，主观原因是抓不着重点，搞不清问题的真正原因，尤其是刚愎自用、猜疑心极重、不善用人。崇祯掌权17年中，朝臣50多人被更换，更换之频，前所未有。其中10人被削职、革职，25人离职回乡，正常致仕或卒于任所的只有6人。崇祯的最大失误，是因猜忌而中了敌人的反间计，错杀了国家的栋梁袁崇焕，结果使自己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
信任是相信他人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品格或承诺的托付，没有信任，不可共处，更难以做事。领导者只有对下级建立了充分的信任，才会放心地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下级去做，让他们独当一面。一旦选准了人，就要信而不疑，大胆使用，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不要疑神疑鬼。如果对下级不够信任，过多地干涉，下级信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精神上就会受到挫伤，精神动力将会丧失，因而无法完成他应该完成的某种任务，而且上级与下级的友好交往也会受损。
据《向毛泽东学习》一书载，毛泽东“用干部”善于授权，“用则不疑，疑则不用”，即注重发挥下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战争年代，他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很多都写有“请酌办”“请将你们意见电告”“请按实情决定”“望酌情机断行之”等语，甚至专门嘱咐“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即使对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开始不打锦州而打长春的错误主张，毛泽东也一方面进行说服，一方面又令示“如有意见请速电告，否则即照此执行”，甚至说“你们如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淮海战役中，毛泽东也曾电示总前委：“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邓临时处治，不要请示。”
这恰恰与蒋介石在战役指挥时的电令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下达的电文里充满了“务必”“限于”“特令”等严厉词句，甚至常常强调“倘有延误，决按军律从严惩处，不稍宽待”。蒋介石虽然为军事科班出身，其属下也战将云集，但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上，他却总是疑心重重，不善于“授权”，反而横加干预。
蒋介石曾拥有八百万军队和美国飞机、大炮、美元的支持，但最终还是失去了政权。其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用人讲求派系，讲血缘和地缘，大搞山头主义，用人又疑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后派熊式辉和陈诚到东北，都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无奈之下，蒋介石将他的王牌战将卫立煌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然而，蒋介石又对其产生狐疑之心，亲自面见了卫的秘书，审查一番…… 东北全境解放后，蒋介石将责任全部推给卫立煌，将其撤职查办。如此用人，焉能不败。
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卢曼给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为了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彼此信任，不仅是最文明、最令人满意、最美好的人际关系，而且也是效率最高的人际关系。有关资料显示，世界500强中有99%的员工都非常重视企业领导对他们的信任。对下属信任是一缕阳光，可以温暖他人的心灵；信任是一条纽带，可以连结领导干部与下级的心灵；信任可以展示领导者广阔的胸襟、忠实的人品和非凡的魅力，换取下属对你的尊敬与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