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二元经济结构现状

2.1.1 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

根据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工业化发展应是按照先轻工业，后基础工业，然后是重工业的顺序有序地发展。但是出于如下考虑，中国选择了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论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林毅夫等，1999；蔡昉、杨涛，2000；陆铭、陈钊，2004）。①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表明，重工业比重高标志着国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强的经济实力。②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格局，迫使中国需要迅速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结构，重工业则是关键。③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比重且极度贫困的经济体中，轻工业优先发展，会遇到市场需求不足、无从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问题，但是重工业自我服务循环的产业特征可以摆脱这一条件约束。这种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体现了当时我国急于缩小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差距的迫切愿望以及超越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

因此可以说，如果世界上任何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遇到二元经济结构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工业化过程则是跨越了工业化发展顺序，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以强制从农业攫取农业剩余，从而致使农业的落后。因此，中国的二元经济差异表现得尤为突出。

2.1.2 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

研究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过程中的财政风险，首先需要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测度，通过相应量化指标分析，才能更为准确地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演进过程，进而分析一元化的路径选择及公共财政风险，并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二元经济结构反映了现代非农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要素生产效率及产值在两部门之间的配置。

为更方便和准确地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测度，需要可获取的数据，并根据特定环境给出一定事实依据的假设。由于农业和工业两部门最能代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因此目前已有文献在量化二元经济结构差异中，一般采用国民经济核算中有关农业和工业两部门的指标或作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样本空间”进行研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演变，“传统部门”的范围由狭义上的“农业”演变为“第一产业”,“现代部门”的范围则由狭义上的“非农产业”演变为“第二产业”进而演变为“非第一产业”。而测算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主要包括二元对比系数、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反差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

2.1.2.1 指标的选择

二元经济结构体现了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经济的差异程度，经济学家在衡量二元经济的差异程度时，大多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进行描述。考虑到测算的全面性，本书采用上述指标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差距进行测算。

2.1.2.2 数据的预处理

本书以1978年为基期，把相关数据进行了整理和计算，并利用其测度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情况。

（1）二元对比系数。该指标指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比率。该系数理论上处于（0, 1）这个区间，系数越小，说明两部门的二元性越弱；系数越大，说明两部门的二元性越强；当为0时，表明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经济的二元性高度显著；当为1时，表明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同，经济的一元性高度显著。发达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为0.52～0.86，发展中国家一般为0.31～0.45（杨治，1985）。

（2）二元反差系数。该指标指各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之和的算术平均数。该指标与二元对比系数的理论意义相反。二元反差系数越小，说明反差程度越小；反差系数越大，说明反差程度越大。

（3）比较劳动生产率。该指标指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则本部门的产值与劳动力比值越大，因此该指标能大致客观地反映一个部门当年的劳动生产率。从时间序列考察，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越强，意味着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越大。

（4）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该指标反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异程度，用公式表示为s ＝ 1 － n/c。其中，n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c为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s的取值范围为（0, 1）区间。当s≥0.5时，可以认为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显著；当0.2≤s≤0.5时，可以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较为显著；当s ＜0.2时，可以认为二元经济结构不显著。

（5）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减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反映的是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差别。当e≤5% 时，可以认为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基本一致；当5% ≤e≤10% 时，可以认为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异较大；当s ＞ 10% 时，可以认为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很大。

假设G为总产值（或总收入）, i ＝ 1,2分别表示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L为劳动力总数，Gi为i部门产值（或收入）, Li为i部门劳动力数，Bi为i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显然，G1+G2＝ G, L1+L2＝ L。因此，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公示为：

二元对比系数（CI）的计算公示为：

二元反差系数（RI）的计算公式为：

2.1.2.3 测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公式，我们测算出相应结果如表2－1所示。

从表2－1中，我们可以得出：①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程度整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②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整体上得到强化；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整体上在扩大；④城乡生活质量差异整体上在缩小；⑤二元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从比较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差异程度一直比较大。

2.1.3 二元经济结构的变迁

图2－1和图2－2分别为1978～2015年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曲线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变化曲线。

从图2－1可以看出，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于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而言一直处于低位徘徊。而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步降低，但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相比，差异仍然较大。

从图2－2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比较明显的波动性变化特征，大致经历了1978～1984年缩小、1984～1993年扩大、1993～2015年再次缩小的三个阶段。

1978～1984年，在农业方面，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土地生产关系得到改善，农民的经营自主权有所扩大，农村利益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升，中国农业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连续六年的超常规增长。城市的改革尚未起步，在工业方面，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工农产品交换的价格剪刀差，从而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得到改善。这种格局促使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差距逐步在缩小，二元反差系数从1978年的0.541降低到1984年的0.451。

1984～1993年，农村改革的成功，诱导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相应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加快了这一系列改革的步伐。在“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思想指导下，顺利推进企业改革，以小城市为试点，逐步推广到大城市的城市改革工作，包括了计划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工业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流通体制、劳动工资、金融体制、价格体制和外贸体制等多个单项的综合改革。在这种背景下，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下降过快，从而扩大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二元反差系数从1984年的0.451上升到1993年的0.525。

1993～2015年，二元经济结构整体再次呈现下降的趋势，二元反差系数从1993年的0.525下降至2015年的0.350。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不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转变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打破地区、部门之间的分割，完善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建立竞争、有序、开放的统一大市场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初步建立了生产要素统一市场，使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从而使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得到弱化（张应禄、陈志刚，2011）。

二是中国经济进入全面转型时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各种制度相对放开，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地发展，中国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大量低廉的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农民工资性收入得到快速增长，劳动力生产要素得到进一步优化配置。

三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化，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逐步取消，农村基层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强，农民直接补贴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不断完善，从而在分配上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利益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农业基础地位，保护了农民利益，使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