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战争和危机背景下的德国企业
1914～1945年是德国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一个时期。战争和灾难、经济上的大起大落，不时地在考验着人类的本性，也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和良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德国政府在普鲁士兵器部下设原料处，由AEG总裁瓦尔特·拉特瑙负责，1915年成立了兵器工业局。1916年，德国议会通过了经济全面军事化的“兴登堡计划”，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在此期间，一些有名的企业家如西门子、波尔锡希和胡戈·施廷内斯等都是兵器工业局的成员。在战争的失败以及随后接二连三的危机中，德国企业的先行者竞争优势被彻底削弱了。在1914年以后差不多10年时间里，德国企业家根本无法拓展自己的事业，直到1924年，实施道威斯计划之后，德国企业才能在稍微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下，恢复企业的生产和组织能力。战争和战后危机不仅限制和扭曲了德国企业的发展，而且改变了企业之间以及工业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从德国企业整体发展来看，在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时期，企业的发展趋于理性化，开展了商业合理化运动，美国的科学管理思想和经验传入了德国企业界。
由于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是建立在由雇主与工会达成妥协的基础上的，因此，德国无论是从工业关系还是从社会福利上来说，在当时都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德国工业家不得不放下架子与劳工打交道，这样才可能避免威胁到他们更大利益的冲突发生。这种合作关系的标志是1918年11月中央劳动同盟的成立。中央劳动同盟规定公司必须建立劳资协商制度，保证退伍军人回到原岗位工作，公司承认工人组织的地位，成立工资仲裁法庭，并引入8小时工作制。1920年，《工厂议会法》生效，法律规定允许工人代表参加公司监管董事会，直到现在，在德国的许多大公司中仍是如此。1927年，还实施了失业保险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9年，德国工业和企业进入短暂发展的“黄金时代”，各行各业的企业开展了兼并、改组和合理化运动。很多企业开始效仿美国人的做法，进行时间和动作研究，采用装配线和计件工资制，甚至将心理学应用到了生产管理中，大型企业调整组织和管理结构，开始了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越来越多的商业标准由德国标准委员会制定出来。1917年，德国工业标准委员会作为德国工程师协会的分支机构成立并开始运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也使德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钢铁公司纷纷兼并或收购其他企业，对它们原先纵向联合的企业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并开始涉足机器制造业。企业家雨果·史汀尼因在危机中大发横财，现在又提出了大胆建立其庞大工业帝国的设想。他成立了西门子-莱茵勃-舒克尔特联合体，这是一个集煤矿、炼钢、电气工程公司为一体的利益集团，大企业成为了赢家。
20世纪20年代，托拉斯组织在德国出现了。如化学工业的I. G.法本公司，汽车工业的戴姆勒·奔驰，钢铁工业的联合钢厂，包括蒂森、菲尼克斯等联合体。联合钢厂完全仿效美国钢铁公司的经营方法，还引入了“美国”式的会计方法和IBM的信息系统。
同时，地区性中小型卡特尔的数量也发展到数千家，甚至还出现了国际化的卡特尔。化工行业已经签署了一系列的跨国协议，其中包括日本和美国公司。最成功的跨国卡特尔要数1926年的钢铁业卡特尔，它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数家公司。
积极拥护合理化运动的是工会领导和社会民主党。他们觉得未来几年中生产力会提高、工资会增长、社会消费会上升。而工业家们则心存怀疑，他们觉得德国的消费市场不适用美国化的大生产模式，因而他们一再强调德国一贯的“质量为本”的作风。
事实确实如此，德国众多的中小企业使美国式的大生产显得毫无用武之地。许多德国人更注重工业和职业培训体系，因为培训后的劳动力更便于管理，他们不仅服从命令、爱国，而且对他们的国家和地区有自豪感。
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短暂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协约国自愿减轻了德国的赔款负担，而且一种三角债的形式出现了，即美国的贷款进入了德国，德国再用这些贷款赔偿英国和法国，英法再将这些钱用于偿还战时对美国的债务，这一体系成了德国和国际经济体系的救生圈。到1928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终于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
工业经济的繁荣使社会福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是中央政府要求将这些社会福利的责任转移到各公司身上。但问题是德国企业的负担能力有多大？谁必须享有这些福利？他们可以享有怎样的福利？
当时德国提供福利所使用的资金多是国外的贷款，贷款方会追问贷款的用途，许多行业不同意由各公司承担社会福利责任的做法，特别是钢铁业，这使得原来可以协调的劳资矛盾和社会矛盾出现了危机，短暂的魏玛民主制度遭到了威胁。
经济“大萧条”的发生，使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繁荣景象一扫而光，对德国经济的打击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严重，因为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国内市场不够发达。由谁可以带领德国走出萧条和困境？哪个政府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就业？企业的发展可以独立于政治形势而运行吗？
德国企业家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这一历史性的抉择使德国企业与纳粹政权的建立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个话题历来是争论不休的。有人认为，由于军队和企业界精英们反对民主、支持保守的政客，最终使他们相中了希特勒，把他选为总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人们对总统内阁制的支持和魏玛“体制”的完全瓦解是由经济大萧条造成的。
确实如此，希特勒能够夺取政权，是多种复杂原因的结果。群众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纳粹党的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已经伤心透顶的中小企业主和群众的募捐，但是大企业中也有一些企业家在初期支持过纳粹党，如弗里茨·蒂森。原来他们支持的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党派，但这些党派越来越不受群众的欢迎，无奈之下只好转而支持了纳粹党，特别是在1932年之后，德国企业界的许多实力派人物相信，他们可以与希特勒打交道。
在纳粹执政的第三帝国时期（1933～1945年），德国企业是在不正常的状态下生存和发展的。纳粹政府制定了所谓的“新经济秩序”，主要是围绕重新武装德国和为战争而设计的。其官方经济意识形态是把自由与资本主义分开，但要与德国工业界合作。第三帝国将对外贸易和外汇、工资与物价、原材料供应，以及投资等决策权都集中到政府手中，且对私有财产权做出了限制，但没有消灭它；私人利益必须服从由希特勒和纳粹党所规定的“共同利益”，并为之服务，最终使私有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为自己的宏伟目标服务。
1933～1936年，希特勒一方面专权，建立一党专政的国家；另一方面，将包括德国工业协会等高级工业协会在内的所有共同和私人协会划归纳粹党统一领导。强迫所有大企业卡特尔化，这些卡特尔不再由自己负责管理，而是成为政府的生产工具。物价由政府统一规定，解散了工会组织，将他们的财产占为己有，然后成立了“德国劳工前线”等新组织。新颁布的《工业法》结束了企业内部劳资协商和组织工厂委员会的权力；规定工人必须无条件服从指挥，而且工人的名称也变了，变成了“追随者”。
纳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工作而战”的运动，热衷于大型公共工程。典型例子是建造低价的家用小汽车——大众车。纳粹党的劳工前线负责建造位于沃尔夫斯堡的大型汽车厂，该厂规模甚至比福特汽车公司在底特律的工厂还大。生产设备完全按照福特汽车公司的装配线生产方式配置，这和德国各地传统的作坊式生产大相径庭。但其实也只是一个骗局，到1945年为止，尽管有几十万德国人提前好几年定期交纳了预付款，却没有一个人拿到从这个工厂生产的大众汽车。
到1936年，德国工人确实都有了工作，但是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公民自由权丧失、低生活水平、工资和价格由国家控制、低生产率、失去了工会参与协商的权力。企业的利润很高，但代价是必须听任纳粹党插手干预，服从政府规定。尽管德国经济得到了恢复，但是工人的实际收入从未达到魏玛时期的最高水平。
1936年，纳粹政府制订了“四年计划”，这是为战争准备的经济计划。重点是发展铁矿、合成橡胶、合成石油、合成纺织、生产炸药用油和脂肪，以及与军事装备有关的其他生产。
德国企业的反应是，化工界的巨头I. G．法本公司在“四年计划”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反应是，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企业的长远利益考虑，由消极抵抗发展到完全配合的企业决策，最终使各企业与第三帝国的利益关系更加密切，也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后来走上军事法庭铺平了道路。
德国的备战计划也为企业带来了很多生产合同。像戴姆勒·奔驰、克虏伯、机械巨头MAN、莱茵姆托、宝马、亨斯切尔等企业的规模都迅速扩张。
在法西斯专政下，德国走上了经济军事化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这种军事色彩浓厚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德国工业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同纳粹国家的缰绳缠绕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体制。纳粹政府构建了军事统制型经济，实际上也是一种国家保护主义经济，使德国经济尽可能脱离世界经济市场，形成一种自立的、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而国家有义务提供就业和生活的可能性，但每一个人必须从事脑力和体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能触犯全体的利益，而需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等。
但是在四年计划中，纳粹政府的另一场战争就是打击犹太人，没收犹太人企业的财产。1938年新颁布的法律规定，任何公司的监管董事会中只要有一名犹太人，这家公司就是犹太人公司，因而没有资格承接政府的生产合同。I. G．法本公司的总裁卡尔·波彻就这一问题与希特勒对抗，结果就是被撤销职务。I. G．法本公司于是将公司中的犹太人管理人员转移到海外企业中担任职务，才使他们免去杀身之祸。另一方面，I. G．法本公司为了讨好纳粹，尽力削弱犹太人在公司中的作用，以消除“犹太人问题”对公司声誉造成的影响。1937年年底，I. G．法本公司24人的监管董事会中有1/4是犹太人，而到1938年，这些犹太人全部被迫辞职。
到1938年年底，犹太人已经正式退出了德国经济圈，几百家犹太人管理的企业，其中包括一批大型百货商店，被廉价出让给非犹太人，这些买主原本大多是犹太人的竞争对手。
在随后的战时经济阶段，企业更加深入地卷进了战争的泥潭，战争的需要使德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小企业在这一阶段唱了主角，经济发展重心由大型的以原材料生产的工业（如钢铁、煤炭）向成品工业转移，如汽车、发动机、航天（包括战斗机和火箭）、机器零部件、机床、电子、雷达等。
军备生产的大发展使中小企业互相联合，形成了地区性的大型分包商，同时很多新的中小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巴伐利亚奥格斯堡附近的众多军工厂中，有一半的企业雇员不足100人；80%以上的航天器材（飞机、火箭）的分包商雇用的工人不超过250人。
纳粹的战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几百万外国工人的奴役才得以支撑下去的。在梅塞施密特飞机厂，50%的工人来自外国，戴姆勒·奔驰汽车厂45%的工人是外国工人，机械制造企业MAN集团有32%的外国工人，西门子公司有26%的外国工人。1944年，还有从集中营调出来的犯人参加劳动，约有60万人，人数占私营企业总人数的1/3，最后这些人都未能幸免于难。
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德国企业家成为德军兽行的帮凶呢？利欲熏心，以及纳粹鼓吹的“新欧洲秩序”使他们的地位不断提高是最终导致他们道德沦丧的根源。他们披着合法的外衣干着罪恶的勾当，他们所具有的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心也沦为政治上的不道德。但是在回首这些往事时，一些企业界的人士还会在自我争辩：“我们当时不知道”, “我们只是在服从命令”, “我们只不过是在造飞机”, “否则我们会被盖世太保逮捕”。
纳粹经济思想和实践唯一的独到之处是它有将个人私欲与赤裸裸的侵占和掠夺结合起来的能力。如1941年德国工业家古斯塔夫·克虏伯在公司备忘录中写道：由于纳粹政权的独裁导致经济战略极不连贯，因此，“克虏伯公司必须抓住一切机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机会果然来了，此时职业性的自私自利大获全胜，而德国企业却在纳粹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终他们真的与纳粹同舟共济，纳粹党在后面掌舵，而德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则成了使船前行的发动机。
道德沦丧——主要表现在那种冷酷无情的职业主义中——最终导致了一些企业直接参与了包括大屠杀在内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比如I. G．法本公司的合成橡胶厂，厂房离奥斯维辛集中营仅3英里，集中营的犯人一轮又一轮地被运到工厂干活，平均每天有32人死在工厂。
纳粹的劳工政策是集利诱、通融和压迫为一体的大杂烩。受纳粹赞助的德国劳工前线协助工厂改善了工作环境、提供经济实惠的休假方案，并制订综合性的社会福利计划：保证人人都有工作；实行按劳取酬的工资分配原则；承诺承担医疗费用（包括提供预防药品），解决住房问题，以及提供社会保险。但另一方面，又将原有的工会统统解散，并削弱了工人的权利，对不同政见者实行残酷打击。
希特勒发动的战争几乎毁了德国，而大屠杀留下的则是一笔沉重的道德债。德国企业在回顾自己的历史时，尽量淡化它们在此期间的表现。而企业家在谈到这段经历时，心情大概也会非常复杂和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