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企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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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二战后德国企业的重新起航

1945年德国战败后,一场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盟军占领时代应运而生,由此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平工业化的基调,以及德国经济、制造业和企业的发展方向。

根据《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苏、美、英、法关于对德国的战后改造原则基本上达成了“四化”原则,即“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

1945年春,随着德军的彻底失败和无条件投降,“非军事化”已大抵实现。“非纳粹化”是对纳粹旧政权的一场大规模政治清算,与“民主化”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非工业化”主要是针对德国的物质经济基础而言的,为了防止德国再次成为发动战争的策源地,盟国对德国实施的“非工业化”计划中,不仅规定了要对未遭战火摧毁的工业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拆除以充赔款,而且还规定德国未来的钢铁生产不得超过580万吨,工业发展应该降到1932年大萧条时期最低的水平。其中汽车工业要降至20%,机械制造业要降至11%,重型机床要降至31%。不仅要禁止任何武器生产,而且连滚珠、轴承、拖拉机、镁、铝、无线电通信器材、远洋船只和民用飞机的生产都在禁止之列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468页。

由于美、英、法和苏联的政治分歧,四国占领区演变为以苏联为主和以美、英、法为主的两个部分。德国苏联占领区实行的是“非工业化”工业缩减政策。到1948年年初,总计拆除了1900家工厂,其中1700家是完整的工厂。1945~1953年,苏联占领当局拆迁和取走的产品总价值为300亿美元,是原来所要求赔款额的3倍〔联邦德国〕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扬绪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113、第115页。。而在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出于战后世界政治冷战格局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放弃了对德国的“非工业化”政策,转而实施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以美苏为首的对立,使德国一分为二。1949年,美、英、法占领区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RD,以下简称联邦德国,又称“西德”),而在苏联占领区则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以下简称民主德国,又称“东德”)。

在美国的支持下,联邦德国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走“和平工业化”道路,其制造业主要是为大众提供各种消费品,剔除了各种以军事为目的的生产计划。

第三帝国给德国人留下了一笔经济遗产,包括1936~1942年的“资本积累”在战争快结束时基本完好无损;1945年,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刚发动战争时高出20%,同时德国工人的技术和企业的组织能力并未受到破坏。战后联邦德国制造业继承了原来德国工业经济遗产的大部分,约93%的钢铁、68%的机械、65%的化学制造能力。另外,还继承了其他方面的制造业基础,包括具有工业生产经验和技能的劳动力资源、现代交通运输和电子通信业的生产基础、人造合成材料的化学革命所累积的科研基础,以及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的高科技知识和创造性思维,东部人力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的转移和集聚等。

1948年,信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出任联邦德国的经济部长,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政府制定了重建设、重投资、重集中、重联合的方针,同时重建了国内外的经济秩序,为德国创造经济奇迹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57年,德国重新建立了银行体系,综合银行又继续在工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德国三大银行(即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与大企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而大公司之间也互相持有对方的股份。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门子公司还一直维持着与德国银行长达100年的关系,仍然是德国银行监管董事会的成员之一。

1945年,德国成立了工业与贸易联合会组织,这是一个许多小组织的联合体,各地分别建立了地区性的工业与贸易联合分会,代表各地中小型企业的利益,直至目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德国工业联盟,不纯粹地以地区性组织为基础的,而是在全国建立了35个地方性的工业分支,主要游说政府各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对企业提供支持。

1957年,联邦德国还成立了卡特尔办公室,目的是实行“可行竞争”模式,将某些特殊行业的生命周期、季节性的产业变化都考虑进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合法的卡特尔大约有200家,它们对某些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规模缩小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社会市场经济中,竞争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提供社会保障(包括现在的环境保护)从而促进经济繁荣的手段。

在劳工关系方面,联邦德国成功地让劳工参加国家的经济决策,在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大约有40%的工人加入了各种形式的工会。工会受到《宪法》保护,在工厂以及各地的产业部门中,雇员和雇主之间通过互相协商达成协议。这种工会与雇主之间相互协商、相互合作,以调解取代罢工的做法在德国被称作“社会伙伴关系”。劳资关系中最具创新意义的是“共同决策”制。1951年通过了《共同决策法》,主要在煤炭和钢铁企业中执行。根据该法,所有超过1000人的煤炭和钢铁公司的监管董事会里必须有相同数量的劳工代表参加。

在管理董事会中,一名工会代表可参与人事决策。1952年通过了《工厂组织法》,规定所有雇用工人在500~2000名之间的工厂,其监管董事会中必须有1/3的劳工代表,但没有人事决策权。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制造企业的发展还获得了比较有利的外部条件,如美国的核保护伞、西方盟国的援助。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盟国进一步修改了对联邦德国工业和工业技术采取的“裁减”政策,以及战争对联邦德国制造品出口的扩大效应。1958年生效的《罗马条约》使欧洲经济共同体得以建立,这些都使联邦德国制造企业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

在“和平工业化”的进程中,联邦德国发挥了技术和人才优势,制造业潜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主要发展民用制造业,由此进入了制造业的大众消费时代,德国企业甩掉历史包袱,重新起航了。

在化学工业中,I. G.法本公司被拆分,但拜耳、巴斯夫和赫希斯特公司重新成为“三巨头”企业集团,转向以石油为原料的新生产领域。拜耳公司在合成橡胶、树脂、药品和专业化工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巴斯夫公司主要涉足基本石油化学产品、肥料和数据磁带,赫希斯特公司的优势是在合成纤维和染料方面〔美〕 A. D.钱德勒主编《大企业和国民财富》,柳卸林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69页。

汽车制造业是联邦德国的新兴产业,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的汽车占据了联邦德国1/3的市场份额。20世纪60年代后,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甲壳虫”汽车,不仅在国内再次畅销,也开始向美国市场出口。到1970年时,大众汽车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量超过30万辆,占市场销售量的6%以上,几乎打破福特T型车的销售记录。在与美国和日本汽车公司的竞争中,德国汽车公司以其在技术上的声誉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衰落。戴姆勒·奔驰公司不仅在高级汽车和高技术小汽车市场上找到了合适的定位,而且通过兼并联合和多样化经营成为国际市场上汽车、航空和电子制造业巨头。宝马汽车公司也涉足喷气式发动机的生产,开始走多样化和国际化发展之路。

从制造业的整体发展来看,1950~1979年增长较快的有:化学塑料品生产(16.8%)、化学纤维工业(10.6%)、矿物油加工业(平均增长率10.4%)、车辆制造业(9.4%)、电气和电子工业(8.8%)罗莹:《德国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2004,第76页。。而传统支柱产业如采矿和冶金业增长较慢,其中采矿业在约30年时间里仅增长0.3%,到1973年,在159家钢铁企业中,新建成的只有一家。

制造企业逐渐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的诸多约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疯狂的扩张,德国制造业仿佛回到1914年之前的发展状态,美国技术再度受到青睐,管理企业的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而不是商人和经济学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联邦德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重要地位。金属加工机械出口占世界市场的40%,运输设备机械占24.3%,建筑机械占20%以上,超过美国和日本,居世界首位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343页。

联邦德国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如机器加工、电机工程、钢铁,以及光学等精密仪器,同时发展新兴产业,如能源、汽车、化工、制药、电子和信息产业等。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联邦德国制造业的结构进行了微调,逐步告别“煤钢时代”,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转型进入以“化工、制药和电子时代”等科技含量更高的先进制造业领域。在1990年之前,联邦德国有近40%人的就业岗位都与制造业有关。

从管理结构来说,联邦德国制造企业为适应结构调整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企业经营的多样化和部门管理开始了。在1960年,只有约20%的企业开展多样化经营,到1970年,这类企业几乎达到70%。在美国咨询公司的帮助下,联邦德国管理者们再一次参考美国企业结构来设计公司组织结构。

1986年,联邦德国政府成立了联邦环境部,决心带领欧洲为改善环境而战。政府的这一经济政策对联邦德国企业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在企业的职业培训中,环境保护培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德国企业越来越向环境保护和提高废物处理技术方向发展,德国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

重新起航的德国企业为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创造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4%,工业总产值从487亿马克增长到1647亿马克,增长了2.4倍。同时国民生产总值也从233亿美元增加到726亿美元,增长了2.1倍,使联邦德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工业大国。

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分治后的民主德国继承了原来德国制造业的一部分基础,如钢铁生产、机床制造,以及轻型机器设备的制造等。

根据战后有关的国际协议规定,民主德国和东柏林由苏联占领。苏联应得到整个德国战争赔款总额的98%,美、英、法应得2%。战争赔款的支付办法是,原来四个占领国打算促成德国统一,再由整个德国来支付全部战争赔款。但后来德国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于是战争赔款办法改为由两个德国分别向本国的占领者支付战争赔款。这样一来,民主德国就要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总额的98%,联邦德国只向美英法支付2%。民主德国向苏联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达8年之久,直到1953年才停止支付。在这8年间,民主德国的铁轨和许多工厂设备被拆卸下来送往苏联,民主德国生产的大量产品被无偿地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共支付了高达1万亿德国马克的战争赔款。这样的制度安排使民主德国制造业的恢复和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沿着计划经济的轨迹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制造业的加工和生产主要以国有企业和联合企业为主体进行。

民主德国的企业主要在制造业中的重工业部门。其机床制造企业具有历史渊源,拥有设计和制造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加工单元,以及包括从设计直至确保用户生产能力的长期经验。通过企业、科学家、机床制造研究中心、众多的协作伙伴与用户的共同协作,民主德国制造出许多大小各异、自动化和连锁程度不同的柔性加工系统。卡尔·马克思城地区原名为开姆尼茨,1953~1990年改名为卡尔·马克思城,是民主德国东南部的一个行政区域,1990年后又改为开姆尼茨。的一些机床制造企业,如德国海克特(Fritz Heckert)机床联合制造企业和柏林的“10月7日”机床联合制造企业就是柔性加工系统的供应商。卡尔·马克思城地区还是民主德国重要的纺织工业区,纺织和运输机械、有色冶金、纸浆和造纸、木材加工工业比较发达。东南部城市德累斯顿成为工业中心,机械、制药和电气工程制造是其传统产业部门,20世纪60年代还发展起了半导体产业。在缝纫机、机床、光学和精密仪器、钢铁生产领域,民主德国也占有一席之地〔德〕克·卢夫特:《民主德国计划经济失败的教训》,朱章才译,《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民主德国制造企业的中心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图林根州,主要集中于莱比锡、德累斯顿、哈雷和开姆尼茨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克森是中欧的技术中心,易北河就像莱茵河一样,吸引着化学和其他工业在其两岸扎根生产。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之前,民主德国的制造企业多半集中于南部地区。民主德国北部的工厂雇员低于25%,在柏林附近的雇员为25% ~35%,而柏林以南地区的制造业雇员达到35%以上。

在战争废墟上,两个分治的德国以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恢复和重建了制造业的基础设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创业,德国东西两个制造体系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继续着传统工业化的繁荣,在各个制造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技术一流的世界知名公司。

1990年德国实现民族统一后,有着不同发展轨迹和路径的两个德国制造模式不断进行调整和融合。虽然没能赶上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经济浪潮,但却走出了一条具有德国特色的制造经济之路,德国企业成为西方工业经济中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

当英、美都在迅速地转向服务行业时,德国仍然坚持以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主力军——生产型产业为主的产业模式,并且能够根据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结构转型的调整,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德国制度和技术的路径依赖。如德国政府和企业将发展环保产品和技术作为新的增长点,就充分利用了德国传统的能源和冶炼企业处理环境问题的经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有竞争力的环保产业。大部分德国公司有很强的传统感和地区属性,它们既有历史责任感,又明白自身的处境。这些特点一方面影响了德国公司转变的速度,另一方面,一旦它们决定进入一个新领域或采取新的战略方针,那么它们又比谁都更加坚决地走下去。

在德国工厂车间里,人们经常看到银行家和公司领导的身影,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公司里是很难看到的。德国人仍然倾向于认为企业是“制造东西”的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大型化工公司的管理董事会中,不是化学专业的人甭想成为董事会成员。

尽管战后的德国经济政策与1945年之前的经济方针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但在新的经济秩序中欣欣向荣的公司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经历了国家统一和两次战败,每隔几十年它的疆域都会发生变化,它的政治制度也从君主专制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又从法西斯主义发展为自由民主和社会市场经济。但是那些在19世纪末对德国经济发挥重大作用的公司在今天仍然强大,如今的大部分德国企业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在德国的经济舞台上唱了主角〔美〕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96~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