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轴心化：生态之厄
高小康
一
中国最近30多年来的发展速度之快、效果之显著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而这种发展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都市的发展。中国当代的城市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就演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热。此后，世界各大都市圈的发展引起国内关注，中国都市发展又从大都市热进一步升级为“大都市圈”热，几个大城市群争相建设与世界五大都市圈相媲美的第六大都市圈。英国《卫报》2010年刊载的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的一篇报告称，中国的穗深港城市群正在整合成世界上最大的“巨城区域”（mega-regions），从而变成一座“无限之城”（endless city）。按照这个报告的说法，中国大都市的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顶端。如果我们的中国梦只是一个强国梦，那么从都市发展的角度看，是不是这个梦已经实现了呢？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谈到城市化发展时，基本上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城市化水平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所谓城市化水平是指一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据统计，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是47%。对中国来说，这个比重意味着这些年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非常之大。如果记得20世纪60年代关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说法是7亿人口6亿农民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增幅有多么惊人了。但是，这个比重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呢？按照UNHABITAT的统计，2010年有149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了这个比重，也就是说，中国处在倒数第若干名的位置上。如果说人口少、面积小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超过中国还在情理之中，那么，像南非、尼日利亚、阿根廷、巴西、秘鲁这类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远远超过了中国，就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了。倘若把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群和世界上最低的城市化水平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那种强烈的反差就更加不可思议了。这能够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吗？这种极端矛盾的现象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二
城市化水平也许只是一个比较社会发展趋势的相对指标，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达到了更高的城市化水平，而在于中国城市化的这种两极发展意味着什么。有学者在一个研讨会上指出，发达国家的城市是平面发展的，而中国城市则是立体发展的。他的意思是说，外国的城市无论大小，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而言都处在同一个层次，各个城市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中国的城市是分成许多等级层次的：首都、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行政管理的层次造成了不同城市处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上，而不同的权力等级又带来了不同的利益，结果就导致不同城市市民所享有的权利、资源乃至身份都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等级差异。近年来，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大都市普遍面临因为身份差异而造成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在上学、高考、买房、买车等许多方面都制定了一些针对不同身份的差异性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从历史的角度看，与连进京火车票都不能随便购买的时代相比，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对外地人的态度、给外地人提供的待遇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虽然户籍制度还没有废除，但进入大都市生活的行政管理门槛已经低了很多。对于“北漂”来说，取得城市户籍仍然很困难，买房更困难，但至少可以以“暂住”的形式居住，并且可以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这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尽管如此，人们的不满却与日俱增，这是什么原因呢？
问题不在于大都市的进入门槛，而在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在大都市和中小城市之间造成的日益扩大的等级差异。随着城市发展，这种差异不是在消弭，而是在扩大。媒体在批评异地高考限制、外地人购房买车限制乃至城管对小贩的驱赶等不公平现象时，看起来暴露的是政府行政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其实背后是面对由大量外地人拥入而造成的困扰，本地居民给政府施加的压力。大都市的人口过载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通病，问题似乎出在人口的无序流动上：自从有了现代大都市，就有无数“嘉莉妹妹”揣着梦想从小地方进入大都市，其中大多数人的最终结局是失落，然后是下一拨人从头再来……如果能够控制住这种盲目向大都市流动的趋势，很多大都市问题就会缓解或解决。因此，当“北上广”人满为患时，就有人出来建议大家回到家乡去，不要到大都市凑热闹了。但不让这些怀揣梦想的人进入大都市，而让他们回到中小城市的后果是什么呢？不同等级的城市在社会福利、教育机会和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差距，使得中小城市越来越失去吸引力；城市的吸引力与城市规模日益形成正比甚至平方正比的关系，以前的城乡剪刀差如今日益恶化为城市等级剪刀差。在人们盲目流入大都市的背后，是大都市凭借自身的优势在无限制地抽吸外围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每个被城管驱赶的小贩和蜷缩在群租屋里的蜗居族表面上看起来是城市所不需要的累赘，其实都是大都市盲目抽吸进来的规模资源。
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乡土进入城市打工，已成为城市中规模越来越大却处于不尴不尬位置的特殊人群，从“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到“新移民”，命名虽然听上去越来越亲和了，但公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社会公平不是一个既成的问题，而是在不断生长发展着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城镇化开始时，农民离开乡土进入城镇工作，应当说是在缩小城乡社会之间因剪刀差而造成的不公平。但随着大都市轴心化趋势的发展，不同城市之间的等级差距拉大，使得宏观层面上的不公平反而加剧了。在近年来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公共安全事件和社会矛盾的背后，都若隐若现地存在因社会等级板结和差异扩大而形成的不同身份人群之间的摩擦和敌意。这些社会矛盾的根源可能是多方面的——政治改革的滞后、官员贪腐和政府公信力下降、法制问题、公民教育问题等，但当它们显现为社会空间关系时，城市等级化和大都市轴心化便成为突出的聚焦点。
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提出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城镇化，即缩小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差距，促进中国在城乡同步或协调基础上的城市化发展。而到了1990年代，城镇化变成了都市化，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在向“国际化大都市”目标努力。这场都市化竞赛的结果当然不可能是把大小城镇都建成大都市，而是使大部分中小城市变成了大都市的附庸或因孤立而败落；大都市则成为资源高度集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轴心。这就是城市的立体化结构造成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大都市轴心化趋势，也是社会文化生态恶化的重要表征。面对上述这些困境，我们不得不怀疑现在的大都市发展模式是否有问题。
三
大都市轴心化并非中国特有的城市发展现象。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近代都市发展中也曾经形成了资源和影响力高度集中的都市轴心。可以说，工业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都市作为文明轴心的存在和发展。许多从事当代都市发展研究的学者相信大都市的轴心化是一种合理而高效率的结构形态。的确，人才、资金、产业和物流的高度集聚对于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条件。自19世纪以来，西方大都市的繁荣与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之间的关系自不待言，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经济的腾飞和大都市的同步繁荣可以成为一个更新的、更有力的例证。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一直相信“发展是硬道理”，而且这里所说的“发展”都是被理解为经济增长。按照这个思路，能够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建设方式当然就是最好的方式。既然轴心化的大都市和都市群建设对于经济增长最有利，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怀疑这种城市发展模式？
但是问题在于，当代城市发展的目标和理想形态究竟是什么？自从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后，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中心目标的观念开始受到挑战。中国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开始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但在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高层已经认识到，现在中国的发展需要转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上来。那么，这种转向对于城市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大都市轴心化的发展模式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吗？
联合国人居署自2004年开始发布世界城市双年报告以来，在谈论当代城市发展目标时反复提出两个基本要求，即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公平是对城市社会人文内涵的要求，是文化生态建设方面的内容；而可持续发展则包括了环境、能源、经济增长模式等多方面内容，核心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人文和自然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整合起来，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大都市轴心化发展的趋势实际上背离了这两个目标，而且渐行渐远。
城市学家芒福德曾经把过度集聚和膨胀起来的轴心化大都市形容为患了“特大城市象皮病”，意为因集中而过度肥大的城市规模造成了“象皮病”一样的末端微循环坏死。事实上中国近年来以首都北京为典型，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患了这种病：拥堵、雾霾、房价、就业、卫生、安全等问题越来越多、愈演愈烈。为了对付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在近年来的城市建设中，生态文明的观念渐受重视。大都市原有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被搬迁出去，在城市中开辟出大片绿地，挖掘出池塘，修建起绿道。钢筋混凝土森林逐渐披上了绿色。但这种绿色究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呢，还是仅仅为城市的表面刷上了一层绿色？
在城市里人工建造出越来越多的池塘湖泊，看起来的确很美，很适合人居；但生态后果往往是使许多地区的水体结构遭到破坏，大环境的水资源变得更加匮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都市绿道也是城市生态建设的内容之一，这种为行人和自行车专门设置的城市道路似乎吻合了“生态城市”理想模式，但实际的建设状况往往并不那么“生态”：有些城市像建设生态保护区那样用防腐木铺设长达数公里甚至十几公里的豪华绿道，大规模的资源消耗成为粉刷“绿色”的代价；有些绿道为了美观把附近原来的植被铲除；有的绿道与汽车道路并行，行人和自行车所受的尾气之害一点也不比普通道路少……此外还有大面积铺草皮造成的环境破坏、移植老树造成的森林生态破坏，等等。这些建设的共同特点是：直观地看都像是在改善环境和生态状况，而实际上却在更大范围内破坏了生态。更重要的是，尽管大都市看上去越来越漂亮了，但那些“象皮病”痼疾其实一点也没有减少，甚至没有减缓恶化的迹象。只要大都市轴心化过程没有结束，资源、人口和消耗的集聚仍在继续，这种所谓的生态建设就只不过是掩盖大都市困境的美丽幻觉。
对于北京来说，环境问题虽然早已积重难返，但在近年来更突出、更直接地影响公众生活的一个现象就是由雾霾所表征的空气质量的持续性恶化。每一次雾霾来临的时候，人们从政府和专家那里听到的解释都是关于气象形势的描述，对付的办法就是戴上口罩或干脆不要出门。雾霾被视为台风或沙尘暴之类的自然灾害，政府和民众所能够做的就是预报、防护和减灾。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北京近年来日趋严重的雾霾本质上不是自然气象灾害，而是人的活动造成的生态灾难。雾霾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主要来自空气中的灰霾，灰霾的物理成分灰尘，尤其是危害更大的超细微粒粉尘即近来成为公众知识的所谓PM2.5，主要来自人类活动。据北京市环保局环保监测中心专家的看法，造成北京地区近来空气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燃煤、机动车、工业、扬尘等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这种污染排放水平可以说是北京这样的特大型都市无法避免的，如果注意到这一区域严重雾霾状况的分布范围远大于北京地区，就可以知道这个特大型都市对环境的影响明显超出了都市自身的范围。都市在抽吸外围资源的同时还在侵蚀整个环境，这使得都市轴心化的生态后果变得更加严重。
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大都市（即所谓“福特式城市”）的老问题——伦敦、曼彻斯特、芝加哥等19世纪的大都市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对于中国来说，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因对策一再失当而发生的灾害免疫效应。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建设中，大批重工企业集中在首都，后来为了减少污染而把重污染企业迁到周边区域。但随后的城市发展迅速超出了当时进行环境应对时的都市环境概念，结果使得重污染企业的迁出变成了污染源的扩散。重工业迁出后，随后转型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看起来是“清洁”的，但带来了更大规模的资源集中，也随之产生了几何级数增长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日益趋向极度轴心化的首都具有全世界大都市都无可比拟的资源吸附力，全球的跨国公司、全国的各级政府、最高等级的文化事业、最大规模的公众盛会通过一层层的相关服务链一直延伸到最底层的需求、产业和就业者，随之产生无限制膨胀的人口和都市空间，带来交通、居住、卫生、教育等各种需求的无限制推升……雾霾不过是都市加速度扩张的一个标志性现象。
对于这些年来愈演愈烈积重难返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人们并非一无所知。但问题在于，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宁可相信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具体的因果联系中找到原因和解决的，而不肯考虑一种根本方向上的问题：是不是这些年发展的方向出了问题？是不是以大都市轴心化为特征的城市化建设本身应当重新检讨？当人们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口号的时候，有人也曾怀疑这个口号能否实现，城市是否真的会让生活更美好，却似乎没有考虑过这样一种更深层的可能：即使大都市真的变得更美好了，会不会意味着整个世界却因此而变得更糟糕了？
四
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学者斯宾格勒曾忧郁地预言“西方的没落”——这就是他那本传世著作惊世骇俗的标题。他预言西方没落的逻辑是把大都市的兴起比喻为文明的冬季，认为过度繁荣膨胀的大都市发展会导致自然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他在文化生态学兴起之前就注意到了文化生态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条件。当然，此后一个世纪的发展似乎没有使他的预言应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预言错了。事实上自他的预言之后，西方社会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向：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工业文明的乐观期待，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同时也是“后大都市”（Post metropolis）时代的开始。到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报告发表之时，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开始的大都市轴心化时代已经宣告走到了末路。可以说，斯宾格勒的预言其实是实现了，不过“西方的没落”是以福特式都市的衰落和后大都市转向的方式实现的一次光荣革命式的没落。
还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初次出国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后感到的震惊，那时中国大陆人看到西方尤其是西方大都会繁荣发达的现代化面貌惊羡不已，所谓“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就是那种心理的写照。20年后，初次到欧洲和美国去的中国人又一次感到了震惊，这次震惊的是“哇哦！西方怎么这么落后啊”——高楼大厦和霓虹灯远远比不上中国“北上广”多，偌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心脏纽约居然到处都还在用窗式空调，至于巴黎干脆连空调都见不到。多次出国的人会觉得这几十年西方的都市非但没有发展，反而好像还在倒退……事实的确如此：在中国的大都市蓬蓬勃勃发展的同时，西方福特式大都市的繁荣的确已成为历史，而如今在走向没落。斯宾格勒的预言应验了，不过不是像罗马的崩溃那么富于戏剧性和悲剧性。这是工业文明的软着陆，大都市的没落实际上避免了更大的生态崩溃。
西方大都市的没落和中国大都市的繁荣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的意义却可能是复杂的：从表面上看是中国式、后发式发展优势的体现，而从深层解读则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大都市发展同样需要向“后大都市”转型——从繁荣转向寂寞。
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的城市发展开始出现转型：发展的重心从人口密集的大都市转向郊区、卫星镇和中小城市。从整个世界的城市发展来看，一个比较普遍的趋势是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发展速度和规模低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几十年过去了，城市发展究竟是高密度人口的大都市好还是低密度的中小城市更合理，一直存在争议。直到前两年，奥巴马的住房部长还和“新地理学”代表人物科特金在福布斯网上隔空争论美国人是否在倒流回大都市。就在大都市走向郊区化、分散化的同时，关于高密度大都市更经济、更生态的观点也时有出现。这种争论表明，当代大都市发展的前景如何仍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对于中国而言，大都市的发展前景问题已经因为日益突出和激化的种种矛盾而变得格外重要。可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停留在研讨阶段的问题，而是需要在综合研究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评价和决策的问题。
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进入了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的大都市发展高潮。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既有福特式“现代化”城市建设观念的强大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郊区化和卫星镇建设的影响。这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都市建设中的表现就是，在建设密集的摩天大楼群的同时，也在向郊区乃至远郊和邻省开拓空间，形成了类似美国卫星镇式的新城区。这种拓展的效果是，在都市扩张的过程中，虽然城市面积和人口总量不断攀升，但相对密度增长有限，似乎实现了一种比较合理的都市扩张规划。然而，经过近20年的扩张发展回过头来看，这种卫星镇式的新城区建设带来的后果却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合理。
美国城市学家、《生态城市》的作者瑞吉斯特曾经批评大都市以卫星镇的方式向郊区和乡村扩张的做法，认为那是通过与都市联系的高速交通把都市的污染带进了乡村。关于美国都市郊区化造成的问题有多大，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中国的问题是，大都市的新城区建设并没有实现都市的郊区化，而是更大规模的都市化。美国的卫星镇可以说具有一点“卫星”的特征：在围绕大都市公转的同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转轨道。在《绝望的主妇》这类描绘卫星镇生活的家庭剧中可以看到，都市远郊的生活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特征。但中国的卫星镇并非如此。从北京的版图扩张形态来看，从二环开始的“摊大饼”式发展是这个都市地理空间扩张的典型特征。沿着如涟漪般一圈圈辐射开来的环形快速交通线，蔓延生长出大大小小的新城区、卫星镇。但这些新城区与其说是中心城区的卫星，不如说是一个个溜溜球——它们和中心城区之间不是公转加自转的和谐运动，而是高频率弹射式往返的关系，尤其是上下班时间的潮汐效应，成为近年来北京和其他一些特大都市交通拥堵、尾气污染激增的重要因素。用瑞吉斯特的眼光来看，这种新城区建设不是摊薄了都市的密度问题，而是把“特大城市象皮病”的微循环坏死病症和都市型污染扩散到了更大的区域。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都市的轴心化效应。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两次抗金融危机的经验，使我们形成了一种对于“中国式发展”的自豪和自信，相信因为行政权力的集中和干预而产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秘诀。这种自信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行政权力的无限制扩张——从社会管理到经济决策和金融管理，再到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的全面行政化管控。这种行政权力扩张使得中心城市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处于最高行政等级的都市拥有了不断增长的控制力和吸引力。在这种行政文化背景下的城市扩张，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卫星化分散。所有新旧城区生活的内在动力都为行政管控下的文化、金融、商务和消费的中心所吸引和驱动，使得都市在向远郊扩展的过程中，远郊却反过来朝着中心进行逆向会聚运动。
大都市“摊大饼”式的辐射扩容看起来会使人口相对密度有所下降或至少减缓了增长，但这种逆向会聚作用使得人口总量以加速度激增，使得城市空间中交通工具的动态容量以几乎是平方正比递增的速率上升。正是这种因城市扩张而产生的逆向会聚成为大都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公共安全问题暴增的最大推手，使得都市原有的生态灾难通过扩张而扩散演变成更大范围的生态威胁。在这个大的生态问题背景下，以就事论事的方式解决大都市问题不仅可能是缺乏疗效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更可能因为作用方向背反而给未来的发展留下更大隐患。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北京市民感受到了久违的持续的晴朗天气。这是否证明政府有了治理污染的办法？恰恰相反。因为靠极度严格的机动车限行和停产止排放的方式改善空气质量，显然与都市的正常生活相悖，因此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有当都市的整体发展脱离了高度集中、高速增长的诱惑，当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都有了发展的空间，北京的每个城区都有了不需要向中心会聚的独立生活空间，才有可能真正进入解决生态危机的实质性阶段，才有可能谈论中国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迟到的发展导致转向时机的迟到。这个时间差使我们有机会品尝一次超越西方繁荣的胜利佳酿。但品尝后的微醺甚或酩酊可能带来幻觉，使我们的城市发展失去转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机。大都市轴心化带来的兴奋甚至狂喜该结束了。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到，罗马大都会文明制造的幻觉刺激着人们像瘾君子一样坚持“演出必须继续进行”，而清醒的人们则应当知道，演出该结束的时候就得结束。必须避免大都市轴心化的发展最终成为生态之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