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

陈汝东

现代意义上的“话语”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主要以“话语分析”为基本学科形态，20世纪70年代末期传入我国。近年来，话语研究进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目前已成为一个横跨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术语。经过21世纪最初几年的蓬勃发展，我国的话语学研究如今呈现出新的态势。2006年有学者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学体系”, 2008年后，我国的话语研究范式，逐渐由语言层面扩展到文化等诸多领域，呈现出“从话语内部走向话语秩序、话语文化和话语文明，从个体或群体话语走向国家话语，从国内话语走向国际话语”的趋势；逐渐由微观的学术层面向“中国媒体的语用策略、成因”拓展，由新闻宣传层面上升到执政党的政治理论和思想路线层面，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术语。近年来，“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的话语学体系”、“国家话语能力”等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并正在上升到一种国家战略。

一 国家话语体系研究的新进展

2012年6月，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表明，建设国家话语体系，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已成为一种国家战略。

近年来，针对我国的“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的研究，涉及以下诸多方面：（1）提出建构国际传播大格局，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推进我国主流媒体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等的国际化；（2）建构全球采编网络，实现制播的全球化、本土化，打造国际一流媒体;（3）提高民众国际素养，加强公共外交传播;（4）加强国际媒体队伍建设，促进队伍建设的本土化，改革运营体制，建立海外制播中心以及内容生产和话语方式上的大众化、国际化、口语化;（5）推行“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丰富、多彩、变化的中国”;（6）“重点提升传播理念、内容、质量、人员素质、管理水平等软件建设”，转变传播理念，“以国外受众为主”，说“真话、实话、软话”, “讲故事”……上述研究从全球传播体系、媒体格局、传播制度和体制、传播队伍、受众群体、传播观念以及传播内容、方式和方法等方面，对我国的国家话语体系建设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此外，近年来的研究也剖析了我国话语体系、国际传播能力建构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以我为主，自说自话，内外不分”、“‘重数量、轻质量’，过分追求规模扩张，盲目铺摊子、增人员、上设备……”、“对外传播内容不够丰富，有效节目供给不足，整体质量不高，精品力作不多，有国际影响的品牌稀缺”; “新闻报道上存在着偏慢、偏弱、较浅的问题”，等等。

由是观之，我国目前的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国家传播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研究，呈现出以下态势：（1）由语言学领域向政治、传媒领域拓展。比如近年来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等就先后对此作了阐述，提出“积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进一步提高国内国际传播能力”。“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 “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先进文化传播能力”。（2）向学术话语领域，特别是向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领域拓展。比如雒树刚等就指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应把握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要处理好学术话语、政治话语、群众话语的关系。（3）向国际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发展。2011年，中央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发展现代传播体系”,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国际一流媒体，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也有学者提出了全球传播能力建构的模型：“培养全球思维方式，展现自我，描绘文化以及校准交际。”（4）逐渐重视国家话语能力、国家修辞能力研究。比如，有学者指出，要“增强我国信息发布在海外的公信力。……要先声夺人，掌握话语主动权；促进多元主体表达，开展公共外交，放大民间声音，提高国家修辞能力”。也有学者认为，应提高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的提高是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保障。有学者主张应“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不但要“提升国民修辞素养、国民修辞能力特别是国民在国家公共政策建构中的修辞素质和修辞能力”，而且应提高“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特别是国家媒体的国家修辞能力”。

当然，我国的国家话语体系和国家话语能力、国际传播能力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1）未能建立起一套系统完整的当代中国话语学理论，未能阐明当代中国话语的基本性质和规律。（2）政治、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国家话语体系”研究多是“喻化式”的，还停留在“国家话语体系”等概念的阐释层面，缺少实质性的“话语”层面的研究，谈不上一贯性、系统性。（3）简单的政治口号式的重复研究多，有许多是对领导讲话、政策文件的应景解析，缺乏语言学、话语学等具有学理性的真正学术研究，政治性界定多于学术性阐发。（4）缺乏对国家话语能力特别是国家修辞能力的深入系统研究。

二 国家话语体系建构是一种国家战略

在我国，“国家话语体系”是一个新概念、新范畴。国外有些人研究总统话语、国家话语、民族主义话语以及国家话语与国家身份认同等，但他们很少有人研究其国家话语体系。“国家话语体系”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创新范畴，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理论新范畴，具有国家战略属性。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家话语体系呢？对此，尚没有权威的阐释，也没有形成一致的共识。2001年前后，有人相继提到了“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等词语，并进行了零星的探索。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对“国家话语体系”的全面系统阐释。因此，廓清国家话语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十分必要。

我们曾经提出，“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而国家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

“中国的国家话语体系”是中国国家意志和国家价值在当代的重新表达，是中华文化和文明在全球语境下的话语表达系统，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实践和表达形式。国家话语体系，既包括国内话语体系，也包括国际话语体系；既包括古代的话语体系，也包括现代和当代的话语体系。微观上，它由国家话语主体、语境、媒体、信息、方式、方法以及风格等因素构成。一切可以作为信息的媒介符号，都是国家话语体系的载体。宏观上，则包括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文明等诸多方面，是我国政党、政府、媒体和国民构成的综合实力的集中表达系统。

那么，为什么要建构国家话语体系呢？为什么说它具有国家战略属性？这是由学术研究和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中国需要在经济崛起之后，拓展国际话语空间，需要输出国家价值，需要在全球树立一面国家文化旗帜；而世界也期待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的国家思想理论，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

从国内看，当前我国所走的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也不同于革命初期、新中国成立后的路线，而是一种新的道路，是一种蕴含了苦难、凌辱、蹂躏、摸索、探求、发展和繁荣之路，是一种汇聚了历史、现代和未来的创新之路。它被赋予了许许多多的称谓，既有的思想理论难以为当下的现实提供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阐释，它们都很容易使中国的发展成就落入既有的窠臼，难以消除与国际社会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隔膜。

因此，中国需要建构一种既具有历史继承性，又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中国理论，为我国的现实提供一种内外通融的阐释，以统帅国家的发展现实和未来期望，消除思想文化、社会价值、国家意志等领域产生的困惑、迷乱、矛盾甚至愤怒。这不仅是一种政党、政府的上层建筑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国民需要，中国的民众同样需要一块融汇了历史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的精神栖息地。这个目标并非只是一种学术思维，而是一种政治文化思维，是一种具有国家战略属性的政治理论思维，是一种文化和文明思维。

从国际上看，中国从经济上赢得的话语权、话语角色，迫切需要通过国家政治、文化价值加以凝聚和巩固。在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中国需要进行系统的表达，需要与世界进行对话。因此，中国需要新的范畴系统和理论系统，需要获得国际认同，需要消解既往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这就形成了一种国际期待。世界显然在期待中国拿出一套既能进行自我阐释，又能进行他释，进行全球对话的范畴体系。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受制于以往的概念藩篱，更无须借用其他文明的旧瓶来装中国的新酒。如此，中国的表达范式就需要既具有民族性、国家性，同时也要具有国际性、普世性。这种话语体系，不是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它是中国的，是中国发明的，但又是世界的。

因此，既然无论是现有的西方理论，还是东方理论，都难以阐释当下中国的现实，中国就迫切需要为自己找到一种说法，一种阐释，需要建构一种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所以，研究全球语境中的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就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也有国家战略意义。它有助于增强国家传播能力，提高国家话语能力，应上升为国家行为和国家战略。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强化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特别是全球治理能力，因为国家话语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在话语层面上的集中表现，是我国全球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它能为中华文明特别是当代文明的全球传播提供一个范畴系统，为我国国际传播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建立一个框架，为我国国际媒体体系乃至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个明晰的路线图。此外，从微观上看，国家话语体系研究也有助于我国全球传播格局系统工程的建设，它能为我国全球传播语境、传播体制、传播队伍、传播观念等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有助于国家话语主体国家意识、国家话语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其国家修辞能力的提高。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研究，摆脱了话语分析范式，从纯语言学范畴拓展到政治、传媒、外交以及文化和文明层面，上升为国家行为，为国家传播和国家发展提供一种系统的整体方略。这是学术和国家发展的融合，它同时也为话语学等的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三 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的途径和战略

怎样来建构国家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这应区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要建构一套中国理论，这种理论是国家的，其中有政党理论、政府理论，也应有民间理论。但是，它们都是从国家角度、国家层面进行的建构，而不应成为以个人或某些集团为核心的某种政治思想或政治理论，它不是也不应成为政治说教，不能成为一种政党教条。它应融汇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文明成就，包括历史的、现代的和当下的，应成为中华文明的集中概括。它体现的既是国家意志和国家价值，同时也应是国民意志和国民价值。

在实践层面，要建构中国国家话语的传播体系，提高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话语主体及其国家话语能力，是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话语主体，包括国家领导人、国家媒体、政府官员以及国民等。国家话语能力，是全球语境下各种国家话语主体建构和理解国家话语、扮演国家话语角色、表达国家意志、传播国家文化与文明的实力。它应包括全球传媒体系、传播队伍、受众培养、语境塑造以及信息生产等诸多方面。那么，如何来提高全球语境下的国家话语能力呢？我们认为，应重视采取以下战略和措施。

1．全球汉语语境建构战略

应加强全球传播环境建设，塑造全球汉语环境，培养中国文化受众环境，重视国际受众信息需求，充分考虑国际受众的民族文化心理需要，建设兼顾世界文化、传播目的国的本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市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显然，在国家话语体系建构中，增强汉语语言环境自信，是实践上述三个“自信”的重要表现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十分重视国际汉语环境建设，汉语国际教育的规模空前壮大。2004年以来，我国先后在国外的数百所大学建立了旨在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据统计，目前已建立孔子学院440所、孔子课堂646个，总数超过1000个，覆盖了五大洲的120个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的国际汉语教育成为长远的国家战略。”这将大大改善我国的全球汉语传播环境，当然，这个战略还应继续加强。语言空间的拓展，就是文化空间的延伸。

2．话语主体培养战略

应打造全球传播的国家主力军，实行外来主体与本土主体的结合，媒介体系的内外融汇、队伍建设上的内外融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培育公共传播队伍，使本国民众、国际民众成为中国国家传播的话语主体。其中，民间话语主体的培养是关键，使中国民众、其他国家的民众成为中国故事积极主动的叙事主体，这不仅是具有建构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战略意义，同样具有稳定中国国内话语体系的重要作用。“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来自心相知，心相知源自文相通。”培养民间话语主体，实现国家故事的民间化，无疑是提高话语可接受性和话语效率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推进外交，实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方略。民间话语是扭转国际政治航向的方向盘。

3．话语生产战略

要转变话语生产观念，改善传播方式和方法，以信息服务为导向，以各国受众的心理为基础，以各国受众的信息需求为目标，进行话语信息生产和销售。如此，才能提高我国国家传播的话语质量，才能满足受众信息需求，实现信息生产与信息消费的双赢。近年来，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伦理、社会道德和公民道德三个层面，整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智慧，融汇了华夏文明和人类文明，这在宏观上规定了我国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当然，这些还不够，仍需进一步完善。我们认为，在国家话语信息的生产中，还应重点突出中华文明的智慧，特别是古典智慧与现代智慧。近来，我国政治领域中所倡导的“中国梦”、经济与国际合作领域中提出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等话语要素，已呈现出中外融通的特点。

4．媒体体系建构战略

要树立全球传播战略意识，完善我国的全球话语体系，加强全球媒体体系建设，整合现有媒体资源，改革运营体制，实现土洋合作、土洋融合、媒介融合、新老媒介融合，提高国际信誉，打造全球一流媒体，提高我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当前，我国的话语体系领域存在四大冲突：国内话语体系与全球话语体系的冲突、传统话语体系与现代话语体系的冲突、传统媒体话语体系与数字媒体话语体系的冲突、政府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的冲突。这四种冲突也是国家话语体系建构中面临的四种严峻挑战。要解决好这四种冲突，必须实现国家意志和利益与民间意志和民间利益上的统一，实现政府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国家价值与国际价值、国内传播模式与国际传播模式的统一，把民间话语体系、传统话语体系、新媒介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转化为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积极因素。

以上论述表明，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应上升到国家安全和战略高度加以对待。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应从中华文明或者说东方文明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角度加以重新审视。首先，应扭转东方文明的发展方向，变向西看为东方守望。毫无疑问，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东西方文明的交集较少，东西方文明各自遵循自己的逻辑发展。15世纪中期开始，东方文明向西方延伸，西方文明向东方扩展，进而产生碰撞。结果导致东方文明的被践踏、掠夺和蹂躏，致使东方文明开始向西转向，似乎东方文明是落后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恰恰不是因为东方文明落后，而是因为东方文明的先进和辉煌。不要忘了，殖民主义者是背着东方文明的古典智慧来东方抢掠的。东方和谐宁静的田园文明境界，恰恰是西方的所谓先进科技文明所无法企及的。因此，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应首先重新审视自身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恢复文明自信心，重新确立自己的民族之魂。

其次，充分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在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经历了体力角逐时代、金属武器和火药武器争锋时代，到20世纪中叶逐渐迈入电子武器、原子武器时代，国家实力的大小主要体现在核打击能力上，武力决定一切。但是，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文明的进步，国家实力的竞争，逐渐进入科技、经济和文化竞争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也逐渐转变了其扩张和殖民方式，逐渐由原始的地理空间殖民，转向经济、技术、文化、媒介空间的殖民。在当今世界，单纯依靠武力征服他国、掌控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武力依然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而通过虚拟资本实现经济繁荣的时代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和危机。通过科学技术和文化实力，特别是国家价值、国家文化与文明，占领全球制高点的时代已经来临。虚拟媒介空间将成为国家话语权角逐的主战场。

因此，加强国家文化建设，完善国际传播体系，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尤其是国家话语能力，已成为我国整体国力提高的重要举措和关键途径之一。中国的国家实力、国家文化与文明、国家话语权乃至国家形象，都离不开国家话语能力，离不开国家传播。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还是外交、文化，最终都需要国家话语能力的支撑，都需要通过中国的国家话语体系来实现。国家文化和文明的建构和输出，媒介话语空间文明将成为人类文明争锋的主要舞台。实现科技支撑下的古典田园文明的现代复兴，无疑是我国未来文明的重新选择。

国家话语不仅是一种信息形态，也不仅是一个国家内外方针政策的集合形态，它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的重要载体。国家话语能力，既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重要反映形式，也是一个国家的政党、政府执政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其处理国内外事务、进行全球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国家软实力、国家整体风貌的集中展现方式。国家话语能力，既是政党、政府的，同时也是媒体和国民的。

综上所述，国家话语体系是我国文化和文明的重要表达系统，是中国国家意志在当代的重新表达，是中华文明在全球语境下的话语呈现。建构中国的国家话语体系是建构、完善和传播中国理论的重要方略。提高国家话语能力，也是进行国家价值输出的重要途径。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应该且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治理体系战略。国家话语体系研究，为新闻传播学、话语学等开辟了新的学科发展空间。大力加强国家话语学研究，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话语学学者责无旁贷的迫切任务。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的策略和方法，不仅对提高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提高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效率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提高我国的国家软实力，提高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