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

张康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这一点已经没有人会表示怀疑。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与其相称的？可能是难以做出乐观估计的。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得益于社会治理实践者的智慧，而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成了方针政策，但是，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也可以为世界学习和借鉴的社会科学体系并没有出现，或者说，没有建立起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有多少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国家的方针政策，也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我们当前必须认识到，是不应长期地把中国的社会治理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寄托于实践者的智慧之上的，因为那是非常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迫切需要把实践者的智慧转化为社会科学理论，形成理论体系甚至话语体系。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乐观地看待国家的发展前景。客观地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这种要求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轻视了中国经验，或者说，过多地把科学研究看作是从西方理论和思想出发进行逻辑演绎的工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着强烈的希望得到西方认同的要求。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恰好发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超出了工业社会科学体系的观察视界和理解能力。可以说，许多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不仅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同样是全新的。在走向未来那片未知的水域时，每一个国家、地区都应在同一个起点上开始新征程的探索。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就会走向创新之路，就会致力于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每一个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切。

一 实践催生了建立中国话语的要求

在中国，有着两个方面的丰厚学术资源：首先是中国的传统，其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无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社会治理实践方面，中国传统中都有着许多可以进行总结的经验。事实上，来自中国传统的知识和思想能够构成一个不同于西方近代的话语体系。如果我们在现代视角中把中国传统制作成一个话语体系并且基于这个话语进行思考的话，是可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学术成果的。但是，从中国传统出发去开展社会科学研究还是一个低层次的要求，它只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提供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思想中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还应认识到中国所拥有的另一种学术资源，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它们是一些活的素材，是在解决当下现实问题中形成的，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生命力的。其实，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更应从这里出发，特别应当看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西方国家的诸多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既需要补工业化的课，又同时遭遇了与西方国家同样的全球化、后工业化压力，因而，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其实是把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

从人类发展史上看，从世界范围看，只有中国同时承担起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项课题并且在此过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这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建设成就中，肯定包含着极其可贵的经验，而且它是独特的。正是这些，需要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去加以总结和分析，并从这些经验出发去进行理论和学术创新。也就是说，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来看，不会有人怀疑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中没有相应的理论、思想和学术成果相伴呢？在这个方面缺失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呢？显然，我们时代中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不应在这个时代缺位，即便我们缺乏创新能力，也应踏踏实实地总结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从中找到一些可以传诸后世的经验。其实，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创新的时代，是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把我们引进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具有全新的性质，即便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都面临着需要加以重建的要求，特别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受到危机事件频发等问题的困扰时，我们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和理论创新去为我们描绘走向未来的道路。这是中国学者应当承担起来的使命，也是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将是一项无比伟大的科学事业。

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理论研究离开了现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即使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理论探索的成果的时候，也需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需要让学习和借鉴从属于解决中国现实的目的，而且是应朝着积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向的。当然，这是一个底线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在既有的西方语境中展开的，使用的是西方话语，运用的是西方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工业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概念和范畴。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社会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启动了工业化进程的，在我们承担起繁重的工业化任务时，又需要与世界一道承担起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课题。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社会发展中同时承担起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任务，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少见到的，因而，不仅对实践者的智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也是一项挑战。至少，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既需要在西方话语之中又必须跳出这个话语体系，以科学的态度去面对中国社会所承担的两项任务。就中国社会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中而言，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对从西方学习和借鉴而来的知识、经验等进行本土化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实践的需要。但是，中国社会如果不同时承担起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课题，就会永远处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行程中。同样，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仅仅满足于对从西方国家学习和借鉴而来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加工改造的话，也就永远不可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即便是在学习和借鉴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特殊性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我们知道，在近代社会的开端，尽管工业化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地域分隔，而在民族国家兴起后，依然是把世界分割为不同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黑格尔说的：“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些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语言的不同其实也是思维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妨碍那些最优秀的因素交流的原因。尽管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已经形成了全球统一的语言，但是，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人们之间的交流受到了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的隔离，误读和误解是时常发生的事情。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我们也常常阅读外文著作，而且也有大量的著作被翻译过来。不用去问这些翻译过来的著作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就是在我们直接阅读外文著作的时候，也会发现，在每一次阅读之间都会发现巨大的差异，即使那些我们认为已经理解了的东西，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原意的真实理解？显然是非常可疑的。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相信，一个国家要想从另一个国家那里学习那些最优秀的东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比如，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和生活方式，在那些原创的国家里，对于组织和完善社会生活来说已经被证明是一种优良的方式，但是，到了那些学习和模仿的国度，它不仅不是组织和完善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反而经常性地演变成具有破坏性的闹剧，尽管这些国家会以为自己完全理解和学得了那些民主原创国家的“真经”。更何况我们现在同时面对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这样一个历史性社会转型的任务，西方国家既有的理论及其社会设置都不包含这一因素，耽于学习和借鉴的话，实际上是拒绝针对全球化、后工业化新课题的探索和创新。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经历了从自觉到自主的发展历程。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科学自觉主要表现在学习和借鉴方面，它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就达到了可以自信地去与发达国家学者对话的水平。近些年来，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话题经常被人们提起，就此作为一个话题而言，说明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开始从自觉的过程转向自主的轨道，意味着即将开启学术创新的进程。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不谈，我们经常说科学无国界，如果社会科学也能归入到科学范畴中去的话，我们的研究应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比如，能够转化为先进武器的相关研究如果提供给恐怖主义者，那是一种什么情况？为什么国际社会有着核不扩散条约？这本身就说明科学研究的成果应当由谁来掌握是一个问题。鉴于此，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应当优先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应当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其实，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有所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应专注于具体的问题，是因为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达到了较为深入的地步，取得了科学成果，才能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的地域性色彩更加明显一些，这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首先表现出本土关怀。但是，仅有本土关怀还是不够的，如果囿于西方话语去观察中国现实，是不可能取得合乎中国实际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更不用说去作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构实践了。

事实上，在西方的社会科学话语中，存在着诸多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疑的因素，特别是作为社会科学通则的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不仅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科学原理，反而是有害的。我们认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被空前地捆绑在了一起，社会科学研究所要提供的应当是关于人的共生共在的方案，而个人主义的原则以及人是自私自利的看法都妨碍了社会科学研究者去探索人的共生共在的可能性。当然，在近代社会早期，面对神的高尚而承认人的自私自利本性是需要有勇气的，但是，这一假设却被制作成了普遍性的原理，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所遵从，并成功地物化为现实的制度、规则、规范等几乎全部社会设置。如果人是自私自利的这一假设是在近代早期关于人性的认识尚不充分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更多地带有批判神性、否定神性的“赌气”的色彩；那么，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社会发展的行程却陷入了从这一假设出发的路径依赖，而且，在早期的观念得到不断强化的时候，也对人加以型塑了，从而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自私的一面，以至于社会学研究的新发现也无助于使之改变。结果，社会的发展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人的自私自利把社会引向某个不可操控的局面的临界点。如果说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还不至于达到失控的地步，而且也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方法和手段去解决诸如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问题，并重新把社会的运行拉入正常的轨道上来，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基于近代早期人性假设而做出的全部设置都正在显现出去功能化的迹象。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学者们是那样地倾注热情去鼓吹那些直接根源于西方近代早期的粗浅理论，而且，由于他们的努力而型塑了这个社会和型塑了这个社会中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却又为腐败、食品安全、诚信缺失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而义愤填膺。他们在理论上的全部追求，他们对某种西方理论的浅薄搬弄，在一段不算怎么长的时间里就已经自尝其果，可是，他们却意识不到这一点，反而变本加厉地指向社会基本制度等方面。如果再一次取得了成功的话，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将会在不久的将来等待着我们？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些小规模的社会治理合法性危机、金融危机、股市灾变等，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走在基于人的自私自利的假设开拓出来的道路上，就可能会面对一个极其不确定的未来。就中国社会尚未获得西方国家那样的抵御或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来看，对西方话语的依赖可能是致命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自觉地建立中国话语显得尤其迫切。

二 建立中国话语的历史机遇

我们之所以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分成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基本阶段，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方便我们去抓住其演变的基本规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不放过历史车轮碾过的每一处辙痕，我们就会失去对历史本质的理解。即使我们不去谈论所谓历史本质的问题，而是只在工具的意义上去看待这一社会科学研究框架，也同样可以看到托夫勒所说的我们所使用的这一分析框架的有用性。托夫勒说：“显而易见，农业文明是由十分不同的文化所组成，工业化的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它许多成功的阶段。有人无疑可以把过去和未来劈成十二段，或者三十八段，一百五十七段。但是，把历史这样再细分成许多片段，我们将失去考察它主要部分的可能，要研究那么多的课题，或者需要整整一个图书馆，来代替单独出版的一本书。因此，作一些比较简单的区分，即使是粗糙一些，也是很有用处的。”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划分可以使我们实现对时代的历史定位，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要承担的是探索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

在人类历史上，工业社会是最为辉煌的历史阶段，人类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令人无比陶醉，而所有值得赞美的成就又都应归功于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设计方案。然而，近一个时期，学者们却发现了诸多足以否定启蒙思想的社会现实。以经济领域为例，“最近几十年，一些由于缺乏关键信息而无法完全契约化的经济活动大量增加，于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和策略行为被推到了前台。”经济活动如此，其他社会活动就更不用说了，随着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增长，契约作为人的关系的中介，作为规范人们社会活动的设置，呈现出功能弱化的趋势，大量的社会活动已经无法在人们的契约关系中来加以理解，也无法通过契约去加以规范。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随着传统、习俗、习惯、道德等对人的活动的规范功能的削弱，契约填补了这个空场。尽管在社会的意义上依然存在着非契约化的领域，也有着大量未被纳入到契约规范中的社会活动，而在经济领域和几乎所有经济活动中，都充分地实现了契约化。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是可以称为契约化的社会的，其实，法治就是依契约而行。现在，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契约在经济活动中所呈现出的规范功能弱化的趋势无疑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如果说在工业社会已经充分契约化的经济领域中都出现了许多无法契约化的经济活动，那么，在其他的社会领域中，特别是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还能依据契约而行吗？当然，对于那些承担着繁重的工业化补课任务的国家来说，建立健全法治会显得更为迫切，但是，如果看不到后工业进程中已经呈现出来的非契约化趋势的话，法治建设就会失去战略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缺乏战略规划的行动。

显然，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会不断地攀升，实际上，我们已经面对着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它使既有的社会治理方式显得呆板、僵化。“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是由无法转换为理性经济人模型的行为造成的，这样，基于理性经济人模型的政策往往是不准确的，甚至充满误导。这其中，包括了对公共资源的管理、社会资本的本质及其价值、犯罪、吸毒、歧视、风险行为、福利状况，等等。”既然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那么，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所有关心社会治理问题的学者们如果依然抱着契约不放的话，岂不显得迂腐了。对于这一现象，福克斯和米勒的意见可以说一语中的：“理论前提制约着理解事物的方式。例如，如果没有类似 ‘因果决定论’和 ‘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这样的假设，命令—控制型的官僚制将是无稽之谈。这些基础的假设和前提决定着我们的理解、基于理解产生的诉求以及由此而设想的行为的可能性。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公共行为的理论研究领域带有偏见的基础假设导致了当前还在继续的认知危机。”正是既有的理论妨碍了我们对新的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把握，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浪潮中产生了诸多小处有效而大处失灵的方案，把人类加速引入了风险社会。

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去看，我们可以断言，社会并不是一个交易场所，尽管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成功地将社会中的一大部分改造成了交易场所，让契约于其中发挥支柱作用，为了保证契约这根支柱屹立不倒甚至不发生动摇，又把人形塑为理性经济人。随着契约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扩张，理性经济人也侵入了政治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从而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合理性提供了充分证明。然而，契约以及作为契约得以成立的理性经济人从来也未完全征服整个社会，以至于那些不可契约化的社会活动在不利于它生存的环境下顽强地延续着生命。到了工业社会后期，这种生命苏醒了和开始复活了，并以强劲的势头伸展和蔓延，以至于渗透进了契约王国的核心地带——经济领域。首先是一些经济活动的非完全契约化，或者，即使为交易活动的展开而订立契约，也未打算或无法完全执行；接着，非契约化的经济活动大量增加，以至于许多交易活动更乐意于打着“非营利”的旗号进行。所有这些，都向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一旦积聚起足够的能量，就会发起一场总攻。所以，非契约化的社会治理模式设计已经势在必行。在此条件下，对契约精神的信仰和践行，如果不是出于一种临时性的策略考虑，就无异于在人类通向未来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物。这就是全球化、后工业化引发的社会变化，西方国家的学者们感知到了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也应正视这些变化，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探索，并表达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福克斯和米勒在评价政治学研究的状况时指出：“政治学，在我们中一些人的生命里，曾一度是一个学科，研究的是单一的公共世界。它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那里有坚固的（现在看起来是神秘的）认识论基础。它有一套方法论叫行为主义，是被那个基础证明为有道理的。”也许是因为政治学这门学科的稳定性决定了它的研究论题以及所涉猎的政治现实“不论其特殊性是什么或会发展成什么，都有共同标志的著作、概念，享有盛名的作者被适当神圣化，成为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主席。能被每个人读到的合法杂志为数极少，而在这些合法杂志上发表文章是走向民族认知、名望和任期的通行证。这对于政治学而言似乎是高级现代主义的时刻，它如同美国世纪一样已持续了大约25年。”然而，在福克斯和米勒看来，“有关美国政体的良好假设向它提出了一个不可信的、典型的疑问。”“政治学现在不再是前面所描写的那个意义上的学科。它的 ‘现实性’削弱了，因为它的基础遭到怀疑，方法论遭到挑战，它的认识变得有疑问，而这一疑问是由于各种事件（如：越南、水门、暗杀、选举人、冷漠）和由事件发展的强有力的批评所引发的。”到了20世纪后期，政治学的考察对象变得不再稳定，一切与美国政治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原则都受到了质疑，以至于奥巴马完全凭着空洞无物的change这样一个口号而赢得选举。它说明，选民是何等渴求打破既有的一切和希望变革。在面向未来的变革中，人类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建构起来的社会设置愈是健全，变革的难度就会越大，科学研究中的创新亦如此。这说明，面对这样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运动，中国学者在一切回应全球化、后工业化挑战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不仅没有劣势，反而处在优势地位上。所以，中国学者一旦获得了社会科学自主性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科学研究的新动态，就能够建立起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

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中，也许福克斯和米勒的这样一个意见是有启发意义的：“一个有充足生命力的规范理论应该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它应该有一个认识论或本体论的立场，以思考后现代思想家据以反对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元叙事和物化的正典，并被我们当作摧毁性的批评武器加以接受的东西。第二，它必须具有建设性，必须是正面的；我们期望它有助于引导，而不是阻碍引导。第三，尽管要超越既定的模式，但一种规范理论还是应该建立在已存在的可能性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既定的实践中梳理出正面的或者说有解放意义的潜力，通过在规范理论中对它们进行评价来确认它们的有效性——我们要在有关目前的粗糙的现实主义与渐渐促成它的非乌托邦的前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然，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还不是如何检验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建构理论的问题，从实践出发，从现实的要求出发，则是一个必须坚守的社会科学研究原则。我们今天遇到了最大现实就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它施加于我们巨大的生存压力，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生活、行为方式及其观念，必须把人的共生共在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同时，又以无限的可能性而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只要我们摆脱了既有的话语束缚，就可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自由无碍地开展自主创新。

当然，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对象上就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研究是出于认识、了解的需要；而另一种研究则是出于探索的需要。比如，在西方学者们对各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往往满足于认识和了解，我们可以把美国人的所谓汉学研究比喻为一种文物赏玩性质的活动，如果中国人在其中解读出传播中国文化，那肯定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解。而中国学者去研究中国文化，其动机就完全不同了，与任何一位哪怕最不济的中国学者相比，最伟大的西方汉学家在中国文化的研究动机上都乏善可陈，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能是有价值的。当然，如果考虑到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意义的话，那么，西方汉学家的研究也只是为了寻找与中国人沟通、对话的途径，而绝不是出于帮助中国人延续香火或发展其文化精要的动机。所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需要由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去探索解决方案，尽管在出版市场上可以看到西方汉学家们的作品得到热捧，但是，如果我们想从中去发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话，只能说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做法。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对两个方面的课题做出区分：其一，是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方面的课题，在这方面，西方既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是应当加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需要加以甄别并发现那些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因素；其二，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推展出来的新课题，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是与西方学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都必须通过探索和创新去承担起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然而，这两个方面又是如此紧密和如此复杂地夹缠在一起，从而要求中国的研究必须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不过，也许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恰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话语的可行路径。

一般而言，对既有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需要考虑各个学派关于这一社会现象的各种观点，需要对各个学派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和理论视角进行审查，然后去确立自己的学术立场。然而，当我们的研究工作所关注的是一项前人尚未研究过的全新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上述研究路径就是不适用的。面对生成中的新的社会现象，需要研究者拥有开放性的想象力，需要展开积极活跃的想象，并尽可能对想象做出充分的描述。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走的是一条把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个项课题同时承担的道路，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科学研究没有理由在任何既成的理论中进行，而是需要通过全新的理论建构和话语建构去认识和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走向未来的行程，是需要社会科学的自主创新去加以探索的。假如中国在走向未来的行程中遭遇了什么难以渡过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满足于简单地搬用西方理论而没有尽到自主创新的责任，更不用说建立起属于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了。

三 面向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建构

当马克思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去分析人的社会关系时，从中发现了生产关系的基础性地位，这对于理解工业社会而言，的确是最为重要的切入点，因为，从生产关系入手是可以形成对人的社会关系、人的行为动因、社会的总体状况以及运行规律的科学把握。所以，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唯物史观。然而，在人类社会走出工业社会而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工作就需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给予我们的这一科学研究出发点，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它。可以预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产关系都依然会是人的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关系，但它的基础性地位在人的社会关系总体中也正在发生量的变化，人的其他社会关系对生产关系的依赖度，或者说人的其他社会关系受到生产关系决定的状况，都在发生改变。比如，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危机事件面前，人们需要首先构建的是人们的合作关系。如果说在生产关系中，作为合作低级形态的协作关系只是生产关系中的一个方面的内容，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协作关系正在被真正的合作关系所取代，而且合作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关系中的最为基础性的关系。

当合作关系被突出到了一个显著位置时，即使生产关系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也会被要求赋予新的性质，从而让生产关系也在形式上甚至性质上具有合作关系的特征和内容，甚至可以设想生产关系也已经转化成了合作关系。在这里，也许不是生产关系自身转化成了合作关系，而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普遍性合作要求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就是说，全球化、后工业化将会促使人的社会关系结构发生变化，一些原先受到忽视甚至受到压抑的社会关系将会在人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显性化，从而转化为主要的或基本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人以及物的流动性引发的新型社会关系更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随着符号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张，我们看到生产已经具有了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那种生产方式，因为信息的传播已经成了符号生产的重要途径。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灵活运用，就是从实际出发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科学态度。进而言之，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去正确地把握人的社会关系的基本状况，从而科学地规划共同行动的方案。

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但是，作为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即便是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路程，还只能说尚处于起始阶段，所以，它的消极方面会显得更加突出人们感受将更为强烈。当前，全球化展现出了诸多消极的方面，比如，冒险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特别是这些资本与民族国家中的权力阶层的公开的或隐蔽的联姻，扩大了贫富之间的鸿沟，在全球的范围把人们朝着两极的方向拉扯。而且，一些地区性的风险也被迅速地传播到全球，使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宁。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可能阻碍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是整个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所积累起来的能量得以释放的基本途径，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工业社会在释放自己积累起来的能量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否定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趋势。面对全球化、后工业化，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正视它，并寻求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去抑制它的消极影响。根据鲍曼的看法，虽然全球化所预示的答案并不是“马上就能找到”，但是，“‘联结’成一个全球性的力量之网也许是可以采取的既有风险、也有前途的措施，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对于处在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中的那些边缘国家而言，是打破中心—边缘结构并终结依附关系的机遇。也就是说，全球化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它在冲击既有的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并将导致这一结构的解体，或者说，全球化把原先那些针对边缘国家封闭的发展道路打通了，从而使边缘国家不再需要在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中去寻求发展机遇。在此过程中，来自中心的力量必然会有着强烈的维护既有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愿望，我们也相信中心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有可能坚持独立自主的研究而不是效命于所在国的政治，但其科学生态和话语环境又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某些先入为主的观点。如果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的话，也就意味着只有边缘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才能够顺应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要求而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研究。

人类的认识史已经证明，科学是处在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研究永远不会止于某种既成的状态。比如，哈贝马斯在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之后，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用客观化的立场根本无法把握内在自然的主体性。面对社会和内在自然的规范立场描述的是一种道德—实践合理性的结构，有了这种结构，知识生产就可以采用系统化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形式。”与韦伯相比，哈贝马斯在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哈贝马斯在这里实际上区分出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认为内在自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或一种形式是有着自身的特殊性的，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在对内在自然的研究中，近代以来考察自然的客观性视角和方法都是不适用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声言：“我们怀疑能够用合理的方法去构造非客观化的自然，比如用自然哲学的认识形式，它们可以和现代自然科学形成竞争关系。”这说明科学研究必须拥有一种进步的观念，要随时准备超越前人的科学贡献。同样，我们接着哈贝马斯的关于内在自然的论述去作出更为深入的思考时，就会发现，我们关于人的完整性或对完整的人的思考将会把我们引向对人的三重存在——物理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的发现，这样一来，也就使哈贝马斯关于“内在自然主体性”的描述显得非常模糊了。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没有认识到完整的人是包含着物理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是由这三重存在所构成的，而是沿着寻找人的主体性的现实基础的思路区分出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所以，我们肯定哈贝马斯在人类认识史上做出了一项很大的贡献，但他的“内在自然”的表述显然又是非常笼统的。依据这种笼统的“内在自然”的表述，显然是无法在建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方面找到可操作性方案的，而在人的三重存在得以完整地解读后，探索建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的方案也许就呼之欲出了。从我们所举的这一例子来看，也能够说明，只要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现实出发，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科学创新是非常艰难的，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制约，而且制约科学创新的因素会形成一个复杂的机制，其中，既有的思维惯性发挥着极大的阻碍作用。比如，在合作治理的研究中，我们就发现这种阻碍创新的力量是以扭曲目标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知道，20世纪后期以来，关于合作的研究逐渐地成为理论探讨的热点，但是，人们在关注合作的问题时主要是在行为的意义来看合作的，所以，理论探讨更多地放在了什么原因引发合作的问题上了。在这方面的探讨中，人们往往举出人的动机、意图、知识以及人际间的信任等因素。显然，这些因素都对人们的合作行为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有了这些因素却也不意味着合作行为就一定会发生，更不意味着人们之间可以在这些因素的诱发下建立起合作关系。比如，知识这一因素自从人的经验能够得到记忆就开始存在，并影响着人的行为，或者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中，知识都是与人相伴的因素。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在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普遍性合作关系。就中国儒家的思想而言，其中显然包含着丰富的对于人们之间的合作有着启发意义的思想闪光，但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中国农业社会并没有呈现出合作行为普遍化的景象，更不用说建立起了普遍性的合作关系了。在工业社会的起点上，一些空想主义者也对合作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可是，在工业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人们却将这一思想完全抛弃了。20世纪后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的一波关注合作问题的理论研究热潮也并不意味着能够把我们导向合作的社会。事实上，就迄今为止的理论研究更多地把合作作为一种行为而不是社会关系来看待，是不可能在合作关系的建构方面发挥建设性的积极影响的。同样，人的能力和动机、意图也都不能单独引发合作行为，更不可能造就出合作关系。显然，对于全球化、后工业进程中的合作关系建构而言，人的能力、动机、意图以及知识等因素都是重要的，而且，就合作行为而言，会因为合作者的能力的提升而使合作变得合理和高效，会因为合作者的合作动机而使合作具有很高的有机性。但是，如果没有建立起合作关系的话，那么，合作行为就是一种偶发性的而不是稳定性的行为。至于合作关系的建构，则取决于社会结构、制度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拥有一种合作的目的性内涵，即体现出合作价值方面的内容，成为合作行为得以发生的必然性空间。再者，虽然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共同责任意识对于合作关系的确立和合作行动的开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所以，对合作关系和合作行为的考察还需要从客观的社会结构以及作为物化形态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出发。具体地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所指向的后工业社会将是一个合作的社会，这个社会所拥有的结构、制度和运行机制都是基于合作关系建构起来的，反过来，它们又会对合作关系的生成发挥着促进作用，使合作关系成为这个社会的普遍性的和基本的社会关系，进而引发了普遍性的合作行为。可是，从目前人们的讨论中看，学者们对如何建构合作关系的问题似乎都不愿意去触及，而是让所有的探讨都停留在对合作行为的分析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合作行为的分析可以在“因果”框架中进行，能够使决定论的逻辑顺畅地展开。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发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在对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思考中，我们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构想。可是，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却遇到这样的困难，那就是随着“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得到了权威部门的推荐而引发了一些跟风的学者盗用这一概念去追名逐利，而不是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现实需要出发去创造性地研究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问题。在近代西方话语霸权面前，这些跟风的学者不愿意看到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所包含着的解构话语霸权的性质，而是用这一概念去增强近代西方的话语霸权，强行地把服务型政府建设拉入旧的思想框架中，指认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中已经包含了服务型政府的完整设计方案。或者，从人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去思考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面对服务型政府研究的虚假热潮而给真正的科学探索制造的困难，也许昂格尔的一段话所指示的是另一条正确的研究路径，“最开始的一步是重建整个学说的设计，并要理解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除非绘出了体系的地图，否则我们会因未能体会它们的前提与含义而误解我们自己的观念。不仅如此，我们将会因接受不一致的观点（我们未能意识到这种不一致）而受到指责，或者因默认我们以为不可避免的悖论而受到谴责，而实际上它们只是我们无需依赖的前提假定之结果。”然而，从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学者们并不打算“重建整个学说”，而是强行地把服务型政府这一全新的概念拉入旧的理论解释框架之中，努力去证明服务型政府是根源于近代启蒙思想的政府形态。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政府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福利国家的设计方案在理论源头上都可以回溯到启蒙思想，但是，没有任何一位西方学者指认他们的政府是服务型政府，而中国学者却要到西方话语中去寻找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基础，只能说明智力依附已经超出了西方国家的预期。其实，关于服务型政府的研究恰恰是建立中国话语的良好契机，在这项研究工作中，只有那些敢于向近代思想传统挑战的人才能有所作为，而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现实出发则是理论创新的唯一法宝。现实是完整的，它能够给予致力于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学者以实现对传统思想整体批判的力量，也会增强这些学者理论创新的勇气。相反，“一个将单一理论事实上的各个不同方面视为许多各自完全不同的原则的人，将会被诱入歧途，幻想可以去除某一个而无需拒绝所有其他的，或者去接受某一个而无需与剩下的那些相符合。”理论是抽象的，所谓原则，也是在理论抽象中获得的。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如果打算从事理论创新的工作，就不能从既有的思想和理论出发，假如他把既有的理论作为思维活动的前提对待，势必会从理论中撷取某项具体的原则，并用这一原则排斥其他原则。这样的话，不用说他无法实现理论创新，即便是对既有的思想及其理论，也无法做到完整的把握。所以，服务型政府研究必须秉持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现实出发的态度，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够建立起中国话语，而且是有着全球视野和后工业社会指向的中国话语。

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终结工业社会和开启后工业社会门扉的运动，在此过程中，重建社会科学话语的行动受到排斥和压制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假意的追捧也会包藏着试图改变理论创新方向的动机。正如霍布斯的《利维坦》在1651年发表时遇到了那些对亚里士多德思想怀有感情的人的激烈反对一样，在今天，当我们基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现实而去进行理论创新时，也必将遭遇怀疑的眼光。所有这些，在人类历史的每一转型时期，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这是因为，历史转型过程中推展的新的要求即使被人们认识到了，也会面对着因为旧的理论束缚着人的头脑而凝结成的巨大怀疑创新、反对创新的力量。正如清朝遗民剪了辫子就不知如何是好一样，你让那些已经习惯于旧的理论及其思维方式的人去直面新的世界，他也感到极大的不适。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辫子剪了之后，人会觉得更加清爽，而那些宁愿掉头也不愿剪辫子的人，却成了粪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