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

陈曙光

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然而，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俨然一个行动的巨人、语言的矮子。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无语就要挨骂。挨打、挨饿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但随便一个二流国家、三流国家甚至不入流的国家都敢“呲必中国”也是事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理应包含中国话语的独立与自强。一个话语贫困的国家不可能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强国。

一 中国话语的本质内涵与特色

“话语之方式乃思维之方式，话语之构建乃精神之建构”。失语则失家，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等于失去精神家园，等于撤出道德高地，等于放弃文化主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建构，其实乃中国精神家园之建构，乃中国文化主权之收复。

中国话语，本质上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归根到底是现代性的中国版本。中国话语应切中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应符合当下中国人的生存体验，否则就有可能沦为虚假的话语。真实而有力量的中国话语，一要有问题支撑，“中国问题”构成了中国话语的生命线；二要有概念支撑，“中国关键词”是中国话语的核心构件；三要有价值支撑，中国话语内蕴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四要有范式支撑，中国话语拥有自身独特的分析框架；五要有学理支撑，“中国理论”构成中国话语的栖身之所。

建构中国话语，关键是处理好三对关系。

1．中国性与西方性

“中国性”不是对“西方性”的简单排斥，说到底，“中国性”和“西方性”本质上同属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不同版本。我们强调要对“西方性”进行祛魔，目的不是要全盘否定现代性本身，而是要以中国的方式重写现代性，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中国式的现代性一方面要能体现“现代性”的价值追求，比如高扬理性，追求真理，主体意识觉醒，崇尚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另一方面又能避免“现代性之殇”，比如精神家园迷失，个人主义膨胀，人类中心主义泛滥，资本逻辑僭越，本质主义肆虐以及理性绝对化、片面化、万能化等。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求以实现“现代性”为主题的发展道路。但中国从未简单进入西方现代性话语之中，成为西方的又一个“他者”，而是始终尝试保存且不断赋予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性”。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从来都是以“中国性”为核心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中国性”从来“没有被西方化的现代性挤入历史的暗角”,而是一直在与后者的不公平交锋中现实地存在着。今天，建构中国话语，关键就是进一步揭示“中国性”、彰显“中国性”、壮大“中国性”。

2．中国性与现代性

“中国性”与“现代性”绝非简单对立的关系，说到底，“中国性”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将“中国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试图抛弃“现代性”走向纯粹的“中国性”，这仍然具有“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痕迹。现代化是因，现代性是果。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不能选择的，走向“现代”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不二选择，这就意味着现代性是无法避开的。但相似的现代化可以写出不同的现代性。西方的“现代性之殇”警醒我们，要避免重蹈西方现代性的覆辙，走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之路，以中国的方式实现现代化，那种因现代性之误而否定一切现代性是因噎废食的做法。我们不能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走向反现代性，在批判理性独断的同时走向反理性，在批判理性片面化的同时走向排斥一切理性，在批判资本逻辑的同时走向取消资本，在批判本质主义肆虐的同时走向反本质，在批判中心主义的同时走向边缘地带，在批判确定性的同时走向怀疑论。

3．中国性与中华性

“中国性”绝非向古典的“中华性”的简单复归，说到底，“中国性”也就是现代的中国性，是21世纪的中国性。古典的“中华性”本质上属于前现代性，它构成“中国性”的历史语境和遗传基因，是“中国性”无法抹去的历史痕迹和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但古典的“中华性”与21世纪的“中国性”之间不能画等号，两者的差距甚至不会小于“中国性”与“西方性”之间的距离。依靠古典的“中华性”已经无法勾勒出当代中国的完整图像。因此，揭示“中国性”，绝对不是向古典“中华性”的回归，不是要走向以传统对抗现代、以落后诋毁进步、以民族拒斥世界、以特色贬损普遍的歧途，不是为了从现代退回到前现代之中。“中华性”无法选择，但可以超越。走向“现代的中国性”的过程，就是扬弃“中华性”的过程。建构中国话语，不能通过古典中国图像的当代复活来实现，而只能透过现代性的中国话语来重新塑造现代的中国图像。

二 中国话语的建构策略与思路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样的话语策略在过去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时过境迁，在今天恐怕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再也不能满足于扮演一个无声无息地巨人角色。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其他话语无法解释，拿出一套让人能够接受的说法是我们自己的义务，不是别人的责任。

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建构只有华山一条路——以我为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创建之路，其方向就是构建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中国道路唯有通过中国话语才能清晰地界定“我是谁”，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才能清晰地显现自身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1．谁在说话

“谁在说话”有时比“说什么”更重要。你的位置足够显要，大家才会看到你，才会关注你说什么、怎么说。中国话语的建构主体是“我”，即中国在说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如何阐释中国道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只有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读之所以充满了误读，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试图以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模式，将中国模式纳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

目前，国际话语场纷纷为中国代言的大致有以下几类人：一是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二是海外汉学家和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三是和中国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但对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世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其中，又以海外汉学界为主体，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印象”主要是由海外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建构起来的。然而，他们在解释中国的时候往往也是“想象的中国”、“碎片化的中国”，与中国的实际有很大的出入。因此，谁真正有资格代言中国，谁的声音可以代表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言说是否可信，他们所代言的中国是否具有真实性，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中国一发声，世界都会倾听，这不是天方夜谭，而应成为现实境遇。

2．如何说话

一是说中国话。伴随着西方话语的强势扩展，中国学术陷入了严重的失语状态。有些学科“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体系，没有自己的话语，每当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使用的全是别人的也就是西方的语汇和语法”。用西方话语阐述中国道路，其结果可想而知：说的越多，离真实的中国越远；说的越清晰，“中国图像”就会越模糊；说的越确定，“中国模式”就越是处于悬疑之中。有些学者操持一口纯正的西方话语，满嘴洋腔洋调，一旦离开了西方概念的中介，离开了西方学术范式的路径依赖，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哑巴。让中国学术说中国话，这是摆脱话语贫困，重建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

二是立足中国说话。中国话语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立足点是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构成中国话语最深刻的根基、最强大的支撑、最充足的根据。现在，西方一些学者谈论“中国道路”的诸多概念、话语本身是“非历史化的”，或者是“去历史化的”, “他们忘记了，这些概念和他们所捕捉的那些现实，本身就是历史建构的产物：正是他们运用这些概念所分析的那个历史，实际上发明了这些概念”,而不是相反。话语乃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概念”建构起来的。在话语建构中，存在着轻视实践迷恋逻辑的倾向，结果，这样的话语常常脱离了其产生的历史性实践，成为一种缺乏历史维度和历史特殊性的普遍性话语，这样的话语不过是无法落地的“空话”。

三是提升话语的能见度。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旁落，“话语缺席”即使不是首位的原因，也是重要的原因。话语权力是言说者对话语因素的合法占有，但是仅有话语因素还不足以形成实际的话语权力。自言自语无法形成话语权力；只有当话语因素被不同的主体使用时，才会生效。这意味着话语的使用范围越广，话语的能见度越高，话语权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话语的贫困状态，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元素、核心概念和原创性的理论，而在于中国话语的使用主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国内，中国话语未能充分地转变为大众话语；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中国话语被淹没在西方话语的洪流中，无声无息。强化中国话语的“在场”地位，提升中国话语的能见度，在国际话语场敢于发声、敢于亮剑，让世界学会聆听中国，让中国声音走向世界，这是治疗失语症的对症良方。

3．说什么话

“说什么话”的问题乃中国话语建构的关键问题。中国话语不是传统话语的当代复活，不是西方话语的中国翻版，中国话语应该有其独特的问题域，有其独特的话语内容。

中国话语是一个宏大的体系，其核心板块至少应该包括中国特色的经济话语、政治话语、价值观话语、文化话语、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话语、外交话语，贯穿其中的核心要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理论创造。中国学术在西方话语的夹缝中求生存，但是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自己的独特理论创造给人类奉献了诸多具有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学术话语，比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一国两制、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协商民主、中国梦，等等。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实践是在非常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中展开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完全异质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人类艰苦探索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发展理论的独创性贡献，这必将成为中国话语的核心内容。

4．为谁说话

中国话语的任何言说本质上都是“为人民说话”，这有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也不同于权力逻辑主导下的特权阶层话语。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奋力开创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中国话语作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只能说出人民的心声，只能为人民代言。中国道路不是西方模式的克隆，不是东亚模式的变种，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翻版，这决定了中国道路话语体系本质上有别于西方话语体系，有别于东亚话语体系，也有别于苏联的传统话语体系，也决定了中国道路话语体系无须以西方话语为中介，无须以西方话语作为判断是非好坏的标准。

“为人民说话”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辟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构成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即是人民的立场，中国话语应该坚守为人民代言，替百姓说话，始终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道路话语体系，在其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中国形态，而不是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形态，不是同质化的世界精神。马克思主义构成中国话语的核心价值，是中国话语区别于西方话语的根本标志。

5．如何对话

中西对话何以可能？有效的对话，最重要的就是从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出发，寻求若干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域”，以“问题域”为中介形成“话语场”，从不同的文化立场和角度展开对话。具体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曾经也是西方遭遇过的问题，如产业转型升级，消费社会、休闲社会的来临，市民社会的兴起，广告媒体的膨胀，民主诉求的提升，权力寻租与政治腐败，环境污染与生态保护，性别平等与妇女解放，等等，这些相互契合的问题正是构成中西对话的平台和话语场。

有了共同的“问题域”和“话语场”，是否就一定能形成有意义的对话呢？也不一定。还需要对话的各方保持谦卑的胸怀和平等的心态。中西之间的对话，没有一方能以强势压倒另一方或强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不少西方人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话不屑一顾。与之相反，许多民族曾长期饱受西方欺凌，对外来文化抱有排斥、反感、警惕的心态，常常以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态度来捍卫本土文化，拒绝一切对话，结果是食古不化、停滞不前。不管是秉持西方中心主义，还是秉持文化原教旨主义，对话都是没有办法展开的。

制定话语规则不难，寻找“问题域”和“话语场”更是容易，难在“心魔”难去。要祛除人们心里的“心魔”，远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正如意大利研究跨文化现象的学者尼兹教授所言，这是一种“苦修”。祛除心魔，必先改变心态，要像费孝通先生讲文化问题一样，既各美其美，又要美人之美。“各美其美不是溢美，而是真正知道自己的精华所在；美人之美，则是要知道对方的长处和贡献。这才有对话的可能性，否则只能是聋子对话，只说不听”。不管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文化原教旨主义，都只注重“自美其美”，完全不知道“互美其美”；而洋教条主义则只知道“美人之美”，而全然不知“互美其美”，更无视“自身之美”。

真正的对话不应该是居高临下的独白式对话，而应该是互动生成性对话。对话双方秉持公共的话语规则，围绕共同的“问题域”和“话语场”，平等地展开交流与对话，方能形成审慎的意见或结论。

三 中国话语的评判标准与尺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成功崛起，话语体系的建构相对滞后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时至今日，中国道路已经铺就，中国故事举世流传，中国崛起已成事实，“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不能再继续了，“话语贫困”的帽子该脱掉了，“话语赤字”的局面该扭转了，“自己的事”别人说三道四的历史该终结了。一句话，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也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

建构什么样的“中国话语”才是有生命力的，这有其客观的评断标准。

第一，中国话语能否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基本的尺度。在西方话语主宰全球的近200年时间里，衡量一种学术进步的标准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今天，这种观念该改变了。检验一种话语是否有活力，首先应该将其置于现实的情境中，看其是否能够穿越表象的现实，深入到现实的本质那一度中间去，揭示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奥秘；而不是看这套话语能否迎合西方的口味和标准，不是看这套话语能否与西方话语无缝对接。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流行的话语体系并没有全面揭示中国道路的奥秘，没有向国际社会准确阐释“我是谁”的问题，也没有在貌似趋同的表象中厘清“我”与“他”的边界。这几方面的模糊性是导致“话语贫困”的重要原因。中国话语的自立自强只能来自于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只能来自于对“我是谁”的准确把握。

固然，“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也是一种自信，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客观事实无不告诉我们，中国自己的事，别人说不如自己说；世界感兴趣的事，被动说不如主动说；比较急迫的事，以后说不如现在说；有重大影响的事，说一次不如经常说。话语的争夺背后是利益的博弈、生与死的较量，“说别人要说的话，让别人无话可说”这句戏谑的话已足以道出其中的残酷现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学者和政客们抓住时机抢先出口，零零碎碎、前赴后继，给“中国道路”扣上了诸如“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威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威权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等一类乌七八糟的“帽子”，大有甩也甩不掉之势。围绕“中国制造”的种种话语，诸如“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中国不可持续论”、“大国责任论”、“航行自由论”、“非洲殖民论”、“民主和平论”、“价值观外交”等，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流血、流汗、流泪走出来的，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用中国话语阐述中国道路，不仅仅是为了与西方话语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要准确地阐述“中国道路”的性质定位、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展现“中国道路”的民族特色、民族底蕴和民族风格，揭示“中国道路”的内在奥秘、生成机理和独特基因，让中国道路行稳致远，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

第二，中国话语能否主导“涉中”的话题，这是重要的指标。在国际话语舞台上，“中国道路”的话语内容、话语标准、话语规则是不是由中国提供，“中国道路”的话语生态是不是由中国主导，涉及“中国道路”的话语议题是不是由中国设定，国际话语舞台上有没有中国的声音，这些都是衡量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指标。具体来说，成熟的中国道路话语体系应该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掌握“基本概念”的定义权；二是掌握“核心内容”的提供权；三是掌握“主旨话语”的解释权；四是掌握“话语标准”的制定权；五是掌握“话语议题”的设置权；六是掌握“话语议程”的主导权；七是掌握“话语争议”的裁判权。判断中国是否掌握了“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应该看“讲什么”是否由中国决定，“怎么讲”是否取决于中国，“讲的对不对”是否由中国判定。一句话，“涉中”的话题中国人民说了算，这就是话语权，这就是软实力。如果反过来，“中国故事”的国际话语由西方主导，西方人反客为主、到处点火、说三道四，中国只能疲于应付、到处灭火，那就失去了话语权。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不仅应该主导关乎自身的话语议题，而且应该有意识地创设一些世界性的议题，开启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

第三，中国的发展优势能否转化为话语优势，这是最终的判断标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指的是中国话语能够左右乃至主导世界性问题的讨论，能够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中国的方案。中国话语属于软实力，但能够支撑中国话语的首先是硬实力。如果没有强大国力的支撑，世界话语舞台上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位置。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发展优势有目共睹。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指出，中国崛起将对西方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动摇，世界将会进入一个多极经济的时代，那时，美国等发达国家会走向衰落，并将逐步丧失在软实力方面压倒性的主导地位，而中国将逐步取而代之。事实上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发展优势必然走向话语优势，各国在世界性问题的讨论中将会越来越注意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在解决人类共同性问题的过程中将会越来越关注来自中国的建议，在破解世界性发展难题的困境中将会越来越尊重中国给出的方案。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和发动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受益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特殊政治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已经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把中国模式解释好非常重要，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都很重要，西方发展到现在出现很大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也在寻找非西方的新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人说清楚。如果把这个说清楚是非常大的贡献，这才是中国真正的软力量。”“中国话语”就是中国的名片，名片上写的内容如果能够获得国际国内的普遍认同，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就为时不远了。

总之，中国不仅应该成为行动上的巨人，也应该成为语言上的巨人。中国话语的自立自强是实现“三个自信”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如果缺乏“中国话语”的有力支撑，那么“中国道路”就是不清晰的，“中国特色”就是不明确的，“中国梦”就是残缺的。今天，“中国奇迹”已经不是哪些人不想面对、不愿承认就可以不面对、不承认的事实，中国学术若能够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若能够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的方案，那么，西方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的局面必将终结，“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终将打破，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必将彰显，国际学术话语的中国时代终会来临，中国的发展优势也终将转化为话语优势。

四 话语中国的自我塑造与出场

建构中国话语，其终极目标在于“话语中国”的出场。所谓话语中国，指的是由话语塑造的“中国形象”，或者说，隐匿在话语中的“中国图像”。话语中国是相对于地理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而言的，它所表征的是当代中国的意义世界，是标识中国“身份自我”的文化符号。

话语中国依赖中国话语塑造自己、成就自己，为自己的合法性提供辩护和论证。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大都不是用双脚丈量出来的，也不是用眼睛观察得来的，而是由西方话语塑造的。最新的调查显示，当代国际受众借助于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信息获取率高达68%，经过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有10%，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这表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主要源于“他塑”，而非“自塑”。西方话语描绘的“中国图像”，从材料的选择到叙事的结构，从分析的框架到思维的逻辑，从概念的选取到观点的安排，无不充斥着西方观念、标准和立场。由于其立场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及西方固有的文化优越感，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形象”要么沦为西方的“他者”形象，要么沦为失败的苏联模式的当代形象，要么沦为偏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和普世价值的负面形象。今天，在国际话语场，“中国故事”被歪曲甚至妖魔化，“中国记忆”被随意涂抹乃至恶意篡改，“中国图像”被烙上了“西方印”, “中国”失去了自我显现的能力，以空间性代替了历史时间上的深度，以平面性代替了立体性，以想象和臆测代替了细致的考察和深刻的思考，成为一个“被拼凑”的虚拟形象。正如利奥塔所说，“中国”这个称谓本身已经沦为了没有自我表象能力的虚拟图像，只能借助于“主导声音”来表现自己，而这个“主导声音”就是西方话语。“中国”成为西方话语表征其“世界性”的“沉默他者”，成为一个在时间上缺乏历史纵深感、在空间上被拼凑起来的“平面图像”,西方的话语框架、分析范式和思维逻辑已经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巨大障碍。

话语中国是一个宏大的建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建构话语中国，塑造真实的中国图像，关键是对“中国性”的揭示和对“西方性”的祛魔。还原被遗漏掉的“中国性”，清除随意附加在中国身上的“西方性”，开启用中国话语建构中国形象的新时代。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无与伦比的大国，离开了“中国话语”的中介，要准确地勾勒出“中国形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方话语塑造的“中国形象”，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性”的缺席和“西方性”的附着。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中耦合的地方被无限放大，而“中国特色”的成分则被挤压到边缘地带，甚至干脆虚无化。西方百姓心中的“中国”被添加了太多似是而非的成分，离真实的中国渐行渐远。比如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无非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中国模式的出现无非是向西方确立的普世原则靠拢，中国模式的成功无非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成功样本。还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不尊重人权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没有大国责任感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充满霸权野心的国家，等等。试想，这些难道是真实的中国图像吗？

话语中国的出场，构成当代中国“最硬”的软实力。强国与弱国的区别，与其说是“硬件”，不如说是“软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体和硬件的强大固然重要，过硬的“软实力”其实更为根本。话语中国的出场，意味着我们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上的独立、自强与自信，这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根本标志。一个民族国家对“自我”身份的体认，主要不是依赖于地域的方位、人种的优劣、肤色的深浅、块头的大小，也不是依赖人无我有、人有我强的高铁、核武或别的什么，而是通过其独特的话语塑造的“民族形象”，这才是表征“我是谁”的身份密码。一个缺乏话语支撑的国家充其量只是一个空心国家，一个缺乏话语自信的民族终将沦落为“失魂落魄”的民族。今天的中国不能满足于出口电视机，也要提供生于斯、长于斯的原创思想；不能满足于瞄准GDP的龙头位置，更要占领国际学术话语的高地。“中国图像”如果不是由中国自身的话语所塑造，那么，这个图像就是模糊的，中国就无法在貌似趋同化的世界大背景下清晰地界定“我是谁”，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就无法坚守“自我”的独特性。

因此，话语中国的实质性出场，其意义绝不仅仅止于将各种“妖魔化”论调所歪曲的“中国图像”重新矫正过来，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华民族保持“精神基因”纯正性的关键一招，是社会主义中国确立精神自我、界定身份密码的不二选择，是当代中国应对多元话语侵袭、重建世界秩序的基本依靠，是中国登上国际舞台之巅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可靠资本，是中国立于世界并在道德制高点上赢得世界尊重的重要法宝。客观地说，中国的现代化貌似“很西方”，实际上却“非常中国”，因为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话语，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现代性。“灵魂没有住所，在哪儿都是漂泊”。作为一个生长于五千年文明沃土中的古老国度，中国没有理由成为一个物质崛起、精神塌陷的“跛脚”国家，没有理由成为失却精神自我、四处漂泊的流浪国家，没有理由成为任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无尊严国家，更没有理由成为依附西方、寄人篱下的“香蕉共和国”。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话语中国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也许我们的目标仍然在远处，但至少我们已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