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奠基：构建学派组织与建制架构

我们开垦新的田地，我们挖掘新的矿山，我们发现新的城市；我们赶走了印第安人，灭绝了美洲野牛；我们环绕大地兴建了钢铁大道，穿越天空架设了电报线路；我们新增一个又一个知识，推出一个又一个发明；我们建设了学校，创建了大学；然而，芸芸众生的谋生却并没有变得更为容易，相反，却日益艰难。有钱的人变得更加有钱，而没钱的人依赖性变得更强；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鸿沟也变得日益宽大；社会对照的反差变得日益尖锐；伴随着制服马车出现的是光着脚板的孩子们。

——亨利·乔治（George, 1926: 390－391）

一句话，所有其他大学立马陷于防御之中……一种神乎其神的说法立刻传播开来，即这个暴发户不仅有意图而且也有支持这种意图的资源对那些老牌大学展开竞争，就像标准石油系统曾对它的许多竞争对手所做的那样……令人怀疑的是，在此之前，美国高等教育中是否还有过像芝加哥大学成立这样一个单独事件所带来的如此巨大的刺激。

——埃尔比恩·斯莫尔（Small, 1916: 1－56）

芝加哥学派诞生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一个介于在此之前“黄金时代”（golden era）与在此之后“危机时代”（crisis era）的转型时代。不同于黄金时代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胜者通吃”的丛林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危机时代经济萧条与纳粹阴影笼罩下的新政资本主义，在进步时代，一方面，人们乐观地坚信，新大陆会像过去一样给每个人实现“美国梦”的机会；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承认人类社会和“弱肉强食”的动物社会不同，应该适度地关爱那些“美国梦”的失意者，这不仅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尊严，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因为底层的不安与不满会导致资本主义秩序的严重解体，如各种层出不穷的罢工事件和犯罪浪潮。可以说，“进步时代”的历史底色表明芝加哥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知识生活正经历着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型，为社会学知识学科化的转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Carey, 1975: 21－37）。在进步主义思潮的历史背景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之下，芝加哥学派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具有直面社会问题的经验取向。同样重要的是，师从德国的美国高等教育也进入了一个组织革新时代。较之于以往单一学者的独立研究模式，大学院系组织为学者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更大的灵活性，使学者更容易产生新的思想和开辟新的研究议题。在新的学科院系组织中，每个教师都有一定的自由来拓展研究与教学中的兴趣，我们知道，兴趣是激发学者学术思想的灵魂所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组织革新的历史洪流中，一个新诞生的大学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它就是1892年刚刚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就是芝加哥大学院系组织革新的产物：只有建立了组织化的学科院系之后，社会学才得以跻身现代大学学科行列，成为聚合大量学术精英的知识分子的集体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