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从历史演变到学科贡献

本书旨在为人们勾勒出一个全景式、整体性的芝加哥学派。为此，拟从“历史演变”和“理论贡献”两个层面来探究芝加哥学派的起源、发展、演变情况，以及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学科史上的贡献。简单地说，研究有三个目的：其一，说明特定时空情境中的芝加哥学派的演进历史；其二，厘清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的主要成就，尤其是代表性人物的研究领域和思想洞见；其三，为中国社会学未来的发生、发展提供芝加哥学派的启迪与思考。这三重目的也是本研究在方法选择、内容编排、结构设置上的出发点与归宿。

一 方法与依据

以芝加哥学派为研究对象基本上决定了本研究的方法论特质，即主要对学派的相关文献文本进行系统化的解读。现实的困难在于文献资料的有限性和可获得性。由于不仅相隔万里，而且“时人已乘黄鹤去”，无法像詹姆斯·凯利或者早期美国芝加哥学派研究者那样（Carey, 1975），能获得经典芝加哥学派亲历者的口述史资料，以此对芝加哥学派有一个直观的感知。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国外研究者们流传下来的丰富研究资料依然可以让我们能够揭开芝加哥学派的神秘面纱，至少能够帮助我们去除遮蔽在中文世界读者身上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认知。

1. “情境化”与“去情境化”

“情境化”（contextualize）和“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是研究学术思想时常常面临的困惑。对学术思想的“情境化”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某种思想发生、发展、演变的特定时空场域，让人们洞悉活生生的思想孕育过程，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学术思想是不能不从学人的身世和他所处的时代相结合的关键上去把握和理解的。”（费孝通，2001:329）但是，其弊端在于对“情境化”的描述有可能夸大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去情境化”有助于人们不受情感干扰尽量客观地认知社会思想的发展，但是，其弊端在于把人类活生生的思想转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而且让人容易断章取义。在当前的各类社会学教科书中，对各种思想流派的介绍基本上都是采取“去情境化”的策略，以活泼具体性为代价达致表达的简明性。

显然，要想向人们提供一个芝加哥学派的整体性图景，就不能再像现有的教科书那样，把芝加哥学派简化为若干理论模型和几个代表人物。相反，必须最大限度地重现芝加哥学派真实的学术活动场景，方能更好地再现学派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过程。正如刘易斯·科塞指出的那样，“如果真要理解社会学思想史，仅仅了解理论观点和理论结构是不够的”“要想抓住这些理论的内在含义，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产生这些理论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刘易斯·科塞，2007: 7）。

虽然并不是说了解芝加哥学派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就一定能对他们的思想做出准确无误的评价，但是，如果不理解芝加哥学派产生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就很难对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做出正确的评价。在关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中，很少能够看到对学派思想家在社会结构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也鲜有人指出芝加哥学派思想家们的时代阅听人在哪儿。实际上，一位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是需要通过听众的赞成或者反对来得到体现的。为此，本书把芝加哥学派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空场场域中加以探讨，挖掘出学派思想家们之间的认知与情感纽带，以此加深人们对芝加哥学派思想的理解。当然，在对相关理论的解读方面，笔者也会考虑到其去情境化的时空意义。

2.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

陆九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此话点出了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中国人在做学问时的主要两种进路，即“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宋林飞，2001：序2）。“我注六经”强调的是阅读原典，挖掘原典中各种隐微之义，或者说，关注的是某一个具体的论说的真伪；“六经注我”强调的是借助于各种文献典籍来阐释自己的学术思想，或者说，借百家之理成一人之说。

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并非对学派某些具体史实的考证，而是致力于刻画出芝加哥学派学者们的学术活动及其主要思想，探究芝加哥学派思想、理论的形成变化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显然，这种研究取向决定了无法采用集中于单一研究主题的“我注六经”进路。原因很简单，作为美国第一个本土化学派，研究者从多个角度来审视它，这固然丰富了学派的整体形象，但是，也滋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对芝加哥学派的评价往往差异很大，甚至完全不同。如，有人把芝加哥学派视为一个狂热的经验调查学派，缺乏中心理论；有人认为，芝加哥学派采用了诸如个体竞争、文化控制、生态学体系等基本概念，由此得出学派是19世纪斯宾塞社会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崛起并称霸的功能学派之间的一个过渡学派；甚至有人从哲学家米德对社会学系的影响出发，得出芝加哥学派是符号互动论传统的源头；再或认为，芝加哥学派对社会学学科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越轨、种族关系、正式组织，以及城市社会学等中层理论的研究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芝加哥学派的解读差异性很大，在诸多问题上缺乏共识。正是对学派形象与角色的认知呈现多元化，决定了本书很难采取“我注六经”的方式，因为即使对原典进行再阐释，也很难形成共识性认知。由于本书在取向上致力于揭示芝加哥学派的整体性知识图景，所以只能按照笔者对相关材料的掌握与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研究的主体脉络，在此基础上，采用“六经注我”的研究进路围绕主体脉络展开；事实上，也只有在确立了研究者的主体研究方向之后，通过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才能把各种广泛的文献资料整合到一个聚焦化的主题之中。对本书来说，就是要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挖掘出相关信息服务于芝加哥学派“历史演变”与“理论贡献”的研究目的。就笔者而言，研究的理想是向人们勾勒出芝加哥学派演变历史与理论贡献，但是，笔者也深知，对芝加哥学派演变历史的描述与对学派理论贡献的厘定，在相当程度上要受到笔者自身在资料与学识上的双重限制。故，本书也仅仅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基于笔者理解的可能的芝加哥学派面向。要想对学派有更深刻的理解，还应该回到原典中去。

3. “从描述到阐释”

学术研究是一个与前人进行思想对话和情感交流的过程，研究芝加哥学派亦是如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芝加哥学派的“史”与“论”，必然要参考、借用学派发展史中各种客观性史实，这也意味着，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将会以描述性为主，即以史实、事实为依据来论说芝加哥学派的心路历程。但是，学术是一个能动性活动，无论是在阅读原典时还是在品味后人对芝加哥学派的评述时，都会引起研究者情感上的喜怒哀乐、价值判断上的或褒或贬，既可能为学派先驱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学术精神而拍案叫好，也可能为他们遭遇不公正的评价而唏嘘不已。尽管笔者力图保持客观性，但是，这种心智情绪上的变换自然也会或多或少地体现在行文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对笔者来说，研究芝加哥学派并非一个纯然的历史考古学的兴趣驱使，而是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因此，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探究之路投射到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与建设的客观现状之中，而这就是研究中的阐释部分。具体来说，在行文中，阐释对芝加哥学派相关事件、事实的再思考，或对学派学者研究成果的再评价。

二 逻辑与结构

基于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演变与理论贡献，遵循以“情境化”“六经注我”为主以及“从描述到阐释”的学术进路，笔者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勾勒出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芝加哥学派的整体性图景。研究脉络分为两部分，前面4章主要是回溯学派的历史演变，而后面4章致力于澄清学派对社会学学科的理论贡献。具体章节安排如下，见图1－1。

第1章为导论部分，主要交代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在这里，尤为重要的是，指出了芝加哥学派与中国社会学之间的历史关联性。第2章追溯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组织与建制，涵括对早期美国社会学的回顾、学派崛起的时空背景，以及在哈珀、斯莫尔等人的努力下学派的组织与建制创建工作。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及的是斯莫尔对学派的意义，正是由于他的社会学热忱与出色的组织能力，早在1915年芝加哥大学就已经通过《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协会”以及杰出的研究生培养机制而赢得了全美社会学中心的地位。第3章重在厘清芝加哥学派学术特质之源头，这就是托马斯及其经典著作《波兰农民》。如果有人问，究竟是谁塑造了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品质，那么，我们必须重新回到托马斯，是托马斯而非斯莫尔或者帕克奠定了芝加哥学派的学术特质。在托马斯之前，芝加哥学派在学术研究上尚无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在托马斯之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旨趣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托马斯及其《波兰农民》。故，本章回顾了托马斯的学术生涯、他的社会学立场、《波兰农民》对于经验社会学的意义，等等。第4章致力于揭示在帕克与伯吉斯的无私奉献下，芝加哥学派终于走向全面繁荣并取得辉煌成就的过程。作为对学派史的一个回顾，在此，还简要地指出学派霸权地位的终结及其原因，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所谓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

接下来部分进入本书的专题讨论阶段，重点探究芝加哥学派对社会学学科在思想、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我们知道，自立国之初美国就是一个移民国度，由此产生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独特性问题，即移民“美国化”问题。为此，第5章主要致力于分析学派社会学家们围绕种族和族群移民的社会与文化再适应问题而展开的经验研究，不仅指出了美国化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与时代动因，而且从学派领袖和博士生贡献两个层面勾勒出学派在美国化研究上的成就。作为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是美国城市化狂飙猛进的岁月，快速的城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社会版图。故，第6章探讨了学派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上的贡献，指出学派致力于揭示以芝加哥城市为代表的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形态的生成机制以及在与小城镇、乡村生活的比较中追究现代大城市生活方式的特质，明确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们以城市为天然实验室的主要工具，即人类生态学的城市研究进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是困扰整个人类的时代性的社会病理现象。为此，第7章论述了学派对城市社会病理现象的学理诊断。延续着托马斯、帕克、伯吉斯等人对城市社会解组的学术旨趣，芝加哥学派的博士生们以芝加哥城市社会中的犯罪与越轨现象为现实题材探究城市病理现象的社会根源，由此确立了犯罪学研究中的芝加哥学派传统。第8章是本书的总结与讨论部分，主要通过对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芝加哥学派的总结，试图揭示出芝加哥学派的知识面向、范式意义及学科遗产。

简言之，笔者希望通过本书能够向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整体性、具有内在关联的芝加哥学派图景，让人们不仅对芝加哥学派的诞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且让人们还能理解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上的三大贡献：以移民美国化为核心的种族和族群同化研究、以城市生成机制与城市生活特性为主题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以及现代性困扰下的城市病理的社会学诊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