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经久不衰的学派研究兴趣
支配了20世纪头30年北美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其边界并非一目了然。由于学派成员的研究不仅涉猎范围极为广泛,而且影响也极为深远,尤其托马斯、帕克、奥格本(William Ogburn)、布鲁默等都是对美国社会学发展产生关键性影响的重要人物。因此,自诞生起时至今日,芝加哥学派一直是社会学学科中人们无法回避的话题,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而且相关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围绕着学派的方法论、理论取向、研究主题、价值倾向等产生了大量的第二手文献。不过,尽管芝加哥学派也是国内社会学学科教育中提及频率极高的一个流派,但是,从社会学的学科立场出发,对芝加哥学派的发展历程、理论贡献、研究主题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块空白。而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国家。自20世纪40年代起,除了频繁涌现的期刊文献外,基本上每隔10年就会出现系统研究芝加哥学派的论著。此外,像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波兰农民》一书作者之一兹纳涅茨基是波兰人,由此导致了波兰学者对芝加哥学派的长久兴趣)、德国等也都对芝加哥学派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受语言限制,本书主要关注英语世界中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情况,特别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 传承不息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研究
虽然研究芝加哥学派的相关文献连篇累牍,但是,时间久远(历时近百年)、空间隔离(主要在美国),特别是作为非英语世界的研究者,无法分享国外大量的图书馆文献资料,因此本书在文献准备方面遇到许多困难。无论是在学派成员的原始著作上,还是在后来者的第二次研究资料上都无法得到最充分的满足。不过,借助于前人提供的线索,本研究基本上获得了主要的核心性文献。
1.关于学派研究的经典著作
有关芝加哥学派的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专著类文献和论文类文献。20世纪60年代之前,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各种论文形式,但是,6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现介绍如下。
其一,爱德华德·希尔斯的《美国社会学的当前状况》(Shils, 1948)。主要介绍当时美国社会学的整体状况,并非专门研究芝加哥学派的著作。在这里,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及芝加哥学派,但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如托马斯、帕克、伯吉斯等人的贡献都进行了介绍,也提及了学派研究生完成的一些经典性研究。
其二,罗伯特·法里斯的《芝加哥社会学:1920~1932》(Faris, 1967)。作者罗伯特·法里斯的父亲埃斯沃斯·法里斯(Ellsworth Faris, 1874~1953)是芝加哥学派黄金时期的主要人物之一,1925年接替埃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一职,并从斯莫尔手中接任1926年度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JS)主编职务。受教于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米德(George Mead)的埃斯沃斯·法里斯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批判行为研究中的本能论倾向,对人类本性的性质做出系统阐释,是米德主义哲学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之间的联系桥梁。
《芝加哥社会学:1920~1932》是出身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世家的罗伯特·法里斯对芝加哥学派做出的一个断代史式研究。这是一部集回忆、倾诉、评论和澄清为一体的著作(于长江,2006: 13),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芝加哥学派的简要介绍。自身的生命历程与芝加哥大学的紧密关联,使得他对1920~1932年社会学系历史的描述不仅具有“知情”“知心”的特点,也使得他在记叙和分析芝加哥学派发展史的过程中,融入了对芝加哥学派的独特感受,表达了芝加哥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风貌。毋庸置疑,这是对芝加哥学派黄金时期最杰出的历史研究,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学派史著作,而且也涵括了大量的基本资料来源——列举了自芝加哥学派开创以来至1935年博士学位论文与硕士学位论文的全部名录。
其三,詹姆斯·肖特的《大都市的社会构造: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贡献》(Short, 1971)。作者重在描述芝加哥学派在城市社会学上的成就与贡献,不仅收录了黄金时期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如帕克、伯吉斯、麦肯齐、休斯等人的一些重要文选,而且对芝加哥学派的早期历史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总结。
其四,詹姆斯·凯利的《社会学与公共事务:芝加哥学派》(Carey, 1975)。尽管全书篇幅只有205页,但是凯利勾画出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凯利对当时尚且健在的、求学于192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们进行了系统的访谈,为后来人们研究芝加哥学派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亲历者的认识与态度方面资料。
其五,康斯坦斯·塔斯克的《芝加哥社会学和论题的科学革命》(Tasker, 1975)。作者探讨了黄金时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研究和当时美国社会学向科学转向的关系,认为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的研究主题推动了美国社会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其六,弗雷德·马修斯的《探索美国社会学:罗伯特·帕克和芝加哥学派》(Matthew, 1977)。这是第一部关于帕克生命历程的一流学术传记,不仅澄清了可能影响帕克生命历程的重大历史和主要学术思潮(特别指出齐美尔和托马斯对他的影响),而且也系统地描述了帕克对芝加哥大学甚至是全美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深远影响。通过获取帕克发表在新闻报纸上的文章以及各种未发表的手稿,马修斯证明了帕克对于调查研究的热忱,此外还引用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帕克和家人、学生以及同时代人的通信信件,如和布克尔·华盛顿的通信信件。借助于某些特定主题的文章,如种族和族群研究文章,马修斯成功地建构起帕克关于群体和社会变迁的一般性视角。马修斯的兴趣在于揭示帕克的学术思想与当时各种学说的关联,以及帕克是如何在混乱而嘈杂的学术流派中形成自己的社会学立场的。另外,马修斯也提及了帕克对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社会研究风格革新的深远影响。
其七,温尼弗雷德·罗森布思的《罗伯特·E.帕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Raushenbush, 1979)。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费孝通先生在《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中阐释帕克经历与思想的主要参考资料。罗森布思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一名女研究生,1918年曾担任过帕克的助理,对帕克相当了解。传记以帕克一生的经历为主线叙述了帕克是如何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以及美国社会学是如何在帕克思想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正如芝加哥学派对生活史研究法强调的那样,罗森布思同样向人们展现了帕克的生命史历程。较之于马修斯的传记,该书无论是在学术价值上还是在学术规范上都乏善可陈,以至于有人质疑像杜克大学这样著名的机构为何会出版学术质量如此不堪的研究。
其八,保罗·洛克的《符号互动论的形成》(Rock, 1979)。作者系统地探讨了符号互动论的形成过程,指出该理论内在的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基因。在作者看来,早在托马斯那里,就已经浮现了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因子,并最终通过布鲁默实现了芝加哥学派对符号互动论的集大成。
其九,D.刘易斯和R.斯密斯的《美国社会学和实用主义》(Lewis & Smith, 1980)。此书是另一部探讨符号互动论与芝加哥大学哲学和社会学之间关系的著作。作者将符号互动论思想观点的根基追溯到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米德身上和社会学系中(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有点过度解读米德对芝加哥学派的影响)。
其十,斯蒂芬·迪纳的《城市与大学:芝加哥公共政策,1892~1920》(Diner, 1980)。作者描绘了早期芝加哥学派即1918年之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演变情况,特别探讨了社会环境、空间物理特征对芝加哥学派的影响。
其十一,莱斯特·库茨的《评估芝加哥社会学:附参考书目的文献导引》(Kurtz, 1984)。库茨是德克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198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本书并非按照学派发展的历史进程来叙述,而是采用专题形式来介绍芝加哥学派。正如副标题表明的那样,他提供了截至当时(1982)西方学术界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参考书目,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后来学者。
其十二,马丁·巴尔默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制度化、多样化和社会学研究的兴起》(Bulmer, 1984)。从1915年到1935年,芝加哥大学是美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中心,涌现出了一大批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优秀成果,不仅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而且也呈现了20世纪美国社会学面貌。巴尔默在极为宽广的时代背景与多学科联系中刻画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历程,指出了芝加哥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进展,分析了学派成就的深层原因。可以说,这是芝加哥学派发展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参考书。
其十三,李·哈维的《芝加哥学派:一项科学研究》(Harvey, 1985)。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作者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详细地回顾了对芝加哥学派的各种常识性看法,在此基础上澄清了对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各种潜在的、含混而不明的迷思性认知。其特色也是资料极为丰富,同样为后继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文献索引。
其十四,丹尼斯·斯密斯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Smith, 1988)。站在自由主义者(较之保守主义者而言,自由主义者更强调社会进步与公平正义)立场上,在逐一介绍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生平、思想、理念及其社会影响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态度与倾向。
其十五,爱德华德·希尔斯编辑的《纪念芝加哥大学:教师、科学家和学者》(Shils, et al.,1991)。希尔斯以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的身份从总体上回顾了当时的芝加哥大学与社会学系,向人们提供了社会学系融入整个芝加哥大学发展史的一个更加整体化的图景;此外,作者还对芝加哥学派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教师进行了一个非常精简的传记介绍。
其十六,罗斯科·辛克尔的《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1915~1950》(Hinkle, 1994)。作者追溯了芝加哥学派发展历程与其他美国大学社会学的发展趋势,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理解芝加哥学派上升时期美国社会学的广阔图景;作者也简明扼要地归纳了关键性学者的中心理论。
其十七,加里·法因主编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发展》(Fine, 1995)。法因是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同属伊利诺伊州)社会学系教授。从1945年到1960年,芝加哥大学是后来被许多人称为“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大本营。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芝加哥学派黄金时期一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再次成为美国质化研究的中心——从描绘小群体中人类行为的细微差别到致力于解决种族、犯罪和贫困问题,主要的代表人物包括霍华德·贝克尔、约瑟夫·古斯菲尔德、赫尔伯特·布鲁默、大卫·里斯曼、欧文·戈夫曼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学者。在批判性地继承经典芝加哥学派遗产的基础上,他们创造出一批极有价值的著作。汇编的主要议题包括:聚焦越轨、种族和族群关系问题;关注城市生活和集体行为问题;更新作为研究手段的参与观察法,精致化作为指导理论的符号互动论;探讨影响代际的职业与制度因素,其中包括路易斯·沃斯和埃弗雷特·C.休斯的研究;分析女性的角色;思考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在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研究、哈佛大学巨型理论全国影响力竞争中的优劣;等等。这是继1967年罗伯特·法里斯的学派史研究之后,另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学派史研究著作。
其十八,弗雷德·林德斯特罗姆、罗纳德·哈德特、罗拉·约翰逊合编的《金伯·扬的有关1912~1968年社会学变迁》(Lindstrom, Hardert & Johnson, 1995)。作者细致地回顾了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的个性特征。在这本逸事集中,扬向人们披露了大量芝加哥大学早期研究者们丰富详细的故事,此外,还探讨了当时不同社会学系之间的网络关系。
其十九,罗尔夫·林德纳的翻译自埃德里安·莫里斯的《城市文化的报告:罗伯特·帕克和芝加哥学派》(Lindner, 1996)。主要分析了新近出现的城市报道与新闻所采用的方法同“芝加哥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其二十,安德鲁·艾伯特的《院系与学科:芝加哥社会学百年》(Abbott, 1999)。安德鲁·艾伯特1982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1991年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历史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院系与学科》是一部关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详细历史的著作。安德鲁·艾伯特调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问题,尤为关注“科学学派”以及这些学派在过去的岁月中是如何再生产的。学派诞生的前置条件有哪些?是否存在严格的规则或者灵活的结构?又是如何从诸如编辑杂志和撰写论文的日常性学术活动中诞生的?艾伯特分析了科学社会调查的转向,揭示了知识竞争和院系政治在不同阶段赋予芝加哥学派的特征。延续着这样的思路,他追溯了学科主要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的丰富历史。嵌于芝加哥学派分析与实践之中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理论论争,对此艾伯特重新定义了作为交互联系实践的社会客体,而不仅仅是一种混合型实体。艾伯特的理论源自芝加哥学派一向坚持的主张,即社会生活应该置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背景之中,人们在其100年前的成立之时就可以发现学派的核心传统。全书共有7个部分,分别是:“芝加哥学派谱系史”“伊曼纽尔·加齐亚诺和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转变与传承”“埃尔比恩·斯莫尔和《美国社会学杂志》”“芝加哥学派的《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的专业化转向”“现代形态的《美国社会学杂志》”和“芝加哥学派的延续”。
2.关于学派研究的代表性论文
除了专著类文献,半个多世纪以来对芝加哥学派研究的论文更是不可胜数。下面是笔者经过多方努力、从各个渠道收集上来的有关芝加哥学派研究的主要论文,按时间顺序整理在表1-1中。仅从文章标题就可以看出人们对芝加哥学派的兴趣所在,以及在学科发展不同阶段对芝加哥学派在价值判断上的态度变化。
表1-1 芝加哥学派研究年谱
续表
续表
二 门可罗雀的国内学派研究
较之于国外对芝加哥学派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国内关于芝加哥学派方面的文献实在少得可怜。虽然查阅了国家图书馆、中国知网、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包括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藏书,但是,笔者并未发现关于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有价值的文献,特别是对芝加哥学派进行整体性论述的专著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当前,国内关于芝加哥学派的中文文献可以分为两类:译著类文献与在地研究文献。
1.屈指可数的学派译著
虽然学科重建已经30多年了,但是,不管是关于学派原典还是研究学派的著述,中文世界里关于芝加哥学派的译著还是相当匮乏,这不仅与芝加哥学派丰硕的研究成果不相称,而且与国外对芝加哥学派经久不衰的研究兴趣也不相称。目前,译著类文献主要有:阿兰·库隆(Alain Coulon)的《芝加哥学派》(阿兰·库隆,2000);帕克、伯吉斯等人的《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罗伯特·E.帕克、恩斯特·W.伯吉斯、罗德里克·D.麦肯齐,1987);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以及怀特的《街角社会》(威廉·怀特,1994);等等。
阿兰·库隆的《芝加哥学派》是法国大学出版社普及性百科全书《我知道什么?》丛书中收录的有关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一个简要介绍。郑文斌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年的法文第2版《论芝加哥学派》进行了翻译,并于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发行。作为一本普及性读本,扣除后面的参考文献,全书大概也就五六万字,内容相当简洁。本书主要从4个方面介绍了芝加哥学派:学派起源、移民与种族关系研究、犯罪研究以及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此外,还简略地提了一下所谓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作为了解芝加哥学派的一个入门性读物,此书可以让人们对芝加哥学派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但是,要想深入研究芝加哥学派,其并不能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其一,去语境化的语言移译使得某些文字看上去不知所以然;其二,译者把法文版原文中的参考文献全部翻译为中文,极大地降低了该书的二次文献索引价值。
宋俊岭、吴建华翻译的《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本身并非一部研究芝加哥学派的著作,而是192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对芝加哥学派主要人物帕克、伯吉斯、麦肯齐等人发表在期刊上的相关文章的一个汇编。此书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美国社会学界影响力极大,但是,翻译学派学者的原典性文章,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语言上的便利。实际上,书中收集的文章基本上可以通过谷歌获得英文原版,由此读者可以更贴切地理解经典学派大家的原初思想。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波兰农民》是芝加哥学派的开山之作,也是芝加哥学派的立基之作(威廉·托马斯等,2000),不仅框定了城市这一研究对象、关注移民美国化适应过程,以及提供了生活史研究法,而且书中提出的社会解组、情境定义、四种愿望、态度与价值观等概念与理论成为帕克和伯吉斯领导下的芝加哥学派共享的知识语境。但是,英文5卷本的《波兰农民》长达两千多页,而中文版的《波兰农民》仅仅是节选出来的非常小的一部分,翻译的也并非原典的精华部分,如英文原版中长达80多页的方法论注释在中文版中并未体现。
2.廖廖数人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对芝加哥学派开展的研究,除了根本称不上研究的各类教科书的入门性简介之外,在笔者看来,可以用“两对师生、数篇文章、两本专著”来概括国内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现状。所谓“两对师生”指的是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学生于长江以及周晓虹和他的学生胡翼青;所谓“数篇文章”指的是2000年之前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补课”中发表的系列文章,以及2000年之后周晓虹先后发表的若干篇芝加哥学派研究文章;所谓“两本专著”指的是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于长江完成的《从理想到实证——芝加哥学派的心路历程》,以及周晓虹教授的博士生胡翼青完成的《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
关于芝加哥学派研究,应该首推费孝通先生在“补课”中开展的系列研究。到了2000年,时年已经90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为自己的老师帕克写下了10多万字的学术札记,即《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对帕克的社会学思想与经历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后收录于费先生的《师承·补课·治学》一书中(费孝通,2001: 206~337)。在《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的开篇费先生就交代了“决心补课”的动机:社会学不是一个挥之即去、呼之即来的学科,要想让社会学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必须要“补一补社会学的基础课”,而补课的首选教材即芝加哥学派的两本奠基性著作:《社会学科学导论》和《城市》(费孝通,2001: 206~337)。接下来费先生从“派克来华”“派克的早年”“人生道路的选择”“留学欧洲”“深入社会基层”“一段插话”“芝加哥大学及其社会学系” “派克和汤姆士两人的结合” “从探险者成为拓荒者”“派克老师在备课”“欧战期间的派克老师”“派克老师走上讲台”“奠定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众口交誉的老师”“再说引论”“另一本老师的杰作”“未完成的种族关系研究”“跨越太平洋”“人生苦短,探索未已”和“后记”等21个方面展开了自己的“补课”心智与情感历程。《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从先生1998年6月下定主意提笔著述,到完成终稿历时近2年,不仅生动、具体地追溯了帕克的社会学历程,而且也处处体现了先生对社会学的情感及其对中国社会学的期冀。
作为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承载着先生的学术期待,于长江以芝加哥学派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完成了《从理想到实证——芝加哥学派的心路历程》,这也是迄今为止国内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唯一专著。于长江联系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探讨了芝加哥学派与美国社会学学科科学化、本土化的关联,不仅介绍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建过程,而且分析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社会思想的流变;对芝加哥学派的两位奠基性人物——托马斯和学派领袖帕克进行了重点介绍;对芝加哥学派的基础性概念如“人性”与“社会”、社会关系、种族周期过程——“竞争”、“冲突”、“适应”和“同化”,以及“控制”与“进步”等进行了专门性的论说。正如费孝通先生评价的那样,该书“分析得比较深入,文字简洁流畅”,对“时代背景和概念建构”的归纳分析比较满意(于长江,2006:序)。应该说,于长江基本上抓住了芝加哥学派的重点所在,但是,正如国外芝加哥学派研究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单单一本书是无法把芝加哥学派完整地表现出来的,尤为重要的是,于长江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帕克身上,而且对学派相关议题的研究,如“人性”与“社会”、 “竞争”、“冲突”、 “适应”和“同化”,以及“控制”与“进步”,等等,都是源自对“绿色圣经”《社会学科学导论》相关章节的解读。至于芝加哥学派不同研究领域的内部关联、学派教师与博士生的关系以及诸多博士生的研究成果都未能呈现,这既是不可避免的遗憾,也为后来者留下了继续研究的空间。
除了费孝通先生之外,另一个对芝加哥学派有着浓厚兴趣并发表了若干相关文章的学者就是周晓虹。围绕着芝加哥学派,他曾先后发表的文章有:《芝加哥社会学派》(上)、《芝加哥社会学派》(下)、《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贡献与局限》《学术传统的延续与断裂——以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为例》等文章(周晓虹,2003a;周晓虹,2003b;周晓虹,2004a;周晓虹,2004b)。在《芝加哥社会学派》(上)中,周晓虹聚焦于“第一个芝加哥学派”抑或经典芝加哥学派,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进展与演变,简要地介绍了斯莫尔、米德、托马斯、帕克等人的学术经历及其学科贡献,指出芝加哥学派衰颓的社会环境背景。在《芝加哥社会学派》(下)中,周晓虹论述了二战后芝加哥学派的中兴抑或“第二个芝加哥学派”。与经典芝加哥学派一样,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同样有着特定的时间节点与空间边界,主要指的是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中承继、光大芝加哥学派社会心理学传统的社会学家共同体。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赫尔伯特·布鲁默、埃弗雷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大卫·里斯曼等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旨趣与方法论倾向,即在理论上承继米德、托马斯的社会心理学传统,高擎符号互动论的大旗;在方法论上倡导生活史资料、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等质化研究技术。在《学术传统的延续与断裂》中,周晓虹以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传统为例说明社会科学范式转型过程中促成理论传统延续或断裂的基本因素。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贡献与局限》中,周晓虹认为,早期芝加哥学派的非学科化倾向以及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是导致芝加哥社会学派最终瓦解的原因所在。
作为周晓虹老师的博士生,胡翼青共享了他的学术旨趣。结合自身的传播学取向,其对芝加哥学派中的传播学思想进行了探究,主要内容体现在他的《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一书中。在芝加哥学派中,帕克本来就是新闻记者出身,并将这种经历深深地烙在了他的社会学研究上。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撰写了大量关于新闻报纸社会功能的文章。
其他中文文献主要包括:秦斌祥的《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秦斌祥,1991)、王光荣的《论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范式的局限》(王光荣,2007)、胡锦山的《罗伯特·帕克与美国城市移民同化问题研究》(胡锦山,2008)等等。
在秦斌祥看来,对城市社会的研究是芝加哥学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而帕克等人的努力体现在为城市社会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其一,城市结构是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是关于土地利用模式及人口与机构在城市社区中的分布状况。他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郊区化的原因和后果;不同种族和族群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社会群体的居住隔离现象;以及城市社区的增长与衰落;等等。其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研究是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包括帕克、雷德菲尔德、沃斯在内的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有过深入的探讨,其中,沃斯进行的系统化研究影响深远。其三,实地调查是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帕克等人的推动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和学生走出象牙塔,对芝加哥城的各个区域进行实地研究,推出了很多关于外国移民、流浪汉、种族聚居区、青少年犯罪团伙、自杀等社会现象的分析报告。秦祥斌认为,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社会学研究建立在实地调查的科学基础之上,追求“价值无涉”以力求客观地反映城市现实;为城市社会研究提供了人类生态学的概念与方法,在宽广的空间社会环境中探索人类行为的整体性联系;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探讨推动了人们对城市性研究的关注。
胡锦山探究了罗伯特·帕克与美国城市移民同化研究的关系。在他看来,20世纪初,帕克及其同事和学生在芝加哥开展的城市外来移民及其融入美国社会的美国化问题并非仅仅是存在于芝加哥城市的独特问题,而且是涉及美国所有大城市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移民及其同化问题也超越了单纯的社会问题范畴,是当时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与托马斯对波兰农民的美国化研究不同,帕克研究的移民主要是有色种族和族群,尤其是黑人移民的美国化问题。根据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帕克提出了种族周期理论,胡锦山将之归纳为相遇(contact)、竞争(competition)、适应(accommod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四个阶段。相较于前一个阶段,后续阶段在移民同化的过程中是一个新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面向国外移民的报刊对移民融入美国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在《论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范式的局限》一文中,王光荣认为,20世纪上半叶芝加哥学派创立的城市生态学范式标志着城市社会学学科的诞生,但是,城市生态学范式存在两方面的局限:其一,停留在生态学原理和概念的简单移植阶段,忽视了人类自身的特性;其二,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模型不具有普遍性。
另一本关于芝加哥学派值得一提的著作是台湾学者叶肃科的《芝加哥学派》(叶肃科,1993)。作者考察了芝加哥学派从诞生、崛起、衰颓到重建的历史过程,阐述了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概念、理论、方法与体系,探讨了芝加哥学派在城市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持续性影响。在有限的篇幅中,叶肃科回顾了芝加哥学派诞生的思想渊源,包括欧洲思想家的影响和美国独特的社会背景;在芝加哥学派崛起阶段勾勒出了托马斯的《波兰农民》与社会解组研究、帕克对城市研究的贡献、伯吉斯的城市成长模式、麦肯齐的人类生态学、沃斯的城市性理论、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等;指出了芝加哥学派的衰颓过程,扼要地提及了同期其他竞争性理论的兴起;在芝加哥学派重建抑或第二个芝加哥学派时期,主要谈到了新正统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因素生态学;等等。从两个方面探讨了芝加哥学派的持续性影响:其一,晚近美国主流城市研究的主要理论形态,如城市决定论、人口组合论、次文化理论等;其二,国际新兴的城市研究,包括美国激进主义学者、英国新韦伯主义学者和法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要城市研究流派。
表1-2 芝加哥学派中文文献
三 臧否
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的美国先锋,芝加哥学派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持久兴趣,成为后续人们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不竭遗产。可以说,一部芝加哥学派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美国社会学的创建史,也是一部现代社会学的开拓史。但是,人们却并非总是以感恩和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芝加哥学派。更确切地说,芝加哥学派在美国学界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对芝加哥学派的首次否定发生于1935年的美国社会学协会上。在此次社会学年度会议上,以卢瑟·伯纳德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开始抵制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社会学的支配性地位。为此,创建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作为协会的官方刊物,以取代自创刊以来一直由芝加哥学派把持的《美国社会学杂志》。此次叛乱拉开了批判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大幕,在其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学者们对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模型、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多层次的解构,动摇了经典芝加哥学派的知识基础。
但是,从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为了对抗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哈佛学派的巨型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霸权地位,芝加哥学派重新成为人们汲取知识力量的源泉。例如,默顿发展出来的中层理论方法论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对芝加哥学派研究方法的一个高度凝练。更为重要的是,一批芝加哥学派的直接继承人在学派的社会心理学传统中提炼了一个可以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相抗衡的理论,即符号互动论。在赫尔伯特·布鲁默、埃弗雷特·休斯的直接推动下,在霍华德·贝克尔和欧文·戈夫曼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出现了“第二个芝加哥学派”,中兴了经典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心理学遗产。
较之于20世纪50年代前,芝加哥学派与结构功能主义交替称霸美国社会学界不同,进入60年代之后,特别是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社会学遭遇阿尔文·古尔德纳所言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主要表现为面对流派纷呈的碎片化社会学现状,美国社会学不仅缺乏足够的能力来整合不同的理论,而且也难以为时下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Gouldner, 1970)。由此,不少人把美国社会学这种诸侯割据的局面归咎于芝加哥学派,如在斯蒂芬·特纳看来,正是1920~1930年代芝加哥学派开展的各种具体的、零散的研究埋下了今日学科碎裂的种子(Turner & Turner, 1990)。换言之,即人们把当时西方社会学,主要是美国社会学的学科危机归因于经典芝加哥学派所开展的经验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直至当前,伴随着社会学的再出发,人们对待芝加哥学派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不再把社会学的发展危机简单地归结为芝加哥学派,相反,试图从芝加哥学派的遗产中汲取知识智慧以直面时代挑战。
与国外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无法与之相比。不仅在对芝加哥学派的认知中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时至今日,国内学者对芝加哥学派依然处于认知的悖论之中,缺乏对芝加哥学派的全景式认知:一方面,以芝加哥学派这一整体性称呼来指称经典时期学派的知识贡献;另一方面,具体到学派的人物及其思想时常常简单粗暴地把芝加哥学派归结为帕克、托马斯等人,或者诸如人类生态学、同心圆理论、《波兰农民》等片段性符号。对芝加哥学派的浅尝辄止式的介绍既不利于人们从该学派中汲取充分的知识智慧,也不利于人们正确地、客观地评价芝加哥学派的学科贡献。在社会学重建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的今天,系统化地重新反思学科基础、开创性流派——芝加哥学派,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本书的主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