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番禺文化”之定位

（一）概论

随着时间与空间的迁移与变化，番禺的历史文化定位也在不断变迁。直至清代后期，番禺虽然直接或间接地析出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州县，其范围不断变化，但是总体而言，其囊括的地理范围仍然非常广阔，特别是因其作为附廓县的地位，番禺县城同时也是府城和省城，番禺当然被看成是南岭百越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1921年广州市政厅设立后，番禺的东部及北部大片地区归属广州市，构成如今广州的东半部分，而番禺县署也从广州城内迁到城外。因行政范围的大面积缩减和县城外迁，番禺至此时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中心地角色。但番禺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域上众多市县的母体，在历史文化方面仍具优势，在当时仍是岭南历史文化的重要承载者。

1958年禺东和禺北地区进一步被划割，番禺包括的地理范围只剩下原来的禺南地区。而同年原来归属中山县的大岗、万顷沙等地被划归番禺，又使番禺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番禺文化不仅指那些宣称来自中原的民田区居民及其从中原带来的士大夫文化，而且结合了新纳入的大岗与万顷沙等的沙田水乡文化。也就是说，番禺文化同时包含有士大夫文化和珠江三角洲土著文化的成分和内涵，番禺的乡土文化由这两种文化相互交织而成。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番禺紧接广州市区，且毗邻港澳，其角色逐步从城外郊区发展为广州市区的外溢发展区，同时也成为港澳投资的集中地。番禺的房地产业和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在原本番禺乡土文化基础上，番禺文化又增添了一层新含义，那就是新兴的现代城市文化。

因此，如果番禺要寻找准确的自我定位，就必须明确士大夫文化、沙田水乡文化的位置，厘清这两种文化交织而成的乡土文化与新兴现代城市文化的关系。下文将讨论番禺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如何根据自身的优势与特点，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定位。

（二）把番禺建设成为岭南文化的栖息地

在广州城市急速扩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对土地的急切需求，广州市区内大部分的老街区及乡村都已经被拆迁改造，原本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众多民间传统保留地大都化为乌有。除了若干大型的古墓、祠堂经过政府部门的修葺而成为旅游景点得以保留以外，留存于乡村民间代表岭南文化的古建筑或文物已所剩无几。所谓的西关风情已经高度商业化，一些乡村经过政府修葺改造为旅游景点后，其岭南文化已经不再有原汁原味，村民已不再居住于乡村，传统乡村的仪式活动也不再举办。乡村常常只剩下人造的外壳，失去了内在的灵魂和传统生命力。在广州岭南文化不断褪色的进程中，番禺承担岭南文化栖息地的历史重任，就显得更为适合。当广州因城市发展日益失去乡土特色时，番禺或许就可成为广州地区岭南文化的最后栖息地。

那么，番禺建设成为岭南文化栖息地的优势何在？本部分将从番禺发展岭南文化的硬实力、软实力和转型优势的现状三方面，结合个案展开分析。

1．番禺发展岭南文化的“硬实力”

由于政府的极力保护及民间的重视，番禺的民间文物保存较为完整。番禺是一处随处可见历史文物的宝地，如余荫山房、宝墨园、大岭古村、沙湾古镇等，这些古村落和古建筑在广州市区已经极少看到，但在番禺却遍地皆是。这便是番禺文化发展硬实力的重要方面。

在这些古村落和古建筑中，祠堂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今天，只要走进番禺的各个乡村小巷内，随处可见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祠堂，祠堂文化可被认为是番禺文化的标志内容之一。本部分以番禺祠堂的形制与功能变迁为重点，讨论文物建筑的保存与利用现状。

据《番禺县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前番禺除沙田地区以外，各村庄都有按族姓建立的祠堂。始祖称“宗祠”，分支房系的称“×世祠”“××公祠”“私伙厅”等。虽然有一些辈分子孙众多，自行开宗的祠堂也成“宗祠”，但是全族的大宗祠必定只有一个。倘若同一村内有两个同姓大宗祠，即说明他们的始祖不是同一人。这些大宗祠主要属于居住于民田区的大姓，这些大姓的后代一般都聚族而居。番禺大姓人数较多的主要有沙湾何、石楼陈、员岗崔、南村邬、市桥谢、茭塘黄、沙涌江等姓聚居的大村，这些姓氏人口占所在村落人口的绝大多数。大姓的祠堂规模宏大、装饰华丽。

民国以后，由于政局原因，祠堂破坏非常严重。但改革开放后随着港澳同胞回乡投资，在政府和乡民的共同努力下，番禺又出现了重修祠堂的风潮。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在番禺区的村落中，民田区的每一个村落几乎都有祠堂，每一个村落中每一个大姓都有祠堂，而且同一姓往往有几间祠堂。初步统计，番禺现存比较完整的祠堂仍有数百间，祭祀的对象除家族的祖先外，还包括从自然崇拜的山神、水神、天神、地神到英烈先贤。

（1）传统文物建筑的形制变迁

以祠堂的形制变迁为例。在近几十年，虽然还有不少祠堂处于丢荒状态，但是大量祠堂已经重新开光，但祠堂在改建或扩建过程中，其形制发生了明显变化。

很多村落遗留下来的宗祠数目仍然可观，如谢村的旧祠堂可谓遍地皆是。但是，据当地人称，大部分祠堂都没有得到修葺或重新利用。祠堂的族人没有组织重修工作，政府也还没出台方案对祠堂进行处置或利用。于是，大量的祠堂被丢荒，从紧锁的大门缝隙看进去，里面只有丛生的荒草和杂物。

即便重新修葺的祠堂，也无法保持祠堂原来的风貌，大多只剩下祠堂的主体部分，两侧拱形门廊被拆除或填塞。祠堂周围原来附属性建筑，如社学等保留较少。

祠堂在扩建时，多依据现在祠堂周围的地面建筑分布状况，补建祠堂中已缺部分。南旗陈公祠堂原为三院两进式布局，在“文革”时期及其以后，现主体建筑以东、以西两间主体建筑被毁，其地已为附近居民楼所占。祠堂前的院落、水池等亦已毁坏殆尽。于是，在重修此祠堂时，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大体院落，但祠堂内部装修与旧式祠堂显著不同的是，一般祠堂前的水池呈长方形，而此祠堂前重建的水池大体也呈长方形，其左上角处则修成内凸的长方形，且装饰性较强。围绕水池筑有曲尺形廊道，水池上空为亭廊。祠堂正门一般正对祠堂主室，位于祠堂中轴线上，且多只有一门。该祠堂坐北朝南，在南面正中并无正门，在东侧围墙最南端和西侧围墙最北端开有两门，西门为正门。祠堂院落总体并不对称，颇具现代园林式建筑的特征。

祠堂的建筑材料也发生部分变化，开始安装现代灯光照明设施。在许多祠堂的正门外两侧装有方形照明灯，以便于利用祠堂前面的空地。在有些祠堂正门前还安装铁栅栏，在内院两侧的厢房前皆安装有防盗门等，这些变化的出现都源于祠堂功能的变迁。祠堂功能的变化影响了祠堂形制的变化。

（2）传统文物建筑的功能变迁

在新中国成立前，祠堂属于宗族共有的公产，其所有权归属于宗族集体，由族长、值理负责管理，其维修费用均由宗族的收入支付。如今虽然已经没有族长、值理等人员，但是仍然有宗族事务管理的专门族人。祠堂在宗族事务管理理事的组织下，得到亲族的资助，并且重新开光。笔者参与了2012年大石街植村马氏宗祠在重光当日，祠堂的各房乡亲欢聚一堂，在祠堂前摆围餐。重光当天，连植村外的其他各支马氏宗亲村也都参与了表演舞狮。

现在番禺仍然有很多延续旧体制管理的祠堂，但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背景，各级政府加强了对文物的管理和保护，番禺文物亦由文化局负责管理，许多已经废弃的祠堂开始由国家接管，所有权也归属于国家。在政府力量的介入下，很多祠堂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祠堂在政府的“保护措施”下，出现了多种新功能。

在政府改造与保护后，众多祠堂成为社区娱乐文化中心。以钟一村雷氏宗祠为例。雷氏宗祠又名龙光堂，建于清初，同治、宣统年间经重修。但因雷氏宗族逐渐衰微，其宗祠亦在新中国成立后渐至衰败。又因宗族在“文革”时期完全衰落，祠堂财产完全纳入国有。现今雷氏宗祠经政府拨款修葺，本已破败不堪的龙光堂再次焕发生机，成为全村最大的文化活动中心。祠堂内设有农家书屋、文娱活动室、乒乓球室、露天电影场、曲艺室、民兵之家、醒狮队和老人活动室等，甚至配备了18台电脑的网络室以及卡拉OK厅。但祖宗之牌位已不再放入该祠堂，祭祀祖先的活动也不在祠堂继续进行。

另外，祠堂内的摆设已不是神主牌，而是国家的政治宣传标语。如雷氏宗祠对联的横批为：“扬正气，促和谐”。上联为：“朝阳清风满神州，钟一村里紫气盈。喜龙翻腾庆国庆，醒狮飞跃颂升平。丹青绘就小康景，香墨书写幸福心。男女老少皆笑脸，国强民富见麒麟。”下联为：“礼炮声声震天下，五星红旗似彩霞。光辉历程世瞩目，神州大地遍地花。改革开放扬起帆，祖国跃上千里马。今日再展战宏图，璀璨前景诗人跨。”在文化室内还挂有“八荣八耻”的宣传牌匾。这同沙湾紫坭村梁氏大宗祠的做法如出一辙，我们调查时看到在梁氏大宗祠前新建有升旗台，旗杆上升有国旗。

祠堂归国家所有后，政府成为祠堂的“主人”或主要管理人。据雷氏祠堂的主要管理人称，该祠堂仍然作为婚庆、生日之时的使用场地。从表面上看，似乎仍保留过去的宗族活动，如新妇入族必定要带到太祖面前行拜祭礼以获取合法身份。但是今日的婚庆，已不严格限定于雷氏的媳妇，雷氏祠堂附近的社区居民皆有权利在该祠堂举行婚礼。同时，祠堂的管理权全归于钟一村村委，管理人员的工资、管理维修祠堂的费用等均由村委负责。雷氏祠堂已不仅仅是雷氏宗族的核心，而成为国家体系下的管理单位。由政府雇用专人看管，而该管理人员并非雷氏的宗族成员。此时的祠堂已不再是宣扬宗族传统文化、加强宗族内部聚合的场地。

除上述将祠堂改造为社区文化中心外，有的祠堂还被用作政府办公之地。如石楼镇赤岗村一陈公祠，赤岗村村委会利用了祠堂内部分空间作为该村流动人员服务工作站、计生服务站等。沙湾沙东村以赉思堂作为村委办公室，南圃邬公祠则被用作村治安队的治安站点之一。

祠堂还被发展为旅游景点，所获门票收入多用于祠堂内部设施和建筑物的维护。最典型的为沙湾留耕堂和余荫山房的善言邬公祠。这两处祠堂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改为旅游观光的场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祠堂内的建筑和设施也得到精心维护。但近年祠堂游客大幅减少，当地政府基于此种情况，开始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并不断增加对祠堂的财政补贴，促进祠堂自身的积极运转。

综上所述，笔者试图以祠堂为具体个案说明，相比其他地区，番禺是一个遍地可见历史文物遗产的宝地。物质文化作为一种有形的文化遗产，本身就是“番禺文化”最好的象征符号。当政府试图参与改造这些“文化象征”时，应避免简单地将其改为娱乐场所，而应更多地考虑如何保留“番禺文化”的特色，多让村民参与改造方案的制订，如改造成为乡村历史文化博物馆等，从而让新一代年轻人仍然能够认识到自己乡村的过去，延续这份独特的“番禺文化”。

文物作为文化“硬实力”的一种象征，是番禺发展成为岭南文化栖息地的重要优势之一。这些文物遗产有些仍然以传统的方式继续经营，有些已经完全转交政府管理保护或组织重建。无论各种管理的方式利弊如何，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广州市范围内，番禺是存留岭南文化特色文物最多的地方之一。番禺一直具有很强的文化保护意识，今后只要更加注重文物保护的细节问题，这些遗存下来的物质型文化遗产应能转化成为当代番禺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

2．番禺发展岭南文化的“软实力”

番禺要发展成为新岭南文化示范区，除了以上与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硬实力”外，还有文化的“软实力”。所谓“软实力”，除了指传统民俗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外，更宝贵的是存留于村落社会之中的乡村风俗民情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乡村文化传统。经过30多年快速的经济发展，在都市化强大的浪潮之下，广州地域范围内的许多乡村出现了严重的碎裂化倾向，传统的社区内部联系被城市发展的冲击所割裂。相比之下，如今番禺乡村内部和村落之间的传统关系还保持得比较完好，尚未因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彻底断裂。这些关系和联系通过传统节诞等活动继续维系着，蕴含着浓厚的“乡土情”。番禺有条件成为当代人品味岭南文化“乡土情怀”的首选之地。

（1）番禺丰富多彩的民俗与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传统手工艺技能、唱艺、舞蹈、大型办“飘色”巡游等。这些活动的传承不仅仅需要资金及技术，还需要合适的传承人。特别是蕴含着番禺文化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技能，包括龙舟制作、壁画、泥塑艺术、雕塑、刺绣、微型工艺等，也是非常值得珍惜的。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传统仪式活动及手工艺制作已经失传，但是番禺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相当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也仍然存在很多难题，对此本书第四章将详细讨论，恕不赘述。

（2）番禺的传统社会村落关系网

传统岭南的村落都是聚族成村，村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广州的“乡村”都已逐渐消失，更不要说乡村之间关系的维系。但是，番禺乡村间的联系仍然通过各种传统活动得以维持。番禺的民间活动存在于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就在人们所生活的社区中进行。乡民们对于这些文化活动还有足够的热情与动力。普通民众是地方文化活动的能动者，这就是番禺文化最具价值之处。

案一“水”成为村际沟通的脉络

番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仍然是水网密集的农田，村民出行以棹艇为主。我们来到上滘龙船作坊进行田野访谈，由于这里是各个主要河道的交汇点，所以这里在解放前，就是整个番禺甚至珠江三角洲地区制作各类木船的中心地。这里的师傅依靠家族师承，手艺高超，既制作打鱼用的艇，也制作端午节的龙舟。制作龙舟的过程中，原料运送、龙船入水的仪式、龙船运回各村等阶段，都离不开水。这些河道成为一种“文化”得以延续的基础。关于上滘龙船厂的案例，由此引申出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论题，在第四章节有更详细的分析。

端午时节，化龙、石楼各村通过“龙船探亲”的活动联络兄弟村之间的感情。在每年的五月初一至初四日，各主要村落的祠堂大姓都派出自己的龙船，一般这些祠堂都有两至三条属于自己姓氏的龙舟。在笔者参与的“龙船探亲”活动中，当地的青年都非常踊跃地报名参与活动。这些青年在四月三十日先送船下水，并脚踏龙船头及龙船尾，检查龙船的“弹性”。然后，到了五月初一日正式开始“探亲”活动。各个村落大姓的龙船按照一定的次序，到邻村“探亲”。兄弟村会用敲锣的方式邀请其上岸，招呼探亲的龙船到祠堂中“饮茶吃饼”。不同兄弟村之间在“探亲”活动中增进了情感。在每天完成探亲活动的路线后，各个龙船都聚集一处，举办兄弟村间的“赛龙船景”活动，各村乡民都齐聚河涌河岸。在乡民们举办了村落间的“内部”龙船比赛后，他们才参与农历五月初五由政府举办的“莲花杯”龙舟赛。参与“龙船探亲”的村子所涵盖的范围，已经超出化龙、石楼的范围，到达钟村、大石，但是现在由于河道淤塞，所以原本参与的村落也只能从此割断此项联谊传统。因此，河道淤塞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是文化传统遗失的问题。

案二“神诞”是社区沟通的方式之一

除了以“水”作为村际沟通的方式外，神诞出巡活动也成为村际间沟通的纽带，有些地方的神诞活动还成为旧社区与新社区相互融合的策略。番禺现存的神诞活动主要包括康公诞、天后诞、北帝诞、社公诞、龙母诞、侯王诞等。本文为了更好地展示当下番禺乡村社会关系，主要围绕钟村“康公”出巡为例讲述。

康公出会又叫作“正月十八会”，在康公古庙中的崇祯《钟村圣堂庙碑序》中，落款是“十八户事首”，但是碑中并没有关于“十八户”更多的信息。到了清代中后期，钟村地方组织以“十甲”的形式取代了“十八户”。根据当地学者陈礼滔言，解放前“十甲”由钟村较大始祖的姓氏编成，一年一甲轮值康公出会。十甲的编列是：一甲彭、元，二甲屈（因屈姓小，故每逢二甲当值，十甲共助，又名二甲同当），三甲陈，四甲卢，五甲彭，六甲黄，七甲区，八甲李，九甲陈，十甲简。按照“十甲”轮值的方式，轮到某一甲，就由那甲负责所有的出会事宜，包括烧铳。铳队由18岁以下的青年组成，他们在出巡前一天晚上就要到各自的祠堂守夜。当康公出巡到每个姓氏祠堂前时，铳队就开始烧炮。康公出会的路线不包括位于西边的隔水相望的疍家墩。虽然他们仍没被列入“十甲”，但是他们却有义务安排40人作为康公出会的义工。

解放后由于政治原因，康公出会一度停办。康公古庙在2001年才得以重修，并于2005年才开始复办“康公出会”。如今“钟村出会”不再是乡联“十甲”，而是由钟村街六个村轮值当甲，六个村分别为钟一村、钟二村、钟三村、钟四村、胜石村和汉溪村，其中以钟四村为首甲。关于出会的资金，据当地人言，解放前康公出会是以祠堂公产为资金基础，现在已经全部转为“私产”了。除了六个村委分别出资以外，当地企业公司和商铺也是主要赞助者，他们主要通过“群众签甲”的形式参与。虽然主要通过政府人员维持秩序及组织，但政府并不是康公出会的唯一主角，正如当地人所言，“如果是政府文化中心在组织，没有民间的参与，我们的热情就不会那么高涨！”在康公出会当天，各村大祠堂前同时也举办隆重的迎接活动和围餐聚会。

2013年阴历正月十八，笔者参与了钟村历时两天的“康公出会”。每个村委都要求派两名人员组织出会，早上参与出会人员到康公古庙烧香后，负责当甲的村委代表将康公从古庙中抬出，一人在队伍前带队，一人到康公座驾旁护驾，于早上九点开始出发。今年出会的队伍次序依次为“钟村主帅庙文化中心各村企业捐助”牌匾、香港钟村同乡会旗帜、钟村文化中心旗帜、康公旌旗、“头牌”、八音锣鼓、“康主”灯笼、罗伞、康公座驾、两位真人康公、配乐鼓叉队、钟一村旗帜及舞狮队、男女彩龙、钟二村旗帜及舞狮队、钟三村旗帜及舞狮队、钟四村旗帜及舞狮队、胜石村旗帜、汉溪村旗帜、沙涌鳌鱼队、百家武拳队、祈福新邨仪仗队及花队。仅仅从出会牌匾、旗帜即可知，钟村香港同乡会、钟村文化中心作为两个重要的支持力量，另外还有“钟村主帅庙文化中心各村企业捐助”牌匾上的企业公司老板。在各村排列的队伍中看，汉溪村和胜石村排在钟村四个村的后面。他们的队伍相对钟村四个村的队伍单薄，仅有村旗帜而无自己的舞狮队。

根据康公停留的地点计算，康公第一天出巡的主要路线为：康公古庙—钟四村村委—钟一村村委—永思堂—波兰社（文化中心）—圣王庙—□俭马公公园—钟三村农家店（百越商场）—钟三村村委—五羊茶叶城—金牛汽车维修厂—康公古庙，主要涵盖了钟四、钟三、钟一村的村委、主要祠堂、商业城及商店。第二天出巡的主要路线为：胜石村村委—钟村第二小学—民宅商铺—胜石村酒堂和胜石幼儿园（胜石村的中心）—“海鲜美食”酒家—福盈酒楼—卢琛景公祠（钟二村）—李志锡公祠—钟二村村民委员会—黄崇隐公祠—钟二公园—钟村敬老院—厂房仓库（某石灰粉厂房）—钟村月华食品厂—广州市嘉大利食品有限公司—汉溪村口的关帝庙—粤山简公祠—汉溪村村委—玉虚宫—康公古庙。从康公出会的路线可见，除了六个村村委以及香火仍旧鼎盛的祠堂庙宇以外，就是钟村各个企业及公司。这些公司是康公出会的主要资助人，在康公到来时，他们通过采青、烧炮等各种方式欢迎其到来，表现出十足的热情。

总而言之，康公古庙很可能自明末以来就是钟村地方社会的信仰中心。新中国成立前，每年正月十八，通过“十八户”“十甲”的形式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复办则通过六个村轮值的形式。从轮值的角色上看，胜石村新中国成立前还是疍家墩，并没有当值的权利，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胜石村已经被纳入了轮值的角色范畴。由此可知，“康公”出巡所囊括的社区范围不断扩大。另外，从“康公”出巡的路线上看，途经地点有祠堂、庙宇、村委、企业商店、民宅等各个类别，实际上“康公”出巡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传统仪礼的层次，而成为当下番禺地方社会重新整合的文化机制。钟村通过举办康公出巡的活动，整个区域的村民都参与其中，村落之间的村民沟通了彼此的感情。另外，远在他乡的村民也借此机会回乡探亲，与此同时也就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无限商机。

因此，通过这些信仰活动，各个村落相互合作，从而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增强了彼此间的联系，这种在传统仪礼的基础上建立的乡村脉络，不仅作为番禺独特的文化特色而增添了番禺的文化实力，同时也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番禺现存保留较好的乡村社会关系，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如果番禺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能注意到这种文化资源的价值，必定能为番禺的发展做出贡献。

3．顺应时势的乡土文化转型

改革开放30余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为什么番禺的传统文化活动仍然能够保持发展活力？本章以潭山娘妈出巡及钟村“康公诞”为例，试图说明，正因为传统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依旧存在，传统文化活动即便受到了巨大冲击，也不会就此消失。番禺地方社会的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发展元素，最后以另一种面貌再次呈现。

（1）旧信仰活动的调适变化——钟村康公出巡的个案

钟村“康公诞”中的种种调整，体现了番禺传统文化在现代发展过程的适应方式。在传统的基础上转变，从而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又适应了现代发展的需求。

神灵角色的转变

当笔者问及当地人对康公的认识时，他们只知道康公是在当年兵荒马乱之时，为了逃脱追杀而路过钟村的将领。在本次康公巡游过程所经过的庙宇中，也摆放着“康公”，但他们都有不同的形象。在钟村的圣王庙中，虽然主神是洪圣王，但是门口左侧也有一位“康公”坐镇。此外，在汉溪村的玉虚宫，后堂虽然是北帝等各种神灵，但在门口正对着的却是一尊站立的康公。除了玉虚宫外，汉溪村的关帝庙中关帝左侧也坐着一位手持武器的康公。

据当地人称，解放前的康公神像体形较小，而且红面无须，现在生活水平好了以后，康公的模样都发生了变化。在圣王庙与玉虚宫中的“康公”都面无须髯、头戴平巾帻、腰扎包腰肚、盘领窄袖袍、下穿大口宽裤，这些都是宋制武职将军的服饰特点。这种康公形象与康公在文献上作为宋朝抗辽将军的形象较为吻合。这些“康公”都摆置于门口位置，似乎有门神守卫的含义。当然康公过去被认为是将军，保留着“守护神”的角色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从如今出会的康公以及关帝庙中的康公形象来看，康公形象已经随着地方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了再次调整。康公从过去的“将军”变成了“门神”或地方“财神爷”。在关帝庙中的康公开始续须髯且身穿宽袍大袖，更似明朝将军形象。此外，在康公出会时，路过的乡民包括当地人、路边私营老板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在积极捐香油钱的同时均以“财神爷”的名称直呼康公，似乎他们从不知道出会的神灵为“康公”。对于“康公”的形象，地方乡民顺应时代的需求，将其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神诞出巡范围的调整——新兴村落的融入

解放前，胜石村被当地人称为“疍家墩”，在康公出巡时只作为义工参与其中，而没有轮值的权利。但是，康公出巡复办后，胜石村已经从过去被乡联十甲排除在外，变为如今六甲中的一甲。

在康公出巡结束后，各村自行组织围餐。虽然2013年轮值者为钟三村，但是所有出会人员最后都到达胜石村就餐。胜石村有六百围的围餐，场面非常宏大，除了本村的1000余人外，他们还请了谢村、诜敦、市桥、屏山、石壁街、钟一、钟二等地的周边亲戚前来就餐。在胜石村村委附近搭建了舞台，台上摆放了玉白菜、玉狮子、一排姜锅以及其他饰品等。据当地村委会主任说，这个舞台没有表演，而是专门为今晚的竞投活动设立的。台上的工艺品都是竞投的圣物，如果有钱的商人买去祭拜则可以得到神灵的庇佑。

虽然胜石村在本次康公出会中并不是中心角色，但是从其围餐参与人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以及竞投热情可以看出，胜石已经成功“洗脚上岸”，完全转变了解放前作为疍家墩的劣势角色。现在当问胜石村的族源时，他们称他们也是珠玑巷的后裔，胜石村关于珠玑巷的故事为：

珠玑巷有很多太公，以前就叫作水流柴，流到哪里就上岸，我们就是从珠玑巷流下来的。当年我们太公在珠玑巷有木船漂流下来，对比那些走路的穷人，我们才是有钱人。有钱人才有船，包一条船下来，船里面能容纳很多实物，他们走路下来的人却是一无所有的。所以我们太公当年是富裕人家，后来不知为何就没落了，反而被走路下来的人占了好位置。

 

由此可知，随着胜石村经济实力的增强，珠玑巷作为珠江三角洲建立地方认同的故事得到了他们再一次的改编和想象。如今随着广州南站的开发，胜石村成为直接的受益者，高价征收土地使他们在近五年内就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按钟村当地人所言，跟解放前钟村四屯和疍家墩的发展差距相比，胜石村现在是“倒过来还有余”，即胜石村如今的发展程度已远远超越过去的钟村四屯。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中，因为胜石村的沙洲滩涂较多，所以比钟村四屯坐落于山地更占优势，分到的土地利用率更高。另外，填埋的河涌又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土地范围。如今他们凭借着广阔的土地，在新的发展进程中占足了优势。过去他们还是茅寮疍艇、生活困苦，现在他们已全部改为小洋楼且道路宽敞。相反，钟村的旧村落还保留着原来的瓦房村屋，道路迂回狭小。

（2）新信仰活动的形成——潭山娘妈诞的个案

据记载，早在清代顺治五年（1648），冈尾社十八乡的乡民就在潭山乡西面的乌石冈乡合建了冈尾洪圣王庙。

光绪《重修冈尾庙碑记》:“我十八乡冈尾神庙，创始国初，自顺治戊子，迄今二百余年。”该残碑现存潭山村先锋古庙中。冈尾庙洪圣王出巡的隆重程度仅次于当时每年由省府最高官巡抚亲自主祭的“波罗诞”（黄埔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故冈尾庙洪圣王诞也被称为“小波罗”。在解放前洪圣王出会中，化龙潭山村的红石房和白石房由于各自财力雄厚，所以在出会中分别轮值一次。但是，洪圣出巡自解放后停办以来再没复办，1985年复办的出会活动却是潭山村本村范围内的“娘妈诞”。潭山村民将放置于天后庙中的神灵称为“娘妈”。在天后庙左翼为万寿宫，正座摆放潭山村本土神灵“许逊真君之神位”。右翼则是先锋古庙，但是先锋古庙的正座却是洪圣大王，洪圣大王右侧才是当地神灵“先锋”，左侧为包公。

旧神迁新庙

关于天后庙“娘妈出会”活动的举办以及如今各庙中神灵摆放的位置，应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港澳台同胞在乡村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5年，化龙开展地方文化活动，潭山的舞狮队参与其中。在这个活动上，潭山的香港同胞许浩彬看到他们的狮子十分陈旧，便慷慨解囊资助让他们更换。后来，他得知家乡文化事业不振，所以开始投身于家乡文化事业建设。首先捐资重建了“娘妈庙”，而后赞助建立了“浩明艺社”。“浩明艺社”的成员就是1985年复办出会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此外，在1998年，乡民许银崧跟当地许钜铨商量，愿意出启动金5万元重建冈尾庙。作为潭山本地的文化事务总代理人，许钜铨四处劝捐后筹得13万元捐款。但是，资金仍旧远远不足，而且其中部分捐款来自潭山村村民，他们更希望建立自己的庙。于是，许钜铨面临重重困难，最终无法重建一个囊括十八乡的冈尾庙。虽然当时许银崧已去世，但许钜铨还是通过委曲求全的办法，同时满足许银崧和村民的心愿。在天后庙左侧加建“万寿宫”，而右侧则加建村中原有的“先锋古庙”。同时，将冈尾庙遗留的碑刻转移到先锋古庙中，并且购买新的洪圣王神像放置其中。作为当地神的“先锋”却被转移到了“先锋古庙”正座的右侧。由此可见，曾经作为区域社会信仰中心的冈尾庙已经无法重修，但是“洪圣王”并没有从此消失。

新旧神灵的交接

“洪圣王”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否仍然具备参与“出巡”的权利就成了新问题，地方社会对于神灵的取舍有自我调适机制。“娘妈诞”自1985年举办后就从未终止。据当地人称，“娘妈诞”复办时，有一位台湾同胞从台湾买了一尊“黑脸娘妈”。潭山村在“娘妈诞”当日，许钜铨等组织者将“白脸娘妈”“黑脸娘妈”与“洪圣王”都请出来出会巡游，结果却遇到了狂风暴雨，出会最终无法顺利进行。因此他们认为，“娘妈”与“洪圣王”发生了冲突。“洪圣王”作为该区“旧”的出巡神灵，而娘妈作为“新”的出巡神灵，当两者取舍时，村民还是选择了后者。自此以后，潭山再没有请“洪圣王”参与出会。

在2013年阴历三月二十三日的“娘妈出会”中，“娘妈”出巡所囊括的范围已经无法跟过去的“洪圣王”相比，仅仅局限于潭山村的九个坊内。一些出巡期间的活动，如“投炮”“举彩龙”活动都已经出现变化。关于“投炮”活动中的“炮”，如今只是一座镜屏。在出巡活动结束后，各个坊自行举办围餐，在围餐过程中，出价高者能将“炮”抬回家中或厂房供奉，以求神灵保佑。在解放前的冈尾庙十八乡洪圣王出会中，曾经有“投炮”的仪式。当时的“炮”是能够打上天的火炮，大家都蜂拥前来抢炮碎。但是如今出于安全考虑，对“炮”加以限制，所以只能在“娘妈出会”中以镜子、刺绣取代过去的“炮”。此外，在“娘妈出会”中的两条彩龙，过去分为“青年龙”和“中年龙”，分别请村中18岁左右的青年及中年男性担任。但是，如今年轻人由于高中学业紧张而由妇女取代，连“中年龙”也由女性担任了。

在潭山的例子中，“洪圣王”作为传统的地域神灵，虽然已经不再参与出巡活动，但是仍然得到了保留。此外，“黑脸娘妈”的出现，实际上象征着地方社会将新元素融入传统信仰活动，从而增添了传统活动的生命力。最后，传统出巡活动中的元素，如“投炮”及“彩龙”等活动，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作了调整。

以上讲述的乡村仪式，不仅仅是一种民俗活动，还是一种存活于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对村民本身具有意义的文化活动。村民才是乡间文化活动的主体，他们决定着文化的转变方式。或许很多人认为，在当下番禺，大量传统文化活动经过村民的“再造”，已经变成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活动，这就“破坏”了传统文化。其实，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文化世代都在变化，只要村民对于他们的文化活动还存在热情，就表明这种文化仍然是“活”的，这是文化得以生存的根本因素。

（三）继续保持水乡文化特色

虽然国务院设立南沙区后，将本隶属于番禺的东涌镇、榄核镇、大岗镇等地一并划入南沙区。但是，历史上番禺一直就是沙田开发者的角色，所以水乡文化也是番禺乡土文化的主要部分之一。即便是在新的行政区划下，番禺现在仍然有很多沙田村落。如沙湾与市桥等河口以及石楼海鸥岛等地，这些地方的沙田村落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此外，虽然现在的南沙区才是拥有最大沙田水乡的区域，但是无疑经济发展才是南沙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大量沙田村落直接被大型厂房进驻，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南沙的水乡文化未必能很好地保留下来。此外，番禺的水乡文化与南沙区解放前大片以“围馆”为中心的沙田文化有所不同，番禺很多地方存有“疍家墩”，即位于大族附近的沙田水乡。这些水乡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展现了珠江三角洲历史形成的过程。因此，番禺历来拥有的沙田水乡文化的资源，不会轻易丢失，因此番禺区很可能是未来水乡文化的传承者。

究竟水乡文化是什么？水乡大部分被认为坐落于沙田区，这些地方通常被当地大族认为是“疍民”居住的地方，并且被标签为“无文化”“无历史”的地方。在过去的研究中，对于番禺沙田水乡的关注严重不足，对于水乡文化的信息大多来自生活于其周边的大族。这使得我们对水乡的印象非常刻板，大致认为水乡就是河流纵横、疍艇和海鲜的景象。如果能真正地去融入水乡村落的生活当中，体验其中与民田区文化不同却别具特色的社区文化，那么必能找到水乡文化的价值所在，这也将是我们未来继续研究的方向。

1．番禺传统沙田村的状况

大涌口村位于沙湾镇东南部，亦即“沙田—民田”界线之南的沙田区。该村紧依沙湾水道北岸，东连陈涌，西、北面与沙湾南村为邻，南临沙湾水道的“北斗”海，与榄核镇八村相望，是沙湾的一个沙田自然村。由于其位于珠江进入沙湾各河汊的河口，且入口处较大，故名大涌口。大涌口村没有发展特色产业，大部分土地被征用并建立房地产或者建立厂房。村内的耕地稀少，大部分由于潮水对土壤的影响，都要经过改造才能种植蔬菜。渔业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只是平日的娱乐活动，只有少部分村民以捕鱼虾为业。村民主要靠到沙湾打工为生计，白天的村落都非常安静，因为打工的年轻人要到晚上才回村。实际上，这些传统的沙田村落缺乏关注，村落发展也缺乏有效的规划。传统的村落在房地产和工业化的侵蚀下渐渐消亡。水乡文化没有得到充分发掘，经济发展水平也未能跟上，村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较为低下。除了大涌口村外，还有海鸥岛的海心沙村，等等。关于如何发展这类乡村，本书后面的章节将会给予详细讨论。

2．改造为生态旅游区的沙田村

海傍水乡位于海傍村亚运村西侧，倡导的是一种绿色、健康、低碳的休闲方式，是集餐饮、休闲、娱乐等项目于一身的综合性农庄。根据海傍村的宣传册子，该生态旅游区内的主要项目有海傍水乡自助餐厅、同学会中餐厅、绮梦咖啡厅、红酒俱乐部、耕地体验园、种植园、鱼趣园、垂钓园、果园、农业展厅、高尔夫球练习场、泛舟运河、儿童乐园、野战场等娱乐休闲场所，是情侣、家庭、公司聚会的极佳选择。其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生活在广州的居民，为他们提供田园式体验生态游，他们可以在这里申请一块自己的农场，定期过来打理，然后在“自己”的农场里摘菜。收成的蔬菜拿到隔壁的农家乐或中餐厅里烹饪，就能尝到“自己种的蔬菜”。在笔者走访村落时，该村由于不在节假日期间，所以显得格外冷清。这种旅游发展模式开发沙田村落，本村居民都全部外迁的模式，其利弊何在？这也是后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四）以“乡土”为根基的城市文化

1．现代城市的发展步伐

番禺区正以建设广州市现代化新城区为目标，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番禺，全力发展广州大学城（国家一流的大学园区，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城市化新区）、广州亚运城（以亚运城为启动区，与莲花山地区融合发展的都市新区）、番禺新城（总部经济CBD区、休闲度假区、现代居住区）、广州南站商务区（商务、商业和居住综合发展区，穗港澳现代服务业合作先行先试区）、广州番禺轿车生产研发基地（先进制造业集群区）、广州番禺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大型装备制造集聚区）和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国内最大的商品展贸中心）七大重点区域，着力打造生态型岭南水乡典范，争当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示范区和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地。

自改革开放以后，番禺的经济高速发展，这种发展对当地的人口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使得番禺人口构成在近20年来呈现出新特点。番禺总人口在近20年来迅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省内外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此类外来人口即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高薪白领，他们主要居住在番禺北部新兴的各大住宅小区中，而另一类为廉价打工劳务人员，他们则主要聚居于各乡村出租屋。这种现象的产生，最近应该追溯到番禺的“撤市设区”。

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番禺市、花都市通过“撤市设区”成为广州市的两个新区。在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广州市进行了城区调整，原番禺区南部南沙地区变为南沙区。其中“撤市设区”的基本做法就是将大城市周边的县级市或县改为区，纳入大城市行政范围。“撤市设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广州市利用行政集权的手段整合发展资源，减少矛盾，为广州市及周边地区的统一规划和协调发展创造条件；可壮大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和城市规模，增强中心城市的实力；有利于协调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道路、港口、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规划。但是“撤市设区”后，城市的职能发生变化或地方政府职责发生变化，在城市职能、城市功能定位、城市空间范围以及区域空间发展战略的调整下，城市规划往往需要随之进行修编或重编。

番禺在“撤市设区”后，过去12年时间里，番禺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产生了一系列的巨大变化。第一，城乡建设用地由过去围绕市桥单中心增长到如今多中心扩展。第二，番禺面临着城区功能外溢与本地惯性扩张并存的局面，同时承担了广州市功能外溢与本地发展的双重责任。第三，番禺作为新移民城市，在近20年发展起来的房地产聚落与本地社区两者之间产生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这种格局，是造成目前番禺文化定位模糊的因素，但是，也为番禺发展新的城市文化提供了契机。

在番禺未来的文化发展中，如何在广州城市人口向番禺扩散的态势下，再造城市精英文化的新优势，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众多大型房地产项目相继落户番禺，一度形成了番禺楼盘独领广州房地产市场风骚的局面。“华南板块”是指广州番禺市桥—洛溪这段房地产开发的热土，大体上位于市桥、钟村、南村、大石4镇。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里的大型程度：占地约0.67平方公里的星河湾、2.667平方公里的华南新城、2平方公里多的南国奥林匹克花园、2.667平方公里的锦绣香江花园、3.2平方公里的广州雅居乐花园、0.8平方公里的广地花园、0.667平方公里的华南碧桂园、5平方公里的祈福新村，其规模累计相当于一座可居住50万～6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伴随着番禺大片房地产商的开发，为了迎合“新番禺人”各方面的要求，一系列的配套设施也建立起来，如食街、经济商圈、康乐中心、交通接驳线路以及教育方面的“楼盘办校”模式，这些配套设施同时也大大地改变着番禺的面貌。例如，“楼盘办校”的趋势在近20年越来越明显。作为番禺楼市主体的华南板块，地处广州市郊，教育配套设施较为落后。新型房产项目开发以后，新入住居民几乎不能利用原有的教育设施，因此，一方面政府为了保证适龄人群接受教育，通过颁布规定和给予地价优惠等政策，鼓励房地产商建设配套学校。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带动楼盘销售，满足业主的需求，一些房地产商也主动接受政府的规定。部分房地产采取与名校联姻的方式，引进了优质教育，实现了政府、业主、开发商、学校多赢的局面。在这一趋势的带动下，新兴的房地产项目中涌现出番禺执信中学、祈福英语实验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南奥实验学校。楼盘办校也逐渐成为市场经济下华南板块居住教育设施配置。

由于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区域结构已经明显呈现二元化趋势。华南板块楼盘规模大，楼盘景观和谐一致。而在这些规划整齐、景色优美的花园式楼盘周围却是脏、乱、差的农村居民点，且其内部拥挤不堪，还包容了数量不少的外来打工者等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所以总体看来，华南板块周边的农村就像国外的“贫民窟”。难怪有人这样形容：“（华南板块）要么破破烂烂，要么像个暴发户”。两种格格不入的景观在这里汇集，形成了“村中城”这种新型的区域二元结构。“村”与“城”有围墙、河流、丘陵、道路、工厂等天然和人工界限，二者泾渭分明，各自为政。

其实，这种结构上的二元分化，在历史上的番禺也是同样存在的，历史上“上番禺”与“下番禺”之间，就在经济上、文化上存在强烈的差异，如果加上城市中心区与乡村地区的差距，则情况更为突出。因此，认真研究历史上番禺的文化整合与渗透机制，有助于今天发挥这些由新的城市人口扩散形成的城市化社区在番禺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在旧的城市社区被割离的现实下，寻找重新把城市精英文化拉回到番禺区域文化体系的路径。在这个方面本项目的其他子课题将提出具体的分析和设想。

建设新城市文化的另一契机，是随着广州南站的建成启用，番禺正在成为广州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交通中心。位于番禺区钟村镇石壁村的广州南站，是中国铁路客运特等站，是一个大型现代化铁路客运站，距离广州市中心17公里，是已经部分建成或正在建设中的京港高铁、贵广高铁、南广高铁、广珠城轨、广佛肇城际轨道交通的交会点，目前是武广客运专线和广深港客运专线的三个始发站之一，也是广珠城际轨道交通的三个始发站之一，另外也建有三眼桥联络线连接既有的广州站、广州东站及广州西站等。广州南站与广州站、广州东站和广州北站共同形成由中国铁道部规划的全国铁路四大客运中心之一——广州铁路客运枢纽。广州南站也是广州市内一个综合交通枢纽，旅客可在站内实现铁路、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等交通工具的直接换乘。广州地铁2号线、7号线、20号线和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等地铁路线将在广州南站地底或附近设广州新客站，形成一个集中的换乘中心。虽然番禺区本身也没有机场，但在60公里半径内，有广州、深圳、香港、珠海、澳门5个国际机场。区内亦设有多家空运代理公司。这一最新的发展，令番禺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这对于番禺文化将产生的影响暂时还难以估计，但应该纳入番禺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之中。

2．孕育新型城市文化：勿忘本

番禺作为广州城市发展的外溢部分，近年来房地产业、新兴企业、交通行业都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在这个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番禺传统的乡土文化如何寻求自身的生存空间？新旧价值观以何种方式相融合？番禺的城市文化应该如何发展？

（1）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抗衡：“夜明珠的退幕”

市桥城区灯光夜市是番禺较早开办的灯光夜市，夜市迄今为止是番禺最大的成衣日用品夜市，至今有近30年历史。从2012年8月21日起，番禺将全部停办灯光夜市。在大东商业街的524户经营业户一次性撤销，这是最后一个灯光夜市退出番禺人的视野。

灯光夜市最初的设立是为了解决低收入人群，特别是无固定收入人群的生计问题。除了少量的市场管理费外，免缴纳税款，也不用办理营业执照。当年笔者在市桥读书时，晚上来到大东商业街逛灯光夜市，这些档主每到晚上6点钟就开始从各个大街小巷拉出“家当”，纯熟地摆起摊档，各个档主之间非常熟悉，商业气息中弥漫着浓浓的人情味。这里的商品价格较低，除了日用品外，还有专门的小吃街。所以，在这里逛夜市既能买到超值货品，又能吃到地道小吃。但是，如今因为城市发展的需要，灯光夜市占道经营、堵塞交通、噪声扰民以及卫生恶劣，还存在火灾隐患等原因，为了“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灯光夜市最终被取缔。

市桥的灯光夜市对于市桥人来说是一种集体回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番禺城区的人可能10个当中有9个都对市桥灯光夜市有印象。对于这种代表着传统生活方式的老街市，应该采取何种策略或发展方式，才能更好地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的价值观，这也将是后文要详细讨论的问题。

（2）新移民融入本土文化活动：祈福新村的个案

在钟村“康公出巡”的队列中，最后三分之一的队伍属于仪仗队和花队，这些参与者全部来自祈福新村的居民。他们尽心尽力地参与了为期两天的“康公出巡”的整个过程。

祈福新村作为番禺最早期的房地产之一，其所在地本是钟一村范围。现在祈福新村总裁、地产大亨彭磷基就是钟一村人，其祖父彭寿春早在清末民国就通过外轮生意“番尾渡”而发家，随后他在钟村设立“彭乐善堂”，救济乡民。村民至今仍记得，每年二三月份，他们拿着蟹壳来盛粥的情境。20世纪50年代其父彭国仪赴港，直至80年代才得以返乡。彭磷基跟随父亲回乡祭祖，父亲深感家乡教育水平落后，于是捐资40万兴建钟村育英小学。除此以外，他还大力发展钟村的房地产业和本土企业，这些新兴房地产并没有与传统乡村文化格格不入。

参与“康公出巡”的祈福居民当中，有些是钟村本地人，但更多的是来自外地的新移民。虽然新兴的房地产占据了传统村落的空间，看似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但实际上新旧两者还是有契合之处的。新移民通过传统活动被纳入当地社区文化当中，从而融入番禺乡土文化中。反过来，这种乡土文化也可以成为吸引新移民的要素之一。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城市文化，就是番禺非同一般的文化特色。

（3）传统文化在商业中心的延续：大山村西约龙船饭

大石在近30年已经开发出大量的房地产业、旅游度假区。如大山村，其土地被滨江绿园等房地产，香江酒店、味道馆、源源酒家等酒楼征用，村民仅仅剩下小范围居住区。但是，在端午节期间，大山村的西约却仍然每年坚持举办仪式活动，在商业街摆设大型围餐。这些征用了他们土地的企业，都会在传统活动时成为重要的赞助人。

大石大山村的西约“吃龙船饭”包含三部分：村民到江边拜神、晚上全村人齐聚一堂吃围餐、五月初三还要驾着龙舟去天河车陂村“探亲访友”。可见，虽然城市化进程已经迈入乡村，但是传统的乡土文化仍然有其发展的活力，并通过不断调整，寻找到自身发展的空间。

由上文可知，番禺本身所具备的乡土文化气息，正是其他城市所缺乏的历史文化要素。这种“乡土情”在番禺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仍然以各种形式延续着，从而给予番禺这座文化名城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因此，番禺在今后孕育新型城市文化过程中，应切记“勿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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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核心内容是何谓“番禺”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何谓“番禺文化”的内涵。本书所指的“番禺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观，并不仅仅是指客观意义上的行政单位或地理单位，而且是指人们主观的地域观念。番禺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番禺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

在现代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地方未能注意其自身文化的内涵，只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最终走向了趋同化的发展路向，原本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化失去了自身色彩，出现了统一的城市发展模式。若希望发展出具备自身文化底蕴的地方文化，番禺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更有深度地认识和管理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努力防止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失去自我，准确地寻找到自身的合理定位。一方面，番禺是岭南士大夫文化的栖息地，另一方面，番禺也是岭南水乡文化的传承地之一。这就构成了番禺的乡土文化，而番禺的乡土文化应被视为番禺文化的核心内容，也即番禺文化定位中的根基部分。

随着广州城区发展的外溢，番禺不可避免地步入城市化的进程，但是番禺必须认清自身的特点与优势。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番禺可能不及广州。但广州作为老城区，早已丢失了传统乡村的文化，即便仍然保留了民俗展演，却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的社区中生动的文化活动，但番禺却仍然保留了这种最宝贵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如果与番禺以南以高新经济技术开发作为发展特色的南沙新区相比，番禺区无疑具备更久远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有资格成为岭南文化的代言人之一。

因此，处于旧城区与“新开发区”过渡地段的番禺区，不能简单地以“新老城区过渡经济开发区”为自身定位，片面地以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为单一发展方向。番禺必须发挥自身文化特色，在本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根基上发展城市文化。这种城市文化就是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文化，并且只有在人们生活所在的社区当中运作，才能真正存活。这种以本土乡民为能动者的文化活动，在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已经越来越少，因此，这也将会成为番禺文化中最值得珍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