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村活力的维系与提升
——莫干山乡村社区营造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提要：受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实践启发，本文以该理论视角为中心，通过对民国时期莫干山乡村建设的历史资料梳理与实地考察，得出关于乡村活力维系和提升的一点认识，即在地方化基础之上，以产业发展跨界与社区建设跨界为主要内容的“双向双行”乡村建设实践有望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和繁荣的一条可能路径。此路径的多维启示或将有助于深入讨论所在地实践乡村建设的理念与经验，即基于村民共同体塑造之上的城乡共荣发展，以及城乡一体究竟如何“化”等问题。
关键词：乡村建设 社区营造 生活产业组 跨界整合 莫干山
作者李敢，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邮政编码 310018）。
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这一命题，既涉及乡村社区整体性治理，也涉及乡村产业发展与升级。若论具体实现路径，不同地区自然可以有所差别。而始自台湾，以“社区营造”为标志的乡村建设实践或许可以为这类命题的解答提供借鉴。
基于多地乡村建设的比较，笔者认为，莫干山乡村建设值得一提，无论是民国时期的“莫干乡村改进实践”，还是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实践，均具有一些值得品读借鉴之处。具体而言，实证素材主要取自莫干山镇庾村乡村建设的两个历史片段。一个片段主要定位于民国时期的“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另一个片段主要定位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建设实践，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以“洋家乐”群落化发展为引擎，以乡村文创产业集聚化发展为特质的乡村社区营造。
因此，有必要对案例地背景信息进行简要介绍。莫干山镇是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一个乡镇，傍依莫干山，因干将莫邪铸剑于此的传说而得名。新中国成立前，莫干山镇村民多以种植和抬轿为业。改革开放以来，莫干山镇各方面发展较快。庾村，源自南北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庾信家族，也是民国时期“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旧地。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庾村易名为颇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气息的燎原村（后经多次村庄治理合并，原庾村和现燎原村在地理区划上有一定差异）。不过，在当地人口语中，一般仍习惯称之为庾村。
概言之，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对比本地化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集中探讨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社区营造作为一种乡村建设路径的现实运作可能性，以及其中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与“乡愁”、兴建与维护、外来元素与本土元素等多对矛盾之间如何有机结合与有效平衡。例如，如何将台湾等地较为成功的社区营造经验融于大陆本土乡村建设实践之中，从而探索一条适合地域性发展阶段与发展特性的社区营造之路。
一 莫干山乡村社区营造的历史与现实
为了陈述清楚事实，有必要对近代以来莫干山乡村建设脉络进行简要介绍。这涉及民国时期“莫干乡村改进实践”，以及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新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即以“洋家乐”群落化发展为引擎，以乡村文创产业集聚化发展为特质，融合“大农业”综合型产业发展观的乡村产业升级与对应社区营造。
（一）历史：“莫干乡村改进实践”
在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运动史上，“莫干乡村改进实践”（1928～1950年）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该改进实践由国民党前外交部部长黄郛及其夫人主持，地点即为现今莫干山镇庾村一带。
大概受阻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以及受益于个人秉持的“受诸社会，报诸社会”的人生理念，从1928年开始，黄郛便潜心于乡村建设事业。“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中心在于，重视培养乡村在地人才改变乡村旧貌，并以此致力于村庄整体治理能力的提升。贯穿其中的主要有两大亮点。一个亮点是对教育的重视。有鉴于当时村民识字者甚少的现实，黄郛及其同人悉心经营莫干小学及战时莫干中学。“以农村教育促农村改进”是当年黄郛办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例如，1932年6月1日，莫干小学举行开学典礼，黄郛致辞说：“我夫妇二人将来即以学校为家，愿乡村父老予以合作，使莫干小学成为我们农村改进的先声，莫干小学的学生，各个能成为地方上有用的人才。”另一个亮点是成立莫干农村改进会和莫干农事试验场等机构，以各类协会组织为载体，从事具体的乡村改进工作，主张建设“自治自卫自教养，相友相助相扶持”类型的农村。例如，“莫干乡村改进实践”之“自治”包括订立山林公约、调解纠纷等；“自教”包括儿童教育、农民夜校、农民教育馆、健身场等；“自养”包括推广改良蚕种、推广改良麦种、提倡造林、搞好水利交通建设、提倡副业等；“自卫”包括壮丁训练、建立消防队、设置医诊室等。
通过以上对“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粗线条描绘，不难发现，其宗旨在于提升村民素质和参与乡村建设的行动能力，从而“使得农村自有其乐趣在”。这与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乡村社区营造相吻合，如推动村民真正成为行动主体，以及发挥各类乡村组织协会作为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等等。
（二）现实：新莫干乡村建设暨社区营造
1.1990～2008年
相较于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初期相对静止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莫干山镇所属乡村有了较大变化。例如，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之上，开始出现土地流转与集体企业转制等变化。一方面，村办集体茶场逐渐从最初“五包”专业队责任制过渡为“四定奖赔”承包制，还出现了规模性种植区开发等；另一方面，莫干山国家级生态园林区开始有序建设，山区整体环境治理相继取得了一定成效，地方特色休闲旅游业开始显山露水。
2.2008～2013年
不过，在2008年之前，也即“洋家乐”落地与兴起之前，莫干乡村村民收入主要依赖传统小农种植业（竹子、茶叶、果树等），多数村民充其量自给自足，而作为省管单位莫干山景区的收益却与其并无丝毫关联。考虑到整个湖州市水源保护的需要，莫干山周遭原则上不允许从事污染性行业，莫干乡村的相对贫困在百强县德清也是远近闻名。于是，整个莫干乡村社区的衰败凋敝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等社会问题成为当时的常态。而没有适宜业态，自然难以留住人，社区生活质量也得不到保障。
与此同时，为响应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也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挥生态优势，大约从10年前开始，德清县地方政府连年投入巨额生态补偿资金用于环莫干山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自2008年以来，以“洋家乐”为标志的新型民宿及其关联性文创产业集聚化发展逐渐成为新时期莫干乡村建设的最大亮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兴盛的不只是“洋家乐”群落，诸如室内设计、版画、陶艺、影像展、音乐节、潮流赛事，以及自行车主题餐厅等多样化文化创意类行业也随之生长发展起来。
3.2013年至今
2013年，上海设计师朱胜萱及其乡村文化旅游开发团队正式规模性入驻莫干山镇庾村，庾村面貌大改变由此开始。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朱胜萱是一位类似于台湾桃米村复兴骨干人物廖嘉展的外来“能人”。朱胜萱及其团队认为，乡村凋敝衰败和城市不当发展密切相关，如何筑起连通城市与乡村的桥梁是其从事乡村改造实践的原始动机。而对生态文明和绿色文明的推崇，以及对乡村生态圈构筑潮流的顺应，是朱胜萱团队从事莫干乡村建设活动的中心。他们认为，理想的乡村生态圈共有六个部分，两两对应，即集镇对应于生意，乡居对应于生活，农垦对应于生产。
为此，借鉴台湾“三生”（生态、生产、生活）乡村社区营造模式，以“伴城伴乡活动”为号召，以“莫干庾村文化市集”和“清境休闲三重天”为载体，以“城乡互动研究中心系列沙龙”为交流平台，朱胜萱团队在莫干山镇开展了地方化乡村社区营造实践，并称之为“新莫干乡村改进实践”，既追求庾村原有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也追求都市农业休闲新方式的潮流。
事实上，系列乡村社区营造活动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当地乡村生产方法和生活方式的渐进改变，在关注生意模式、拓展新空间的同时，更寻觅生活品质的提升。进一步而言，在保留乡村在地文化的前提下，以新业态产业化方式对乡村建设进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进当地农村面貌的变化，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有助于塑造乡村在地生活具有城市那种“不一样的生活平台”的可能性。简言之，不只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同样也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二 莫干山乡村社区营造的经验与不足
（一）经验：他山之石——来自台湾的实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乡村建设方面，台湾也曾面临与今日大陆类似的“三农”困境。通过社区在组织能力、产业、文化、价值观等层面的总体营造，台湾乡村社区开始逐渐克服衰退，走向新生。现以一个典型村庄社区营造的嬗变为例。
桃米社区，原名“桃米里”，位于台湾中部南投县埔里镇。在开展社区营造前，从某种意义上说，桃米里只是通往日月潭和阿里山景地途中的一片低洼地，是镇里最贫穷的村落。桃米里既有的麻竹笋产业因利润微薄而远不能为村庄发展提供动力，又因埔里镇垃圾填埋场位于此地，故村民自谑作“垃圾里”。如同工业化和市场化在大陆某些地区衍生出乡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一样，桃米里也一度因此类冲击而陷入衰退之中，诸如传统农业没落、乡村环境脏乱差、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严重外流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1999年9月21日南投县7.6级地震更是进一步恶化了桃米里整体生存和发展环境。
但正所谓福祸相依，地震也使得桃米里迅速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台湾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并引致众多外界社会资源进入村落投身于灾后重建。其中，多面“能人”廖嘉展及其“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正是其中一支生力军。16年来，廖嘉展团队开创的文创乡建之路已经步入正轨，并渐入佳境，成长为乡村社区营造的一个样板。无论是经济产业发展，还是社区生活与生态环境类社会建设，桃米里均可圈可点。当然，桃米里的社区营造工作并未完成，实际上依然处在营造过程之中。
具体而言，围绕如何更好地提升乡村产品用户体验，着力于新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引介推广，通过对桃米里独有的青蛙元素的开发利用，坚持走生态经济之路，促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合作共赢，现今，桃米里已经从过去以贫穷出名的“青蛙村”升级为收入颇丰的特色民宿区、生态保育暨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区，以及生态教育培训基地。例如，2012年，桃米里年收入达到1.3亿新台币左右（约合人民币2553万元）。
实际上，在桃米里通过社区营造获得新生的过程中，除了“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这类非政府组织之外，还有作为主体的社区居民，以及学界、政府等力量的介入与互动。例如，以面向村民“青蛙讲解员”培训为串联的本地就业培训链，台湾“农委会”从事特有生物研究保育的专家学者、音乐陪伴教师志愿者，引进“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地方政府，以及桃米社区自组织、自治理机构“青蛙观光协会”等，最终形成了以“感恩”与“爱和互助”为标识的社区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桃米社区居民在感受到村落营造改建所产生的实际经济效应后，陆续加入其中，并凝聚为一股“重新认识故乡”的自发力量，以切实行动去建设自己的家乡。这种故乡认同感还进一步吸引了一些早先外出谋生的桃米社区居民返乡就业和创业，如从事特色民宿和餐饮业，以及生态工艺品制作和音乐艺术演出等。为防止恶性竞争和“公地悲剧”的发生，村庄相应的治理机制也得以逐渐建立，即基于“共生价值”的分享协作机制。例如，设立“青蛙讲解员”资格证门槛，约定经营民宿者不能同时经营餐馆，反之亦然。而且，还订立了一种“社区公积金”规制，即约定“青蛙讲解员”收益的20%、民宿收益的15%、餐馆收益的10%需要转让给社区自组织的青蛙观光协会。青蛙观光协会再将此部分资金进一步投入社区弱势家庭救助，以及地方生态系统维系和改良开拓等公共事务。青蛙观光协会在此类工作中所涉及的一切开支均公开透明化。与此同时，外来“能人”廖嘉展也果断“移权”于青蛙观光协会，顺利完成了由“强人治理”到“组织治理”的转变，自组织和自治理日渐成为桃米社区发展转型的特色。
如今，桃米里的社区营造经验不断扩散，正在从自身“青蛙王国”向所在埔里镇“蝴蝶王国”循序推进。桃米里一类社区营造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文创有助于激发乡村活力，并可以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桃米社区营造典型案例的学理意义在于回答了在一个传统农村产业日渐没落的山村，如何有效践行其乡村产业转型与治理转型的可能路径，也即如何通过乡村社区营造，由点及面，逐步塑造社区内生力量，为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创制新动力，尤其是如何激发作为主体的村民积极主动地认识并认同自己的故乡，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将他们心目中的村庄发展愿景变为现实。而当社区行动主体愿意为自己的理想去打拼时，相应的社区治理变革便随之催生和发展。桃米社区营造典型案例的要旨在于说明，在打造社区与居民利益共同体主题下，乡村社区营造的不同阶段或不同层面如何产生了形式与实质、利益与价值、群体结构与群体塑型等一系列内在关联性问题。如今，在台湾近8000个村庄中，有一半左右的村庄已经投身于社区营造，社区营造事业正在继续为台湾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做出贡献。
（二）不足：“硬体”建设之外，“软体”建设尚需深化
综上，以特色生态民宿与文创集聚为引擎的乡村建设社区营造措施在促进莫干乡村社区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其一，社区主体性有待扶植培育。相较于桃米里、新港、土沟村等台湾乡村社区营造案例中居民多维参与和自主性特质，在新莫干乡村建设实践中，居民参与目前更多地体现为一维，即经济利益方面的行动，且业态规范不尽如人意。与此同时，政府和民宿经营群体也过于关注这类新型休闲产业的经济收益，专注于“经济共同体”的营造，缺乏对经济利益之外“公共行动”和“公共价值”的关注与践行。概言之，在乡村建设社区营造过程中，“造业”大于“造人”。
实际上，即便是一维经济利益方面的行动，莫干乡村社区营造也有不少地方亟待完善，如产业业态的综合性和丰富性。有鉴于此，从乡村产业升级角度而言，受益于“推一、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发展启示，不妨致力于打造“三产叠加”的新农村，其中，可以有以“社区支持型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为标志的第一产业，以农产品加工贸易为标志的第二产业，以及以特色民宿、婚庆等乡村休闲产业为标志的第三产业。进而，为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现代化转变，可以构建多业融合的乡村生活产业组，以促进农村产业业态的综合化发展，进一步发掘和开发其潜在功能。这类规划调适不仅有助于在“乡村-市场”多业态转换过程中有序推进农业商贸化、农民市民化、农村景地化，而且有助于促进产业、人和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整个乡村建设社区营造最重要的目标和目的。
其二，参照台湾经验，莫干乡村建设目前缺乏长远设计。例如，尽管以“原生态”为号召的民宿群落在莫干乡村建设中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与庾村为重叠关系的莫干山镇的活力在整体上依然有待发掘提升。此外，为配合莫干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打造，作为政府积极推动的项目，尽管“莫干民国风情小镇”硬件已经初具规模，但在何为“民国风情”定位方面依然没有清晰线索。
其三，从乡村整体治理角度而言，相较于莫干乡村既有社区营造实践，基于村规民约的治理机制尚未建立。缺乏基于村民动员之上，循依“教育学习—观念改变—行动实践”的相对清晰的远期社区营造策略。在治理规制引导和制定方面，政府需要循循善诱，推进莫干乡村建设利益共同体合力行动。
针对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从社区总体营造角度而言，作为当地参与社区营造的学界代表之一，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多次反复沟通，笔者以为，即使同为生态村打造，也可以葆有不同形态与特质。以莫干乡村建设既有实践与规划愿景为例，下一步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以生态化为舞台，以差异化为布景，以市场化为道具，以品牌化为制作人，以莫干乡村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为演员，共同打造一部“文创激发乡村社区营造、跨界让乡村生活更惬意”之“社造剧本”。其中，人、地、文、产、景协调经营，城乡统筹一体，相互促进发展。
参照台湾与莫干乡村的社区营造经验，关于国内乡村社区建设（营造）及提升生活质量，一种可行的路径是以某一地方共同发展愿景为导引（如桃米里关于打造一个特色生态村的认同和实践，即共同推进桃米里从传统型乡村转变为融合生态保育和教育基地建设、休闲文创产业、有机农业等板块的综合发展的新农村），逐渐实现从既有的“三生有幸”到“五生有幸”发展观的转变，即“生态、生产、生活”加“生命和生长”，促进前三者与后两者的融合，将有助于乡村社区营造中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糅合转化，以及社区新价值共识的形成，也将有助于成为在在地化基础之上去克服工业化和市场化冲击力的核心要素，推动“五位一体”乡村社区营造的建设。在乡村社区发展建设过程中，不仅有以经济获利为标志的生产生计，而且有以生态与生活共同融合为标志的社区建设参与者生命价值实践的展示和体现，从而有望推进乡村社区“生长”及“永续”经营和发展。
三 现代乡村活力的维系与提升
（一）莫干山乡村社区营造的启示：“双向双行”社区营造之路
1．何为“双向双行”乡村建设社区营造之路
就乡村活力的维系与提升，以及在在地化基础之上乡村社区的营造而言，本文提出了“双向双行”的路径，即产业发展跨界与社区建设跨界，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一是实体产业与文创产业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二是社区组织建设和生态建设、人文地理环境建设和人居环境建设，以及集聚生产（消费）与乡镇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相互推动、相互融合。反之亦然，产业发展跨界与社区建设跨界也在整体层面进一步提升了当地乡村的治理水平与质量。
从既有莫干乡村建设“社区营造+文化创意”实践去观察，其初步实现了由“文创生态乡村”和“民国休闲小镇”并行营建到不同产业跨界整合之间的衔接。例如，现代生态农业、农产品加工贸易业、观光及体验休闲产业与上述文创产业之间贯通发展。与此同时，黄郛乡村建设事迹纪念陈列馆、民国庾村车站等“公共空间建筑”也得以恢复重建，并免费向公众开放，莫干乡村“音乐戏剧谷”建设也处于论证之中。
此种“双向双行”乡村建设社区营造实践尝试，或将有助于产乡融合和产城融合双轨道路的铺设运行。简言之，产业和乡村与城市可以双向互动，即城市可以借此更多接触乡村的资源，乡村也可以借此了解城市的需求，共同寻觅二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共鸣点，推进城乡资源互相置换，促进双方资源开发利用与优势互补，进而有可能营造“城市反哺乡村、乡村辅助城市”的城乡互动联合发展模式。而且，城乡居民生活和消费方式也可能随之改变，从而更具多元化和弹性空间。例如，经过乡村生态休闲方式与项目活动的体验，城市居民或将不再简单地秉持只是到乡村去消费的心态，而是能够以谦恭欣赏的姿态去了解认知和品鉴城市所没有的景致、文化与物品。同样，乡村居民也可以在此类城乡交流互动过程中，以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地方性知识丰富自己、提升形象，让城市人不再小觑。概言之，此种“双向双行”乡村建设路径既是城乡之间生产、消费和服务的互助互补，也是两地产业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互助互补。
2．莫干“双向双行”乡村建设社区营造实践之功能分析
新时期，关于莫干“双向双行”乡村改进实践社会功能的概括，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综合目前观察，在多样化民宿及关联性文创活动开发的带动下，一系列乡村社区营造活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莫干乡民重新认识自己家乡的美和魅，即认识到家乡多种人文与自然资源及其开发潜力。随之而来的是村民们“有样学样”地自发投入乡村内外环境的改造中。例如，现今，村民们的某些不良卫生习惯都有所改进。再如，在聘请设计师装修农房之后，部分村民或出租或干脆自己开设莫干本地版民宿，而本地手工艺、土特产及其加工等也因此提高了附加值，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当然，就经济产业结构与社会文化结构的相互作用而言，一个群体的安身立命价值观会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莫干经济形态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的谋生择业观与村庄建设观。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特定乡村文化的“活化与再现”，而不只是“遗迹和保存”。例如，众多“洋家乐”和“清境”“原舍”类民宿在兴建中所用砖石木料基本上是从当地取材，甚至很多具体设计和建筑工作还延请当地工匠，依据当地传统建筑特色，予以适当修正改造。即便是硬件层面的莫干乡村社区营造，也不再是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精英们的权益，而是全体参与建设者的权益。这也正是因为，乡村社区营造的一大功用在于能够帮助村民发现自己村庄的特质与潜力，并在此基础上培塑村民对所居住村庄的理解与认同，而认同可以产生机会、变革和创新。继而，此类社会效应可进一步推动乡村社区新业态与外界的交流，如莫干特色民宿及其集合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通有无，在这方面，“莫干宿盟”在发挥业态整合功能方面的作用比较明显。
另一方面，兼顾将来发展规划设计，同时参考台湾经验与夏铸九先生在宁波慈城镇的再造实践，未来莫干乡村文化创意与社区营造进一步融合后，无论是从文化产业发展角度，还是从乡村建设角度，整个西部莫干山区乡村需要营建的不仅仅是一个生态休闲文创产业带，还是一个生态社区示范带。为此，可以聚焦四大功能：一是舞台演绎功能；二是教育培训功能；三是橱窗展示功能；四是理论和实践参照功能。
（二）现代乡村活力维系与提升的思考：“社会参与”和“农业创新”
乡村的衰败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台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如何打破农村成为“没有希望”之地、农民成为“没有出息”之人、农业成为“衰竭之业”等发展瓶颈，着实令各方困扰。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横亘历史与现实的“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也一直是关系到政治经济大局稳定发展的一个焦点性命题。
对比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先行者的经验，笔者认为，社区营造或许正是破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困境的可能之道。在一定意义上，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亮点，关键是如何定位与诠释其中的魅力和潜力，社区营造正是这样一个促进村庄自我发现的助推器。同时，社区营造“也是社会治理创新与解决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模式创新议题的关键所在”。
从中国乡村治理实践的角度而言，乡村社区营造是一种整体性乡村改造，其实质是实现乡村经济组织和文化系统及其之上社会组织的重新构造，其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新农村建设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现代建构向何处去，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可以实现“现代意义”之上的乡村再建。按照前文提出的乡村建设“双向双行”路径，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乡村社区营造是为了建设新农村，而建设新农村的第一步是产业兴村，创新农业业态。如倡导跨界融合的综合性“大农业”产业观。
这是因为，乡村社区一般都有“历史感”，但受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冲击，往往处于衰退败落之中，其积淀的各类资源有待发现、活化和振兴，如怎样以“想起来、找回来、去创造”的方式推动村庄转型。而为了存续发展，乡村传统农业产业必须实现有效转型。但产业转型的实现又与乡村整体软环境和硬环境建设相关。因此，提升农村环境质量，推进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的“大农业”发展，增强就业吸引力，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状况和社会文化等维度生活质量的提升，成为乡村产业升级的重中之重。
对于乡村社区营造而言，产业重建中的社区转型与社区转型中的产业重建为一体两面的关系。当然，乡村社区营造重在对地域内各类特色资源的重新认识与发掘，而不仅仅是经济产业的复兴。在此过程中，离不开政府、市场、学界与民间等力量的通力合作。
其二，乡村社区营造中的“社区”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社区，还是“社会联系”意义上的社区，也即社区内人群在一些具体事项上可以增进信任，互通有无，相互支持，合作共进。不妨做个比喻，不仅仅是人有体质，社区也有自己的“体质”。人保有体质训练有助于健康长寿，社区保有体质训练则有助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社区成员的认识和整体行动能力的改变也即社区体质的改变。
乡村社区营造不仅仅是空间技术（美学）展示，还是社会组织结构及其作为的培植，并可侧重于对应社会功能的发挥，也即，乡村社区营造既是建筑，也是建造，建筑的是物理空间，建造的是社会空间及其之上共同体的意识和行动，“从建筑设计到社会行动”均有涉及，包括容纳自然与社群，以及共同构筑社会基础性结构。如此，方有望在乡村社区营造过程中，有效推进村庄转型和产业升级两大目标并行不悖地运行。
综上两点，笔者认为，在产业、生态、人文、景观等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以社区居民及其自组织行动能力提升为宗旨的“社会参与”和“农业创新”构成了乡村社区营造的两条主线。而这两条主线又有助于在特定乡村社区内培养“聚培力、识故土和爱家乡”的社区意识，同时，通过物理与社会两类公共空间的营建行动，渐进地“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并借此逐一表现乡村生活和生产意义，凝聚群体认同，铸就在地归属感，助推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方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