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礼堂对中国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的建构作用
提要：由于人口集聚、生态破坏严重，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面临危机。未来有效疏导人口的农村新型规模社区将成为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目前，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的建设尚缺乏有效的资源和工具。除缺乏社会保障外主要是文化资源匮乏。而文化不仅是一种配置性资源，而且是十分强大的建构工具。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文化性建构和经济性建构的历史，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的建设应当回归文化性建构。文化礼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居重要地位，将发挥特殊的地域建构作用。文化礼堂或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的文化内核是公民文化和生态文化。一旦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公共治理或公共论坛机制得以形成，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
关键词：文化礼堂 城镇化 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
作者吴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邮政编码 310025）；周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邮政编码 310026）。
中国是世界上十分特殊的人口大国，不仅农村人口众多，而且按“胡焕庸线”东南约36%的土地供养着约96%的人口，西北约64%的土地仅供养约4%的人口，城市化或城镇化以及农村现代化均构成历史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人口分布呈现极端态势：一方面是大量人口仍在农村散居；另一方面是城市数量和规模极度膨胀，出现严重的城市病。其中，常住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有7个，常住人口在500万～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有11个，2000多个县级城镇的常住人口大多为20万～50万人。针对中国城市化的特殊性，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创造性地提出“城镇化”概念。1999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采用“城镇化”概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则基本以“城镇化”概念取代“城市化”概念。“城镇化”概念意在重视小城市和市镇建设，强调农村市镇化集聚人口，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和均衡分布，避免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过度膨胀。事实上，都市化、市镇化是中外历史上的普遍现象。这两种方式目前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仍是可持续的，但在中国已经走向极限甚至超出了极限。不仅各类城市生态危机等问题突出，许多市镇因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局限也进入人口饱和状态，出现同样问题。在此境况下，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探讨建构都市、市镇以外的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这就是以中心村为主建立起来的农村新型规模社区。它能够将众多自然村分散的人口集聚起来，但并非高度集中。人口以5000～10000人为宜，具备都市或市镇的文化、教育、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功能，主要产业是农业和服务业。和都市、市镇与自然相对隔绝不同，它向自然开放，构成亲近自然的人居环境。它具有城市社会的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城市问题，可以通过非工业化的路径逐步向现代或后现代社会进化。这种农村新型规模社区可能是未来中国最主要的人口聚居区，是中国式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的现实选择。这也正是所谓的新农村建设真正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存在盲目模仿都市化或市镇化的倾向，有的在走工业化带动的经济性建构的老路子，有的采用强制归并的手段进行拼装，使得这种新型社区发展不快，发展起来的或没有内在融合机制，或与都市或市镇一样环境污染严重。在此意义上，前现代与现代都市或市镇的文化性建构经验值得反思和借鉴。文化在中外都市化、市镇化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同样离不开文化。浙江省常住人口为540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2088万人。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将建设1000个农村文化礼堂作为十件民办实事之一，要求在文化特色鲜明、人口相对集中、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的中心村、历史文化村落、美丽乡村精品村或特色村建设文化礼堂。截至2015年底，全省2.9万余个行政村已建文化礼堂4959个。文化礼堂不仅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而且有效地提升了中心村的聚居功能。文化礼堂既是农村传统文化设施新的表现形式，又是新文化十分有效的载体，可以有效推动中国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的建设。
一 文化对人口集聚的历史作用及其在当代的强化
人类早期聚落直至城市的发源是多种社会与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社会原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一般意义上，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的概念。其表现形态包括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等，而在广义上政治乃至经济也是文化的表征。在人类定居或城市发源时期，上述三种因素都是融合发生作用的。人类之所以定居，与农业或社会分工等的发生有关，也与生殖崇拜和亡灵祭祀有关。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利于生殖和亡灵祭祀才导致农业等的发生。生殖崇拜和亡灵祭祀是原始信仰产生的直接诱因。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永久性聚落的前身非永久性聚落的临时聚居点、墓地、圣祠三种形态中至少后两种是宗教信仰的产物。“人类已经意识到并开始考虑过去和未来，已经觉察到并开始忧虑有性生育之谜、死亡之谜，想知道死亡以后是个什么境界……这种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需要更有力地促使古人类寻找一个固定的聚汇的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这类地点除具备各种优良的自然条件外，还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一种比普通生活过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威力，因此它们能把许多家族或氏族团体的人群在不同季节里吸引回来。”“如果说，在城市过渡发生伊始，社会生活的上述方面就不可分隔地混杂在一起，那么，占据支配地位并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宗教：这大约是由于人类蒙昧时期的想象和主观臆断支配着现实世界各个方面的结果，把感知自然界局限在自己主观意愿和梦想的范围之内。”
许多证据表明，在农业和社会分工发生以前，就出现了定居聚落。尽管剩余劳动和社会分工支撑了后来的城市发展，但古代城市尤其是远古城市发生的内在动因主要是朝觐礼仪。开始朝觐的是天神或祖先，后来则转向人神或天子，由此形成了巫觋文化或皇权文化。张光直通过研究《国语》“绝地天通”的故事，指出萨满教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性作用。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巫”这类人物和他们的作业及其所代表的宇宙观发挥着关键作用。他还认为艺术和文字具有类似功能。“对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文字与祖先沟通。这就是说，知识由死者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随着经济因素的增加，前现代城市的世俗文化逐渐发展起来。但前现代城市乃至所有人口聚居区都有巫觋文化的影子。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在《四方之极：中国古代城市起源与特征之初探》一书中指出，远古城市即那些纯粹在当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城市，都曾形成礼仪中心。哈罗德·卡特（Harold Carter）在《城市历史地理导论》引言中将这种观点称为“圣地附近之兴起”学说，或者“城市-庙宇”论。古代欧洲的城市大多以教堂为核心，中国的寺庙功能没有欧洲的教堂强大，但中国还有祠堂做补充。中国的宗教观念没有欧洲强烈，但以祠堂为表征的宗法观念十分强烈。祠堂文化是巫觋文化或皇权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古代中国本质上是一种宗法社会，城市是宗法城市，市镇是宗法市镇，农村是宗法农村。宗法文化主导着中国古代社会，也主导着城市或一切聚落的发展。
前现代城市或市镇后来的发展不断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发展出许多经济功能型城市或市镇。中国的城市制度自唐代开始发生重大变革，一般认为主要表现在坊市制的崩溃和城市功能从以政治或军事为主转为以经济为主。其确切时间在学术上尚没有公认的结论，但在南宋时完成则较少有疑义。南宋开启了中国城镇近世化的历程。南宋时的城镇变革深度远远超过了坊市制的推行或城市功能的强化。此时中国的手工业、农业逐渐为商业所主导，成为商品性经济；城市在商工经济推动下日益都市化，农村则在商农经济推动下日益城镇化，出现大量市镇，构成初具规模的城镇体系。市镇既可能发展为小城市乃至大都市，也可以永远以接近农村的方式存在。在此意义上，市镇与都市并不构成自下而上递进的连续统，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南宋的城镇化已呈现两种态势，即都市规模急剧膨胀和市镇数量快速增加。咸淳年间（1265～1274年）临安城内钱塘、仁和两县在籍人口为186330户432046口。而据赵冈推算，临安府人口至少有250万人，其中城区人口也超过100万人。南宋中期平江府在城人口近6万户，镇江府（含城郊江口镇）近1.6万户，江阴军（含江下市）1万多户，嘉兴府城、湖州府城、台州府城、温州府城约1.5万户。县城在籍人口大多为1000～2000户或4000～5000户。而临安府周边15里范围内有环城市镇10多个，建康府近郊有近10个，绍兴、常州、苏州、饶州、镇江等府也有相当数量。市镇的专业化水平也较高，如嘉兴的魏塘、婺州的孝顺是典型的农业镇，温州的白沙是典型的林业镇，嘉兴的澉浦、青龙以及台州的章安是著名的港口镇，湖州的南浔是丝织业镇，绍兴的枫桥、三界是造纸业镇，饶州的景德镇是著名的瓷业镇。明清时期上述两种城市化持续推进。从动力机制方面来说，它们与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工商业城镇已经比较接近，而与前现代城市或市镇的差异较大，即发展动力源主要不是文化，而是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惊人的速度缔造了星罗棋布的大都市、中小城市和各类市镇，这些都是现代利益机器的成果。由于广域贸易和开放市场的作用，经济性城市化在客观上推动了巨大的思想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发展，动摇了古代专制主义文化的根基。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工业革命或科技革命自身造成的问题使其实际价值大打折扣，如劳动异化、生态危机、分配不公等使现代化或城市化招致广泛质疑。在当代文化批评境域中，现代化常常与拜金主义画等号，现代性常常与非人性画等号，现代城市常常与名利场或“焦炭城”画等号，现代城市文化也被看作“虚无”乃至堕落的征候。现代城市或市镇的这些规模人口聚居区日益成为伤害人类肉体、制造精神紧张的囚笼。于是后现代主义出来对其进行挞伐，从前现代汲取思想资源，企图寻回失去的生态自然和精神文化。
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即出现强烈的逆城市化倾向。大量都市人口向城郊或农村转移，都市的各种功能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等也纷纷向城郊或农村分解，形成许多生态聚居区。都市则出现“空心化”现象，人口出现负增长。在英国议会担任速记员的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通过研究伦敦、曼彻斯特、纽约、芝加哥等大都市的问题，于1898年出版名著《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提出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田园城市的每个组团占地6000英亩（1英亩=0.405公顷），其中城区1000英亩、四周的农业用地5000英亩。每个组团居住3.2万人，其中3万人住在城区，2000人散居在乡间。人口超过规定数量即另建新城。若干个组团围绕一个人口为5.8万人的中心城市，构成城市组群。组团之间用铁路联系。田园城市还有平等的社会福利，因而又被称为“社会城市”，也被霍华德称为“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霍华德构想了永远为人类所希冀的城市理想：自然之美——水清洁、无烟尘、空气清新、田野与城市相融；社会公正——无贫民窟、机遇均等、充分就业；城乡和谐——城市繁荣和乡村发展互动取代城乡分离。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生态危机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不仅仅是都市，市镇也是人口高度密集，逆城市化心态十分普遍。但由于农村地区缺乏基本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发展机遇远远小于都市或市镇，尤其是文化资源极度匮乏，逆城市化并没有现实地展开。农村人口也直接向都市或市镇集聚，不能“就地城市化”。
总结经济性现代化、城市化的问题，不得不向文化回溯。如何疏解中国的人口使之更加合理地分布？如何使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成为未来中国人口的输送主平台？除了社会保障以外，最重要的是解决文化资源的集聚问题。由于资源分散、目标不明确，泛泛向农村普及文化难见成效，集中力量有计划地建设中心村文化或许是一种有效策略。这正是浙江省建设文化礼堂的旨趣。向历史学习，回到文化动员的立场，以文化信仰聚集人气，或许是中国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建设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芒福德指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经济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集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把城市看作人类的化身，认为城市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当关心人、陶冶人。而向历史学习，并非回到神灵时代，现在应当创造更加先进的文化。“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园，而最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性在这里得以充分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经过一段长期间隔后，从城市中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够超越神灵的局限，这是人类最初形成城市时始料未及的。”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也当如是说。
二 文化礼堂的前现代与现代两重性及后现代化
浙江省对文化礼堂的基本定位是“精神家园”，用的是时下的通俗用语，不仅准确，而且具有包容性。“精神家园”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诗人约翰·克里斯蒂安·弗利德利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eidrich Hölderlin）在工业革命发生后不久就强烈地感知到由人类精神放逐所造成的“失故乡”命运。此际遇后来成为人类不能弥合的伤口。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更加系统地从哲学或美学上论述“家园”概念，其《存在与时间》一书的核心论题“此在在世界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家园”论。海德格尔指出，现代人已普遍陷入“无家可归”状态。“此在在无家可归状态中原始地与它自己本身相并。无家可归状态把这一存在者带到它未经伪装的不之状态面前；而这种‘不性’属于此在最本己能在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又在《返乡——致亲人》的演讲中指出：“在这里，‘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大地朗照着‘家园’。如此这般朗照着的大地，乃是第一个家园‘天使’……大地与光明，也即‘家园天使’与‘年岁天使’，这两者都被称为‘守护神’，因为它们作为问候者使明朗者闪耀，而万物和人类的‘本性’就完好地保存在明朗者之明澈中了。”“无家可归”缘起于人对“存在”的遗忘，人应当在精神上回家返乡，寻找存在的意义。“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文化礼堂之“精神家园”定位虽然没有达到这一高度，但也提供了某些可能性。“礼堂”这个名称就有“礼仪性汇聚地点”的意味或“礼仪中心”的象征性，而政府对它的实质定义本也侧重于教化。不管表述如何外在，实际上都有返回文化本原或“乡愁”的内涵。
按照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浙委办发〔2013〕37号）和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编的《文化礼堂操作手册》，文化礼堂突出思想引导、道德教化、礼仪培养、文化熏陶，形成农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接受文明洗礼、丰富心灵世界的精神家园。遵循为民、便民、利民的要求，选择群众便于聚集、环境相对优美的村居主要区块进行规划建设，也可利用现有设施进行改建扩建，努力把文化礼堂打造成为一个集礼堂、讲堂、文体活动场所功能于一体的村级文化阵地综合体。基础设施要素包括：有一定规模的礼堂，配有舞台，能够满足农民群众举办文化节庆、文化仪式、文体活动以及村民议事集会等功能需求；有面向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政策宣讲、科学和法律知识普及、生产技能和健身培训等的讲堂；按照国家及省区市的有关要求，有完备的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广播室、“春泥计划”活动室、群众体育活动设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网点等文体活动场所。其深刻用意在于整合现有农村主要文化资源，融合公共文化空间与公共生活空间，建构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归属感的文化综合体或文化中心。承载的基本内容包括传统仪典和现代知识、活动两部分。仪典有春节祈福迎新、婚礼、七岁开蒙、庆祝国庆暨“成人礼”、重阳敬老等众多传统内容。此外，月度工作还有道德主题实践活动、全民读书活动、乡风评议活动（评年度实事大事、评陈规陋习、评好人好事）、春节联欢活动、清明祭祀活动、端午民俗文化活动、中秋主题活动等。通过“两堂五廊”（学堂和礼堂，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艺术廊）进行村史村情、乡风民俗、崇德尚贤、美好家园等主题宣传。各地还按照“一村一色”“一堂一品”的原则寻找属于每个村独特的集体记忆，既有嵌入性，又有本土性。文化礼堂的发源地临安市板桥镇上田村突出“茶香竹海、文武上田”的创建主题。文的方面成立了临安市书法家协会上田分会，并积极创建“中国书法之村”；武的方面则继承吴越国十八般武艺。兰溪、浦江、江山等县（市）与古村落保护相结合，仙居县与慈孝基金、慈孝结对、慈孝示范基地创建相结合，舟山市有效利用海洋文化资源。文化礼堂还有类似于城市的现代性形势政策宣传教育、科普宣传教育、创业创新宣传教育、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消防和人口与计生宣传教育以及“春泥计划”暑期夏令营等内容。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也在文化礼堂进行。同时，文化礼堂也是村民交流、议事的重要场所。
就目前状况看，文化礼堂尽管具备“精神家园”的某种属性，但其传统与现代的内涵还是十分有限的。由于中国农村社会文化教育长期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变革最多的也在经济方面，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化资源都相当匮乏。文化礼堂传统式的信仰价值没有较好地确立，文化的核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而归属感还比较弱。由于人性观、人权观、法治观等合理的现代文化因素输入不多，文化自觉、人性自觉的意识不强，公民文化远未建立，影响社会事务的能力十分有限，可皈依性也不强。不过这些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就传统方面而言，可以通过文化批判汲取合理成分，去除糟粕，避免过多落后文化的衍生。就现代方面而言，可以总结城市化、城镇化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的文化批判和文化清理，有节制地引入真正的优秀因素，不走老路。
中国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建设应当致力于文化回归，而不能简单因循现代化或城市化模式，或许用后现代化来表述更恰当。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有经济社会和美学概念上的两种现代性，即社会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或曰启蒙的现代性和审美的现代性，它们共同构成自反性现代性，使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关系紧张。现代性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从而孕育后现代文化。文化的现代性或审美的现代性是一种后现代性。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其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人的创造性和倡导多元主义，以“后现代个体”取代“现代主体”；二是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三是提倡发展稳态经济（Steady-state Economy），反对“增长癖”（Growthmania）。稳态经济是人口与经济规模匹配适当的节制型经济，反对超过人的适度需求而过度发展。概言之，后现代性以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为主旨。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应当建设具有个性的地域文化，并形成迥异于现代城市或城镇的生态环境。海德格尔认为，精神家园失落与生存家园破坏是一并发生的。“许多德国人失去了家乡，不得不离开他们的村庄和城市，他们是被逐出故土的人。其他无数的人们，他们的家乡得救了，他们还是移居他乡，加入大城市的洪流，不得不在工业区的荒郊上落户。他们与老家疏远了。而留在故乡的人呢？他们也无家，比那些被逐出家乡的还要严重几倍。”“自然变成唯一而又巨大的加油站，变成现代技术与工业的能源……隐藏在现代技术中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者的关系。它统治了整个地球。”
《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县（市、区）可同步建设网上文化礼堂。网上文化礼堂可以更广泛地集合文化资源，并提升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的凝聚力。充分开放的网上文化礼堂具有“众筹”性质，可以动员各种力量自主地参与文化建设。目前的文化礼堂建设主要是在政府推动下展开的，远远不是公众的自觉行为，因而整个建制具有外在性，公众的内在需求表达十分有限，缺乏内在动力机制。网上文化礼堂的发生原理也应当应用于线下。
在文化礼堂建设上，浙江省提出坚持资源整合的原则，即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乡村为主、农民共建共享，坚持以县（市、区）为单位，整合农村现有各类文化设施，调动农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统筹规划、综合利用，上下互动、各方联动，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管理有序的农村文化综合体。其方向是将农村的各种文化设施逐步向文化礼堂集中或进行体系性整合，同时将各种无形的新旧文化资源进行融合创新。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不像城市或市镇那样用地规模较大且可以有多个文化中心，集中力量建设一个中心较为现实。但这并不排斥特殊设施的相对分离布局，如文化遗产和特殊功能设施等。从长远看，也可以有限度地发展多元中心。但就目前来说，应当集中投资和动员各种力量建设文化礼堂，以发挥其在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发展中的奠基性作用。事实上，文化礼堂也只是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文化中心的主体，未来以它为中心可以建设与城市或市镇基本相当的主要文化设施，并且还可以发展一般城市或市镇所没有的特色文化设施，如学校、影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影视基地、乡村俱乐部等。另外，文化礼堂也可以包含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设施，如文学艺术创作中心、策划设计中心、文化产品制作交易中心等。同时，增强网上文化礼堂功能，形成O2O、APP等服务体系。网上文化礼堂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心村局域网；第二层次是全域外联网。中心村局域网提供特色或个性化服务，全域外联网提供广域交流服务，同时推动文化礼堂的面上建设。
三 文化礼堂的内在化生态文化和公民文化建设与治理功能发挥
文化礼堂要弘扬的传统或前现代文化主要是生态文化。海德格尔提出的应对方案是“泰然任之”。他认为，被科学技术奴役是可悲的，盲目抵制科学技术则是愚蠢的。“但我们也能另有作为。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海德格尔借用约翰·彼德·海贝尔（Johann Peter Hebel）的话说：“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必须连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为的是能够在天穹中开花结果。”建设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再也不能像现代城市、市镇那样悬浮于土地之上，而必须扎根于自然地域。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家园”，从而扭转人类当下沉沦的命运。“按照我们人类的经验和历史，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
文化礼堂对现代城市文化的继承主要是公民文化。文化礼堂要真正形成根植性、内源性的文化凝聚力，取决于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体系或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体系的建构。公共治理体系在当今中国的城市和市镇都未能建立，这是其治理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建设应当汲取这方面的教训，着眼于公共治理建构最具先进性或时代性的公民文化。公共治理思潮的兴起与当代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发展变化所导致的政府面临的多重严重危机分不开。一是政府机构和公共支出急剧膨胀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使公众对政府的不满程度加深。二是政府过多包揽社会事务造成行政效率下降、垄断增强、腐败加重、失误过多，构成信任危机。三是民意表达愿望空前增强，而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使这种民意表达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新的公共治理观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主张建立多中心治理模式。治理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公共治理强调改进社会责任的承担方式，主张推行国家与社会合作，推行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和相互的，权力主体的共同作用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公共治理可以与中国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有机结合。在治理策略的梯度结构中，原本社会自治的方略或许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只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充分，内部的碎片化和随机性往往令其难以充当有效治理的主体，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固有的缺陷往往招致治理实践的集体失灵。因此，基于合作主义视野的公共性协同共治成为中国社会治理较现实的选择。农村形成公共治理机制的途径之一是充分发挥文化礼堂的议事决策功能，即建立有效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或公共论坛（Public Forum）。公共领域以公共舆论为表征，因而也称为公共空间。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人可以针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并参与社会管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眼中的公共领域是以意见取代真理、从意见中掌握真理的领域，是行动者透过言行展现自我、与他人协力行动的领域。个人表达的意见可能只是一种看法，但经过沟通可以形成对世界完整准确把握的观点。公共领域理论的集大成者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一书中指出，公共领域不能理解为建制，也不能理解为组织，它不具有权能分化、角色分化、成员身份规则等规范结构，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意见的交往网络。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黄宗智对这种解释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第三领域”（Third Realm）的概念：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第三空间，而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它属于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的存在或价值中立范畴。黄宗智认为，哈贝马斯预设公共领域的前提是政府与社会的对立，但不能将政府与社会的对立简单化。政府与社会分离是产生公共领域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完全没有交集，两者皆可参与到公共领域中，公共领域同时也是二者沟通的桥梁。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下，政府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扮演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权力机关。虽然政府的初衷带有一定的价值偏向或政治性质，但客观上为公共领域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室”。文化礼堂是政府与社会合作的范例。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以政治为重心到以经济为重心两个阶段，逐步建立以文化为重心的社会治理结构是一种历史选择。文化是政府与社会最易沟通的介质。通过文化发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增进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所在。另外，以文化为重心的社会治理具有特殊优势。文化对人的影响是内在的、潜移默化的，不具有强制性。文化的治理能力来自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它可以引导、整合、统领社会不同人群的利益和要求，促进社会融合与和谐发展。
形成公共治理机制需要做出多方面的努力，而建设新型治理文化或公民文化是关键因素之一。建设治理文化或公民文化必须重视公民组织文化，社会治理同时也是公民组织文化的培育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公民文化就是公民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通过参与公民组织活动，居民可以了解和学习民主参与方式，培养参与理念，提高参与能力。中国农民是缺乏基本公共理性的社会群体，因而公民组织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其实是公共理性或社会公共意识的培育。公共理性可以为政治国家与私人社会之间的权力确立合适的边界，为公共领域中行动主体间的理性协作与博弈提供基本的道德规约和行为准则。宗族文化是传统的农村组织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承具有长期性和广泛性，它有非常落后的一面。但基于农村现实，对其进行改造提升，也有可能成为推进公共理性发展的有效资源。宗族文化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性。宗族通过兴办捐资兴学等公益事业和团结互助、社会联络强化宗族认同和地域认同，能够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相对于现代治理中的情感不足、有治无教，宗族文化丰富的治理经验值得借鉴。通过鼓励发展各种非政府文化组织带动其他各种相应组织的发展，构筑社会网络体系，并通过各种组织活动增强农民的公共理性，公共选择才会有价值基础，多元社会才会有共存的前提，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才会有思想根基。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一种新的影响范畴就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传媒在潜移默化中引导、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现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传媒化，而文化的传媒化又增强了传媒的文化力。传媒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成为各种文化力量与因素的整合者。马克思曾指出，舆论能够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在当代西方国家，舆论媒体被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驾齐驱的“第四种权力”，它与利益集团、非执政党、宗教势力等一起被归为“第二决策圈”。这种媒体公共领域在新媒体境域中形成公共论坛，它不再受传统有限传播媒体的限制，成为能够灵活支配资源的主导性实体。公共论坛既是公共领域运行的手段，也能动地建构着符合其价值（自由、平等、公正）需求的公共领域。而如果像黄宗智那样引入政府主体，各种公共治理主体不仅可以借此进行理性交往，形成有价值的理性舆论，而且可以直接参与治理。公共论坛的技术支撑综合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期刊、电话等各种新旧媒体，其主体包括第一、第二、第三部门，它们共同构成公共舆论及其响应处理机制。一旦公共论坛形成，第三种规模人口聚居区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新常态。
（责任编辑 方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