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规模和边界

从实践层面界定社区始终存在两大棘手的问题：首先是社区的绝对规模和地理边界；其次是社区或社群同质性的重要性。

在功能层面上的准确定位或在社会学层面上的价值判断，二者难以就社区规模达成共识。Clarence A. Perry是城市规划中社区概念的早期提出者，他认为社区应该包含6000名居民和具有当地标志性的1所小学。简·雅各布（Jane Jacobs）在其著名的城市规划实践的评论中提出社区存在三个级别：最小的是区块，中间是社群或约有100000人口的地区，最大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生态学方法将维系最低水平经济活动的服务区域（通常是一个药店或者街角杂货店）视为社区。其他机构，如教堂或当地报社同样适用这个功能定义。

Herbert J. Gans对波士顿市中心西区的都市村庄进行了研究，研究区域当时大约有7000名居民，在20世纪之初，约有1/3的人口居住在附近的同一区域。作为Gans后续研究的主体，宾夕法尼亚州的莱维敦镇是一个不断增长和规划的新郊区，起初包含约12000人，后来增加到25000人。Gans并没有声称这些都属于统一的社区，确切地说，西部地区由于居民的不一致而被细分为更小的社区。Gerald D. Suttles和William Kornblum在芝加哥内城区进行的社群研究，通过自然边界和内部清晰的人群组成，划定了整个地区并概括了几个特殊的分区。历史悠久的芝加哥社群区域依靠历史身份认同、贸易、机构及自然特征组合在一起。一个新型规划小城市——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位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依靠边界和名称界定了先天存在的社区。这些都嵌入在整个社区研究中。

居民本身有时难以描述他们所在社区的边界，甚至这些官方界定的边界也不一致。有关芝加哥“象征性的社群”的一项研究显示，居民对社区边界的感知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其他研究认为，大多数居民可以快速识别他们的社区及一些相关联的边界。Keller评价了为明确社区及其边界所做出的努力。难题并不总是社区大小或人口规模，而往往是主要的物理特性如铁轨、公园、地标、主干道起到辅助作用。一旦这些物理特征消失，社区边界就将变得不固定。主要机构（教堂教区、小学学区等）提供了一个固定且同时存在竞争性的边界的额外来源。旧的生态概念“自然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物理特征，并将其作为起点。

市政当局或其代表可以采用一套公认的官方或半官方的社区界定方式，如芝加哥的77个社群区域，或巴尔的摩的277个社区。即便如此，这些区域的规模仍然在不断变化且定义也十分具有争议性。

在社区认同和界定方面，人们对社会同质性扮演的角色很难达成共识。这引申出一种分歧，即社会构成是定义本身的一个部分，还是生态分异运作的结果，即把人们归入先前存在的社区。沿着被测量的同质性的维度（或特征）也没有建立。事实上，对这一对象界定的分歧导致调查研究不断分化，进入风险的再循环过程。

我们介绍“统计社区”这个词不仅仅是出于实践的必要性，尽管它看起来没有吸引力或平淡无奇，事实是，如果我们要对社区进行定量分析，就必须对离散地区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统计社区就是建立在统计表格方案基础上的小型区域。统计社区为城市内数据的运用提供了一种方式，并形成了一种如上述研究提及的观察单位。统计社区所普遍使用的人口普查街区，最早于20世纪早期发展起来，其更加关注用系统方法来收集当地社区的数据。一旦统计学的地理信息系统建立起来，人口普查街区便成为一种事实存在的社会系统分类之一，所有后续分析均可得益于这一系列边界。尽管对社区边界进行了恰当的描述，但是对研究城市社区的学者、规划者和社区组织者来说，这些仍然是小区域数据。我们在这一章节的后面会较为详细地描述我们的“统计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