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史学(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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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外交之路,更是商业贸易、思想文化的交流之路

事实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最初的意思,是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强调的是贸易路线。因此,我们理解丝绸之路,更应当从这条道路上运载的贸易商品来理解它。换句话说,就是虽然一个人从中原地区不一定能够一路走到罗马,但从中原地区运载出去的丝绸,却可以经过不断的转运、贩卖,最终到达了罗马。除了丝绸之外,其他东西方的物品,如香料、金属、动植物、技术产品,乃至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技艺文学等等,都通过丝绸之路,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交互往来。因此,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并没有因为政权的分立、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断绝,官方的往来可以因为政治的原因而终止,但商人、僧侣往往并不因为政权间的对立而止步不前,其实正是因为有政治的对立,才有其他途径的沟通。此外,走私和黑市交易,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交通,这些更是官方史料很少记录的内容,因此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丝绸之路时常因为政治、军事冲突而断绝,其实不然。

以商人为例,最能说明问题的,可能就是斯坦因(A.Stein)在敦煌西北长城烽隧下面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这是公元4世纪初叶写成的一组商人信札,当时正值西晋末年中原兵荒马乱的岁月,一批来自撒马尔干(Samarkand)的粟特商人,以凉州武威作为他们商业活动的大本营。其中的二号信札是在华商业集团首领给撒马尔干的头人所写的一份报告,讲述他们在华经营活动的情形,其中提到的分支商队从武威派往洛阳、邺城、金城(兰州)、敦煌等地从事贸易活动,加上一些信札可能是住在武威、敦煌的粟特商人寄往楼兰、于阗等地的信件,充分表明这批粟特商人从粟特本土,沿丝路南线,经河西走廊,到中原内地的经商情况,也勾勒出公元4世纪初叶粟特商人所使用的丝路轨迹。N.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Ⅱ”,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Festschrift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Geburtstag am 4.December 2001, ed., M.G.Schmidt and W.Bisang, Trier 2001, pp.267-280; F.Grenet, N.Sims-Williams, and E.dela Vaissiè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Ⅻ,1998, pp.91-104;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2辑,第73—97页。这些商人的活动完全不见汉文史料的记载,而且当时正是晋末中原动乱的时期,如果是从中原史料来看,一定会认为这一时期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是断绝的。但是,我们从这组粟特文古信札中看到,在商人的脚下,这条丝绸之路不仅没有断绝,而且继续跳动着汉代张骞开通西域道路以来的活跃脉搏。尽管古信札中说到在洛阳的粟特人和印度人饥寒交困,他们的商业活动也蒙受打击,然而从整个这组古信札来看,当时粟特本土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没有断绝,通过古信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把西方的香料、贵金属、药材倒卖到中原,带走了大批的丝绸。

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粟特商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他们不仅仅做粟特本土与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而且也承担着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这可以举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侧发现的粟特文摩崖题记为证,这些题记记载了许多粟特人从粟特本土,或者从塔里木盆地,甚至中原地区前往印度经商兴贩,在同一地点发现的一条“大魏”使者向迷密(Maymurgh)去的记录表明,这位前往粟特米国的北魏使者选择了十分偏南的道路,大概就是因为和从中原前往印度经商的粟特人一起行动的缘故。N.Sim s-Williams,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 Cina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 ed.A.Cadonna e L.Lanciotti, Firenze 1996, pp.45-67.关于大魏使者题记,参见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原载《南亚研究》第3辑,1984年;此据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137页;T.O.Höllmann,“Chinesische Felsinschriften aus dem Hunza- und Industal”, K.Jettmar, et al.ed.,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and Studies, Ⅱ, Mainz,1993, pp.61-75。与此同时,粟特商人也承担着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这可以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发现的粟特文买卖女婢的契约中得到证明,这个突厥地区出生的女子被粟特人带到吐鲁番的高昌城,出售给当地人吉田豊、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馆《麹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ド文女奴隶卖买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Ⅳ,1988年,第1—50页+图版一;Y.Yoshida, “Transla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PurchaseofaSlaveGirlFoundatTurfanandDated639”, T'oung Pao, LXXXIX/1-3,2003, pp. 159-161。,生动地展现了粟特商人沟通突厥游牧地区和西域绿洲农耕地区的情形,他们不仅仅是丝绸之路上“绢马贸易”的中间商,而且也是人口贩子,把大量游牧地区和西域各国的年轻女子转贩到中原内地。

再来看僧侣的情况,例子更多。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前期,是中国佛教的西行求法运动的高潮时期,大量汉地僧侣不顾性命,一批批西行朝圣,基本上没有因为政权之间的对立而阻止住他们的行程。要说真正受到影响的,大概是唐朝初年西行求法的玄奘,因为贞观初年中原内地的战乱尚且没有平息,而高昌国依附西突厥汗国,与唐朝为敌,所以唐朝政府在西边采取闭关政策,不许人员出境。玄奘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从长安启程,经过武威到瓜州,在粟特商人石槃陀的帮助下,沿第五道越过莫贺延碛,九死一生,到达伊州,为高昌王接去,引为上宾。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9页。玄奘的事迹,恰恰证明了僧侣并不受政治的影响,他们仍然会冒死前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僧人的脚下,丝绸之路就是求法之路,是永远畅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