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史学(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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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汉文史料对丝绸之路的记载并不完整,出土文献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

持丝绸之路“通少断多”的学者,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依据传统的汉文史料来思考的,这显然不能涵盖“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首先是中原王朝在不同时期的界限是不同的,如果仅仅把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外部世界的沟通理解为某个时期的中原王朝与外界的沟通,则是非常狭隘的看法。比如有的人认为宋朝时期,西北有西夏阻隔,陆上丝绸之路就断了。这种观点把西夏、辽、金都当作“外国”,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其实在这个时期,西夏和外界并没有隔绝。

站在宋朝的角度来看,传统的认识都是觉得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就断绝了。其实宋朝仍然采用绕过西夏的“秦州路”等道路,与西域交往,于阗的玉石仍不断被运到北宋都城荣新江、朱丽双:《从进贡到私易:10—11世纪于阗玉的东渐敦煌与中原》,《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第193—199页。。而且宋、夏之间并不是时刻处在敌对状态,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往来的。西夏本身也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王朝,据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编纂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记载,西夏对于从大食(阿拉伯地区)、西州回鹘国来的使者和商人是给予优惠待遇的。史金波等译注:《天盛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285页。西夏的僧人也有西行印度求法者,同时还有印度高僧到西夏弘法,至于北宋初年经陆路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大多数也是经过西夏领地西行的,因此可以说西夏对于中印佛教文化交往,也有贡献。参见陈爱峰《西夏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相关研究,参见陈爱峰、赵学东《西夏与丝绸之路研究综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27—31页。

辽朝与西域诸国也有交往,《契丹国志》记载: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

已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

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suγur)黑皮、褐黑丝、门得丝(mandish)、怕里呵(parnagan)、碙(硇)砂、褐里丝(qars)。

已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括注据下引黄时鉴文。

 

这里的“大食”,据黄时鉴先生考证,当指874—999年在中亚河中地区立国的萨曼王朝,“小食”即石国(塔什干)东北百余里的“小石城”,也即《大唐西域记》中的笯赤建国。黄时鉴:《辽与“大食”》,原载《新史学》3卷1期,1992年;此据《黄时鉴文集》Ⅱ《远迹心契——中外文化交流史》(迄于蒙元时代),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6—30页。因此,辽朝与河西走廊和西域南北道以及中亚河中地区都有着官方的贸易往来。后来辽朝灭亡时,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到中亚立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因为辽与西域的关系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只是汉地的史官和文人没有记载下来罢了。

其实,汉文传世文献对于史事的缺漏是可想而知的,只要接触过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学者,就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这里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公元5世纪中后期的西北地区,时局最为动荡不安。439年北魏灭北凉,北凉王族沮渠无讳、安周兄弟由敦煌奔鄯善,442年北上占领高昌,高昌太守阚爽奔漠北柔然汗国。445年,北魏遣万度归从凉州出发,西击鄯善,俘获其王真达。448年,万度归继续西进,攻焉耆。八月,万度归大败焉耆,其王卑失鸠那奔龟兹。十二月,万度归进击龟兹,大获驼马而回。沮渠兄弟则在高昌建大凉政权,450年灭车师国,占交河城。460年,柔然杀沮渠安周,灭大凉政权,立阚伯周为高昌王。约477年,阚伯周卒,子义成即位。约478年,义成为从兄首归所杀,首归即位为王。488年,阚首归被从漠北西迁天山北麓的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阚氏高昌亡。高车立张孟明为王,开始张氏高昌王国时代。这段时间里,北魏虽然一度出兵焉耆、龟兹,但很快撤回,没有对这一地区实施有效的控制。如果从北魏的角度来说,这段时期的丝绸之路一定是断绝了。但吐鲁番出土的一件文书,即《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给我们带来崭新的认识:根据这两年高昌王国送使记录,得知当时途经高昌前往漠北柔然汗国或从那里返回的使者,分别来自长江下游刘宋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塔里木盆地北沿绿洲王国焉耆、盆地西南地区的子合国(今叶城)、北印度的乌苌国(今印度河上游斯瓦特地区)、中印度的婆罗门国(笈多王朝)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14页。。短短的20行文书,为我们勾勒出5世纪下半叶东亚、北亚、中亚、南亚四大区域之间的使者往来的恢宏图卷,使我们得知即便在漠北柔然汗国联合高昌与北魏对敌,北方强国嚈哒南下扩张与波斯萨珊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激烈争夺中亚的混乱岁月里,各国使者的往来仍在继续,而且在不同的丝绸之路上行走的距离都非常遥远,表明丝绸之路在不同的环境下,都没有达到完全断绝的境地。这件文书也告诉我们,传世史料缺载的史事不一而足,我们不能依靠传世史料来讲述丝绸之路的“故事”。

再举一例,持丝绸之路“通少断多”的学者往往认为中唐以后,由于吐蕃隔断河陇,以及后来的西北地区处于混乱的状态下,所以唐末五代基本上没有僧侣可以西行求法,一直到北宋初年才重新有了西行求法运动。其实如果翻检一下敦煌文书,就不难发现,不论是吐蕃占领河陇时期,还是吐蕃统治结束以后的时代,从中原往印度求法的僧人并没有断绝。笔者曾在《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一文中,钩稽敦煌汉、藏、于阗等文字所写的文书材料,指出从中原五台山、河北、陕西、四川等地,经河西走廊前往印度取经的僧人有十余名之多李铮等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5—968页。,他们都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做出过贡献,只不过中原史料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所行走过的陆上丝绸之路,也就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了。其实,还有很多连文书都没有记载下来的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且一定比留下记录的还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