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的本体：实践

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而在马克思看来，在本质上，历史不过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而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海德格尔曾经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理解为：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的质料。也就是说，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实践创造历史。实践不仅创造了属于人类史的一般历史，而且正是在实践的中介下，自然史与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自然历史化，历史也自然化，都成为统一的历史的一部分。这样，实践“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因而，当我们说我们周围的感性物质世界都是历史的产物时，无非是说它是世世代代的人们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和人的世界是历史的存在，而历史的本质在于实践。在此意义上，历史科学不过是描述人的实践活动的科学。

随着实践唯物主义解读的一度风靡，实践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已经被充分意识到了，但关于实践本身的内涵却一直未能有效厘清。“实践”(praxis)一词出于古希腊，最早是指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活的存在物的特征。苏格拉底曾经说：只要一息尚存，我就永远不停止哲学的实践。这里的实践已经具有伦理的意味。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实践概念含义甚多，只有在其伦理学中，“实践”才成为一个人类学和哲学范畴。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把人的行为分为理论 (theoria)、生产 (poiesis，亦译为“制作”) 和实践 ( praxis) 三种。与“生产”不同的是，“实践”趋向的目的不在自身之外，而就在其自身，其自身就是目的；而“生产”的目的却在它产生的结果，自身不构成目的。与“理论”不同的是，实践活动总是在人际中展开，不像理论的沉思是人独自面对真理。但在自身即是目的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是最高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对人的三种基本行为方式的划分来看，“实践”最根本的规定有二：一是自身就是目的，本身意味着是善的、正确的行为；二是它不是人维持物质生命的生物活动和生产活动，不是人与自然间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主要是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人际行为，政治、伦理行为是典型。

在中世纪，古希腊的实践概念被拉丁化为actus，具有了行动的意思。托马斯·阿奎那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制作与实践的区别，但是他强调上帝创造世界的能力，由此，上帝的实践活动应当包括有生产性的特点，这实际上使实践与制作 (生产) 之间的差别消弭了。这为近代西方思想家把实践等同于生产劳动作了奠基性工作。近代西方思想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抹平实践与其他人类行动的区别，似乎一切行动都可以叫作“实践”，结果是“行动”(action)、“行为”(behavior)，甚至“经验”成了实践的代名词。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反对经院哲学时进一步将实践理解为与理论对立的实验、经验 (practice)。实际上是把实践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意义的“生产”(制作)。

康德反对实践概念的扩大，他参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将实践看成是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康德将实践理解为道德意志活动，而把人与自然 (世界) 的关系仅仅归结为理论认识的问题。同时，康德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地方在于明确提出了实践高于理论的思想。黑格尔将实践理解为人与外在世界的积极关系和绝对精神得以实现的中介，它包括了生产—技术活动，他第一次把劳动包含在“实践”之内，并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他的实践概念是一种面向精神的自我意识的活动，他所说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而不是现实社会生活的感性活动，也不是人所特有的活动。费尔巴哈从他的人本学立场出发，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存在物，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直观、感性的活动，尤其是满足自身欲望和需要的活动。比之于康德、黑格尔的实践观，费尔巴哈的实践的能动性大打折扣。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肯定。”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流行，实践进一步被理解为与理论对立，并对理论进行运用和检验的经验活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一段反驳以康德为代表的不可知论的话也长期以来被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成是对实践的外延解释：“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这样，实践被理解为针对外部世界的操作性的、追求客观性的物质活动，变成了纯粹的 (科学) 认识论范畴，失去了存在和伦理的意义。

马克思继承和发展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践概念，尤其是直接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实践理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他事实上成为了现代实践观的真正奠基人。对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有些注重实践劳动说，有些注重实践感性对象活动说，有些人注重物质生产活动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实践从一开始就是属于人的“总体性活动”(Gesamttatigkeit)，是“历史的真正基础”。也就是说，马克思一开始就对实践进行了存在论 (本体论) 的，而非认识论的理解。他认为实践是人作为生命体的特征，是人的类本质，人实践故人在。同时，“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历史不过是人的活动而已”，把社会、历史的本质归于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自然、社会是统一的，但不是自在的统一的，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得以统一的。对于人来说，现实的自然不是开天辟地已经就如此这般地存在着的，而是现实的历史的存在，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被改造的对象。虽然我们从时间意义上说，完全与人无关的自在自然是存在着的，但对于人来说等于无。甚至尽管程度不同，但包括人的五官在内的自然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而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强调生产劳动的重要性，这为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所攻击。但是，应该说，他们，包括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都误解了他，因为他们往往只是从经济学，而不是从历史科学的高度上去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马克思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能够生活”，而“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后来恩格斯不下两次总结道：“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可见，所谓生产不过是使现实生活成为可能 ( 生产) 和持续成为可能(再生产) 的活动。因此，要理解什么是生产，关键倒在于理解什么是“生活”“直接生活”“现实生活”。如果我们承认人们直接的现实生活具有复杂的整体性，那么人们的生产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一句话，现实生活的特点决定着生产实践的特性。因此，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过的，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差别在于它的全面性。

从过程来看，生活的生产既是一个创造性的生产 (狭义的生产，更多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 过程，也是一个消费性的过程 (还包括交换、分配过程)，马克思把生产和消费视为“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而马克思强调人的出场首先是消费——必须吃、穿、住、行。这样的消费属于日常生活的活动，它是历史的世俗基础。从生产的横向构成来看，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性活动不光包括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而且还有精神生产，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他还指出，交往是重要的实践，语言是一种始终“纠缠”着精神的物质，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的实践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实践的对立其实本质上就是实践与理论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既是现实的、经验到的活动，也是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活动，更是创造性的活动 (革命的、批判的活动)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实践的理论性和经验性决定了实践的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双重品格。同时，实践既是“感性活动”，又是“对象性活动”，而且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对象性活动。在实践中，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因此，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检验标准，也是人的本质力量、价值、意义的确证。总之，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从一开始就是含义极广的，它是人的总体性的生命活动。

在国内，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价值学、人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实践的理解已经逐渐超越了认识论的界限。但是，依然存在着局限，那就是长期以来仅仅关注最发达形态的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忽视了实践本身在历史和现实中体现出来的异质性和复杂性。事实上，无论是从历时性角度看，还是从共时性角度来看，人的活动除了自由自觉、创造性的活动之外，总是存在着初级的、自在自发的实践活动。它是“由重复性思维、传统习惯、给定的图式和规则而自发地维系的活动，是一种自然而然地、不假思索地进行的重复性实践活动。”它就是赫勒、列斐伏尔意义上的日常生活 ( everyday life)，与胡塞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前科学的生活世界 (Lebenswelt) 相通。马克思明确反对把历史的东西“说成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因为那样做，“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相反，马克思确认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生活首先就表现为衣、食、住以及其他活动。尽管它代表着人的全部生命活动中最近于自然和动物的部分，但它毕竟具有属人的特征，是人的总体性生命活动的一部分。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所谓“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是“本能”的利己行为，属于我们所说的实践的日常活动层次。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实践的高级形态，即革命的实践活动。的确，从马克思本人，以及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来看，只有把实践理解为一种革命性的活动才把握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马克思并不否认日常活动层面的实践，只是认为仅仅停留于那种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同时，马克思反对对于实践的任何非社会、非历史的看法。事实上，许多在一定阶段看来是自在自发的实践活动往往是以往自由自觉、创造性活动经过周而复始的重复而“日常”化的结果。所以，人的日常活动也是人的实践的重要部分。当代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整个当代哲学也存在着日常生活转向的明显趋势。因此，适当突显实践的非发达形态是很有必要的，在本质精神上并不背离马克思。

交往实践是马克思实践观的重要之维度。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是交往的系统质，人交往故人在。人们在实践中不仅学习如何应对自然，也学习新观念，不断解放思想。实践既是有力量的创制，也是相互的沟通。甚至，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交往的发展是人发展程度的标志。无疑，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必需工具，语言交往 (对话) 也是重要的交往形式。特别是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人们的交往更为普遍、深入的同时，交往的方式逐渐数字化、虚拟化，语言、符号在实践中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我们并不像许多西方学者那样认为语言比物质生产更根本，更反对将生产排除在实践之外的做法。因为，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语言、符号也是在生产、交往实践中产生的，生产实践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也一定是最基本的实践。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方面，生产虽然永远是最基本的实践，但生产的方式是变化、发展的。传统理解的生产的对象和产品都是物质形态的，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时代，知识产业或信息产业的兴起意味着生产的对象和产品转变为主要是知识、信息形态的了。另一方面，语言、符号一经产生以后，它本身的运用——对话 ( dialogue、discourse)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实践——阿尔都塞甚至认为马克思本人就承认有所谓的“理论实践”。语言不光是观念的外壳，而且是人的存在性活动。人们不光是通过语言、符号解释和理解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话语实践中创造和建构世界与未来。因此，这种话语实践不纯粹是认识和生产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绝对命令，规范着人的现实与未来。

与前述理解相关的是，立足于当代现实，我们要突出强调马克思视野中的实践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的特性。长期以来，我们事实上常常以近代一般意义上的主体性去理解马克思所谓实践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因而把实践仅仅理解为发达的形态，而对如下方面没有加以足够重视：

(1) 马克思的实践观优越于一切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并不体现在他认为实践是能动的活动——因为这恰恰是唯心主义的强项，也不简单地体现在他指出了实践的受动性——尽管这一点长期受到忽视，而体现在马克思强调实践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作为对近代唯心主义的反动，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将之看成是决定和制约人的因素。他们甚至难能可贵地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认识到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是，不只是他们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能动的对象性活动。而且，他们所理解的受动性由于没有以历史性理解为前提，所以还谈不上达到对人的实践活动受动性的真理性认识。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然而，受肉体制约的人们必须以一定的方式生产自己的生活，所以实践的受动性既表现为自然肉体的制约性，也表现为社会历史条件和规律的制约性。它是人类存在及其实践活动的前提。人们只提出自己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能动的实践永远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是受动的、有限的实践。

(2) 片面强调实践的能动性，忽视实践的受动性恰恰是近现代人类困境形成的根源。我们应该认识到，随着人类的发展，虽然有些受动性的东西被克服了，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受动性与能动性是“俱分进化”的，能动性的增长必然意味着一种新的受动性的增加。许多被克服的受动性越来越只是看上去被克服了，甚或是以一种文明的障眼法从感官上暂时遮蔽了它。例如，在一个不少人吵嚷着减肥的丰裕社会中，随手可得的各种美食让许多人忘却了消耗食物原本是维系生活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为了这种克服和遮蔽，人类能动地发明了许多抽离、逃避之术，但在一定意义上说，许多发明是人类不断累积的、日益紧致的作茧自缚。进入21世纪，加速发展的科技进步使人的实践广度、深度、力度空前提高。但是，人们在拥有和享受这种能动性时，作为实践受动性的方面也以一种历史总体的方式如影相随地发展。甚至有人，例如吉登斯、贝克尔等指出，人类已经进入到了风险社会时代，人们正居住在文明的火山口上。所谓风险是指未来不确定性的极度增长，而混沌效应——系统效果对初值的敏感依赖——就是一种典型状况。不确定性、风险都是相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的，它之所以“不确定”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状态。作为一种总体，它已经成为人类实践受动性的极度确证。

(3) 强调人的实践的受动性并不意味着贬低人和人的实践。受动性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共性，但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受动性，而且只有人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正确认识这种受动性。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存在主义认为人认识到了“被抛性”而成为一种自我生成的历史性存在一样，人是认识到和驾驭了自己的受动性的基础上主动生成的自我。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正确认识自己的受动性恰恰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同时，在一定的社会中，我们还要认识他者的能动性，而他者的能动性往往对我而言就意味着一种受动性。因此，被意识到的受动性是条件也是对象，廓清了能动的可能性空间，所谓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必然是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受动性的活动，毋宁说，认识到实践的受动性乃是最高意义的能动性。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而是虚假的自由自觉和有意识。老子云：“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或可作如是解。

(4) 实践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是实践最基础和原始的辩证特性，实践的其他辩证特性，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手段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目的与规律、自由与必然等等的统一都只有在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实践使世界二重化的同时又使世界统一，它是主客体间的桥梁；实践往往受到理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普遍性，但同时它又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实践既是人们实现目的的手段、途径，同时也蕴涵着人们的价值诉求，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在实践中得到天然的融会；实践指向一种理想，但总是从现实的条件出发的，结果虽然是理想与现实的妥协，但多多少少有可能把现实向理想推进；实践一方面要求合符规律、规则这一外在尺度，另一方面也要合乎目的、意志这一内在的尺度；在历史中不断生成、流动的实践既表现为具体地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也作为一个总体使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逐步迈入到自由王国。所有这些特性都归源于实践的能动性与受动性，或者说，这些辩证特性不过是实践之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具体表现而已。实践自身的辩证属性本身就蕴涵着整个历史之谜的全部内容，实践也是这些历史之谜解决的唯一途径。马克思如下的说法已经耳熟能详：“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因此，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实践事实上就是指关涉人的存在与发展的一切现实生命活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从而形成所谓的历史。首先，人的实践是一种总体性的活动——这种总体性是主体性统摄下的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总体性观照下的主体性，是人的生命存在、认识活动和价值活动的统一。经验活动和认识活动只能看成实践的环节或内涵，而不是相反；实践既包括自由自觉的、高级的、理想的活动，也关涉自在自发的、初级的、日常的活动；广义的生产与实践是同义的，物质生产无疑是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实践，但交往实践和话语实践也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辩证性的活动。它是意识与感性、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手段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而最为基础的是它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立基于上述理解，必然会遭受至少两个重要的诘问：一个已经多多少少作了回答的是，马克思更多地强调的是实践的能动性、批判性、革命性的方面，这样的理解是否贬低了实践？另一个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晚期对“实践”概念的“疏离”？具体地说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很少去谈论普遍意义上的实践，而是从“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的角度来理解实践。他认为实践就是“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其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的实践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但实践从来都是现实的，离开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的所谓实践都是马克思所反对的。进而，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揭示了某种原则、方法，甚至规律的话，那么这些原则、方法、规律不回到具体的历史实践就等于无。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布罗代尔曾经这样指出：“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但是这些模式由于被赋予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效力和预先的、无意识的解释而被固定在简单的形式上。反之，假如它们被放回到生生不息的时间川流中，它们的网状结构将显示出来，因为它很牢固，编织得很好，它们便会不断地再现出来，但是重点会有变化。”布罗代尔无疑是深刻的。马克思的实践是个总体性概念，但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他所强调的更多的是能动性、批判性、革命性的方面。这是由时代条件尤其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决定的。在今天，实践这方面的特性依然存在，依然很重要，还会“不断地再现出来，但是重点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我们有时得更加强调“受动性”的方面。当然，正如前述，对受动性的认识和强调恰恰是能动性的最高表现。

众所周知，马克思反对人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和人性，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事实上启示了我们一般地研究人的本质、人性的方法。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注释中，马克思在谈到研究人性问题时又正面涉及到了这样的思想：“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也就是要把“社会关系的总和”落实到每一个变化着的具体的时代。这是马克思一种恒常性的思维方法。其实，正如马克思的众多概念一样，他关于实践的规定，也存在着一般、特殊、个别三个层面的理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乃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方面理解实践时，马克思总的来说对实践进行了一般性的规定，具有一般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性质。当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工业、商业活动时，事实上是对实践的特殊理解，它比物质生产活动等更为具体。而当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详细研究的时候，他所理解的实践主要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工业和商业。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认为当时的德国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当时的德国几乎没有这一含义上的实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实践的研究是很宏观的，但相对于理论的普遍性和人类历史长河来说，这里的实践外延不过是个别性的实践。马克思走向这一个别的实践并花费了自己毕生的心血是符合他的思想方法的。只有对这一现实的、个别的实践进行研究、批判，才可能真正改变世界。只有回归现实、个别，在生生不息的历史性境遇中，马克思的思想才能有效。当然，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一样，当马克思对实践进行特殊的、个别的研究的时候，这些都是从属于大写的历史科学的，虽然并不需要在每一处都声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