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的两大思潮：科学与形而上学

一

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人们发现传统的两大线索在应用到古代和现代的时候，总不像在近代那样运用自如，古代和现代的哲学家，对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往往并不抱有直接的兴趣。在古代希腊，直接的线索是一般与个别的对立；在现代，则贯穿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此外还有科学与宗教等。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在西方哲学中，除了上述种种线索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还存在着科学或者说科学主义与形而上学两大思潮，它们贯穿于哲学史的始终，与其他的线索在一定程度上既重合，又相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主义与形而上学对于人们并不是新的东西。科学主义者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对有限、具体和确定的对象抱有更多的兴趣，在这个经验世界里他们感到身心舒适，对于永恒、无限、绝对和彼岸并不考虑得很多，也不认为有多大必要。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是理性的、逻辑的。当这些人愿意来研究哲学的时候，或者说有人是由于对抽象玄妙的哲学有反感，另有人是根本搞不清楚哲学与科学有什么区别，而来研究哲学的时候，哲学就从至高无上的形而上学降到了一般科学的水平，形而上学被拒斥了，哲学变成了科学的仆从，即使在最幸运的时候，哲学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哲学与科学具有同样的对象，这就是有限的经验与现象世界，具有同样的方法，这就是理性、逻辑和经验的方法。哲学跻身于科学的行列，已认不出自己了。科学主义者是这样，那么形而上学家呢？不同于前者，他们在这个有限的经验世界中总感到身心不安，他们仰观星辰，呼唤着无限、永恒、绝对、彼岸，在这些人的身上，往往有着较多的宗教情感、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色彩。他们对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此岸世界的真理不屑一顾，认为那是有限的、不完善的、不真实的，而哲学的绝对真理要到形而上的彼岸去寻找，哲学变成了形而上学。此外，不仅在对象上，而且在方法上，他们认为哲学绝对不能也不应该等同于科学的方法，而应去寻找自己独有的方法，只有这样，哲学才能真正获得它自身。

从古希腊到今天的哲学史，这两股思潮时而分开，时而融合，既相互冲突，又彼此补充。当分开时，哲学投身于时代，投身于五光十色的世界，并从中汲取养料，哲学自己也变得丰富多彩了；当融合时，伟大的体系便诞生了，在古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近代是康德和黑格尔。自黑格尔以后，这两股潮流又分开了，并且更丰富多彩了。丰富多彩固然是好事，但那纯净的本质也往往被掩藏起来，变得模糊不清了。因此，需要的就是立足整体，超出有限，去把握思想发展的内在线索，这不仅对哲学史来说是这样，对现实来说同样如此。

二

一般来看，在古代希腊，哲学与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还缺少明确的界限。即使是哲学这个词，在最初的时候，就没有同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完全相区别。在古希腊语中，哲学是爱智慧（Sophia），而智慧比起现代意义上的智慧具有更广的范围。只要是智力能被运用的地方，在实际事务中，在机械技艺中，都具有智慧，荷马曾用这个词指木匠的技艺。这样，哲学在词源上一开始就未能摆脱经验与感性物质的纠缠。在通俗的用法中，各种各样的知识都可称为哲学。米利都的哲学家及后来的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德谟克利特都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所关心的是要在感性物质中去寻找宇宙的起源。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哲学的，但他们的方法及立场都是经验的、自然科学的。对于宗教、灵魂不灭、超越和永恒的存在，尽管也有关注和论述，但并不抱有过多的兴趣，不会走向神秘主义。他们也不感到有什么必要像柏拉图和巴门尼德那样，一定要把超越和永恒的真理同关于经验世界的真理区别开来，因此也认为没有必要把哲学和科学加以区别。在以后的英国经验主义者中，我们又可看到同样的混杂科学和哲学的情况。

尽管哲学这个词在通俗的领域里，在经验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没有同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区别开来，但更进一步看，在古希腊还存在着另一种传统，另一个方向。他们是一些形而上学家，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感。在探求世界的本质时，他们不喜欢借助于经验世界和感性物质，而喜欢超验的领域。他们喜欢把哲学这个词限定在一个不同于通俗用法的较狭的范围内，并努力去把哲学的知识同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实用的知识区别开来。他们也研究具体的科学，但他们的科学成果不过是宗教和哲学思辨的附属产物。按照一个传统的说法，“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为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的是毕达哥拉斯”, 人们认为他说过，有三种人参加节日竞演会，那些企图通过参加获得荣誉的人，那些通过商业以盈利的人以及那些最优秀的，即满足于做一个观众的人。在这里，哲学家开始对世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不想做一个演员，只想做一个观众，既轻视荣誉，也拒绝盈利，他们通过沉思以到达真理。不管毕达哥拉斯是否真正作出这种区别，在以后的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家中，从巴门尼德、柏拉图一直到柏格森等，都可看到这种区别一直在被重复，哲学已经脱离了经验与实用的领域，开始来到了超验的世界。

罗马时代的一位著作家西塞罗说过，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实际上，西塞罗不过是从罗马人的现实立场指出其研究对象的差异，却不涉及其内在的精神，这就像以后的尼采尽管反对基督教或形而上学，但却不意味着等同于世俗文化和经验主义一样。因此如果更准确地说，苏格拉底正是使哲学远离了人间，远离了感性、经验与物质的世界。他到处去找人谈话，结果却发现，那些诗人、工匠、政治家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自相矛盾的，不是真正的知识。自然哲学家，如恩培多克勒等的物质、元素也不能真正解释事物的原因。那些自然哲学家可以说苏格拉底的身体由骨头和肌肉组成，可以说关节是硬的，肌肉是有弹性的，但却无法解释苏格拉底为什么坐在监狱里，而不是逃往麦加拉。苏格拉底自知自己无知，也就是说，关于感性与物质世界是不值得知道的，我们不应去研究自然，而应去研究神的意志和智慧。自此以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家就往往用类似的方法，即通过揭示科学知识的有限性和自相矛盾的方法来否定科学知识的绝对有效性。

有些柏拉图同时代的人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个贤人，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智者，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宇宙论学者。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是一个哲学家。那么，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意味着什么呢？哲学首先是关于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经验和现象世界的知识都是低层次的，变动不已的，不可靠的。一切科学的知识，都是从某些假设出发，但科学本身却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些假设的真理性。由于这样，就使他们像做梦一样，不能真正地认识实在，即使像数学这样的科学，也不能完全摆脱经验，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实在。因此，哲学必须有一种独特的方法，即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不需要假设就可上升到第一原理，或者说，把假设当作一种暂时性的东西，当作跳板，以便上升到根本不是假设的东西，以便来到永恒、完善的理念世界。这样，人的心灵就完成了某种转向，他从锁链里挣脱出来，爬出地洞，摆脱了世人的常识和经验，面向阳光，面向永恒和真实的世界本身。所以说，柏拉图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把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同关于经验世界的具体科学区别开来，或者用柏拉图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辩证法所研究的可知的实在和那些把它们的假设当作第一原理的所谓科学技术的对象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真实性。”

科学与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第一次融合。我们说亚里士多德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似乎也可以说他动摇于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亚里士多德背离了他的老师，看到了理念世界的虚幻性，并更多地面对着活生生的感情和经验世界，更多地承认关于经验世界的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必然性，形而上学与神秘主义的因素明显地冲淡了。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彻底放弃形而上学，并始终承认有一个永恒超越的本体存在，它们为常人不能到达，是神的所在，是完全不同于变动不已的感性世界，只有它们，才是最高的真理。由于动摇于这二者之间，亚里士多德最终所做的也只是区分了两种存在，区分了第一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也就是形而上学和科学。他同时也和柏拉图一样，区分了它们不同的方法，科学从假设开始，哲学却以假设作为自己的对象，在人的心灵中，也有两种相应的能力，即被动的理性和主动的理性，被动的理性面临感性世界，主动的理性却到达永恒，和神融为一体，就像康德所说的知性和理性一样。

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以逻辑和理性的态度对希腊哲学中的两大传统进行了区分和综合，逻辑与理性冲淡了神秘主义的情感，同时也使他失去了柏拉图的优美的文笔。如泰勒所说“这样他好像或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均依照你对他的这种那种说法而定”。以后的西方哲学就沿着这两种传统发展下去，近代的自然科学回到了德谟克利特，形而上学却回到了柏拉图。

三

近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所能认识的经验与现象世界大大扩展了，更丰富多彩了。传统的宗教与形而上学的领域日益缩小，并在休谟的炉火中化为灰烬。人类沉醉于现实世界的成功，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就是一切，至于永恒、绝对和彼岸似乎已被忘却，这也就如黑格尔所说，“科学与常识的携手协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就哲学这个词来说，已经又失去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所具有的形而上的含义，重新回到了形而下的经验世界。当然，在笛卡尔、莱布尼茨那些哲学家那里，形而上学仍然多少保留着，笛卡尔将形而上学看成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其他各门科学是可以采集果实的树枝；在莱布尼茨那里，还保留着对柏拉图及其形而上学的好感。但在注重经验、功利的英国人那里，哲学则完全来到了经验世界。黑格尔说当时的一个英国哲学杂志曾讨论到化学、农业、技术知识，英国人并称物理学的仪器，如风雨表和寒暑表为哲学的仪器，其许多理论如伦理学、政治经济学都算作哲学，甚至在一次欢宴财政大臣的宴会上，也声称英国管理政府的哲学原则业已付诸实施。哲学这个名词已经被滥用，似乎又回到了荷马时代，即失去了它的形而上的含义，一切有关经验世界的知识都可称为哲学。除此之外，紧跟在科学的辉煌成就后面，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也一起占领了哲学。这是人类理性的骄傲，那么，在科学的辉煌成就面前，形而上学怎样才能拯救自己呢？

在德国，形而上学的复兴开始了。黑格尔曾怀着自豪的心情说过，“我们德国人很少把一般的科学知识算作哲学”。后来尼采在《善恶之彼岸》（252）中也以类似的语气说：“这些英国人——并不是哲学的种族，一般地说，培根代表了对哲学精神的一种攻击，霍布斯、休谟、洛克在一个多世纪中贬低并降低‘哲学家’这个概念。康德奋起反对休谟，关于洛克，谢林可以说：‘我看不起洛克。’在同把世界愚蠢化的机械论所作的斗争中，黑格尔同叔本华（连同歌德）是一致的。”康德从哥白尼革命中，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经验论的局限性，并回复到对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崇敬。康德坚信，尽管独断论已经使形而上学声名扫地，但不能因噎废食而放弃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因此应该作一次根本的改造，或者另起炉灶。这样，唯一的办法就是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批判的唯一作用就在于限定一门科学的界限。要使形而上学成为一门科学，首先就必须划清与其他科学的界限。因此，划分形而上学与科学之界限，成为“先验辩证论”的内容，成为《纯粹理性批判》的中心，这也是康德哲学的中心所在。康德自己就说过，讨论数学和自然科学，不是为了它们本身，而是为了另外一种科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主要的，所有其他部分不过是手段。科学的领域是经验和现象世界，形而上学的领域是超验的自在之物。人的知性规定科学，理性产生形而上学。理性不满足于平凡的科学知识，而要求一种在经验范围内永远不能发现的完备性和无条件性，这个理性也就是柏拉图的理念。只有这样划清界限，才能防止知性超越经验范围，防止谬误，才能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假如不做出这种区分，试图使知性超出经验与现象界，去认识物自体的话，就必将导致先验的幻相，导致二律背反。二律背反集中体现了形而上学、神学和经验的自然科学的冲突，正题是形而上学的、宗教的、唯心主义的，反题则是经验论的，是否定了上帝，符合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康德自己就说过，“上述的二律背反构成了希腊柏拉图路线和伊壁鸠鲁路线的对立”。

划分界限之后，紧接着而来的就是方法。尽管“先验方法论”与“先验原理论”一起组成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大厦，但总是被忽视。康德看到，微积分、对数、解析几何的成功助长了知性的骄傲，居然也想在哲学领域中试试自己的好运气，数学的方法被用于形而上学，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能成功。之所以如此，就因为数学是由理性“构成概念”得来的知识。由于数学可以在直观中得到展现，由于关涉具体的单个对象，数学的概念可以具体化。而哲学的概念，如因果性始终是抽象的，是不可能在直观中具体展现的。因此，数学的所有方法，定义、公理和证明没有一项能运用于哲学。康德所说的实际上也就回到了柏拉图的传统，柏拉图也认为数学之所以不能到达理念，就是因为数学从假设开始，要利用实际的东西作影像，摆脱不了感性事物。

对于康德已经解决的形而上学与科学之划界，黑格尔没有发表更多的意见，只是在主要著作的导论和序言中简略提及。他认为哲学与宗教具有同样的对象，它的内容不是地上的、世间的，而是无限的、普遍的，“但特殊科学的对象只是有限的对象和现象。把关于这种内容的知识聚集起来本身就不是哲学的任务”。黑格尔的功绩在于方法，他继承康德之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哲学所特有的方法即辩证法。他说道：“斯宾诺莎、沃尔夫和其他人，找错了路子，竟把这种方法也用于哲学。……哲学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法，它以妒羡的眼光看着有体系的数学大厦，并如已经说过的，从数学里借取方法，或者求助于那样的科学方法。”列宁对此极为重视，在《哲学笔记》中有两处作了摘录。黑格尔认为，唯一能成为真正的哲学方法的，“正是内容自身所具有的，推动内容前进的辩证法”。那么，哲学方法，即辩证法与科学方法的区别何在呢？在这里，黑格尔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特殊科学涉及的也只是有限范围的一些对象，它们所出发的根本原则正如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一样都是假定的。黑格尔认为使用假定是科学的权利，“可以容许这些科学只是用假定有其他前提的办法来谈它们的基础及其联系以及方法。……与此相反，逻辑却不能预先假定这些反思形式或思维的规则与法则，因为这些内容就构成逻辑内容本身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在逻辑之内才得到证明”。这里的逻辑就是指自己的辩证逻辑，即哲学。那么如何证明呢？黑格尔认为不能用知性和形式逻辑的证明方式，而是用一种内在的证明。内在的证明就是要去批判这个前提，否定这个前提，但这不是知性的绝对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在否定中包含肯定的东西，“唯一的事情是要认识以下的逻辑命题，即：否定的东西也是肯定的；或者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方法就是黑格尔的哲学方法，他抛弃了科学所假定的前提，又保留了这个前提，这就是矛盾、生命、运动和发展。

四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分析论”是关于经验和现象世界的，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先验辩证论”是要去建立超验的形而上学，是关于物自体和理念的。这两个中哪一个才是康德哲学的重点呢？如果“先验分析论”是主要的话，那么认识论与逻辑学就是康德哲学的中心，康德则成为一个经验论者。反之，康德则同柏拉图一样，是重思辨的，本体论与形而上学才是康德哲学的中心。实际上，康德同亚里士多德一样，确实综合了这两种成分。

现代哲学就沿着这两个方向在发展。自然科学家，如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把康德打扮成一个经验主义者。马堡学派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消除了康德的物自体，物自体不过是经验的界限。人本主义者如海德格尔，却认为形而上学才是康德哲学的中心。1929年他写了《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并要把《批判》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来读，以便把形而上学的问题陈述为一个基本本体论的问题。因此，对于现代哲学中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来说，题材的区分仅仅是表面的，在两大思潮后面真正起支配作用的乃是科学与形而上学这两种传统的发展。

在现代科学主义思潮中，我们看到，自然科学的方法，即经验和数理逻辑的方法继近代以后又一次占据了哲学。黑格尔的宏大的思辨体系被抛弃了，拒斥形而上学已成为共同的口号。形而上学是什么呢？是不可知的，不能用经验加以证实的，是没有意义的空幻。这样，哲学又重新丧失了形而上学的含义，回到了经验世界。孔德声称要用科学中的实证精神去改造哲学，实证哲学不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终极本质的，而是关于现象领域内的各种知识的综合，只研究具体事物和现象。马赫同样拒绝讨论经验以外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则为数理逻辑的成就所鼓舞，使哲学变成了逻辑分析的工具。罗素声称，我们的一切知识来自经验，哲学的目的不是提供新知识，而是要为具体科学服务，对科学命题进行逻辑分析，消除混乱，区分真知识和假知识。所以，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前面加上了限定词，成为科学的哲学，哲学已被剥夺了自身存在的权利，成为科学的仆人，科学的警察。

近几十年来，在科学哲学的领域中，形而上学的复兴开始了。奎因认为任何科学理论的研究都必须是在一定本体论观点指导下进行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任何科学理论都包含着本体论的承诺。但是，这种情况只不过表明他们多少还承认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意义，离真正的形而上学复兴还差得很远。这如波普尔在批判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拒斥形而上学的观点时所说的，“我并不是从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去批判这一原理。我的出发点是一个关心科学的人担心这个原理不但根本打不败它的假想敌形而上学，而且实际上还向敌人献出了围城的钥匙”。因此，要寻找形而上学，还需回到人本主义。

单从人本主义这个词来说，往往引起一种误解，好像人本主义不同于科学主义，就在于以人、价值和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于研究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实证主义方法在进入哲学的同时，也一同涌入了以人为对象的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精密化方法，在社会领域里得到了尝试，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而现代人本主义的真正精神如苏格拉底一样不是从自然转向人间，而是在于它的形而上学，它的本体论、宗教观、非理性主义的方面。对于与经验世界密切相关的认识论，逻辑学、科学方法论问题却不属于他的兴趣所在。它不关心科学不是因为科学与人无关，而是因为科学是有限的，不能到达永恒、绝对和彼岸，不能认识最高的实在，不能认识人的真正本质，而人的真正本质是与上帝、与最高的存在是相通的。人本主义所说的人已经超越了现实和感性世界，是悲观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任何从实证的方面，从具体科学的角度对人所作的研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在叔本华那里，生存意志就是世界的物自体，是世界的本质，整个世界不过是意志的表象，是虚幻的，科学、理性、逻辑只能认识表象，不能认识真理。柏格森则把生命之流、生命冲动、绵延、基本的自我看成真正的实在世界，一切理智的形式，如感觉、概念、判断、分析和综合都是静止的，不能认识永恒变化的生命之流。海德格尔的在者是具体存在的事物，是各门科学的对象，而在（Sein）是普遍，是抽象的抽象或虚无，它是一切在者的否定，对于一切在者具有优先地位。这个在是形而上学的对象，而科学却不关心这个在，形而上学就是超出在者之上的追问，以求返回来对这样的在者整体获得理解。可以看到，在以上的人本主义者那里，都有一个为科学不能到达的最高的存在，只有它们，才是最高的真理，才是人的真正价值所在。

自从柏拉图以来，几乎每一个形而上学家都提出了认识形而上学的途径，提出了哲学必须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同常识、科学和理性正好相反。要使人摆脱常识和理智，则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柏拉图的洞喻说是要使人们实现这种心灵转向。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知识不可证明，要用直觉。康德则努力在超验的意义上去理解形而上学，去规定哲学的方法。他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看到了哲学必须采用一种违反常识，甚至是把常识倒转过来的做法。作为伟大的形而上学家的黑格尔对此十分赞赏，他以理解的心情说道：“康德似乎把习用语言中所谓主观和客观的意义完全颠倒过来，因此有人责备康德，说他紊乱了语言的用法，但这种责备是很不对的。”黑格尔自己则创立了辩证法，新黑格尔主义者认为，没有神秘主义就不能理解黑格尔。克罗纳有一句名言，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理性主义的反理性主义，或者反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

黑格尔以后的现代人本主义者是如何建立哲学独有的方法呢？毫无疑问，神秘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加浓了，离常识和健全的理性更远了。叔本华写道，要放弃对事物的习惯看法，不再按照充足理由律去探究事物的相互关系，这时已不是抽象思维和理性概念盘踞意识，个人沉浸在直观之中，自我消融于对象，个人已是纯粹无时间、无痛苦、无意识的纯粹主体。柏格森的直觉大同小异。布拉德雷则要使思维自杀，即抛弃思维，抛弃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使主体融合在绝对之中。现代哲学中，能多少以理性的态度，像康德、黑格尔那样去探求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之区别的，要算是胡塞尔了。胡塞尔看到了科学方法在哲学中的滥用，看到“所有要求作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当代哲学，都认为一切科学，包括哲学，只有一种共同的认识方法，这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这种信念完全符合十七世纪的伟大传统。这种信念认为，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把精密科学作为楷模，首先把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哲学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它与一切自然科学的方法正相反，如做不到这一点，“因而也就没有理解，哲学究竟要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以及相对于所有自然认识和科学，赋予哲学怎样的特性和合理性”。胡塞尔的哲学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他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就是把对事物的自然态度和一切自然科学的知识放在括号里圈起来，存而不论。在本质的还原中，胡塞尔又诉诸直觉，去发现现象中的内在结构。经过这种加括号的方法，既用不着像怀疑论者那样去否定科学，否定世界的存在，又可以避免它们的干扰，从而到达真正的哲学。

五

美国当代哲学家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中，认为20世纪的哲学史是刺猬与狐狸的历史，是那些努力想认识大事物的哲学家和那些满足于认识许多小事物，甚至只是一件小事物的哲学家的历史。欧洲大陆像是刺猬的国度，英语世界则是狐狸的故乡。大陆的刺猬们认为他们在认识一件大事，坚持他们的认识方法是独特的，英美哲学家则专心于逻辑分析。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离，更准确地说，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分离，在黑格尔以后，已经走得相当远了。走向综合，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问题是，怎么样实现这种综合？从表面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渗透，统一正在趋向实现，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融合却远非那么容易。这种分离不是出于不同学科的分工，而是植根于人的两种世界观、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植根于人的心灵本身。

科学与形而上学尽管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气质或方法，但如将整个西方哲学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则也表现了不同阶段的需要。那种形而上学最初都是宗教热情冷却后的产物，像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源于公元前7至公元前6世纪的宗教与道德复兴的潮流，而康德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则继承了宗教改革的余波。这些形而上学家共同的地方是以理性的概念将对神和超越世界的追求化为对世界的整体的思考，建立宏大的体系或追求普遍的真理，但在历史中随着危机和动力的逐渐衰减，当人的精神继续从天上向下坠落，从无限来到温暖的有限世界时，人也就会从形而上学来到了经验科学。在总体上，19世纪后形而上学的衰落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它们在衰落的同时也为经验科学提供了源泉，就像药物等自然物质在挥发中产生效用一样。不过，在这些过程中人的精神尽管会向现实世界坠落，但也不会完全到达，因为如果那样，文明也就死亡了。因此在这过程中形而上学也会有复兴，像尼采和海德格尔那样的思想家尽管也会批评过去的形而上学，但仍然会像怀特所说的那种刺猬一样，从过去的形而上学中秉受了很多东西。当然，这些人尽管多少继承了过去的形而上学，但却有相当不同了，这种不同假如用中国当代新儒家的术语来描述，那就是从外在的超越来到了内在的超越，那种形而上学的对象不再是外在的彼岸，而是来到了人的内心。在康德哲学中，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认识已经不可能，而只能属于道德预设或实践理性的领域。在尼采的思想中，那种超越与无限的形而上的世界则逐渐化为纯粹的虚无，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成为时间中的历史性或包含着虚空意义的澄明之境。

科学与形而上学这两大思潮，从不同方面对人类精神做出了贡献。我们需要经验，也需要超验；需要实证，也需要思辨；需要理性，也需要非理性的联想、直觉和创造，哲学需要从经验科学那里汲取养料，就像人需要食物以生存一样；但哲学本身也必须有它的独特的对象和方法，人类需要那种宏大的思考以知道自己在世界中真实的方向。它们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会倒向某一方，有时候又会由于势均力敌而出现剧烈的分裂，而且会有像亚里士多德、康德这样的接近中道的哲学家去对其进行综合、划界或平衡，新康德主义的弗赖堡学派实际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康德，把科学归于事实和现象，把哲学的对象归于价值。当然，在更多的时间中它们注定了是在分裂之中，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去进行综合的，像孔德那样，把哲学看成对科学的综合，看成研究现象界的普遍联系，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它缺少了哲学所不可少的绝对、永恒和无限。黑格尔力图在一种神秘的同一中描述二者的对立和运动，但仍然是偏重于形而上学。像海德格尔的那种形而上学除了表现两次世界大战给人带来的时间中的焦虑和对无限世界的追求外，并没有对世界提供完整的思考，因为他实际上已经不再去思考，而只是体验。对于现在来说，那些以研究哲学为业的人中仍然有少数人在坚持哲学的理想，仍然在试图发展或重建哲学，但是怎样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人在历史中究竟能不能超越历史赋予自己的界限，或者说人如何才能获得那种哲学思考或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力量？个人是否还有能力继承和吸收人类的全部精神成果？诚然，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及各种知识的普及似乎已为哲学的思考提供了可能的材料和问题，但是否还缺少另一种东西，我们能不能既不脱离经验与有限物，又不为之所束缚，既立足于时代，又高于时代，这些都是人们仍然所面临或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