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用处（代序）

一

对于“哲学的用处”这种类似的题目或内容，西方的那些哲学家们已经说过不少了，假如此时再写一篇，还有无可能说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呢？他们所说的还有哪些能值得我们继续引用呢？歌德就曾感叹自己出生得太晚了，没有多少新的可说了；尼采则说一切东西从开始就准备好了，后来的希腊、印度和德国哲学中的那种相似性表明只是一种最高层次的返祖现象。他们所说确实是不错的，很多东西实际上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或概念在重复，对哲学无用或缺陷的嘲笑也是一样。西塞罗说过：“再也没有比在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的东西更为荒诞不经了。”弗兰西斯·培根声称要破除哲学体系给人所造成的假相。哈佛大学的那位哲学教授威廉·詹姆士实际上并不喜欢抽象的哲学，他曾对同事桑塔亚那说：“如果我们不能把哲学都忘光的话，它会变成多么可恶的祸根呀！”杜威早年写过一篇《为何学哲学》，其中引证18世纪贝克莱主教的话说：“哲学家们把尘土扬到自己的眼睛中，然后因为无法观看而大加抱怨。是啊，哲学家们在过去两千五百年间一直乐于此道，迄今所扬起的漫天尘云不仅迷住了自己的眼睛，而且也迷住了他人的双眼。我们的知识氛围弥漫着这样的尘埃，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会吸入。”拉康则要“与一切被称为哲学的东西断绝关系”。在历史上那些哲学家们确实是说得太多了，那些复杂的概念在哲学史教科书中纷歧多变，令人难以适从和判别，它们在黑格尔的时代是死人的战场；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于柏拉图、巴门尼德、康德和黑格尔的不同哲学，我们没有任何尺度对他们进行评价。但是，对于我们无法评价的东西，学了又有什么用呢？

杜威说要获得对那些尘埃的免疫力，避免受那些哲学蒙蔽，唯一的途径就如让贼来抓贼一样，是学哲学，把自己变成哲学家。不过，变成哲学家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首先是我们至今仍不知道什么是哲学，由此也自然不知道如何变成哲学家，否则海德格尔就没有必要在西方哲学发展两千多年并终结后还去写《什么是哲学》了。在这方面，哲学和专门科学确实是不同的，那些专门科学不需要对自己的合法性和用处作出论证，因为它们都是显而易见和明确的东西，但是哲学的用处或领域却是哲学家所反复说过的无限和不定的存在，是没有家园的漫游或流浪，一个哲学家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或者说对此有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哲学思考才可能有一个起点，因此一部哲学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个问题不断阐述和论证的历史。我曾在1986年写有《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与形而上学》一文，其中说到对哲学的本性及其用处的定义始终在两极之间振荡，在有的时候它把自己提高到无限和形而上的存在，以区别于有限的经验科学与世俗世界，这时我们可以理解黑格尔为何要说“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作为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在有的时候又下降到现实，这时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被拒斥了，对永恒普遍真理的信念也消失了，哲学来到了具体的科学、现象和个人，本文前面列举的那些哲学家即与此类似，对形而上学的拒斥给他们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暂时的解放，就如人曾经从宗教中获得解放一样。在尼采看来，从哲学的解放也伴随着一种平等和民主化的过程，哲学变成了科学与历史，但同时也是一种颓废，其中优秀或更高的东西消失了，哲学在分析哲学中变成了科学的仆人或警察。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谈谈哲学的用途》中说：哲学“已经退出了为真理而战的沙场，躲进幽深、狭窄的角落里，……专门家对整个世界不予理睬，眼光只是盯在鼻子下的那块方寸之地。整体消失了，‘事实’代替了理解；而与理解的延续毫无关系的知识再也不能产生智慧了。各门科学、各个哲学流派都衍生出一套只有专业人员才能理解的词语”。

二

当然，要真正说明哲学的本性和用处，有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在这里，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跳出哲学之外，要了解那种“真正的哲学会嘲笑哲学”，即不仅仅是以哲学家的立场，而是把哲学看成人类的知识和精神的一个有限的部分或阶段，这样或许才有可能将那些纷歧多样的看法统一起来。这也就是说，尽管哲学家曾声称要研究整体、无限和不定的存在，但如果要对哲学本身作出说明或界定的话，则仍然是要将哲学看成有限的东西，因为一切界定本身就意味着确定界限，要说明什么是哲学的用处，就得在同时也知道哲学在何时是无用的。当人刚来到这个世界，或者说在一切民族的创生阶段，我们看到了什么呢？那是宗教热情的时代，人由于自身的软弱和外在世界的压力，便如牛顿力学所说的在他自身激发出相反的精神的力量和光芒，使他超出有限的存在以到达无限。当一个游牧部落在水草枯竭时，他会迁徙去寻找新的更广阔的世界，人的精神也同样在想象中迁徙，弗洛伊德说幸福的人决不幻想，桑塔亚那说想象力需要紧张。当然宗教在这时往往是一种极端和非常的情况，它类似上帝的第一次推动，或者是尼采所说的意识、良心等疾患，它们由此使人实现了突变，偏离了原来的轨迹。在这以后，当非常时期已经过去，压力逐渐缓解时，精神的光芒就逐渐温和或黯淡下去，并从遥远的彼岸逐渐回到温暖和切近的现实。它如笔者在《中西文化的振荡与循环》中所说的，是精神由宗教逐步过渡到理性，再过渡到经验，那些不同的知识也在此过程中依次而产生。不过这回归也不是一次性的流星式的闪烁，而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其中有振荡和那种螺旋式的圆圈，但在总体上则仍然是从宗教到哲学，然后是科学，从形而上的彼岸坠落到现实、尘世和大地；哲学在其中只能出现于特殊的阶段，只有在那个阶段哲学才有其繁荣或效用。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用处，大自然不浪费任何东西，也不对它们有什么偏爱，只是不同的时刻所需和表现不一而已。

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完整的过程，每一种知识或学科都在其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并与其他的知识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将哲学定义为一种介于神学和具有确切知识的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是对那些不确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又和科学一样诉诸人的理性。在此之前，为罗素所不喜欢的黑格尔也是类似，他说哲学和宗教同样是以超越尘世的普遍和无限的存在为对象，至于“特殊科学的对象只是有限的对象和现象”，但哲学又与科学具有同样的思维，它不是通过信仰和默祷，而是“要通过思维的知识实现这种神人和合”, 不过罗素所说的只是一种静态的区分，而不是把它们看成精神演变中的必然和暂时的产物；黑格尔强调哲学或思维的力量，将其看成最高阶段，但也不会把它看成精神终将坠落到尘世或经验世界之前的暂时的过渡。在尼采那里，哲学则多少被置于一种历史的视野中，他看到了当神话衰落后，哲学便开始了，它占据了神话留下的位置，和艺术一样追求某种价值，但又和科学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此后的科学虽然导致了哲学的终结和价值虚无，但在每一种科学中都仍可找到哲学的踪迹。总之，在从超越的理想到现实，从宗教到科学的过渡之中，哲学的繁荣确乎是一种介于中间状态的东西，这个中间状态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特定的精神或自然力量的展现，或是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必然的历史进程。在民族和个人的历史中，哲学与其他的东西一样都只能出现在特定的阶段，它使我们想到实证主义者孔德所说的，即我们每一个人在回忆过去时，岂不都记得自己在儿童时是神学家，在青年时代是形而上学家，是对普遍真理和正义的信念，到壮年则是物理学家了。那么到壮年以后又是如何呢，孔德没有说，他对实证科学和进步抱以无限的信心，但在此也可以借用歌德所说的，即都自然变成虚无主义了，就如印度哲学那样。像后现代哲学家罗蒂的作为文化批评的哲学，也只是向东方的虚无的道路上一个暂时的中继点了。

对于精神的这种演化，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本不存在什么可争议之处。但是，正由于哲学家也和常人一样生活在有限之中，往往难以感受到这个整体，因此从这个周期的每一个点上，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观察。我们对哲学的那许多纷歧的看法，也都是由此而起的，是如庄子所说的耳目口鼻，各有所偏，不能相通。即使是本文中的那些视角，也是19世纪以后或周期中较晚的产物了。哲学由于处在中间的过渡中，它不同于两端，但同两端都有联系，因此就兼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因素的影响，并常常在两端之间振荡。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来看，哲学的出现往往是宗教衰退后的产物，维柯说如果世上不曾有宗教，也就不会有哲学家们。神学在最初往往是神秘的信仰和热情，但当热情逐渐冷却和凝结，秩序逐渐形成并走向成功，就必将用理性的方式为其信念提供组织和论证，这时宗教哲学就出现了。这如同有人所说的，即每一种宗教都是一种哲学，但未必每一种哲学都是宗教。桑塔亚那说过，宗教是梦幻中的哲学，哲学是清醒时的宗教。新儒家马一浮说自己醉时是佛，醒时是儒。当宗教继续衰退后，哲学思考的鼎盛时代就到来了，它从神学中秉受了一些东西，可以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一种信仰或精神家园的代替品；但又不同于神学，它处在由彼岸到此岸、信仰到知识的转折点上，并为以后的科学开辟了道路。康德将哲学等同于理性思维，黑格尔在批评康德知性的同时，仍然将哲学等同于“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纯粹的思辨哲学的逻辑科学”，他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说自己“正就是要促使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哲学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就能不再叫做对知识的爱，而就是真实的知识，知识必然是科学”；在《逻辑学》序言中他和康德一样说“哲学，由于它要成为科学”，尽管它不能再“从一门低级科学，例如数学那里借取方法，也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断言”。因此相对来说，教科书上那些像康德和黑格尔这些名气最大的哲学家，也只是由于他们在历史的过渡和机遇中更接近中道，致力于平衡或兼有两者，不那么偏向一端。后世之所以难以出现大哲学家，也只是他们在历史中已到了中年以后，不再兼有青年时代的热情和中年人的理性了。

在精神的演变中，哲学的繁荣是一种过渡，当他们仰望无限的宇宙时，他们是形而上学家，从宗教中秉受了某种余波；当他们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俯视有限的尘世时，则致力于对世界的解释和重构。如果知识是维特根施坦所说的图像的话，那么哲学不同于科学之处只是要描画出包括自然和社会的整个世界的图像，要对科学所假定并作为开端或前提的那些第一原理作出批判的考察，这时他们是处在从无限到有限的分界线上，是要将无限和混沌的世界变为确定的东西。当这种中间的哲学以后，精神的力量逐渐耗散，便迎来了科学的时代，哲学在此时虽然多少还存在，但都往往是在科学、历史或虚无的意义上被解释。那些科学哲学家要拒斥形而上学，认为那些哲学家所画的世界地图不够可靠，有不少错误；但他们也忘记了自己科学中的哲学的源泉，至于宗教则更是遥远的东西了。在科学的时代中，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模仿科学或为自己辩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开头引证休谟的话，即认为那些轻视哲学，迫使哲学在艺术和科学面前为自己辩护是一种侮辱，是“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当然科学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河流总要流向下游，在流动中有阻碍和冲突才有浪花，人在浪花中仅凭眼睛是很难看到下游的水是如何源自上游的。那些人本主义者尽管批评科学，但实际上也和科学哲学家一样抛弃那普遍的真理，并回到个人的内心或主观的世界。在尼采那里真理被等同于谎言，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成为某种主观的心境情调，在后现代主义中，哲学则完全消失于其他学科中了。未来的西方假如还需要哲学来建立什么终极关怀或家园，那也可能是类似东方的一些东西了。

这样，哲学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渐完成了它的使命，尼采说哲学的使命是克服历史和生成，是和科学一样建立某种长住性或更高的价值，但在施本格勒看来，欧洲哲学的最终目标和形态是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历史哲学，它对应于古典的怀疑主义，是精神的秋天，这是非哲学的哲学。哲学因此将在历史中思考世界，也在历史中反思自己的存在、限制和寻找精神家园，哲学不再是普遍永恒的，或者说它追求的普遍性也只是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它如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哲学的用处》中所说的，“每一门科学都是以哲学开始，以艺术结束的。它起源于假设，而终结于丰硕的成果。哲学是对未知事物（如在形而上学中）或不确切认识事物（如在伦理学或政治哲学中）的假设性解释，它是追求真理的开路先锋，科学是被占领的土地，它后面是那些安全地带。……哲学看起来好像迷惘彷徨，驻足不前，那是因为她总是把胜利的果实留给自己的女儿——科学”。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也说，哲学是科学的开始，科学是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哲学》和《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则用那种复杂高深的学究气的语言表达了类似的东西：“要不是哲学先行于诸科学，那就根本不可能有科学”，而至于“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内的发展。……它看似哲学的纯粹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之完成”。

三

在自然科学成功的时代，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用处确实是减退了，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就如大厦竣工以后，最初的图纸也就束之高阁了，除了维修或可能的重建中少数专业人士偶尔查询（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批判功能），大多数人生活在间隔出来的各个舒适安全的房间里，没有必要去关心图纸和最初的设计了。最初人们需要宗教和哲学时，那是由于人在有限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因此需要突破界限，在想象和思考中去寻求那界限之外的无限或不确定的存在，需要精神的光芒去探索和照亮那遥远的或可能的新的家园，但现在一切已很安全，因此也没有必要去想象那未知和无限的东西了。例如对于自然的变化或出行，今天的人只需要查看天气预报和地图就行，而不需要去像泰勒斯、康德那样仰观灿烂的星辰，也不必如中国古代哲人那样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了。当然，今天的自然科学还没有完全停滞，还需要不断地突破界限，并在混沌和未知的无限中确立新的界限，因此仍然需要理论和哲学思考，需要探索的勇气和想象，但那些哲学问题已分散到各个具体学科中了，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人很难有能力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那样去了解、综合各种学科并建立整体的图像，甚至连他们在自然哲学中的各种被嘲笑的错误也很难出现了。弗兰西斯·培根曾在一封信中说：“我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我的领域”，而今天的哲学再也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对自然的认识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这危险不是来自自然的风雨，而是我们的同类，或者说来自我们自己或自己的心灵。在表面上，那些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各种知识也努力模仿科学，使自己具有科学的外表和规范，而且很繁荣，哲学作为罗蒂所说的“小写的”也要成为一门科学，也有参考文献和学术规范，成为一种与文学、艺术同一序列的文化或学科，但在实际上它们都很难被看作知识，人的心灵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对社会和经济变化的预测仍然是不可靠的，在法律随时被践踏和滥用，道德不断堕落，政治变成罪恶时，那些关于政治、社会和伦理的知识又能比哲学多什么用处呢？那些所谓的知识有时是在某种价值和理想名义下的情感和想象，有时则是对个人的某种利益或本能的事后辩护。人类在不断地研究历史，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历史学，都从历史的生成中建立自己的理论解释，但实际上黑格尔早已说过，人们老是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从民众到政治家都始终是在历史的旋涡中挣扎。有的政治家表面上具有显赫的权力，似乎能主宰世界，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身不由己的，黑格尔将他们的成败称为“理性的狡谲”，中国古代哲人则将之归为无法摆脱的天道和命运。即使是普通的个人，当他生活在变幻的世界上，当他无法主宰自己，而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又很难给他以切实的帮助时，他也需要在哲学中去探索，在无限的混沌中建立自己的价值、家园或知识体系，去思考那些科学仍无法证明或说明的生与死、善与恶、秩序与自由等问题。在科学和理性衰退的时代，那些迷信和崇拜之所以在复苏，也是由于类似的精神需要了。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社会和人的研究还没有成功，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像牛顿力学那样可靠的理论，它还没有能力像自然科学那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因此还需要哲学给他们提供理论，画出世界地图或提供坐标。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那种哲学的思考始终存在，它像杜威在《为何学哲学》中所说的体现在制度、规范和教义中，主宰着那些缺乏哲学的批判反思的人们，它们作为预先假定的背景和心照不宣的前提，“通过教育、法律、语言、宗教和科学本身的媒介过滤给我们之后，它们占有了我们”。冯友兰1937年初在《从中国哲学会说到哲学的用处》一文中和杜威一样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或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世界有许多的国家，都要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我们在那一种‘道统’里，不过我们如同呼吸空气一样，久而不觉其有罢了。”在这个世界上，国家和个人都需要哲学的帮助以建立自己的价值，像19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20世纪美国的实用主义，还有像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施特劳斯的那些东西，都不过表现了特定时代价值的需要。但这些帮助及价值也始终没有自然科学那么稳定和可靠，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在不断更替沉浮。

那些人文社会科学还未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还没有占领土地，即使最具有科学性，成功用数学公式来包装自己的经济学也不行，因此仍然需要黑格尔所说的追求真理的信念和勇气。今天那些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学生不需要去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动物学或近代的自然哲学著作了，但是那些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的学生则不行，过去哲学家的许多见解和著作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虽然获得了很大成绩，虽然从被终结的形而上学中汲取了不少东西，但仍然没有真正成功，留给我们的仍然是繁杂多样的理论和文献，那浩瀚和变幻的海洋却很容易将人淹没在其中。那些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没有可靠的、可被验证、通行有效的普遍理论，在那些对人进行研究的各种知识或学科中，如果没有哲学给予理论的解释和联系，那还能剩下什么呢？它可能不考虑哲学或其他的学科单独获得成功吗？有人说未来的哲学是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它实际上也是表达了类似的内容。因此，未来哲学的任务仍然是解释社会、历史和他的时代，在施本格勒看来，哲学也要尽可能面临广大和现实的世界，“一个不能很好地抓住和操控事实性的哲学家决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哲学家”。但是，在一些地方许多东西虽然依然以哲学来命名，但它们实际上已经很少再关心那些事实，而且它还可能如苏格拉底所说，由于那些“配不上的追求者”或“许多不具完善天赋的人”，因此“使她蒙受了她的反对者加给她的那些恶名”。

在今天的知识体系中，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和专业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限于哲学史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如尼采所说的实际上已经变成科学或历史学了。但它变成科学也是不容易的，科学的理论建构也需要抽象的哲学思考，也要解释经验事实，建立模型，尽管那是特定空间中的模型。在对那些历史上的经典与哲学的解读和阐释中，既需要尼采所说的多重的视角，也要对自己的视角本身进行反省和思考。在历史和现实中人们都可看到，那些视角也会转换，有时先是今文经学，偏重政治，以后又在社会变迁中过渡到古文经学，即转向历史学。但是不管如何，对哲学史的研究也是有意义的，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也是哲学本身，因为那是人类精神的历史，而且人文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一切东西在本质上都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类的自然。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认识自身和预测未来。在认识历史中，它不仅仅是史料的堆积，而是也需要哲学的宏观的理论建构、历史提供事实或经验的证实，哲学则是理论模型的建立，在施本格勒看来，哲学需要历史的视角，反之，一切真正的历史著作都是哲学，两者相加才能到达科学的成功，才能让哲学走向完成和终结。假如一个以哲学为业的人为可能的终结而焦虑，那也就意味着他不再想认识和预测世界，因为哲学思维的目标如果不是为信仰辩护，那就是要将无限变为有限，使混沌成为确定的知识。

四

因此，即使今天的西方哲学主要是哲学史的研究，它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因为思想的历史也是现实和行动的历史，知和行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不可分离的。西方的历史在克罗齐所说的“当代史”中有各种复杂的解读，但实际上都不过是汤因比所说的挑战、应战成功再走向衰落的过程。按照维柯、施本格勒等人的看法，它包含两个大的周期，一个是古代希腊罗马，另一个则是从基督教到现代世界。在这两个周期中，西方的精神先是从东方的母体中汲取养料，然后把自己凌驾于东方之上，但最终会回到东方。这种万物产生和复归、文明的兴起和衰落的节律在精神上也就是依次由宗教到哲学，然后再到科学和技术控制的演变，在现实中相应地就是从小的城邦到越来越大的世界帝国，其中有某种力量凝聚然后又逐渐释放或递减。那些不同的哲学家在这个序列中都占有自己的特殊的位置，有自己的起源、力量和命运，并必然地过渡到下一阶段，它就像人在时间中必然要成长，青年总是要过渡到中年和老年一样。

对于希腊哲学，它是一个完整的周期或振荡，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在时间中经历的一种振荡而已。希腊和其他文明一样都经历了一个从宗教、神话到理性和哲学的繁荣，然后又逐渐转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再到怀疑主义的过程，人们心目中的古典时代及其民主和理性精神只是一个中间阶段而已。19世纪的德国人将希腊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主要强调古典时代中理性的辉煌，而对其源泉和以后的衰落则没有多少兴趣。但像尼采这样的富有热情，不喜欢理性和秩序的人却不同，他将由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看成是希腊文化的衰退，并偏好那些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对此也是类似。马克思则不同，他在博士论文中不认可那种认为希腊哲学“到在亚里士多德这个希腊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那里就停止”的说法，而称伊壁鸠鲁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总之，在希腊哲学完整的演变中，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必然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如前面所说的正处于其中间阶段，既秉受了过去宗教的余波和对普遍真理的追求，又开始逐渐面临现实世界和诉诸理性，人类的辉煌往往和自然一样，都是那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在他们两人中，柏拉图表现出较多的对神和普遍理想的热情，在柏拉图学园门上有一行字，即“不懂几何学的不要进来”，亚里士多德则转向物理学和生物学，这和他更接近经验事实是相一致的。在以后的希腊化时代，则更加走向技术和经验科学。古典时代的希腊是从热情过渡到理性的秩序，然后就是理性和秩序的僵化和消解，其后的哲学已不再是对普遍理念和正义的追求，而是变成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引用的，即“形而上学退隐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西。哲学不再是引导着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们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

在此之后，则是由基督教开始的第二个周期，维柯、施本格勒都对此有所论述，我们在看待这其中的哲学演变时也须有类似的理解。从总的趋势来看，在政治上是从中世纪的混乱、多元到近代民族国家的成长，最初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到了社会逐渐走向稳定和秩序，理性精神开始成长时，哲学在近代又一度走向鼎盛，并从中孕育出了科学的辉煌。人们在读笛卡尔、洛克这些近代哲学家时都可体会到他们著作中的过渡阶段的特征，过去的宗教和道德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已经淡化或理性化了，但在同时又表现出要在自然和社会中建立秩序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当然这个过程离现代较近，在细节上展现出复杂或丰富的方面，其下降不是如流星一样一次的闪耀和完成，在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堕落与复兴、下降与上升的交替或螺旋式进程，文明在欧洲各个民族间传递时也体现各自的特色或较小的周期。例如说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到文艺复兴就是一种下降，是从理性逐渐到感性和世俗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历史家所说，文艺复兴与中世纪存在着连续性；但其后的宗教改革却多少体现了一种上升的运动和对文艺复兴的批评。16世纪是宗教热情和宗教战争的时代，17世纪是君主国家和理性精神的成长，18世纪则是一种继续向下的运动和无神论的时代，其中体现了一个较小周期的完成或终结。至于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和浪漫派运动却是一种对启蒙运动的反抗和向上的运动，是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并在其中综合了双重的特征，冯友兰所说的欧洲大哲学家的神秘主义实际上也就是与这种上升运动有关。康德较接近启蒙运动，将哲学定义为理性的事业，他在1796年的一篇论文中说，“没有哲学，理性的那个要求就会是一道蒙受各种各样的诠释的神谕的声音”；而黑格尔却认为“哲学的本质在于消除理智的对立”, 他的思想类似一种上升的运动，同德国传统中消除神人对立的神秘主义传统具有联系，并为以后的下降和新的秩序积累了动能。但是，人们却往往忽视了这种上升运动，而意识不到海涅所说的，即德国哲学是新教的儿女，尼采说新教牧师是德国哲学的祖先。有的人强调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理性的成分，但在相距的时代还不太远的叔本华看来，康德的善良意志不过是中世纪灵魂的变种，尼采则说黑格尔对神学的兴趣延缓了欧洲的科学和虚无化的进程。

到19世纪后形而上学衰落了，经验科学成长起来了，今天的那些专业化的过程，还有什么哲学转向政治和道德问题，形而上学的终结和对东方的回归、历史主义的潮流等，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时代中都曾经出现过，因为那是历史的必然命运，昔日的罗马在今天依然有它的回声，尽管所使用的概念在表面上不尽相同。汤因比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经历早已为修昔底德在他那个世界中经历过了”，这正所谓谢灵运的“谁言世代殊，异代可同调”。那种形而上学的终结也没有什么可惋惜和奇怪的，因为在历史上已终结过很多次了。在物质进步和舒适安全的时代，精神力量的耗散也是自然的事情，历史中每一样东西的出现都是暂时的需要或特定力量的体现，人在世界上不可能抓住每一样东西，那种形而上的想象和科学、理智的进步是不可能两全其美的，每一个人总是时代的产物。海德格尔的哲学如尼采一样秉受了那种德国传统中神秘主义的余波，他不喜欢科学和形而上学那些理性的事业，把哲学的惊讶与情绪的迸发、波动、承荷、合辙、响应、调音、诗等带有感性或神秘色彩东西相联系，去表现那些曾经被理性隐匿、遮蔽，但可能在未来的思中发扬的东西，但他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专门科学时代的学究气的特点，就像他习惯于作词语溯源的历史分析一样。海德格尔和那些后现代哲学所表达的无非是这样的趋势而已，当然今天的西方仍然在演变中，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哲学史，你就会获得一个理论的框架，历史就不再是那种无法评价和比较的东西，每一个哲学家，每一种思想在其中都获得了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位置，在演变中既有自己的来源，也有自己的归宿和命运。19世纪俄国的索洛维约夫说到一种完整的知识，它包含神秘主义、理性的建构和经验的证实，这种完整的知识也就是在从哲学到历史、神秘到理性和经验的发展中完成自身，就像自然中总是从混沌到秩序、从无限到有限一样。

以上的那种说法只是立足于大的周期，但是思想和文明的进程不是单一的，在那些大的周期的每一个节点上，都可能包含着一些较小或更小的周期。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每一种制度和思想都有其上升和下降，那些所谓的周期或下降也可能是更大的周期或上升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看来，尽管哲学的时代在大的周期上似乎已经终结，似乎不再有过去的辉煌和力量，但也不可能真的完全终结，每一种存在或单子都是莱布尼茨所说的小宇宙，在那些小宇宙或小的周期中也同样以哲学作为自己的一个部分，在哲学之前的时代中有宗教哲学，在哲学之后有各种科学的哲学。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远消失的，而且这种哲学也不仅是西方的产物，它是无所不在的，在其他民族中，尽管以前可能没有使用类似的名词，但相应的内容总是存在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同样有那种从宗教到哲学的过渡，在先秦有从商的尊神文化到春秋战国的理性和哲学的繁荣，再到两汉的技术和现实主义。此后从南北朝到明清则是又一个周期了，像孔子和孟子，程朱和陆王也同样出现在中间阶段，当时在哲学和理性的繁荣后也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或终结。

五

人类的精神和文明最终都是力量的体现，那些理性的东西最终也往往是为自然的力量所决定的。我们常说什么精神的光芒、什么理性之光，也都在无意识中表达了这样的内容。那种信念、本能和物理的能量一样都是无法永久维持下去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处于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或阶梯上，自然就会带上那些特征。因此，那些争论和歧异也是历史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决定于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于他们精神的不同光芒或物理的力量。有的光比较强烈，能照到遥远的地方，而有的只能照亮身边的世界，它们构成尼采所说的不同的视角。对于那些不同的视角来说，距离过远或过近，光或力量过强或过弱也许都有不足，人在观察世界时也许需要一种中道，那种信仰的光虽然强烈，但未免偏狭，宋儒程颐在谈到佛教和儒学的差别时，就用光来比喻。他说：“释氏说道，譬之以管窥天，只务直上去，惟见一偏，不见四方，故皆不能处事。圣人之道，则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见也。”这种说法看来也正是体现了宗教与哲学的差别，与唐代佛教相比，宋代哲学和科学的光变得温暖、真实和全面了。只有适度的光和力量才能带来秩序和明晰，只有对普遍的信念和追求才能成为知识和逻辑的基础，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些调音、情绪尽管与光不同，但也可能是光暗淡下去的模糊和波动了。这些思想的光和力量在历史的变迁中也都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杜威在《为何学哲学》的最后引证布拉德雷的话，即形而上学“是为我们出于本能的东西寻找糟糕的理由，而对于理由的这种寻觅一点不少地也是一种本能”，那种对哲学的学习最终也是本能的需要，“一个倾向于某个特定方向的头脑之压力、之动量，一种时机和条件具备便放射出来的动量，是不易抵挡的”。

不管如何，写这些东西尽管是要从一个大的参照系或周期去解释哲学的本性以及各种歧异的定义，以及哲学在过去以及未来可能的用处及限制，但也不预想每一个人或人在每一时刻都需要哲学，世界万物都有自己的存在、产生和终结。人类在荒野中建立了文明的大厦或花园，大厦内是理性和秩序，是科学技术的成就和被占领的土地，在大厦外则是神秘和幽暗的存在，哲学则处在大厦和荒野的分界线上，它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外面的更大的无限世界，同时又努力把无限变成有限。很多生活在大厦中的人不喜欢哲学，不过是认为大厦外面的无限世界或宇宙过于遥远，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而已。那种嘲笑泰勒斯、拒斥哲学的想法实际上不仅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早就有了，是和哲学的产生一起产生的，或者也可以说正是先有了这些想法，然后才产生了新的哲学。在《庄子·外物》中，惠施认为庄子所说的没有什么用处，庄子的回答是：只有先知道什么是无用，才能知道什么是有用，天地广阔，人站在地上，所需土地只有脚那么大的面积，但如把那些脚外的无用的土地都挖去，直到深渊，那么人也无法站立了。因此，那些表面上无用的东西实际上都对那些有限或有用的东西构成某种联系或支撑，都是世界整体中的不可缺少的部分。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但存在主义者巴雷特的说法与庄子类似，在他看来，实证主义的人是一个稀奇古怪的生物，他居住在一个小岛上，科学家的有意义的东西给这个小岛提供了光亮，而整个周围世界，即平常人所日日夜夜生活其中，并与之打交道的那个世界却被一种无意义的黑暗包围着，那种无意义的黑暗就是哲学和宗教所要认识的无限世界。在今天的世界上，尽管人类在征服自然中已经获得了成功，但预想中的幸福仍然没有到来，黑暗和危险仍然在包围着我们，一旦乘虚而入，那时宗教和哲学的时代就会重新出现了，人就可能激发出追求真理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勇气，就可能如马克思1841年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将哲学的自我意识作为最高的神性，并认为“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