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有没有伦理学

对马克思有没有伦理学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英国学者菲力普·J．肯（Philip J. Kain）认为马克思没有自己的伦理思想，在早期著述中，马克思的伦理学是以一个“本质”概念为基础的，而这个概念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普遍化”概念和康德的“绝对命令”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便放弃了这些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康德主义的元素，事实上也一起放弃了伦理学的可能性。在马克思后来的写作中，他开启了不同于早期的伦理理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全抛弃了伦理学。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Althusser将马克思的思想分为早期和后期，早期马克思思想具有人文主义，后期马克思则注重科学，具有了反人类的本性。事实上，这种看法有其严重的片面性。在Althusser看来，人文主义（humanism）包含着伦理，人文主义和伦理都是意识形态的，而不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代表着反映存在状况的个人关系意识，它不对应现实，因而不能成为科学的基础，也不能给我们以科学知识。在Althusser那里，人文主义就意味着降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反对人的本质。然而，菲力普·J．肯并不同意Althusser的看法，并反对马克思的“反人文主义”的说法，而是认为人文主义和伦理是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但只是在意识形态中，并非在科学水平上。菲力普·J．肯认为科学与社会结构有着紧密关系，马克思研究科学主要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其目的在于消灭拜物教。Kamenka则认为马克思以一种非批判的和非逻辑的方式去对科学描述的实体做伦理判断，“善”作为描述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固有财产的质量，或者“善”是表达着一种需要和追求的关系，对错误的东西便要抛弃。这是一种基于“事实”与“价值”的观点，它将科学的描述与是否“提倡”结合起来，将“事物的质量”与“人与人的关系”混同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Moore也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之后的著作没有伦理思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之前，从道德立场构建了共产主义，其原初道德立场是将共产主义作为目标，但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中没有能够捍卫这种伦理思想。Moore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仅对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给出了道德推理。而菲力普·J．肯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将取代控制，因而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德推理则是好的推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容的。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蕴涵着丰富的民生伦理思想，是有关社会关系的伦理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作详细论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人认为有“两个马克思”, Gouldner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其意在表明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对立的倾向。事实上，不同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有所变化，其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但这决不意味着他前后思想处于一个矛盾体中，而是老年马克思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正。其伦理思想方面亦有所发展。菲力普·J·肯认为，早期马克思的伦理理论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本质论基础之上的，后来马克思调和了这个本质论与康德式的普遍化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放弃了这样的想法，认为道德是意识形态幻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必然要消灭的东西，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也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正义的概念具有相对的意义，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遵循着不同道德规范的约束。如此说来，资本主义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便是正义的了，它不会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具有普遍性了，这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的，并非仅限于某种或某几种社会中。

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场关于以“马克思与正义”为主题的争论，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推向了高潮，人们关注着马克思本人对“反道德论”的阐述，马克思思想中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属于哪种伦理理论形态，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等问题，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研究的进程。

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兴未艾。根据《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9》的综述，2008年，英国学者布莱克莱奇于《国际社会主义》上发表文章《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批判了“马克思完全拒绝伦理学”的神话。他在文章中指出，在道德问题方面，马克思的确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对康德的道德形式主义的批判，认为从道德视角去反对资本主义是不合适的，但并不表明马克思就拒绝了伦理学。事实上，马克思“对首先的批判应该被理解为对现代自由设置的有限度的拒绝”。因而，马克思并未拒绝伦理学，相反，他的伦理学是一种独特的伦理学，其出发点在于工人反对剥削的斗争，此种斗争提示了资本主义自由的有限性，并开启了超越自由主义道德观的集体团结德性的可能性。

伊格尔顿、霍耐特等人试图重新恢复道德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伊格尔顿的友爱伦理学、霍耐特的政治伦理学等，都使批判理论出现了“伦理学转向”或“政治伦理转向”。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乃“一位经典意义上的道德主义者”，不过是一位不自觉的道德主义者。马克思从未对道德问题进行过反思，他混淆了道德与道德主义，将道德贬损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伊格尔顿企图将道德与对道德存在的社会条件相联系加以反省。他指出，如今，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物质事实，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于将“事实转变成价值”。如此，自然事实便如何变成价值的来源呢？道德亦如何从肉体开始呢？在伊格尔顿那儿，人的肉体将被引入社会合作，并当共同生活成为目的本身而非达到目的的手段时，肉体便成为了价值的来源。这样，伊格尔顿就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生活概念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但伊格尔顿的这种“伦理学转向”遭到了泰森（G. Tassone）的批判，他认为伊格尔顿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批判理论摆脱历史目的论的束缚，这里就暗含着泰森认为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是一种历史目的论。他认为批判理论向伦理学的转向，意味着批判理论的倒退，是对革命理论的代替，它强化了从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转向康德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大大丧失了批判性力量，这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放弃对组织化的社会运动以及彻底变革社会的要求。

中国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蕴涵着伦理学思想。冷梅从存在论视角去解析马克思伦理学，认为马克思拒斥了古典伦理学的抽象观点和具有超验性的道德立场，由此实现了对近代伦理学的革命性变革。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去探求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可以阐释人的本质和人性，以自我实现为活动的前提依据，在实践中探寻“全人类的解放”，最终达至“至善”的最高伦理境界。综合看来，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主要基于人学、人性、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人类的解放等视角。但无论如何，均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伦理意蕴的内涵，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丰富的民生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