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论学究式教育(2)

我用佩里戈尔方言把这些小文人戏称为“Lettre-ferits”，就像大家说的“Lettre-ferus”，从意思来说，就是“打印在脑子里的文字”。说真的，他们好像经常被打得失去了常识。因为农夫和鞋匠，你看他们简单朴实地过自己的生活，说他们知道的东西；而那些人靠着脑海中漂浮着的一些知识抬高自己，神气活现，不断地陷入尴尬境地，脱不了身。他们说出来的漂亮话，要由别人去做。他们知道罗马名医盖伦，却一点不了解病人；他们会在你的脑袋里填满法律条款，却找不出案件的症结。他们知道一切事物的理论，却要找人付诸实施。

我看到来家里的一位朋友，为了消磨时间，跟这样一个人交谈，造怪句子，前言不搭后语，意思生搬硬套，时时又穿插一些辩论用语，就这样纠缠着那个蠢人玩了一天，而那人还真以为在回答人家对他的反驳。那人还是颇有声望的文人，穿一件华丽的长袍。

你们这些豪门子弟，背后不长眼睛：

小心转身看见嘲弄的鬼脸。

——柏修斯

这类学究遍布各地，谁对他们仔细观察，就会像我一样发现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懂自己说什么，也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他们记的事很多，判断力很差，莫不是他们这方面天生就是与众不同。

我见到阿德里亚努斯·图纳布斯，他除了文学以外没有做过别的事，在这方面依我看来是千年一逢的大人物，他没有一点学究气，不过他穿长袍，从社交观点来看外表不够正规，这都是些小事。他讨厌我们这些人，认为长袍比扭曲的心灵还更受不了，凭行礼方式、仪表和靴子来判断一个人。从内心来说他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我有时有意引他谈一些他陌生的话题；他目光敏锐，悟性高，判断正确，仿佛他的事业向来都是指挥战争，治理国家。真是经邦济世之大才。

善良的提坦用沃土

塑造他的这颗心。

——朱维纳利斯

虽然教育不良也是顶天立地存在。然而不让教育腐蚀我们还是不够的，更要它培育我们。

我们的法院招聘人才，考官只测试他们的知识；另一些法院还加试一桩案例考查他们的判断力。我觉得后者的做法要好得多。其实这两种考试都不可或缺，应该并存，实际上对知识的要求不及对判断的要求重要。有判断可以不要知识，有知识不可不要判断。因为像这句希腊诗说的：

缺了理解力，知识有何用？

——斯多巴乌斯

但愿上帝为了司法的利益，让这些部门在具备知识以后，还多多培养既有理解力又有良心的人！“他们教育我们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学校。”（塞涅卡）因而不应该把知识贴在心灵表面，应该注入心灵里面；不应该拿它来喷洒，应该拿它来浸染。要是学习不能改变心灵，使之趋向完美，最好还是就此作罢。这是一把危险的剑，如果它掌握在弱者不知使用的手里，只会使主人碍手碍脚，受到伤害——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到（西塞罗）。

或许这正是我们和神学家不要求女子多才的原因。当有人向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五世的儿子弗朗西斯提亲，娶苏格兰公主伊莎贝拉，还说她从小的教育很简单，没有受过一点文化，公爵回答说这只会使他更爱她，女人只要知道区分丈夫的衬衣和束腰短上衣，就算是够懂事的了。

因而我们的祖先并不重视学问，即使今日在国王身边只是偶尔几位主要谋士有些文才，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今日提倡司法、医学、教育、还有神学，唯一的目的是发财致富，这才使大家看重学问，否则会看到它跟从前一样处境悲惨。学问若不能教我们好好思想与行动，那多么可惜！“自从出现了有学问的人，就很少见正直的人。”（塞涅卡）

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但是我刚才寻求的理由也来自下列事实：在法国，学习除了谋利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目的。除非那些人生来可以去从事比营利更高尚的工作，他们就是做学问，往往时间很短，还没有感到兴趣，就抽身去做跟书本毫无关系的工作。一般说来，留下来全心全意做学问的，只是那些贫寒出身的人，也只是寻求谋生手段而已。

这类人的心灵出于本性、家庭教育和不良影响，不能得到学问的真谛。因为学问不会给漆黑一团的心灵带来光明，就像不能使盲人看到东西；学习的职责不是给他提供视力，而是调整视力，如像一个人必须有了挺直有力的腿脚，才可以训练他的步伐。

知识是良药，但是不管什么良药因药罐保存的质量差，都会变质失效。一个人可以看得清，不一定看得准，从而看到好事不去做，学到知识不会用。柏拉图在《共和国》中的主要条例，按照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能做一切，一切也由天性去做。脚跛的人不宜做体力运动，心灵跛的人不宜做智力运动；劣质与庸俗的人不配学哲学。看到一人脚上穿双破鞋，我们就会说他是鞋匠谁都不会奇怪。同样经验好像也在告诉我们，与常人相比，经常还是医生不好好服药，神学家不好好忏悔，学者不好好充实自己。

从前，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说得有道理，谁听了哲学家的话都会贻误终生，尤其是大多数人都不知如何应用他们的教益，不会用于好处，而会用于坏处：“可以说从亚里斯提卜学派出来的是淫棍，从芝诺学派出来的是野人。”（西塞罗）

在色诺芬提到的波斯人教育中，我们发现他们培育儿童品德，就像其他民族培育儿童文艺。柏拉图说他们继承王位的长子就是这样教育的。太子一生出来，不是交给妇女，而是交给国王身边德高望重的太监。太监负责锻炼他有一个健美的体魄，七岁教他骑马狩猎。到了十四岁，给他配备国内最贤达、最正义、最节俭、最勇敢的四个人，对他进行培训。第一人教他宗教；第二人教他做人真诚；第三人教他如何清心寡欲；第四人教他大无畏精神。

利库尔戈斯的高明做法值得称道，实在可以说臻于完美无缺，对儿童的教育做到无微不至是国家的主要职责，即使在缪斯的领域也很少提到学说；仿佛这些优秀高尚的青年，藐视品德以外的一切约束，他们需要受业的不是知识的导师，只是勇敢、谨慎和正义的导师——柏拉图把这个例子写进了他的《法律》一书中。

波斯人的教学方式是向学生提问，对人及其行为作出判断；他们对这个人或这件事进行谴责和赞扬时，必须对自己的说法提出理由，通过这个方法共同提高认识，学习法律。

在色诺芬的书里，曼达娜[2]要居鲁士说一说最后一课书的内容，居鲁士说：“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大男孩，穿了一件小衣服，脱下给了他的一个小个子同伴，再去脱下小个子身上穿的较大的衣服。我们的教师要我给这场争吵评评理，我说事情这样很好，两个人穿了好像都感到更舒服；他教育我说我做错了，因为我只是考虑舒服，首先应该考虑公正，公正要求谁都不可以强求属于他人的东西。”他还说他为此挨了鞭子抽，就像我们在村子里忘了背希腊语“我打”的不定过去时规则。

我的教师引经据典用“褒贬法”训了我一通，然后要我相信他的学校不逊于那所学校。他们要去捷径，但是知识是这样的，即使走直线去获得，也只能教我们学到谨慎、清廉和坚定，他们愿意一开始就让儿童接触实际，不是用道听途说的事来教育他们，而是用行动实验来教育他们，不仅用箴言警句，主要还运用实例与实践，生动活泼地培养和塑造他们，使这一切不是只记在心灵上，就是他们的思维与习惯；不单是后天养成的，还是先天具备的资质。对这个问题，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他主张孩子应该学习什么，他回答说：“学习成了大人后该做的事。”难怪这样的教育产生那么卓越的成果。

据说，到希腊其他城市去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但是到斯巴达去找立法官、法官和军事将领。在雅典学好演说，在这里学好办事；在那里要洞悉诡辩的论点，不受巧言令色的蒙骗；在这里要抛开欲望的诱惑，以大勇消除命运与死亡的威胁；那里的人忙着演讲，这里的人忙着干事。这里不停地操练舌头，那里不停地锤炼心灵。

当安提帕特向波斯人索取五十名儿童当人质，他们的回答完全不同于我们，说宁可献出两倍多的成年人作抵押。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是本国教育的巨大损失。阿格西劳斯邀请色诺芬送他的孩子到斯巴达养育，不是为了学修辞学或辩证法，而是为了学习（据他说）最好的学问，那就是服从与指挥。

看到苏格拉底如何以他特有的方式取笑僭主希庇亚斯是很有趣的。希庇亚斯向他叙述他如何在主要是西西里岛一些小城镇里靠教书赚了一大笔钱，在斯巴达则分文也没有挣到。因此那里都是些痴呆，不会量尺寸，不会算数目，不重视语法和诗歌，整天忙着去记载历代国王的排位，各个国家的兴亡——这么一笔糊涂账。苏格拉底把他说的话听完，然后从小处切入，诱使他承认他们的政权精于治国，他们的生活幸福质朴，让他去领会他的那些治人之道归根结蒂都是无用的。

在这个尚武和其他类似的政体中，许多例子都向我们说明追求知识，使勇气削弱和涣散，更多于增强和坚定。当今世界上显得最强大的国家是土耳其；那里的人民同样也是受尚武轻文的教育。我认为罗马发展文治后不及从前骁勇善战。当今，最好战的民族是最粗鲁与无知的民族。斯基泰人、帕提亚人、帖木儿都可为我们做佐证。

当哥特人蹂躏希腊时，使所有的图书馆免遭兵燹之灾的，却是一名哥特人，他到处宣说应该把藏书原封不动留给敌人，可以让他们不思军事操练，坐在家里看这些闲书取乐。至于我们的查理八世，不用拔剑出鞘，就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大部分土地，随同他出征的贵族把这次意想不到轻而易举的征服，归之于意大利的亲王和贵族更有意于聪明博学，而不是强壮善战。

注释：

[1]原文为狄奥尼修斯。据《七星文库·蒙田全集》注解，应为第欧根尼。按此改正。

[2]原文是阿斯提亚格，他是波斯国王居鲁士的祖父，据《七星文库·蒙田全集》注解，居鲁士是向母亲曼达娜叙述这件事。按此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