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俄罗斯的新彼得大帝(1)
“俄罗斯惟一的选择就是做强国。”普京一直没有忘记他就职时所说的这句话。在他在位的前八年中，他纵横捭阖，一步一步实现他的强国梦。普京从俄罗斯历史上继承了两句名言：第一，“我不生气”；第二，“给我20年，我还给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这两句话都是俄罗斯一代天骄彼得大帝说的。而今，俄罗斯已然“中兴在望”。
5.1 四分五裂的俄罗斯已经过去了
彼得大帝的名言是：“俄罗斯注定做大国。”出生在圣彼得堡的普京的偶像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让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彼得大帝。普京继承了彼得大帝的衣钵，上台之后，他就宣誓要让俄罗斯重返大国地位。大凡强调责任者，都是为了得到权力。为了让俄罗斯成为大国，普京需要更集中的权力。上台伊始，他就开始考虑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
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苏联解体的结果。可以说，苏联时期困扰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各种问题，俄罗斯也基本都继承下来了。解体之前的苏联，徒有联邦制国家的形式，实质上却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
叶利钦时期，由于政府和议会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地方势力日益增强。当时，叶利钦为了在与国家杜马的斗争中寻求地方政权的支持，与自治共和国的总统和各州的行政长官单独达成协议，总统允许地方做他们喜欢做的事；作为交换，在总统需要的时候，地方鼎力相助。结果是，立宪的联邦变成了契约的联邦，或者如乌拉的鞑靼社区领导人拉马扎诺夫所说：“这不是联邦制，这是封建制。”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领导人改为全民选举产生，总统丧失了对地方领导人的任免权。靠民选出山的地方领导人权力迅速扩大，州长、共和国总统成为本地区的土皇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许多地方主体建立的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民主制度。政治权力，同市场经济一样，并没有在那些地方“生根发芽”，而是仅属于亲近地方官僚的少数人。分布在各地的为数众多的联邦权力机关的国家机器，与其说是中央权力机关的工具，不如说是地方精英人物的保护机构，它们已经被同化，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关已经消失。
在这些飞扬跋扈的地方领导人中，远东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克是最著名的一个。他在辖区内设立象征自己权力的标志物，颁发地方勋章。这还不算，为了加强对自己的管辖区域的控制，他甚至派人暗杀与自己为敌的政治家。对纳兹德拉克的种种劣迹，当地人都敢怒不敢言，因为没有相关法律制约，谁也奈何他不得。
由于普京在1998年就曾出任过主管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问题的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因此深知如果不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不要说俄罗斯的复兴是奢侈之谈，就连能否保持俄罗斯的完整统一都有困难。
因此上台后的普京有两种选择：一是对宪法进行修改。但这种办法代价高昂，而且也不能确保成功，因为当时的联邦委员会和地方立法权力机关未必会同意批准有损地方主权的修正案；二是可以像美国一样，废除联邦主体通过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规，借助形式上属于联邦中央管辖的司法机构的裁决加强联邦中央的地位。但是，这也需要大量时间，因为在此之前要先使实际上受到地方当局控制的地方法院保持其独立性。
普京经过深思熟虑，在和26名最有影响力的地方领导人会晤后，选择了另外一个最激进但也见效最快的策略——重划新政疆域。
普京于2000年5月13日将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按地域划分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区，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西北区，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中心的北高加索区，以下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伏尔加沿岸区，以叶卡捷琳堡为中心的乌拉尔区，以新西伯利亚城为中心的西伯利亚区和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远东区等七个联邦区。
随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普京在每个联邦区任命了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几天后普京公布了七大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名单，其中五人是来自军队或国家安全局的将军。这些封疆大吏都是普京的同事或老乡，深得其信任。
普京表示，将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划分为七大行政区并且委派专员负责每一个行政区，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联系，这对于横跨欧亚大陆、涉及11个时区、由89个地区组成的俄罗斯联邦来说，尤其必要。而且，这七位特使的办公地点将设在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内，而不是下放到基层政权，以免造成令出不一的不利局面。“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向最高层反映问题可以多一个渠道。”
普京还发布总统令，迫使涉嫌秘密支持车臣非法武装的印古什共和国总统奥会夫退役，并剥夺了他的中将军衔和他掌握的重权。
接着5月17日，普京又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提出了一系列法律草案：
第一，建议修改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普京认为，旧的原则导致各地行政长官和共和国领导人既是权力执行机关的代表，同时又是联邦委员会成员，他们成为了自己应当执行的法律的起草者。这违反了权力分开的原则。普京新令，实行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原则。
第二，执行解除地区领导人职务和解散违反联邦法律的立法机构的规定。如联邦主体领导人及地方议会不遵守联邦法律，总统有权解除领导人的职务和解散地方议会。
第三，如果国家总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除地方领导人的职务，则地方领导人也应当享有解除其下属权力机关即地区、市镇领导人职务的权力。这些措施将使俄罗斯的统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普京说，这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第一阶段。
普京的上述举措，自然引起了联邦委员会和地方长官的不满。在这些改革中，只有一点能讨他们的喜欢，这就是能够解除下级的领导职务，其中包括联邦各主体首府桀骜不驯的市长们的职务。
库尔斯克州州长鲁茨科伊担心地说：“如果各地区领导人都不再是议会的代表，他们将成为普通的管家，任何一方警察都可对他们进行调查。”长期担任靼鞑斯坦共和国总统的沙伊米耶夫更是公开表示：“我看不出改变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的想法有什么好处。也许，这一想法背后的目的不但要削弱国家杜马，还要削弱联邦委员会，使其变得更加无力，导致这一宪法权力机关只能起辅助作用。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不能同时承担领导义务和联邦委员会成员的义务。如果谁履行这些义务有困难的话，有一个简单办法：行政长官不想在联邦委员会工作，就让他派自己的代表参加。”
但普京的这些措施得到了以“团结”运动和俄共为主的国家杜马的支持。国家杜马通过了联邦委员会组成程序法。6月28日，联邦委员会对该法律草案进行表决。心怀不满的联邦委员趁势发动反攻，只见托木斯克州议长马尔采夫一手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一手晃动着俄联邦宪法，大声喊道：“这是我的位置，我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占据这个位置的。”结果，联邦委员会以129票反对、13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该法律草案。普京削减地方长官权力和设立“垂直权力机构”的计划遭到严重挫折。如果不让联邦委员会行使否决权，就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杜马议员投赞成票。但是由于有一半的杜马代表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有对其施加影响的杠杆，因此斗争进入白热化。
6月30日，国家杜马以408票通过一份呼吁书，表示愿意与上院合作。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对法案做出三点修改：第一，逐步更换联邦委员会的成员；第二，由联邦主体领导人亲自任命地方执行权力机关驻上院代表；第三，派出机构可以召回自己在联邦委员会的代表。如果联邦委员会不接受关于成立协调委员会的建议，杜马就推翻上院的否决。7月19日，国家杜马通过修改后的联邦委员会组成方式法案，同时推翻联邦委员会对总统有权撤销地方领导人法案的否决。
2000年8月，上述法案相继得以签署生效。随后出于安抚的考虑，普京在9月1日宣布成立由一些联邦主体的首脑和议长提出的联邦国务委员会，同时批准了联邦国务委员会条例。国务委员会将协助总统解决联邦权力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的分歧，并根据总统的建议讨论联邦法律和总统令草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干部政策以及其他重大问题。
5.2 让杜马成为普京的图章
在叶利钦时代，由于其在杜马没有自己的政治党团，而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政党联合社会上其他左翼力量在杜马中组成了强大的反对派，使叶利钦提出的各种法案在第一、二两届杜马中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1999年的第三届杜马选举中，亲普京的“团结”运动虽然获得了胜利（占据了第二大党的位置），但俄共仍是杜马第一大党。
鉴于俄共势力的强大以及它在群众中的影响，普京在执政初期对俄共采取了怀柔与笼络的态度，设法改善同俄共的关系。普京在当选总统后的一次讲话中说，尽管人们对俄共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他认为俄共是俄罗斯目前惟一形成了体系的党。俄共当时对普京也采取合作态度，在杜马中支持了普京提出的一些法案。
但从内心讲，普京并不愿意保持这种“危险”的平衡。2000年5月27日，在他的授意下，“团结”运动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改建为“团结”党，号召其他中小党派的成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团结”党。普京亲临会场祝贺并发表讲话，希望“团结”党进一步发展壮大。“团结”党领导人强调，该党面临的任务是发展成为执政党。
随后为了对那些长期盘踞俄政坛、势单力薄的政治组织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把目前的近180个政治组织变成几个有固定群众基础的政党，加强国家对政党的管理，最终建立以两党或三党制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治体系。2001年6月21日，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俄罗斯国家杜马三读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联邦委员会于6月29日也批准了这一法案。接着普京总统在7月12日签署了《政党法》并予以正式颁布。《政党法》对政党的成立、登记和撤销、党员的人数和地区组织的数量、政党的宗旨和活动形式、政党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根据《政党法》这些规定，俄各政党都大力发展新党员和建立新的地区组织，出现了对政党进行改组、联合或建立新党的高潮，为参加2003年12月21日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和2004年3月7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准备。
普京颁布的《政党法》使中派政党联合，成为了杜马中的第一大党，组成了支持政府的多数派。“团结党”与“祖国”运动组成“团结-祖国联盟”，并着手建立统一的政党。12月1日全俄罗斯“团结和祖国”党成立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
普京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俄政治激进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属于那些善于克服私心和放弃狭隘政党利益的政治力量。他希望“团结和祖国”党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努力成为俄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政治力量，成为多数党。他同时强调，不要把新成立的党称为政权党。2002年4月“团结-祖国”党举行第一届全俄代表大会，改称“统一的俄罗斯”党，并完成了在司法部的登记手续。“统一的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员数已超过俄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从而使普京在议会中获得了比较稳定的依靠力量。
2002年4月3日，杜马中的“团结党”等四个组织突然对俄共“发难”，他们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重新分配杜马委员会的领导职位。这一议案获得了通过，俄共失去了原先拥有的十个委员会中八个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只得到了文化旅游和宗教事务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委员会的领导权。
普京通过这一系列的“整党”活动，使国家杜马的组成已大大有利于自己的要求，反对党团如俄共，已很难阻止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法案在杜马中获得通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杜马不顾左翼的强烈反对，先后通过了《所得税法》、《劳动法》、《土地法》等重要法案，杜马终于成为了普京可以控制的“专用图章”。
5.3 要挣钱就别当官
俄罗斯现行的行政体制成型于叶利钦时代。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通过的《联邦新宪法》规定了俄罗斯是共和制民主联邦法制国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但由于种种主观原因，俄罗斯的行政体制并不能适应其发展的需要。
所以，普京的治国方略逐步从“稳定战略”转变为“加速发展战略”。因此行政改革成为了普京为俄罗斯设计的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是连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普京还认识到，俄罗斯所要建立的强有力国家“必须是民主、法制、高效的联邦制国家，必须提高司法体系的作用，完善联邦关系，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
执行权力机构本应依法办事，但是现在的国家机关助长了贪污腐败。普京感到，问题不仅在立法机关，也在执行机关的工作制度本身。现行的制度妨碍了改革，在许多情况下简直是阻碍改革。这种制度保护的是得到所谓“地位”租金的权力，保护的是受贿和违规。此外，由于领导人的软弱和不够自信，导致政权为一些公司和家族所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