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我最后一次在野外看到大熊猫，已经事隔多年，但它们
的形象仍然冲击着我的生活。熊猫是一种禀性温和且自足的生物，它们的独特和神秘，至今令我深为感动。虽然我们的熊猫研究只触及它们遗世独立生活方式的皮毛，但如今在动物园或照片上与熊猫重逢，回忆还会源源涌现：雪封的树林，我们翻越笼在雾海中的山岭去追踪动物，一头名叫珍珍的雌体熊猫在竹荫下有条不紊地嚼竹子。然而，昔时的心情不能重现，我的经验也无从完全表达。如果剔除感情色彩，我跟熊猫相处的那几年，恐怕几句话就说完了。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我第一次踏入大熊猫居住的森林。虽然当天我没有看到熊猫，却发现了它们的粪便，也观察了它们吃竹子的地方。四年半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是我在熊猫故乡盘桓的最后一天。这期间，头两年我都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做研究——这是中国最大的熊猫保护区，面积达七百八十五平方英里。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我和妻子凯以及我们的中国同事在区内的五一棚营地做研究。接下来的八个月，我待在美国，为我任职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纽约动物学会，撰写一篇关于熊猫的科学报告。一九八三年初，我回到中国，继续卧龙的研究，并调查四川省其他熊猫活动区，四川是熊猫出没的主要地区，也是我们研究项目的根据地。这项研究使我们得知熊猫求生的不同生态条件，并帮助我们挑选第二个研究地点——唐家河自然保护区。一九八四年，我主要在唐家河研究熊猫和亚洲黑熊。由于这两个物种的体积和外形接近，我希望把它们的生态与行为稍做比较，并确定唐家河熊猫跟卧龙熊猫有无明显的差异。
研究熊猫四年多以后，我把这一项目留给我同事——来自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的熊类专家肯尼思·约翰逊（Kenneth Johnson）和在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研究植物学的阿兰·泰勒（Alan Taylor），都在一九八四年加入了这一项目。肯负责监看卧龙的熊猫，我把注意力放在唐家河，阿兰则研究竹子。一九八五年，唐纳德·里德（Donald Reid）从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来到中国，继续两个保护区的研究工作，约翰逊则参加一项熊猫数量统计，以确定此一物种的实际状态。
我们这群所谓“外国专家”的作用，是从旁协助推动工作，并且把新的科技、观念、技巧介绍给中国同事，而非做长期性的研究。我已经恪尽义务。我们详细记录了熊猫在不同季节所食用的竹子部位，在实验室分析竹子的营养成分，从中得知很多有关熊猫适应竹子生态的复杂细节。我们用无线电遥感勘测法，监视熊猫的动作与日常生活周期，这套方法是给熊猫戴一个内有无线电发射器的颈圈，个别监听它们的信号。我们也厘清了保护熊猫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为缓和这些问题应该采取的步骤。获得基本资料以后，待办的工作就很清楚，其他人会填补必要的细节，执行我们所建议的保护熊猫策略。我必须承认，一旦完成基本观察，我的研究热忱就退烧了。我的心思转移到对我而言更迫切的新目标上，也就是研究西藏高原特有的野生生物。
熊猫项目仍在继续，以中国人为主，偶尔有外国人来插手，我跟这些中国人多半并不相识。我读过他们的报告，看过新闻报道，也从我的同事那里听到一些消息。但我故意不回到我曾投注大量心力的地方。这本不难做到。离开熊猫以后，我仍在中国境内，忙于研究藏羚羊、野生牦牛、雪豹及其他面临生存威胁的高海拔地区动物。为了减弱我和熊猫以及人类相互接触的经验，我觉得有疏离熊猫的必要。身为外国人，而且是唯一的外国人，连续好几个月都只跟中国人接触，我觉得要在这一项目上达到真正的突破非常困难。我自然对中国和熊猫都抱着两种看法：一种是我本来的观念；一种是我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我的观察不见得一直都可靠；我知道其局限，也尽可能随时调整，真相有时会随我的心情一起改变。我希望本书对中国人和熊猫的了解都是基于相互的体谅，这绝非易事，因为中国人和熊猫都体现了兼具斯多葛主义与温暖热情这一令人迷惑的混合特质。
熊猫项目是我所有研究中最困难的一项，不仅因为研究本身观念简单但执行困难，更因为它有两个赞助单位：一个是从北京乃至我们的管区，叠床架屋的政府机构；另一个是远在瑞士，跟熊猫隔着万水千山，却坚持要遥控所有状况的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过去叫作“World Wildlife Fund International”，现在更名为“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世界自然基金会］）。两个机构都对我们的工作缺乏完整的了解，彼此间又经常发生误会。
我长年在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坦桑尼亚、扎伊尔、巴西）研究野生动物，必须跟不同层面的政府官员打交道。生物学家不仅要研究自然，也要促成保护行动，这肯定会为项目惹来麻烦，因为行动一定会涉及政治层面，保护毋宁是社会问题，跟科技或科学的关系反而淡。有时是因为缺乏共同的目标与前瞻而产生问题，有时则因为沟通不良，我都已经习惯。但WWF方面和中国方面，在目的与方法上根本不能沟通的困境，却是我前所未遇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诚挚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的人际关系，在处理最简单的任务甚或略微偏离严格规定的路线时，都会遭到重重障碍。我所有的行动都受到巨细靡遗的监视和呈报，只要我在场，就会引起百般戒慎。
当然，一部分问题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这期间中国社会从自我批评到自我毁灭，处于非人所能忍受的压力下，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文革”打压所有外国事物，跟国外的关系一律被打成反革命，会遭批斗或下狱。一九七八年开始实施“开放”政策，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一九八〇年我抵达时的中国，跟一九九一年本书所叙告一段落时的中国，大不相同。最重要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一股新希望。但五千年文明塑造的中国人特性，里里外外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在哲学旨趣上维护尊严，慎终追远，人际关系（尤其跟外国人相处）上保持距离。不过，自从老百姓获得新自由，“多年来极‘左’思想加诸的心理镣铐”渐渐解除，他们谦卑的渴望更有实现的可能，我接触到的中国人不再步步为营，对我这个硬塞到他们中间的外国人，也格外和善。
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后的八月，我回到中国，城市生活已恢复正常的外表。但气氛也再度恢复到十多年前，人们不敢随便跟外国人交谈；一种郁积在心里的隐忧使他们变得沮丧而苦恼。
熊猫项目紧接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阶段之后开始。我觉得能在这期间置身中国是一种荣幸。它给我一个机会，深入半世纪不曾见过外国人足迹的偏远山区，研究一种国宝级动物。我逐渐能欣赏同事的幽默、圆滑，以及对艰苦环境的任劳任怨。我学着去了解他们，对于那些西方人眼中的冷漠、傲慢、诡诈和应得心理，虽然还未必能消极接受，但也还可以同情。记忆为我过滤掉项目的黑暗面，以及某些令我极为丧气的事。人的记忆在怀旧的情绪中，为何变得如此宽容而理想化？同时，独特的研究环境和迫切的保护问题，都是我喜欢在中国工作的原因，我在中国所花的时间，是我在任何其他国家从事野生动植物研究的三倍。
我并不想把自己说得太宽大为怀或富于同情心；我再怎么仰慕中国，也不至于为执政者辩护。我的友谊不盲目，我对WWF的钦佩，也不足以使我对它处理整个项目的高压态度释怀。如果这本书只谈舍己为人和崇高的启示，只描写大自然的美与绝对的真，到最后又是一头熊猫得救，一场动机高尚的冒险以大团圆告终，一定更容易下笔，也更令人愉快。本来我对熊猫项目的期望也是如此，可惜最后充满幻灭的现实不能尽如人意。
为了忠实呈现整个研究经过，我谈论熊猫政治的篇幅势必跟谈论熊猫本身一样多。保护项目永远逃不掉政治与科学的分歧，所有谈这类项目的书都应该反映两者之间的互动。但是在为了抢救鲸鱼、犀牛及其他命运受公众关注的物种而奋斗的记录中，往往对保护的真正矛盾避而不谈，人类的贪婪与冷漠才是最根本的问题。熊猫已经成为一种高利润产品，本质上跟大象没什么区别，因此也暴露出某些个人与组织不可告人的本质。确实，无论是在科学研究或保护工作中，政治阴影都会对熊猫项目构成干扰，隐瞒这一点，对熊猫就极不公平。我知道任何记录都难免失真，这使我不愿下笔。批评难免惹来不愉快，不被人接受，甚或造成误会。只以观光客身份或短期出差到过中国的读者，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可能跟我大不相同。然而，那些从事教师、记者或其他职业的人，要是在中国居住或工作超过一年，或许能认同熊猫项目面临的困境。但不论读者的背景为何，我都希望能使大家更关心熊猫的命运。
有关濒危物种的书籍不断出版。我对于是否要在这一汗牛充栋的图书分类下再增加一本——更何况写的又是已有详尽文献的熊猫——感到非常迟疑。还有什么其他动物被人类抓到后，都要取个美美、丽丽之类的名字（叠字代表对它们的钟爱）呢？还有什么其他动物不论出生、患病、勉为其难谈个恋爱、死亡，都要经报章媒体大肆宣扬呢？凡是想阅读熊猫资料的人，已经有很多文章和好几本书了。内容最丰富的两本畅销书，一本是莫里斯夫妇（Ramona and Desmond Morris）所著，一九六六年出版的《人与熊猫》（Men and Pandas），这本书对于西方探险队杀戮和捕捉熊猫的部分所述尤其出色；另一本是克里斯·卡顿（Chris Catton）所著，一九九〇年出版的《熊猫》（Pandas）。此外，近年出了几本圈养熊猫多在自然背景下拍摄的写真集，都很受欢迎。这些书的文字内容有的拉杂琐碎，如拜伦·普赖斯（Byron Preiss）和郭雪岳（Guo Xueyue）合编的《熊猫的秘密世界》（The Secret World of Pandas）；有的值得一读，如克莱夫·鲁茨（Clive Roots）的《竹熊》（The Bamboo Bear）。我和我的中国同事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卧龙的大熊猫》，是一本科学专著，对本书只大略提及的细节有详尽的描述。
谈已灭绝或濒临灭绝物种的书这么多，似乎冲淡了灭绝观念在大众心目中的严重性：一再重复会使重大事件变得稀松平常。不论我们如何谴责毁灭其他物种的行为，多数人似乎仍然对大自然不以为意。然则购买这些书是否就代表重视大自然？有关濒危物种的论文往往沦为回忆，书中记载的物种真的已从世界舞台谢幕：渡渡鸟（dodo）、旅鸽（passenger pigeon）、大海雀（great auk）以及大海牛（Steller’s sea cow）等。我个人对濒临灭绝动物的名单一再扩大是很无奈的；我关心的能力有限。
但这些书有它们的价值。一再重述有一种道德上的必要；忘怀是一种超乎我们所能负担的奢侈；忽略可视为一种虐待。有人以为，只要能把目前数百万种动植物的物种多样化状态保持到下个世纪，破坏就会终止——但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至少要把我们的经验做成记录，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唤醒全人类的慈悲心，鼓励保护物种的行动。即使在道德至上的世界里，破坏也不会终止，但至少人类精神经过一番洗心革面，我们可以用更高尚的情操看待自然。我们可以调整价值观，更动优先秩序，建立一套谴责废弃物并制止无必要破坏的大地伦理。激情和雄辩都无法造成这样的改变，一定要先更新对自我的观念、重新设计人类的求生策略才行。
或许在某些细微的方面，熊猫能帮助我们改变观念。它表面上的单纯让我们观察到它吸引人的特质。熊猫跳脱出它高山上的家园，成为世界公民，它是我们为保护环境所付出努力的象征。它虽然体格肥硕似熊，却独具创作的天分、艺术的完美，仿佛专门为了这项崇高的目标而演化成这种模样。圆圆的扁脸、大大的黑眼圈、圆滚滚逗人想抱的体形，赋予熊猫一种天真、孩子气的特质，赢得所有人的怜爱，令人想要拥抱它、保护它，而且它又很罕见。更何况幸存者往往比受害者更能打动心弦。这些特质，造成了一个集传奇与现实于一身的物种，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神兽。
我们能跟熊猫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演化历程发生交错，是我们的运气。我认为，万物皆值得我们欣赏与尊重，我们不能硬给不知价值为何物的动物定一个价格。但失去熊猫的意义，似乎还是超过失去樱草花（primrose）或水虎鱼（piranha），因为它是坚忍不拔、反抗命运的象征，能激起我们怜悯或佩服的共鸣。如果失去熊猫，我们就再也看不见它黑白相间的面孔，它的演化将宣告中断，它独特的基因密码将毁灭；它的名字很快就跟博物馆里尘封的档案中其他数千种灭绝物种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只留下一个佶屈聱牙的学名“Ailuropoda melanoleuca”，意为“黑白相间的熊猫脚”。再经过几个世纪的疏离，我们就只剩几件纪念品、几根大骨头、几块褪色的毛皮。熊猫的生命完全被遗忘，跟恐鸟（moa）或猛犸（mammoth）一般，被剔除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之外。对如此不寻常的动物而言，这是多么可悲啊！当然，生命都是倏忽无常的，盛世终会没落。但数百万年前，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熊猫就生存在地球上，它们是生存竞争中的成功者，比起很多其他在冰河时代大变动中消失的大型哺乳类都生存得久。这一物种灭亡的时间不应来得那样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熊猫漫长的演化史上极为重要，也是文献最详尽的时期。这期间的事件若不逐一记载，难免会被遗忘。我以科学使者的身份前往中国，去了解和记录，为一种不能言语的生命充当翻译，把熊猫的生存状况留诸后人。这本书就是那笔遗产的一小部分。
各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奉献与合作，使熊猫项目得以实现。大部分帮过忙的人或机构，书中都有提及，我要在此对他们全体表达感激。我还要特别感谢若干人或机构所提供持续而无私的重大贡献。
我要感谢世界自然基金会邀请我研究熊猫，并把这个杰出的项目交给我负责。马克·哈勒（Mark Halle）与克里斯托弗·埃利奥特（Christopher Elliott）引导了整个规划，并提供了很多协助。
纽约动物学会慷慨地准许我怠忽国际野生生物保护部主任的职责，让我把全副精神投注在熊猫身上。虽然这一项目是由WWF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协议、正式资助的，但纽约动物学会也提供了大量财务上的协助。它负担我大部分的开销、野外调查的设备与补给、实验室分析等，提供若干职员的劳务，并给予唐纳德·里德一年的薪俸，总额接近五十万美元。对这份金钱和道德上的支持，我特别要感谢纽约动物学会的会长威廉·康韦（William Conway），他也到过中国，协助设计卧龙繁殖场。我非常感激为学会工作的两位兽医，已故的埃米尔·杜伦赛克（Emil Dolensek），还有珍妮特·斯托弗（Janet Stover），放下他们繁重的业务，分别来过两趟，帮助进行繁殖工作和照顾圈养的熊猫。
田纳西大学林业、野生动物及渔业系的迈克尔·佩尔顿（Michael Pelton）不仅提供他系里的计算机和图书资料，还给我们的项目派了三位助理。霍华德·奎格利（Howard Quigley）跟我一起把第一套无线电颈圈戴到熊猫身上，帕特里克·卡尔（Patrick Carr）负责用计算机分析无线电监测资料，肯尼思·约翰逊后来成为熊猫项目的主要研究员，这些在书中都有提到。
目前任教于宾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阿兰·泰勒、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唐纳德·里德、田纳西大学的肯尼思·约翰逊，执行熊猫项目都表现出高超的技巧与奉献热情。我离开这一项目以后，他们都不断向我提供有关卧龙和唐家河的熊猫与人的消息，这份情谊我深为感激。
原本在康奈尔大学，现在任职于纽约动物学会的埃伦·迪伦费尔德（Ellen Dierenfeld），最初在一九八〇年跟我联络，说明她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对熊猫营养所做的研究，并志愿协助我们的工程，尤其是在竹子的化学分析方面。她与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后来在康奈尔大学动物系的实验室里，分析了数百个竹子的样本。他们的贡献对于了解熊猫的生活方式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埃伦也很有耐心地给我上了一堂动物营养学课。我对这方面所知甚少，说来惭愧。她的洞察有助于说明熊猫的能量来源。我从她那里获益良多。
美国驻港记者南希·纳什（Nancy Nash）是熊猫项目得以成立的主要推动者，多年来，她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帮助。她不断以她对中国人的敏锐判断，给予我们极有价值的忠告，接待与这一项目有关、路经香港的中外人士，寄送亟需的设备，并担任卧龙研究人员与北京之间的桥梁，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她很多友谊的表现，例如寄杂志和美食到我们孤寂的营地，总令我们感激万分。她为推动熊猫保护不遗余力，在中国人那里赢得了“熊猫小姐”的封号。
我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就跟林业部王梦虎有联络。他在负责协调熊猫项目和我后来的一些工作时，总是对保护事业十分投入。问题不论大小，到他手上，他总会尽力使外国人和各个中国人派系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和平衡。我很佩服他克服困难的毅力和技巧，他真正代表中国人所谓的“老朋友”。
四川南充师范学院的生物系教授胡锦矗是中国方面跟我对接的主要人员，我回顾我们密切的合作过程，感觉很愉快。胡锦矗是一位优秀的博物学家，教我很多有关鸟类及其他森林生物的知识。跟他做野外工作是一件乐事，因为不论天气多么恶劣，地形多么崎岖，他都乐在其中。他永远怀着冒险的心情，对自然界充满好奇。
熊猫项目用过几位翻译员，邱明江是其中之一。他非常聪明，能说流利的英语，总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永不磨灭的热情、活力、理想主义。他热心学习，后来已不仅是翻译而已，他参与野外工作，并把两本有关熊猫的书从英文译为中文，他对研究和保护伦理极为投入，除了不眠不休地为我们的项目工作，还回大学进修生物方面的知识。
还有其他应该特别提出来致谢的人；伊恩·奥尔（Iain Orr）寄了一连串的论文来，让我知道中国环保现况。容思（Millicent Se Yung）和卢容飞（Fay Loo）为这一计划担任翻译，提供很多有用的建议。道格拉斯·克里格（Dauglas Kreeger）捐赠冬天的靴子、睡袋及其他设备。林恩·桑德斯（Lynn Saunders）和已故的艾琳·桑德斯（Irene Saunders），以及奥地利大使沃尔夫冈·沃特（Wolfgang Wolte）和他的妻子厄休拉（Ursula），在他们北京的寓所给我以亲切款待。唐纳德·布鲁宁（Donald Bruning）和安德鲁·劳里（Andrew Laurie）提供了很多有关熊猫的资讯。
我感谢康韦阅读我的手稿，并给予指正，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苏珊·艾布拉姆斯（Susan Abrams）运用她作为编辑的技巧和洞习力，大力润饰我的手稿。
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凯。她一如在我其他的项目中一样，深入参与每一层面的工作，甚至可以说，工作成果属于我们两个人共有。她守在帐篷中彻夜不眠，追踪装有无线电颈圈的熊猫，她分析熊猫的粪便，负责所有报告、论文、书籍的编辑和录入，包括本书在内。她永远在荒凉的野外为我们布置一个家，在艰苦的环境中提供一个充满人性温暖的地方。我可以跟她谈我的烦恼，她是我失望时的避风港。偶尔我们必须分开几个月，我的工作乐趣就会大为减少，这使我明白她在我生活中占有多么核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