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学习的哲学：通达世事人情的不二秘诀
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之所以存在不平等，根本原因在于学问的不同。日本同西方国家一样，生活在地球上，拥有自然界的一切资源，国家的建立也是依据社会的契约，其之所以经历了西方国家未有的黑暗时代，关键在于日本文明对学与不学的错误选择。
因此若要日本文明赶超先进国家，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该通过学问来获得智慧。学问并不只是读书和空谈理论，更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应同实际生活结合，谨守本分、顺应人情，这样才能投身于社会的建设，在促进文明的同时扩大对世人的教益。
1 智慧之道在于学习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存在不平等，存在高低贵贱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学问。其实人原本没有差异，人与人之间的贵贱也不是生来就被决定的，正所谓“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作为万物之首，人类的生活本来应该顺应自我内心，自然界一切资源都可为我所用，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无忧生活。但是我们看一看周围就会发现，这个社会鱼龙混杂，就我们身边小范围来讲，就有穷人和富人之分，有贵人和贱人之差，还有愚人和贤人之别。任何两种对立的不同人群之间都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原本应该彼此平等的人有着天壤之别。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明显，它就在于人们学或者不学的选择上。日本家喻户晓的启蒙读物《实语教》中说过：“人不学无智，无智者愚人。”其中强调的就是智慧之道在于学习。
既然说到学习是获取知识、提高智慧的唯一方式，那么在此我们有必要先明确一下“学习”涵盖了哪些方面。学习包含无限内涵与外延，就我个人体会，概括起来学习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学习理论知识。人行之于世有顺境，也难免遭逢坎坷，足够的理论知识则是指导一个人走好人生之路的根本。就拿日常的工作来说，既有不好做的工作，也有容易做的工作，复杂的、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需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来指导。
第二，学习道德知识。重品行、有节操、守信用是一个人精神修养的根本，而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真正领悟到其中的内涵，并反省自己日常所作所为。为什么有的人会从事难度大的、高智慧的工作，而有的人从事简单的工作，这是因为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智慧和知识，同时，对人的道德修养标准方面也有不同要求。
第三，学习文化知识。我深知文化知识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如果说老师是一个人成长的布道者，那么文化知识就是他面对各种困境时解惑明理的钥匙。学习文化知识能让人懂得更多的道理，获得更多的智慧。
这三种知识的学习，是获取智慧的根本。我看到在我们这个国家，因智慧的差异，人们在工作之中有不同分工——有些工作往往劳心费神，还会冒很大风险；而有些工作则不需要如此，只是一些体力式的劳作。这种差别使人有了高低之分、贵贱之别：医生、学者或者商人统统被归为身份尊贵之人。这类人身份高贵，生活富裕，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成为高不可攀的群体。而追根溯源，之所以有的人富有、高不可攀，有的人卑微、贫穷，其根本在于他们是否有学问、是否能学习。
正所谓“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贫贱富贵不是上天注定，而是取决于一个人在学习中所累积的智慧。事实上，上天不会预定一个人的贫富，更不会让人存在现在这种差别。一个人只有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才能获得智慧，才能拥有富裕的生活。
2 实学：学问的本质
我这里所说的学问，并不是一个人认识多少生僻的文字，能读懂多少篇晦涩的古文，或者能咏和歌、做诗文。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学问，虽然有些时候，这些学问会给人带来一些精神上的安慰，抑或存在一些其他好处。但这些终归存在很多虚无的成分，在古代儒学家和日本的国学家看来，这种学问并没有多少珍贵且实用的地方。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自古以来我们很少能见到一个“全能”的汉学家，如果想找一个可以咏和歌的人困难重重；而要找一个擅长管理家产，同时还能精于买卖的商人更是如此，因为“术业有专攻”。一个从商的人最擅长的就是经商，其他的学问即使有所涉猎也不可能全部精通。而且，在世代经商的家族，这种情况将更为鲜见。试想，我是一个父亲，拥有庞大的产业，而我的孩子一心只钻研咏和歌的话，我自然会有家道中落的担心，因为就经商而言，咏和歌的确不是很实际的东西。
因此，那些不切实际的学问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次要的，我们应专心致力于能在日常为我们所用的实学，因为它不仅包含了社会生活中所必需而又实用的知识和技能，还包含实验方面的学问。比如，日文中的四十七个字母、信件书写、记账、珠算和天秤的使用等。除了这些，我们还要学习很多学科知识，这一切都将以最实用的方式反馈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而不同的学科知识对每个人的智慧提升又有各自的促进作用。
比如地理，它是一门综合型的基础学科。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各种环境——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的内容相对更加广泛，包括如大气圈、生物圈、土壤圈等各类生态圈。
此外，地理学还有很多分支，例如气候现象、自然资源、地貌，等等。除了自然地理，地理学还包括人文地理，其中包括人类同地理环境的关系，包括经济地理在内，这些内容也非常丰富。通过学习地理，人们不仅能够对自然环境有所了解，还能知晓日本和世界各国的不同风土人情，所以说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学问。
还有物理学。物理学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以实验为主、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更是当今最为精密的一门自然科学学科。它以研究物质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结构为基础，是所有自然学科的领头羊。
大到整个宇宙，小到最基本的粒子，这一切物质的基本运动形式和规律的研究创造了工业社会的先进发明，因此物理也成为其他各类自然学科的研究基础。能量、物质、空间，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性质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知晓。
通过学习物理学，一方面，我们可以去探究考察天地万物之间的性质，并从中汲取知识，借鉴万物运行的方法，为我所用；另一方面，物理学的严谨性也有助于个人在工作和学习中及时纠正自己的态度，无论是治世还是治学，物理都是必不可少的学问。
而相较于地理学和物理学，历史则是一门实用的人文学科。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论读书》中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的名言。历史是人类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和这一进程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在多数情况下，历史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当然它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和对当下的映射，通过学习历史，人们还可以不断纠正对过去的错误认知。
它是一门可以不断延伸的学问，让人在面对现实中的问题时有所借鉴和思考，同时还能拓展人的视野和思维，对整个世界的过去、现在有所了解，对未来有所预测。
再来看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规律的学科，它包括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一般规律，其主要分为两大类——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的；而科学经济学则是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的。这门学科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研究、把握、运用经济规律，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化再生，从而最大限度创造、转化和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
此外修身学也是一门实用学问。中国古代儒家讲求“吾日三省吾身”，日本传统文化也讲求严以修身。所以对修身学的学习，也是一种合乎自然的修身交友和处世之道。
以上无论哪种学问，在学习的同时都可以参阅西方译本——当今各类翻译书籍的流入为我们学习提供了方便。而对于那些兼具才华的人来说，这也是学习外文的一次机会，我们要做的就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每一门学科，从中学习知识、追求真理，在日常生活中学以致用。
我以上所说的都是最为普遍的实学。如果对于这些学问大家都能不分彼此地去学习，并从中学有所得、学有所用，那么士农工商也就不会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各自经营自己的事业，个人、家庭和国家都能独立，又何愁不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呢？
3 治学中的本分与自由
懂得如何遵守本分是一个人治学必需的态度。虽然我说过自降生开始，每一个人都平等而自由地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不能受到任何约束。不过，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如果每个人都追求只利于自己的绝对自由，不知道什么是本分，更不懂得遵守本分，那么就很容易陷于恣情放荡的状态，对学习学问他也就无所谓了。
什么是本分？在我看来，所谓的本分就是一个人在顺乎天理和人情的同时，还要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所拥有的自由，这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做到不妨碍他人。追求自由乃是人的本能，但要知道在社会组织中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环，不能因为自己的自由而置他人和集体利益于不顾。
所以，自由和恣情放荡之间的界限就在于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妨碍到他人。拿一个例子来说，奈良时代元明天皇时期，民间有一富贾之家，家境殷实、子嗣众多，备受乡里尊崇。这一家最小的儿子生性自由不羁，常常沉迷于酒色，无所顾忌。有一次朋友提醒他，不要过于放荡，他却回答：“我花自己的钱，不偷不抢，爱如何就如何。这是我的自由！”
乍听之下，这人说的似乎也有道理，但其实不然，因为一个人纵情酒色看起来只是自己的事，可这种行为会成为他人效仿学习的榜样，更何况还是一个有名望的人的行为。这种个人的自由，最终将败坏社会风俗，有伤教化。所以，即使他花自己的钱，但其做法对社会的妨害也是无法宽恕的。
这就是本分的基本内涵，也是对自由最基本的界定。自由所适用的不仅是个人，还包括国家。我们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岛国，深处遥远的亚洲东部，自古以来，我们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周边不与任何邻国接壤，更没有任何贸易往来。我们的祖先自己耕种土地获得粮食，发展贸易增强经济，而我们对这样的生活也习以为常，甚为满足。
原本这种状态可以一直持续，只是嘉勇年间，美国海军提督佩里来到日本，我们国家开始开设港口，同外界联系，此后渐渐有了对外贸易，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设港通商之后，国内出现了众多不同声音，其中有人表示反对，主张继续锁国攘夷，但这种见解是极为狭隘的，就像俗语所说的井底之蛙一样，他们坐井观天的言论丝毫不值得信取。
在我看来，当时日本开始同世界贸易往来是非常明智的行为。和西方各个国家一样，日本也是天地之间存在的一分子，我们享受着同一个太阳的抚照，沐浴同一个月亮的洗礼，呼吸共同的海风和空气。所以，我们和它们没有任何不同，只要我们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情投意合，彼此将剩余的物资进行交换，并积极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那么就不会发生那些悲观者担忧的问题。
同西洋国家的交流中，彼此都是平等的，没有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因此也不会有耻辱或高傲的感觉。在这一互动中无论日本还是西方国家，双方都能从中获利，谋求共同的幸福。并且，因贸易而促进的文化交流也让彼此加深了解，这也必然会促进双方越来越友好。
讲述这些就是为了说明国家独立自由的根本在于符合天理人情，只要符合真理，即使是面对非洲的黑人我们也要表示敬畏佩服，这是基于最基本的人道；而不符合真理的话，即使面对英美国家发达的军舰，我们也不会有所畏惧。而如果国家遭受到侮辱，那么所有的日本人都应该众志成城地去拼命抗争，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国家保持威望，国家的自由独立也才能持续下去。至于其他一些国家，觉得自己有着先天优越性，认为除了本国其他国家都不存在，所以遇到外国人就称呼他们是野蛮人，把他们看作是怪物，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对外国人的厌恶和轻视是对自我力量的盲目自信，妄想着将所有外来者驱逐，却不知这样的所为是画地为牢，会将自己死死地困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一个国家不懂得最基本的本分。而这种情况之于个人，就是对天赋的自由没有正确的理解，而这样做最终会让自己陷入恣情放荡的状态之中。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风气有了极大改变。19世纪中期，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大权在握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不仅禁止外国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而且也不允许在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明治维新之后，这些情况基本都消失了。在对外政策上，基于国际公约，日本同其他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对内则秉承着开放的原则，宣传国家独立自由思想。例如，最为开天辟地的壮举就是允许平民拥有自己的姓和允许他们骑马，这两种政策可以说奠定了士农工商四种公民平等的基础。
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公民除了因为才德上的差异而导致身份区别之外，那些因出身而导致的先天身份不平等已经全部消失了，至今我们已经看不见生下来就有的等级了。例如，虽然有足够的理由，人们却已经不能对政府工作人员野蛮无礼，这样的转变并不是因为政府工作人员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他们具备至高的才德，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努力、忠于职守；他们执行可贵的国家法律，这是他们被尊重的所在。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尊重，在于他们身上所肩负的神圣的法律职责。
相比之下，在传统守旧的幕府时代，即使是服侍将军的小小茶童都可以在京都的驿道东海道上畅行无阻，众所周知，这就是等级的差异。此外，当时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等级差异是非常大的，哪怕是一只将军饲养的老鹰都要比普通人尊贵。走路的时候，平民如果碰到将军御用的马，都要给马让路。总之，无论是什么，只要是将军的，或加上“御用”两个字，哪怕是碎瓦片也要比普通人高贵。
之所以如此，是千百年来人们已经形成的一种自然习惯。一方面，人们虽然憎恶这种明显的等级差异，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一种风俗。而这种习惯也好、风俗也好，终归不是出于法律，而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施加于人的压力。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人们畏惧，而这种做法的卑鄙之处就在于它以一己之私妨害更多人的自由，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威望而已。
现在这种虚假浅薄的制度已经在我们国家销声匿迹，所以每一个人也都大可放心，即使有时候对上级或者政府存在异议或者不满，也没有必要像过去一样隐藏在自己心中，暗地里怨恨；人们完全可以依循正确的程序方法，心平气和地提出自己的诉求、表达自己的不满，对于政府所出现的错误可以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也就是说，只要是合乎天理人情、不妨害他人的自由，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争取，这就是一个国家中人们作为公民的本分。
4 劝学宗旨在于德才兼备
在前文中我已说明，基于天理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享有自由的权利，不受拘束是对个人与国家最大的奖赏与尊重。假如一个国家的自由独立受到妨害，那么即使与全世界为敌，也要全力抗争获取自由；假如一个人的自由受到妨害，他同样可以为了自由与剥夺他自由的政府进行抗争。尤其是现在，士农工商四类公民彼此平等的基础已经建立，所以我们更可以做到放心于这个国家，只要依凭天理人情行事，我们的自由就不会受到损害。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明白事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自由的获得却需要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他必须具备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德才。只有德才兼备，才能真正明白道理；而要做到明白事理，就必须虚心求教、不断学习，这也是为什么人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
当前的形势是士农工商四类人当中，农民、工人和商人的身份较以往相比已经得到上百倍的提高，几乎与过去最高等级的“士”并肩持平。而且政府也已经开辟了一条道路来吸纳这三类人群中出现的人才。为此，农民、工人和商人就应该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不要再有过去的自卑，更不能做出卑劣的事情来。他们应该不断学习，才能让自己的德才同身份相配。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最可怜又可恨的就是那些无知的文盲了，切莫成为那样的人。
一个人一旦无知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变得不知羞耻，这类人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让自我和亲人陷入贫困境地，但是他们从来不曾认识到贫寒交迫的原因在于自己，不会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去怨恨那些比较富裕的人，认为所有的资源都被他们占有了，所以自己才会变得的不幸。甚至有时候他们会结党营私，结集一群和他们一样好吃懒做的人进行暴动，打击伤害他们眼中的“资源抢夺者”，最终导致社会动乱。这种行为和想法真是恬不知耻，不仅伤害了他人的自由，更是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
这些人是投机取巧的典型，一方面他们会依赖国家的法律来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基本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却想方设法在暗地里破坏国家的法律，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出身清白并且家境殷实。但是这些人认为只有金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不断地赚钱，而对子孙的教育却不管不顾。这些人的后代由于没有受到哪怕是最基本的教育，所以无比笨拙愚蠢；更有甚者因为学识浅薄而流于恣情放荡的状态，最终将他所继承的家业挥霍一空。
如果国家统治的是这样的愚民，那么就不能跟他们讲道理，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用道理是无法唤醒他们的；西方有一句俗语“愚民之上有苛政”，也就是说，统治他们只能使用威力以达到让他们敬畏、臣服的目的。而且这样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政府严苛、不近人情，而是实在没有办法，这一切都是那些愚民自作孽的结果。
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愚民，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会严厉；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良民，这个国家的政府自然就会是良好的政府。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日本国内有这样的政府，因为我们的人民就是如此。
假如今天社会上的人们的品质很差，而且也不去学习，那么国家就会有比现在还严厉的政治和法制；相反，如果社会民风清明，而且每一个人都明白事理、乐于学习，那么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就会比现今更加宽厚与大度。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政治完全是依照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有德才来决定的。没有人厌弃仁政而喜好严苛的制度，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国家被外国欺侮伤害，这是人之常情。不过，虽然具有报国之心，但也没有必要非得为此身心疲倦、焦躁无比。只要他做事的方法和努力的方向基于人情，并且立志向学，同时具备与自己身份相符合的才能与品德，那么国家就很容易对他们进行管理，人民也不会受到严苛政治之苦。只要双方在发挥自己力量的同时能各得其所，社会自然会因大家齐心合力的维护而变得和谐安宁，这就是我们劝学的宗旨所在。
5 道德之教应顺应人情
道德作为一种伦理问题，没有既定的衡量标准，但在求学之中却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因素。既然难以衡量，就需要依从社会整体的风俗与标准来校对，大众认为是善行的，那就是善；大众认为是恶的，那就是恶。
人情的道理大致如此，也无地域和国界之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族群，认为杀人抢劫的行为是善的，也不会有人认为对父母、家人的无情值得赞扬。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但如果非要说出其中的道理的话，也确实让很多专家学者感到头疼。
兄妹或者姐弟不能结为夫妻，亲属死亡要举行必要的仪式，这些行为有人说是人类所具备的天然本质，也有人说是由于社会习惯所沿袭下来的风俗。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其道理。对此辩论我暂且搁置不谈，这毕竟会涉及一些深奥的学术理论和伦理规则。只能简单说明这是世界上的人类依据实际情况长期积淀下来的习俗和惯例。这样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一种行为在有的地方会得到重视，而在另一区域却变得可有可无，总之，从整体而言人们区分善恶的观点是一致的。
既然所有人在善恶问题上具有相对一致的观点，那么这种一致的观点就会形成既定标准，即天下人所认为的善就是善，恶就是恶。统一的认知日积月累被总结、归纳，成为了约束世人的道理，人们世代遵守形成习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社会保持安定，避免有人出现越轨行为。
约束力的出现建立在整体社会基础之上，成为顺应自然的潮流，而引领这种潮流的人则成为杰出的知名人物。各国历史上都出现过这样的人，他们具备明晰的洞察力，能有效区分人的智慧与愚笨；同时他们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智慧，能借古喻今，参照古今惯例提出自己的理论，告知大众如何管理自己的行为，并以身作则去感化、引导他人。他们言传身教，著书立说，其思想流传于后世，并成为后人行事的蓝本，这就是圣人。像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当圣人出世之后，世界上就出现了系统体系的道德教育规范，他们的主张被记述成书本，影响后人。后世的人品读感知他们的言论和主张，并以身作则，于是天下的人情就趋于统一了。
从这一点来说，每一个时代出现的圣人对后世的人情而言都具有莫大的功劳，这就是道德学习和教导的宗旨。
不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道德的教育被圣人归纳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实际上，它也以普通大众的学识为基础。圣人的理论并非臆造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杜撰出来的言论。社会会将众多的人归纳凝聚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中，作为个体的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而总会有一些想法能够引发整体的同感和共鸣，圣人就是将这些引发共鸣的想法归纳到一起，并做出条理分明的阐述。
例如，孔子的《论语》中，有很多引人深思的名言警句，对普通人的警醒和感动成为它经久不衰的生命源泉。这些都是普通人不能说出来的一般道理，其记述的也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和铭记的内容。这一点同科学研究中的新发明是有很大差别的。
举一个例子，在过去，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地球是平的，而且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但经过科学实验研究证明地球是圆的，而且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再比如，在过去人们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但是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地球是不断运动的，而且地球上的地质结构也在时刻发生微妙变化。
我所说的这些，其实从本质而言只是因为普通人的无知而已，以至于人们的认知和科学发现完全相反，后来蒸汽机、电报的发明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这就是科技发明和道德教育的区别。在道德教育中，人们更多的是强调一些规则和清规戒律，例如父子之亲，或者不欺诈、不偷盗等，这些都不是学术上的新发明和新发现，而是社会风俗中世人所理解的标准和人情，圣人的学问就是顺应人情去教导世人。
在这里所论及的道德，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道德，我们只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解读它。我们假设，在人类的整体社会中的不同地区、国家都对善恶存在大体一致的认识，而且当今我们所提倡的道德教育也并非圣人的新发明，而只是圣人出于体察民众思想，在顺乎人情的前提下提出的标准，那么就完全可以确定作为一个整体，世界上的道德在本体上都是相同的，即使有不同那也只是在细节上的微小差异。
可以说这些不同都只是道德上的细枝末节问题，对此我们无须过多谈论，也没有必要对这些不同提出异议，确立标准。我们需要相信的是在人世之间，主流的道德规范是完全一致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深信不疑。
既然世界上存在着一致的道德规范，那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就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道德标准而去诽谤其他地区的道德。例如，日本人尊崇儒家文化，对佛学也深信不疑，那么西方人就不应该以此为理由去责难日本；反之，西方人自由开放的思想也应该被日本人所尊重。
不仅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应该相互干涉对方的道德规范，而且在本国内部不同的地区之间也应如此，不能将自己的道德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只有那些心胸狭隘，没有度量的人才会认为自己的信仰才是至高无上的，也只有他们才会在道德的细节出现差异的时候，无缘无故地斥责对方是邪门异说。古往今来，因为这些细节上的差异，甚至只是词汇或者理解上的不同而酿成大事、引发冲突的事件数不胜数，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真是荒谬至极。
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对人心的感化，就好比进入口中的食物，是否美味的评判标准完全在于个人的兴趣和好恶。就像西方人喜欢喝葡萄酒、吃面食和牛肉；而日本人喜欢喝米酒、吃大米和鱼类一样，没有谁好谁坏、孰对孰错之分。
因为无论在哪一方看来，进入他们口中的食物都是自己喜欢的美味，这是由他们从小到大养成的生活习惯而导致的，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所吃的东西要比其他人所吃的更加可口。事实呢？无论是面食、米饭、牛肉，还是鱼虾，这其中的差别也只是食物在形态上的差别，是枝节问题；实际上，无论哪种食物对人体都有营养作用，而且它们的作用大体相同。
所以，一个人从小就开始接受各种文化和道德的熏陶，并会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信，无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还是儒家文化，事实上，它们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存在细节和形态上的差异，就实质而言，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有德有义的人，从这一点看，不同的道德规范都是殊途同归。
因为无论是哪种道德规范，抑或不同的地区，它们都是根据人情的正确道理来确定的，它们的善也是我们的善，它们的恶也是我们的恶。如果因为自己不是东方人而责难东方文化和宗教，因为自己不信奉儒教而去责难儒教者，这样的行为和因为不适合自己的习惯与口味去责难他人的饮食习惯，甚至去攻击他人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