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心向学的学习习惯：知识差异下导致人格落差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过，所有与公平相背离的知识都应该被叫作“狡诈”而不是“智慧”。知识的获得在于实现平等，虽然现实之中我们讲求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但是若要实现这一点，却需要拥有足够丰富和渊博的知识、学问。
古往今来，历史上存在很多虚心向道的学者，他们的思想浸润着一代代的后世之人。但是对于学问与知识的理解却始终没有在时间长河里达成统一答案。不过在东方，圣人贤哲们更加追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发展到今天，在日本依旧如此。虽然，我们追求人人平等却长久地处于不平等的环境之中，以至于在千百年的思想控制下人们对一切都习以为常。
伴随着国家的渐渐开放，故步自封已经让脚下的土地岌岌可危、风雨飘摇，这个时候个人与个人、阶级与阶级的平等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若要实现个人基本权利的平等，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学习，知识的获得是实现平等的唯一条件，也是实现政治清明的唯一条件。
1 学以致用，方能有所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正如人的认知一样，从广义来讲学问的获得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种种无形的学问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人的行为、意识，例如心学、神学、理学等；与之对应的有形学问则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物质上的支撑，例如天文、地理、物理学和化学等。
无论是有形的学问，还是无形的学问，它们的作用都是相同的，即教会人们增进见识、清楚做人的本分，以及懂得事物的是非道理，等等。这些都是人一生所要追求的功课。
就博闻强识来说，一个人若要实现这一点，最基本的途径有三条——倾听他人的言论、自己努力修习和读书。若要真正实现求学问道，读书或者懂得文字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但是如果像古代人那样，认为做学问就是熟练背诵经文，那么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任何一种学问都基于文字，但文字也只是求学的一种工具而已，就像我们建造一座房屋必然需要用到刀具一样。刀具虽然是建造房屋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如果只凭它们来建造房屋的话，是永远不会建成的。
所以，除了工具之外，一个合格的建筑师还需要懂得房屋的结构，只有如此才能建造出合格的房屋。
有这样一个故事，寺庙中有一名老和尚，他有三位弟子。一天，和尚让三位弟子外出修行，一段时间后，三位僧徒重新回到寺庙。和尚检查弟子修行的成果，其中弟子甲在都城学到了很多诗文，弟子乙跟随一位长者学习了很多经纶，只有弟子丙什么也没有学到。
于是，弟子甲乙二人深得老和尚的夸赞，而什么也没学到的弟子必然遭到老和尚的嫌弃，命令他天天做一些杂活。有一天，这位被嫌弃的弟子帮助老和尚擦背，他一边擦，一边和老和尚聊天。他说：“我们的寺庙虽然很好，但是庙里的佛不行。”老和尚回过头来看他，他又说：“佛虽然不行，但是还有光。”老和尚听了他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但也并未说什么。
又一次，老和尚在窗下诵念经文，这时一只蜜蜂想飞出去却没有找到方向，只是对着纸窗户乱撞。弟子丙看到这一情形对蜜蜂说，这么大的房子，门也开着你却不走，偏偏做这种无用功，真是白费力气。同时，他还做了一首诗：“不愿出空门，投窗是大痴，百年钻故纸，何日才出头。”
老和尚听了弟子的话，对他说：“你说的这一番话别有一番气度，想来必定是在修行期间遇到了高人，快快说出来吧！”于是，弟子丙就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并说明自己在一个高僧门下所学习的学以致用的道理。
老和尚听罢非常惭愧，告诉弟子纸上得来的知识一定要应用到实践中去，若讲学不尚躬行，那只能是口头禅、眼前花。
做学问也是这样，如果仅仅能念诵经文而不懂得明辨是非，那么无论他能背下多少经文也都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学者。古人所谓“读论语而不知论语”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有一些所谓的学者，他们对我国的官修史书《古事记》研究得非常透彻，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到公元600多年的皇朝之事都能详细叙述出来，但是如果他们连现代市场上稻米的价格都不知道，知道这些又有何用呢？他们始终是不会过日子的人。
还有一些人，他们对经史之中的奥义无比了解、通晓，但如果让他们经商却不知道经商的方法，抑或不懂得交易如何操作、进行，那么只能说不懂得理财这种生活中真正需要的学问，他们懂得再多也只是理论上的知识。
现在还有一些人花费巨额资金去求学，经历了几年的辛苦游历、做学问，看起来在西学上也有所成，但如果他们还是无法解决自己的生活，在工作中不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那么他们的学问也是不了解时势的学问而已。
上述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在做学问，不如说他们是文字的批发店，他们的本质就像只会吃饭的字典，虽然这些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不会构成损害，但是不能学以致用，对国家而言终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无论是过日子还是理财，这些也都是一门学问，做学问最终是为了洞察时务。如果期望念诵日本、中国和西方的书籍就能获得学问，那只能说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
在这里，我写这些的主题虽然是“劝学”，但这里的劝学并不是指让人们单纯地念诵文字。书中我所讲述的各项内容，都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列举了最广泛的受众主体都能且应该体会到的事项，借此指出做学问的最主要的目的。
2 主观平等与客观平等
在本书的开始我就指出，每个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人性的自由自主让人从出生开始就没有上下之分、等级之别。现在，我就这一论题再进行一次引申和阐述。
其实，就平等而言，可以说每个人的出生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不是取决于人力。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友爱、和谐相处，能够谨守自己的本分与职责、相互帮扶，是因为大家都是同一物种——人类，人们的头顶是共同的天空，而人类本身则是天地之间神奇的创造之物。例如，在一个家庭中，兄弟之间和睦相处，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他们是同一系的兄弟，这无论在伦理还是法理上都是最基本的大义。
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均衡一致，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人和人之间确确实实是平等的。但现实情况是，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平等也只是个人在自身基本权利上的平等。
如果就现实情况来说，社会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贫富、智愚和强弱的差别。有的人出身于贵族之家，从小到大，身居宫殿，锦衣玉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有的人从小居于贫困之家，他们做着难以忍受的苦力，在陋巷暗室里苦苦度日，为了基本的温饱生活而疲于奔命。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诸如此类的不平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是道听途说。有的人有大把机会来施展才智，他们在官府要门充当官吏，坐拥财富左右天下；还有一些人只能变卖糖果柴火来勉强度日；有的人身强体壮，有的人体质较弱……
从这种视角来看，人与人之间存在天壤之别。虽然如此，但是就这些人最基本的权利来说，他们又是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区别的。这里所说的基本权利，具体来说就是每个人都重视、尊重自己的生命、维护自我财产和名誉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从出生开始就已被赋予，只要一个人有基本的身心活动能力，这些权利就自然而然地被他们享有和实现。
人的这种基本权利，无论如何都不能被人力所妨害。人的地位可能存在天壤之别，但是一个做苦力的脚夫同一个生于富贾之家的诸侯一样，他们的生命是同等珍贵和重要的。同样，他们的财产无论多少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富商的万千黄金和糖果小贩的一分一文，对于他们各自而言都是自己心灵所守护的重要一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在日本历史上，有人企图通过两句谚语来混淆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平等。其中一句是“哭闹的孩子和地方的官吏最不好对付”，另一句是“父亲和雇主都是不讲道理的”。有人认为，基于这两条谚语的不可更改性，我们需要对人的权利进行加以限制。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不过是将人的基本权利同现实情况相混淆而已。官吏和农民，他们虽然在现实当中身份和地位有所不同，但就他们的生命、财产与名誉的基本权利而言却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农民身体的某一处伤口同样在地方官吏的身上出现，那么他们对疼痛的感受是一样的，如果将地方官吏爱吃的水果放到农民的餐桌上，农民也一样非常喜欢吃。无论是排斥疼痛，还是享受美味，这二者都是每个人的本能和喜好。而在遵守自己的本分、不妨碍他人的限度之内，达到和实现这种本能与喜好就是每个人的最基本权利之一。这种权利对农民和地方官吏而言，没有任何的轻重之别、缓急之分。如果非要区分两者的差距，也只能是身份上的不同——一个是贫穷的，一个是富有的而已。
贫穷和富贵、强大和弱小，这些本来就是人类社会中不同人之间的现实状况，本来就不应该相同的，但也不能因为存在这种不同，就和人的基本权利挂钩、等同。然而，现实社会中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那些力量强大的群体会凭借自己的优势，而对那些弱小、贫穷的人进行欺侮、压榨，并且认为自己这样做合乎情理。这种行为实际上跟一个凭借自己强大的腕力去拧断别人的手腕一样。虽然其他人手腕的力量天生要比他的弱，但这些腕力小的人并不会对他的生活造成影响，更不会妨碍他，所以只是因为弱小而被伤害，这根本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3 财富是短暂的，才华是永恒的
上文中理论论述得较多一些，现在我结合事实对此进行具体说明。从12世纪末开始，日本的政治实权就开始由武家控制，发展到19世纪，几百年的时间里武士和平民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就拿室町幕府来说，当时，足利尊氏因为对后醍醐天皇的统治不满，觉得天皇轻视武士阶层的利益，于是在1335年起兵反叛。第二年，京都被攻陷，足利尊氏重新立光明天皇，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傀儡天皇，实际政治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武士手中。当年11月，镰仓幕府在京都开设幕府，随后，后醍醐天皇一路南逃，在吉野设立据点，自称正统，日本由此开始进入南北朝时代。到了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时候，幕府开始达到全盛时期。1378年，京都幕府新地址成立，幕府开始致力于南北统一，到1392年，终于在武士的努力下南北朝合并，这个时期，全和的统治基本再次由武士全部统治，朝廷基本处于名存实亡的地位。
也是在这一时期，幕府机构开始进一步完善，将军之下设有管领，对幕政进行全方位总辖，室町幕府形成以将军为中心的联合政权。
经历了几百年的分合与争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两位武士在1590年再度完成日本统一大业，随后室町幕府逐步走向衰落，德川幕府兴起，又一轮幕府政治开始。
在幕府统治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日本历史上最为显著的。那时候，武士们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可以随时作威作福，而对待其他阶级的人，尤其是农民和商人，就如同对待罪犯一般。更为严重的是，在德川幕府时代，还出台了一种可以对非武士阶层人民“格杀勿论”的法律，明文规定，只要武士主观感觉平民对他们无礼，他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对平民砍杀。
在这种法律之下，普通民众的生命被轻视，仿佛他们的生命权利不属于自己，而是由武士所赐予的一样。商人和农民因为地位、阶层的不同需要任由武士欺侮，低声下气地保全自己的生命，有时候甚至连自己的财产都不能享用，现在看来这种现象真是荒谬可笑至极。
以上所说的，是武士和平民两个阶层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除此之外，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巨大不公平。无论是幕府，还是三百诸侯，他们都可以随意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小政府，并拥有处置平民的绝对权力。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对商人和农民任意处置，虽然有时候他们假装慈悲，但实际上就是想方设法地剥夺人民最基本的权利，甚至有很多地方就是赤裸裸地对人民欺压和侮辱，其所作所为让人不忍目睹。
本来无论从哪方面讲，政府和人民在权利上都不应有高低大小之分。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本分与职责，农民耕种土地、生产粮食，为众人提供衣食上的满足；商人传递商品、通过物品交换来实现流通，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这些都是农民与商人的职责。
同样，政府也有自己的职责，它的职责就是通过制定法律等相关措施，来防止公民受到伤害和惩治恶人，保护社会的安定与团结，引导人民和谐相处，善良相待。而为了履行这种职责，政府需要花费更多经费，包括人力和物力等多个方面，但是政府本身并没有制造和生产的能力，所以就需要向商人和农民征收赋税。
征收赋税的目的是为了使政府完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一种协议，它必须在政府和人民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之下才能有效实施。并且，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人民而言，这种协议都是彼此的一种约束。
如果商人和农民能自愿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来缴纳赋税，他们就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同样，如果政府能在依循法律的基础上征收赋税，并将这些赋税应用于正当的开支之中，对人民尽心尽力地予以保护，政府也算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如果政府和人民都能谨守自己的本分，尽到自己的责任，而且也不违背彼此之间的约束，二者就会和谐相处下去。同时，只要一直维持这种均衡状况，双方也都能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利，彼此之间也不会存在谁干涉谁的问题。但这种理想的状况并不存在于幕府时代。在那个时代，政府被称呼为“主上”，那些在政府里做事的人，总是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他们过河不给渡钱，雇佣民工不给工钱，更有甚者，向卖苦力的挑夫索要酒钱。这些行为在当时司空见惯。
此外，为了满足达官贵人们的奢靡之风，政府还大兴土木，这不仅浪费了大量金钱，也大大伤害了民众的心；有些官吏，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致使冤案横生；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更是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对人民进行压榨，还冠冕堂皇地将其称为是“报答国恩”。
而真正的国恩是所有人能恪守职责，既不会害怕受到伤害，也不会去伤害他人，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安居乐业。就人民的基本权利而言，安居乐业的生活确实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法律来予以保护，但这也算不上是政府的善举，制定法律去保护自己的人民本来就是国家政府应该尽到的最基本的职责。
如果将政府对人民的保护称为恩惠的话，那又如何定义农民和商人对政府交纳的赋税，这也可以说是百姓对政府的一种恩惠吧？如果政府在处理民事诉讼事件时感觉很烦琐，认为是人民给它的负累，人民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辛苦生产出来的粮食，被拿走一部分作为租税，也是政府给他的负累。
有些问题，我们不能诉诸道理，因为道理是说不尽的，而且所站的角度不同，看法也不同，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非要将其称为是一种恩惠，既然双方互有恩惠，也不必一方对另一方感激涕零，而另一方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这种错误风俗的形成，主要在于人们从开始就将平等的大原则从根本上弄错了。致使因为贫富的差别，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奴役的对象；而政府则依靠自己的势力去压榨民众，损害他们的基本权利。
所以，一个人在生活和做学问的过程中，需要时刻地记住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原则，这是人类世界最为关键的事情，也是安身立命的基础。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reciprocity和equality，即在开篇中我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关系。
4 一心向学才能避免暴政
就我的观点而言，或许有人会觉得我对农民和商人格外偏袒，并且对某些事情的论述似乎有些夸大。但如果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样的论述也能引申出另外一些观点。
依据看待事物的观点和哲学理论，对待他人需根据对象的不同而随时随地改变方式。在过去，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二位一体，并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职责的区分，双方的关系也是建立在一种紧密的约束上面，即政府是人民的代表，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政府的职责是执行法律，而人民则要遵守法律。
在今天，这种约束依然存在。现在日本国内，凡是尊奉明治年号的人，都自发自觉地同政府缔结了契约，表示愿意遵守政府的法律。所以，国家的法律一旦制定或者实施，就意味着必然会对一部分人的行为形成约束，甚至会让个别人的行为感到不方便。
而法律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在修订之前是无法变更的，所以对小部分及个别人来说，或者对于所有的人民来说，都必须小心翼翼地遵守法律，谨慎地对待法律，同时更要尊重法律，这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所在。
但是，社会当中存在很多不学无术的人，他们更应该被称作彻底的文盲，这些人连道理的“理”字甚至都不认识，除了基本的饮食起居之外，其他事务和学问一无所知。因为一无所知，又不知道学习，所以他们比一般人更加贪婪。这些人成为社会当中不和谐的制造者，他们不仅公然欺诈，逃避国家的法令，更不懂得什么是国家和自己的职责，甚至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荣。
虽然这些人有子孙后代，却不懂得如何教导他们，他们不过是既不懂法律也不遵守本分的愚蠢之辈，他们的后人也会继续走他们的老路。
如果他们子孙的势力越来越大，对整个国家将会是一种威胁和隐患。而若想对他们施行有效治理，不能仅用道理来说服，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去倾听，也听不懂。所以，对付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武力进行威慑、镇压，只有这样才能根除社会隐患，否则别无他法。
这也正是有如此多凶暴政府存在的原因之一。不只我们国家的幕府时期如此，亚洲的其他国家自古以来也有许多凶暴的政府。所以，一个国家的暴政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它也许并不只是因为国君和官吏残暴，还很有可能是整体民众的无知和愚蠢所致。
在过去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太多这样的事例，有的人因不辨是非，受到指使去暗杀他人；有的人对新的法律产生误解揭竿而起；更有人使用极端强横的办法，对富有的人家进行伤害，或者酗酒偷盗，这种种行为在一个理性的人看来，简直令人发指。对这些人的治理，恐怕任何人也拿不出一个合理而又温和的好办法，所以唯有施以严厉的政治才能有效控制和解决。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表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想要让自己免受严苛政治的拘囿，他们就必须做到立志向学，只有如此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才德，让自己的地位同政府的地位平等，这也是我们劝学的另一宗旨。